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探索文化转向的翻译观

3.7.1　“文化转向”的翻译观

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许钧2002)。文化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萨丕尔(Sapir)在《论语言》中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语言按其本质是文化的。”语言文化层可概括为:物质文化层、典章制度层、行为习俗层、心理活动层(刘宓庆1999)。从广泛意义上讲，“使用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这是文化的共性。在交际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用语言去完成文化行为。而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以全球多元经济和多元社会形态发展为导向的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为翻译学提供更新的文化翻译观念和方法论。翻译行为及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原语的文化与译语的文化系统是相互交织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翻译的目的、文本的文化解读、文化与意义的关系、语义文化和篇章文化的诠释、文化的可译性、文化的表现和文化的价值论等等，并在语言信息的解码中传递文化信息，将原语文化中的符号转换成译语文化中的语言符号。刘靖之先生在《文化翻译论纲》序言中指出，缺乏文化元素的译文等于缺乏了灵性的翻译;文化元素包括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的修养、理解以及而引致的气质和风格。刘靖之把译文看做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的文化背景+原文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文化翻译要达到文化的信、达、雅。

翻译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语言转向到70年代前后开始的“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研究出现新的倾向与突破。当代译论中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界对译语文化因素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体现从文化层面对翻译的整体的思考，更注重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解码，注重翻译与译语的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把翻译纳入跨文化交际行为来研究。文化学翻译中，勒菲弗尔对制约译者操控翻译过程的文化因素所做的论述相对来说最为系统。而译者的文化关联顺应能力在文化翻译中起关键作用。建立以译者为中心的文化关联顺应与选择模式，可以发挥译者的能动性，建立起原语与译语文化、意义的本质联系，建立多层的、多维的文化关联，使译语最大限度地顺应翻译过程所涉及的语境，获得最佳的顺应性语言选择，使译语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等维度体现原语的高度一致性。

翻译传统上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做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相对忽略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与人文性，忽视了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权力等差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解构主义的出现，语言逻辑主义被淡化或破除，以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等原因，翻译研究开始深入到文本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发掘。这引领翻译研究者探讨如何处理和对待文化差异的问题，翻译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翻译的文化论。(www.xing528.com)

从文化范式的角度探讨文化翻译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埃文－左哈尔(1978;2000)、巴斯奈特(1980;1990;1999)、勒菲弗尔(1992)、图里(1995)、赫尔曼斯(1999)、尼兰贾娜(1992)、斯皮瓦克(1993)、西蒙(1996)、韦努蒂(1995)等。他们从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等学科把文化纳入翻译研究的整合过程去探讨文化翻译。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于1990年合著《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提出了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巴斯奈特提出，翻译研究方法应该把翻译单位从人们所接受的语篇转移到“文化转向”(Theculturalturn)。翻译研究中的这种转向可追溯到外语教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以拉多在1957年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为标记。实际上，德国的弗米尔已意识到翻译中文化的地位，他指出:总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译者应精通两种或多种文化，由于语言是文化内部不可分割的部分，译者也要相应地精通两种或多种语言。其次，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廖七一2001)。这打破了传统的翻译研究观念，把翻译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学者王佐良(1984)、柯平(1990)、杨自俭(1994)、王克非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文化的翻译。“文化转向”强调:(1)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对象，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以文化为翻译单位，在翻译的过程中使原语文本在译语的文化里发挥在原语文化里一样的功能。(2)翻译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一种文化交际的行为。同时翻译分为文化内翻译和文化之间的翻译。(3)翻译应注重对原语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4)权力、社会意识形态、政治、赞助人的力量、历史、诗学等被纳入文化转向研究的大环境下，强调这些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尽量在译语文化中找到与原语文化对等的功能。文化翻译观的提出，使翻译的单位从词、短语、句子、语篇最终转移到文化功能上来，要求译者使原语和译语在相应的文化功能上等值。巴斯奈特所强调的文化转换主要针对文化个性的冲突给翻译所造成的问题，她把文化翻译作为翻译的目标和单位正好跳出了传统的翻译方法中的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把翻译纳入更宏观的研究范畴，让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与翻译的关系成为了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多元系统理论代表埃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活动由译语文化的各个系统所决定。图里认为，翻译活动应被看做有文化意义的活动，译者首先是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使翻译完成社会赋予的任务。“文化转向”还涉及女性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翻译论。

“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从译语本位观中解放出来，让其以文化通观的态度穿梭于异质文化的分层系统，建构起崭新的文化世界，突显出跨文化共通的译学规律。文化翻译观的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文化是翻译操作的对象。但我们看到，语言与文化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的翻译活动都是被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话语实践所规定。翻译活动中，译本与原作、译者与作者之间的等级权力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文化概念的阐释受制于翻译带来的各种摆布和歪曲，并受制于多元文化和多语言化，而歪曲的本质和特殊倾向性本身受制于社会制约。同时，译者的观点不是完全价值中立，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平等，社会上的各种权利渗透其中，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可见，翻译活动中的文化立场、译者的目的、译者的偏见等都会在译本中留下痕迹，文化转换实质上不是那么的纯净。我们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其他“转向”，如哲学上的语言论转向等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翻译研究深化的过程。但它仍不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这种“文化转向”首先发生在文化人类学领域。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楚地反映了翻译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吕俊2004)。这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转向”的本质。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与语言关系密切同样不言而喻，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转向”的提出并没有把译者放在关注的焦点上，没有详细解释译者背后的总的原因，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及转换机制只是经验式的触及，而无理论上的提炼。为此，我们将引入文化关联顺应的翻译观，发挥译者为中心的优势，避开原语取向和译语取向的“两个极端性倾向”，从“原语——译者——译语”三元关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的“译者视角”来考察译者在文化翻译中的主导行为，使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层面获得最大的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顺应翻译的目的与翻译的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也就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4)。在整个跨文化的活动中，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原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以及对原语所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原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原语高度一致的文化原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