人性意识的价值在新闻传播中的研究成果

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影响，新中国的新闻观念与政治风云、社会变革紧密相连，新闻的社会功能在我国一直得到强调、重视。把传统的新闻观念放到人文主义范畴去考察会显示出其明显的不足。伴随思想解放的潮流，新的时代的开启，人性意识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也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新时期之初，反对政治异化、呼唤人性复归成为普通老百姓和理论界的最强音。随着人性意识在理论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回归，在新闻观念中的回归也成为对现实的一种必然反映。新时期之初，新闻传播的人性意识在理论和新闻实践中都在萌芽和成长。无论是对新闻定义的质疑、创新，对新闻价值的重新认识，还是对媒介功能、性质的思考，以及新闻业务方面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对将新闻看做意识形态，过分强调新闻媒介阶级属性等错误观点的否定，而这一切都与人性意识在新闻传播观念中的萌发有关。

1.人情味成为新闻价值要素之一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界实现了从为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正名到公开地借鉴西方新闻学观点的历史性转变。”[9]“人情味”成为新闻价值要素之一与1980年代初对西方新闻理论的引介不无关系。新闻的人情味或趣味性作为新闻价值评估的要素发端于西方。19世纪30年代，西方进入“大众化”报纸阶段，新闻的趣味性概念应运而生。趣味性概念首先要考虑的是吸引读者，增强可读性。在新闻选择方面，首先要选择读者关注和感兴趣的事实加以传播，其次在报道手法上，要注意写得生动、有趣和富有“人情味”，因而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中强调，人情味是个大宝库，从这个宝库中，报纸吸引了广大的读者。

由于长期以来过分抬高宣传地位，结果导致新闻中趣味性或人情味的地位降低，新闻可读性差，没什么看头。自新闻改革开始，如何复苏新闻的活力，成为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问题。1980年代初，国门洞开，人们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新闻报道和新闻理论，他们发现，无论是新闻报道实践还是新闻理论，新闻的趣味性或人情味都是很重要的因素。“鉴于人情味儿是西方记者和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书里都辟有专篇阐述人情味在新闻中的作用。我们在不致造成误会和影响新闻人物声誉的情况下，也要尽量增加一些有人情味儿的东西，以此来展现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拨动读者敏感的心弦，更好地达到我们的宣传目的。”[10]这段论述带有极强的时代特点，毕竟，对新闻规律和新闻本质的认识才刚刚开始。80年代初曾大力引介西方新闻理论并翻译西方新闻报道的新华社记者黎信在更早的时期就开始关注西方的新闻价值理论，并着重介绍了“人类兴趣/人情味”在新闻价值中的地位，他在翻译麦克·道格尔《解释性报道》中《新闻价值》一章时就涉及“人类兴趣”这个概念：“当主编们说，一条稿件具有人类兴趣时，他所指的就是这种人情味，尽管这条稿件不具备新闻价值的其他任何要素如及时性、接近性、显要性和后果，等等。”[11]

在关注和引介西方新闻价值理论时新闻学界也在反思“传统”新闻价值理论的缺失，这其中，他们要重新认识的一个重要新闻价值要素就是“人类兴趣”或“人情味”。长期以来，在新闻价值问题上，受“阶级论”的影响，人情味一直是被排斥的一个要素，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新闻价值的讨论中，人们开始把人情味作为价值要素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当时，这是理论上的进步，而理论上的进步必然会折射到新闻实践操作中。一些媒体在新闻改革的早期迅速做出了反应：1978年，《黑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在为《哈尔滨晚报》辩护时，旗帜鲜明地，自“文革”以后第一次为报刊的地方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正名；1980年，《南方日报》提出了报纸改革意见，将“指导性与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作为报纸的改革方针和试图重点解决的问题，尤其指出：“前者要进一步加强，后者是薄弱环节，需要努力改进……要努力使它具有共同兴趣，吸引人看。”[12]在这种表述中，重点显然是“后者”，虽然它必须依附于前者，而“共同兴趣”这个概念，已经相当接近于“人类兴趣”这一西方概念。

