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探索翻译批评新视角

6.5.1　翻译批评研究的新视野

翻译批评指参照一定的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包括对翻译现象、翻译文本的具体评价，也包括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手段、作用、影响的总体评析。它涉及分析原作，了解原作者的意图和功能;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方法及其针对的读者对象;对比原文;评价译作在译语文化或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等等，强调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翻译批评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翻译质量，丰富翻译理论，促进翻译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其意义是深远的，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现在的翻译批评存在一些问题，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多为“随感式”、评点式的微观对照，对翻译批评内部系统(即翻译批评内部的要素)和外部系统(即翻译批评与相关理论的关系)研究不够(邵成军2003:59)。随着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文化转向，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理论建构更是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我们回顾杨晓荣教授在其论著《翻译批评导论》对翻译批评研究所做的总体论述:以翻译批评的感性和理性、方法论与翻译批评作为基本理念贯穿全书，将要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分两部分来讨论。第一部分以本体论为基础，力求廓清与翻译批评有关的各种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为翻译批评研究，即标准论，从认识和观念入手，梳理翻译标准问题的方方面面。杨教授在“翻译批评理论探索”中介绍了全书的两个基本理念:“感性与理性”和“方法论与翻译批评”。“翻译批评或评论是要讲道理的，而且要讲得有说服力。一般而言，说服力来自两种力量，一是逻辑力量，一是感情力量。前者体现在论证严密、材料准确等方面，可称为理性力量，后者体现在语言感染力和内容的道德等方面，可称为感性力量”。杨教授认为，感性化与理性化并不是两条决然对立的途径，二者是相互渗透的，而且我国翻译批评的理性化亟待提高。关于方法论的论述，理性化应体现在论证的过程，而方法论是解决论证问题的。方法论的方法分为三个层面:最高层属哲学范畴，适用于所有研究领域的一般性、普遍性的方法;中间层为跨学科方法，适用于某一类科学的方法;第三层为适用于某一种具体学科的个别方法。翻译批评作为翻译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要理性化发展，必须要考虑这三个层面的方法。

翻译批评被定义为“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同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杨晓荣2005:3)。关于翻译批评的性质，她讨论了翻译批评与译作鉴赏、文学批评与翻译理论的关系，翻译批评可看做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而翻译理论是翻译批评的基础，翻译批评属于应用翻译研究下的研究范畴。翻译批评可以根据批评的对象进行分类，例如从翻译定义范围上、从翻译方向上、从作品体裁上进行分类。翻译批评有其基本的原则、目的和功能。该书总结和归纳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家主要翻译批评的论述，包括以散论式和较为完整的方式提出的翻译批评原则，包括姜治文、文军、孙致礼、郑海凌、许均等学者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批评的“三原则”，并论述了翻译批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提高翻译批评的客观性的途径:态度、标准、方法三方面要客观。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和参照系直接影响到翻译批评的可靠性。翻译批评的有效性是有据可依的，那就是翻译批评的参照系，它们是批评主体、批评客体和批评的参照系三要素。不同的批评主体有形式不同的批评类型:双语专家式、读者反应式和译者互评式，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三种模式中的专家、读者和译者都应发挥作用。当然翻译批评者应具有一定的素质和理论修养。翻译批评的客体主要是译作或围绕译作的各种问题，而批评的参照系为原作、读者反应和理论依据。

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翻译批评的层次与方法。传统翻译批评分为三层说:形式、语义和风格层;许钧的“思维、语义和美学层”;吴新祥、李宏安的“立体语言学”三层次说。张泽乾在吴、李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简明的“表层、浅层和深层说”;刘宓庆提出的审美再现层次“模拟式审美再现(低层次)、对应式审美再现(较高层次)和重建式审美再现(高层次)”以及吕俊、侯向群融合形式与内容的五个层次说:声音层、意义单元的组合、再现客观层、图式化观相层和行而上质层;范东生的文化翻译层:文化表层交流和文化深层蕴含的转译。作者提出，翻译批评层次则可大体分为表层或浅层批评和深层次批评两种类型，前者指技巧性批评，后者是理论性批评;翻译批评的方法主要有:印象式批评方法、综合性批评方法和文本分析批评方法。

