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陵之慈禧陵的故事

清朝皇帝为了保护和管理他的祖陵，都会派王公大臣和军队来保护东陵。护陵官员的职能不同，机构也不同。守护大臣属于皇陵的最高领导，负责皇陵祭祀、管理和防护；八旗和绿营属于保卫机构，负责陵寝的安全防卫；内务府、礼部和工部属于办事和管理机构，负责祭祀、祭品、祭礼和维修。这五种机构的总人数不下万人之多。这些人统称为“守陵人”。

在清朝，守陵人过着十分优厚的生活，他们拿着国家发的俸银，吃着国家发的俸米，住着国家给盖的房子，长年累月在陵上当差，不怕风雨，不怕旱涝，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守陵人当时把领银子领米称之为“关银子关米”。同为守陵人，也会因岗位不同而分出贫富来。在东陵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穷八旗，富内府，挨打受骂是礼部。”

清朝皇帝为了让这些守陵人更加尽心尽意地保护和管理好自己的祖陵，对高中级守陵官员在俸银上实行双俸制和养廉银制，使他们的收入更为丰厚，同时在生活上给予很优厚的待遇。东陵守护大臣利用雍正帝赐给他们的银两，建立了相当于今天的银行的“筹备库”和“永济库”，开办了永济当。他们用这些银两购买了数百顷地和许多房子，将这些地和房子出租，收取租银，并将租银存入永济库。年复一年，存银越来越多。他们就用这些银两作为守陵人的福利基金。那么，守陵人都享受哪些福利待遇呢？

皇帝赏赐：皇帝每次谒陵或国有重大喜事，赏给护陵的官员、兵丁、差役银两、布匹等。

老人赏：皇帝多次对守陵人中的七十岁、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赏赐。

红白赏：守陵人家有婚丧嫁娶之事，可以领取赏银。

孤寡养赡赏：对那些孤儿、寡妇、无子女的老人进行赏赐。

关于后两种赏，都有十分详细完备的规定。

为守陵人设立官学和义学，以高薪聘请德才兼优的饱学之士当老师，让守陵人的子弟入学读书。对入学的儿童每月发给衣食补助费，对品学兼优的学生予以奖赏。(www.xing528.com)

守陵人生活的好坏与国家的兴衰有直接的关系。清王朝从乾隆朝晚期开始走下坡路，以后每况愈下。到了道光朝后期，国家经济的不景气还没有影响到守陵人的生活。可是到了咸丰年间就不行了，守陵人的俸饷只能发七成银子，其余那三成改发钞票。由于钞票不能购买货物，所以钞票形同废纸。守陵人的生活开始受到了影响。在咸丰八年（1858）八月曾发生过八旗兵文惠等人闯入衙门闹俸饷的事。朝廷一方面对闹事者进行镇压，一方面采取变通措施，改为银九票一，或银八票二，但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到了同治六年（1867）俸饷只能发放一半。守陵人的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当时的东陵守护大臣载华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米价日增，银价低减，非但兵役不能养赡，即官员亦形艰窘。”载华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守陵人的生活情况。在以后的光绪、宣统两朝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守陵人的生活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糟……

民国期间，守陵人的生活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第四条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由于有了这些规定，包括清东陵在内的清朝所有皇陵的各管理机构都保留了下来，还都是原班人马。陵寝祭祀照常进行。守陵人的俸饷和祭祀所用的开支仍由清朝退位小朝廷继续发放。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又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呢？原来，国民政府没有完全兑现自己的诺言。根据清宫档案记载，除民国元年（1912）按数全部拨给外，自民国二年（1913）到民国八年（1919）这七年中，一般每年只拨给二百多万元，有时只拨一百多万元。过惯了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帝王生活的溥仪小朝廷难以维持他们的需要，于是就靠租房、典当文物来弥补不足。小朝廷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拨给陵寝的经费自然就更少了，守陵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计。经东陵守护大臣镇国公载泽奏请，并得到了溥仪小朝廷批准，将陵寝后龙红桩以内的二百二十五顷四十六亩一分地租给了天丰益铺商，将这项租地钱分给守陵人，作为生活补助资金。又划出七百二十一顷五十亩分给守陵人耕种。由于这些守陵人世代在陵上当差，没有种过地，于是这些守陵人就将分得的地转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至民国十年（1921）设东陵垦荒局，又开后龙内火道荒地七十多顷、前圈至金星山五十多顷招收民人开垦耕种。昔日神圣不可进入的皇陵禁地变成了老百姓自由出入的场所。