1980年代初，新闻界对“人情味”的认识确实从西方新闻理论和报道中得到不少启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新闻界还试图从文学中借鉴思维方式和表达手法，以充实报道中的“人情味”。具体来说，新闻要向文学学习哪些具体内容呢？名记者艾丰总结如下：新闻第一要向文学学语言，新闻第二要向文学学表现手法，新闻要向文学学如何勾画人物和景物，新闻记者要向作家学习形象思维，新闻记者要向作家学习把杂乱的素材“编辑”成一个情节和故事的本领（但这是在真实性的前提下）。[13]

无论是受西方新闻理论和报道的启发还是从文学中借鉴表达手法，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使新闻报道脱离空洞的政治说教，把读者、听众、观众的兴趣和需要，作为传者选择新闻事实时重要的参照系数。“‘人情味’成为价值要素，成为一种选择新闻事实的价值标准，正是体现了客观事物对主体需要的满足。”[14]这是新闻传播人性意识回归的开端。但是，初始阶段新闻界的改革仍然带有恢复性质，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的转变是艰难和缓慢的，80年代初对人情味的提倡更多还是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考虑，目的是为了改革新闻报道的政治化、公式化、“八股化”等现状，借以增强新闻的可读性，“见人的角度之所以好，在于它能够引起读者兴趣。见人的报道之所以好，在于它使稿件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15]仅把“人情味”作为增强可读性的一种手段，并没有上升到对主体心理需求的满足和对人性的关怀层面。

2.普通人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

在新闻史上，人情味新闻的出现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一次革命，它把新闻的报道对象扩展到普通人中间，在写法上要求从人的角度写新闻，突出人的活动、人的作用和人的思想感情，写出人间生活情趣。1980年代，随着人性意识的逐渐觉醒，个体意识的不断复苏，人们慢慢从集体主义的意识惯性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新闻界也走出了“新闻人物便是英雄人物、重要人物”的误区，普通人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成为80年代新闻界的一个重要变化。

打头阵的是80年代兴起的晚报和报纸的“周末版”。1980年2月复刊的《北京晚报》在“复刊词”中宣称：“我们的办报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面向群众，补日报之不足，为四化服务。”它的副刊版中有几个小栏目如《真人真事》《大杂院里》等都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内容以反映百姓生活为主。《北京晚报》曾启发了其他报纸的办报思路，如1983年元旦复刊的《成都晚报》总编提到：“《北京晚报》的人物专访为广大读者所称道，值得学习。”[16]《成都晚报》复刊后，将报道普通人作为重要方针，“一年内发表人物专访二百四十九篇，平均每三天刊出两篇。专访的对象，遍及各行各业，大多数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埋头苦干不为人知晓的知识分子”。[17]1984年1月，作为《南方日报》补充的《南方周末》正式创刊，初创时定位为“报道文化生活为主”的娱乐性休闲型周刊。两年后，《南方周末》通过内部的讨论与读者、作者座谈，许多读者对报纸的主打新闻产品提出了批评和新的期待，其中提出了包括“专访的题材还比较狭窄，写影视歌星的专访比较多，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的采访少”的意见，建议“重视专访的新闻性，从重大的新闻背后去找题材，要回答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不要忽略反映普通人的生活……要提高报纸的思想性和指导性”。[18]这是《南方周末》第一次提出“普通人”题材这个命题，并开设了相应的专栏。晚报和报纸“周末版”主要以普通市民为读者对象，在报道取向上不注重传统的政治新闻而偏向趣味性的软新闻，因此对普通人题材的重视是这些报纸的必然选择。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级党报也推出了专门报道普通人的专栏，比如1984年9月8日《人民日报》一版开设《凡人新事》专栏。所谓《凡人新事》，顾名思义，就是“平凡的人，新鲜的事”。设置该专栏，就是要在要闻版上给平民百姓留下一小块新闻园地，提高新闻的可读性，更好发挥报纸的宣传效用。[19]

同时，新闻界也开始把普通人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中的新气象和新进步。在历届的全国好新闻评比中，都有一些此类新闻报道。比如，1979年好新闻一等奖作品：《“光棍堂”引来四只“金凤凰”》（《天津日报》）；1980年好新闻通讯类受奖作品：《会计伢嫌我的油壶小》（《湖北日报》）、《等一等炊事员》（《解放军报》）、《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1年好新闻获奖通讯：《三舅还账》《买缸记》；1982年好新闻获奖消息《十五斤牛肉干成了难题》（《新民晚报》）、获奖通讯《冒富大叔——一位普通社员的风格》（《中国农民报》）、获奖广播新闻《蒋绪章老汉卖菜》（湖北黄石电台）；1983年获奖通讯《妈妈教我放鸭子——记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北沔阳县彭场公社陈惠容的谈话》（《人民日报》），《杨善卿坚持十年办露天英语班》（《光明日报》）等。(www.xing528.com)

这些新闻都是选取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不再是“传统”人物报道中的“高大全”形象，主要是因为人物能够代表党的政策的某个方向，或与典型事实相联系，因而成为新闻人物。这些新闻报道虽然以普通人及其生活为视角和切入点，但往往有着鲜明的宣传目的，如《蒋绪章老汉卖菜》是写老农蒋绪章宁可把菜低价卖给国家，也不高价卖给个人的故事；《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则通过主人公将一个亏损11年的猪场改变为赢利大户的故事来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决策；《会计伢嫌我的油壶小》通过生产队里分菜油这件小事来表现实行责任制前后农村的变化；《“光棍堂”引来四只“金凤凰”》讲的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社员马文志被落实政策后，他的四个打光棍的儿子先后找上对象。从这些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性意识沉睡于记者的新闻思维中，宣教意识依然占据上风和主导地位。不难理解，基于历史上党对媒体的“喉舌”功能的定位，党和政府要求新闻传播配合中心工作，宣传其方针、路线、政策，或通过具体人物“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以训诫并引导群众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传统，以至成为新闻传播者长期以来的“集体无意识”。

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与“传统”的宣传报道相比，已有很大进步。媒体实际上已开始走出单一的“政治教科书”的角色，注重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也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记者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西方新闻理论和新闻报道也被大量引进，记者们渐渐意识到“人，才是新闻的理由”，因此，淡化宣传意识和官方意识，从人的生存和人的情感体验方面对事实作评判的倾向逐渐显露。198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传播在新闻改革的引领下，渐渐“透视出更加注重传播中人的色彩，更加注重自己作为人的传播者的角色，我国大众传媒已开始大规模、大踏步地走向大众，进入‘寻常百姓家’”。[20]

3.典型人物报道中人性意识的回归

之所以选择典型人物报道来考察1980年代新闻传播中人性意识的状况，是因为它是一种具有政治宣传目的的新闻报道模式，比较集中地代表着中国新闻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可以作为观察新时期新闻传播人性意识回归的切入口。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典型人物被当做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宣传手段，支撑典型人物报道观念的是要求党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政治意识，典型人物的脸谱化、政治化成为常态；新时期，典型人物报道的重要作用是提供示范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影响和教育群众。因此，人物往往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道德楷模，成为某种抽象原则的载体；其事件经记者筛选和整合后，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具体的观念或精神，而其普通人所具有的人性被完全遮蔽。新时期以来，针对典型人物报道的批评和质疑比较多。“首先，‘为尊者讳’常使先进人物有拔高之嫌，以致常使先进人物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完全丧失真实性。其次，使‘人皆可为尧舜’成为一句空话，用读者的话来说就是先进人物‘可钦，可佩，但不可学’。最后，拔高了的先进人物往往成为先进人物的负担，使他们失去许多正常、正当的要求和自由，容易造成先进人物的‘个性压抑’，久而久之对榜样的示范作用带来消极影响。”[21]