冯玉祥像

1924年11月5日，溥仪小朝廷被冯玉祥驱出了紫禁城，并废除了原来的优待清室条件。这样，守陵人彻底断绝了生活来源。而这时后龙内已无地可租可种，只剩下前圈内近五十平方公里的树林了。这片树林清王朝苦心经营了二百多年，仅神路两旁和砂山上的成排成行的仪树就有十七万棵。如果算上海树，有数百万棵。这些树绝大部分都是松树，高耸云天，隐天蔽日。每棵树都有一米多粗。陵寝的树木能起到遮挡风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以壮观瞻的作用，是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历来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陵寝内务府设有“树户”，专门管理这些树木。可是到了1924年、1925年，直奉军队先后进入东陵，对前圈内的树木大肆砍伐，变卖以充军饷。一些守陵官员、地方百姓也趁火打劫，盗砍陵区内的树木。经过几年的疯狂砍伐，几百万棵树木几乎全被砍光，只剩下东山头上二郎庙内外的几棵弯曲不直的古松。这时的东陵各管理机构已名存实亡，守陵人为了活命，有的逃往外地，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外出经商，有的务农种地，有的上山当了土匪，可以说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当然其结局也不一样。还有一部分守陵人过惯了以前的寄生生活，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既不肯种地经商，又舍不得离家出走，整日坐吃山空，靠卖家产过日子。家产折腾光了，就干起了监守自盗的勾当，偷盗陵上物品，拆卸陵上构件，以倒卖维生。还有一部分守陵官员，尽管他们穷得叮当响，还放不下过去当官时的臭架子，丢不下旗人的生活习惯。平日仍头上戴着花翎帽，身上穿着补服袍，嘴里叼着大烟袋，手里提着鸟笼子，这种人过不了苦日子，最后只好等死。有许多守陵人卖儿卖女，有的沦为娼妓，有的成了乞丐。有的守陵人因卖了房屋，没了家产，无处栖身，全家人只得挤到庙里或本系统的衙门里过夜。由于人多，衙门和庙里挤不下，就宿于村边地头的土坑或窑洞内。当时有人描述这一情景说：“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

在日伪统治时期，东陵的守陵人惨遭日寇蹂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东陵一带被划为新成立的兴隆县，在马兰峪设有兴隆办事处（相当于兴隆县政府），计有日本宪兵队、守备队、日本领事馆、警察局、保安队、满洲军、蒙古军、新民会，还建有飞机场；清皇室在马兰峪也设有东陵办事处。真是机关林立，兵如牛毛。当时的马兰峪就像一个小国的首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守陵人更是灾难深重。满洲军二连连长山口正雄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人称“活阎王”，他是日本人，驻在慈禧陵神厨库内。昔日礼部员役宰杀牛羊的省牲亭变成了山口刑讯逼供，残害中国人的杀人场。省牲亭内长期挂着几颗血淋淋的中国人的人头。几天就要换一次。山口欠中国人民的血债太多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愤怒。后来，八路军和地方部队在陵区西面的丈烟台设下了埋伏，用计将山口率领的军队引到那里，一举歼灭了这股匪军，山口这个杀人魔王被当场击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日本不仅对东陵地区进行武力占领，而且还进行文化侵略。千叶弥次郎（简称“千叶”）是日本裕仁天皇的妻侄，是日本帝国主义派驻在东陵地区的文化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东陵地区管理处处长。他在东陵的南大村成立了东陵学院，自任院长，招收中国学员，对他们进行奴化教育，在东陵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44年农历五月初八日我地下工作者乔装潜入马兰峪，将千叶击毙在马兰峪的明盛客栈。

新中国成立后，人人有房住，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地种，守陵人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一向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少数民族的政策，满族作为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待遇。广大守陵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3年成立了东陵满族乡，1958年改为东陵公社。1984年后，守陵人集中的东陵公社、南新城（原为景陵的八旗兵、礼部和昭西陵的内务府、八旗、礼部营房）公社、营房（裕陵、定陵、惠陵、慈安陵、慈禧陵八旗兵营房）公社改建为东陵满族乡，马兰峪高中改称“马兰峪满族中学”。1985年夏季，唐山市民委邀请北京满族学院教授在东陵举办满文学习班，参加人员有清东陵文物管理处职工、马兰峪各乡镇青年和各中学骨干教师。

广大守陵人为了报答党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在各个时期和各条战线上涌现了许多优秀人物，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