从80年代开始，一系列要求把典型人物从神坛上扶下来的呼吁不断出现。对这个问题较早做出深刻思考的是1980年的长篇通讯《朱伯儒》，它使原有的典型人物报道模式走了样，写出了现实社会对典型人物的压力。同时，中国新闻界的典型人物报道有许多创新之处，尤其是人们的“典型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破除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的观念，抽象地绝对地把神圣化、英雄化的价值观念强加在典型人物身上，对人的个体自我价值、人性的需要给予了更多的展示和肯定，由此，典型人物开始向人性化的楷模过渡。

1983年获得好新闻奖的通讯——《中国青年报》记者郭梅尼的《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塑造了一位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青年楷模，并第一次真实地披露了张海迪想自杀的往事，展示了人性更加真实的内涵，突破了当时通行的“高、大、全”的人物通讯模式，在众多关于张海迪的报道中脱颖而出。在谈到创作体会时，郭梅尼这样说：“和张海迪长谈之前，我先听了她的报告录音。最使我感动的，是自杀这一段。我想为什么在山东作报告时她讲了这段经历，而一些作者却没写这一段呢？可能是认为一个先进人物有这样的经历不光彩吧。对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看。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我们写了先进人物的缺点，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不先进了，相反，如果处理得好，更能增加她真实可信的程度。”[22]在当时众多关于张海迪的新闻报道中，由于郭梅尼没有回避典型人物“不光彩”的一面，采用了一种更加客观、理性和平实的态度进行报道和写作，这篇报道后来被认为是典型人物报道从“造神”到“写人”转变的关键点。

1982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先进人物报道：《镶玻璃的小伙——记大连市劳动模范、青年个体经营者辛福强》。主人公辛福强虽然是个体户，但他身上的“雷锋精神”却非常鲜明，对五保户、困难户实行减、免、缓收费，远道给人去镶玻璃，客户若多付钱，他坚决不要。出席辽宁省的劳模大会时，他是唯一穿着黄色军大衣和打了补丁的大头鞋的人。1985年，他因胃癌去世，年仅20多岁。同年6月5日，《中国青年报》为他续写报道《跃上人生新高度》，行文仍然是典型人物报道模式：“他将自我的一滴水融入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海中，奉献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平凡的劳动。他就是这样不断地跃上人生的新高度，活在千百万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心中。”1986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再在头版刊登《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同是个体户，辛福强的妹妹辛立荣与他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在对待顾客上，辛福强讲奉献，而辛立荣讲做买卖就是为了挣钱，但不能挣昧心钱，要公平、等价。……在采访辛立荣的过程中，我曾问她：‘你现在已挣了六七千块钱，你打算怎么用它？’她回答说：‘我哥哥临死前嘱咐要还他的医药费。’我说：‘那笔费用，国家不是给你们报销了吗？’她说：‘既然我们已答应哥哥，我们就要做。’听了她的话，我当时很激动。本来我想把这一段修饰为‘个人的事是小，国家的事是大’，可是辛立荣却说：‘我们已经答应哥哥了，中国人是讲良心的，答应了就得办。’我按原来的意思把这话写在了文章中，并得到了编辑的理解。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青年，真正的语言，它比修饰、挖掘强得多”。记者的表述显示出自己已自觉地放弃代言人身份的立场，对“非主流价值观”也给了很强的包容度，对人的个体价值、个人的发展需要给予了肯定。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社会一元化的局面被打破，社会价值取向和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态势，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再允许记者仍然用一种立场、一种价值观去评判多元的现实，而且这种方法也无法契合日益多元的读者需求。随着人们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从1980年代初在青年中开展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中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命题开始，人们对那种完全泯灭个人幸福与发展需要来讲人生观的说教，也开始产生动摇。关于“张华救人的行为值得吗？蒋筑英、罗健夫为什么他们这么年轻就患病去世？”的疑问显示了转型期的人们在以理性和批判的眼光看待典型人物报道。种种因素，使典型人物报道无法回避对真实人性的再现，在新闻实践中，人性意识的抬头多多少少显示出与意识形态本位立场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