翻译批评是有据可依的，它与翻译标准密切关联。翻译标准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何为翻译标准这个问题成为翻译界讨论的问题。杨教授就翻译标准的核心问题做了归纳，并回答了(1)译文和原文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的关系?(2)如果说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或者说译文和原文之间必须建立某种联系，那么“忠实”或者说这种联系的性质是什么，限度又是什么?同时对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做了区分。根据侧重、起源、理论特征及影响程度，有关翻译标准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五种:(1)源于翻译经验和写作理论的信达雅与三原则;(2)源于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是神似、化境与文学翻译创造性理论;(3)以多学科理论为基础的对等论;(4)以跨学科流派思想为基础的功能主义翻译标准论;(5)以哲学观念和哲学方法基本特征的翻译标准论。该书还专门讨论了翻译的行业标准，而翻译标准的哲学观是:翻译标准的中和之论、辩证之论、多维动态之论和实践之论，从哲学的高度探讨翻译标准。(www.xing528.com)

翻译标准可五花八门，有待学者进行深入系统地探索。杨教授从哲学层勾勒出哲学意义上的翻译理论框架;针对常规标准“忠实、通顺”的二元进行探讨，同时进一步回答了两个翻译标准的核心问题，进而探索翻译标准二元对立的性质，认为以一种协调、平衡的“第三种状态”观念消解和转化“二元”对立。那么，翻译标准的依据是什么呢?那就是“条件”。有条件即有标准，条件明确则标准明确。“条件”和“第三种状态”有其语言学理论基础、运用的语境，在众多的相关因素中寻求一种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在明确翻译标准、翻译批评标准以及制约因素、相关因素、条件、参数概念的前提下，研究语境干涉的因素、对等的参数，以及各翻译学派例如阐释学、交际理论、目的论等提出关于接受、目的与文化等制约因素，并对“文化转向”思潮下的制约翻译过程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例如分析了赞助人、诗学观、意识形态等，归纳了图里、切奇斯特的规范论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制约因素。作者梳理和评述了各翻译理论对翻译标准相关因素分析的四种类型:基于文本，基于外部因素，基于过程和基于问题的模式，进而建立起自己的基于过程的综合性模式，对翻译批评及其相关制约因素做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综合。

翻译批评标准经历传统的思路和现代视野。我们应有综观的理性的视角，研读中国传统译学要全面、准确，要在充分认识传统译学和传统译学中的翻译标准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丰富和创新，树立新思路、新视角，建构新型的翻译标准、翻译批评标准与体系。例如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重视接受重视译者的作用及译语文化因素等，更重要的是要协调翻译批评相关因素——翻译标准的中和之道——中国哲学思想的最佳诠释。

《翻译批评导论》通篇思路清晰、脉络清楚，两个基本理念:“感性与理性”与“方法论与翻译批评”贯穿其中。杨教授梳理并合理评述了各翻译理论对翻译标准相关因素、翻译批评的制约因素，提出自己的翻译相关因素及制约作用分析模式，认为“这一模式是基于过程的，体现一种系统化的努力。它充分反映和处理动态翻译过程的各要素，例如原作、译者、译作和读者相关的因素，而其系统化更对建构理性化的翻译批评建构起着关键作用，因为“系统化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化，一种理论意识，这是研究得以继承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或批评，或修正，或将其推翻以出新，就都有了一个出发点”(杨晓荣 2005:190)。其意义在于指出了开展翻译批评活动的科学方向。这正是作者所完成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该书从宏观的视野归结了传统和现代的翻译批评:“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单一学科途径虽然在某些方面能使研究更为深入，但在翻译标准探讨上确实有它的局限性，我们希望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标准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形成一种重视相关制约因素、重视协调与平衡的翻译标准思想，或许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翻译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并因此而使翻译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的翻译批评标准，其基本特点应是:多维度、综合性、描写与规范相结合。”(杨晓荣2005:202)。

我们从哲学的高度探讨翻译批评，这样使翻译批评更趋理性。哲学思想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哲学作为科学手段研究翻译理论是深化翻译理论、建构理性的翻译学的必由之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哲学方法探讨翻译理论问题，涉及思想方法和观念的变革，从多元化、动态观，到系统性、综合性原则，从辩证的翻译观，到相关因素之间的协调，呈现出一条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杨晓荣 2005:viii)。就翻译批评研究而言，一些学者曾运用哲学的视野探讨翻译标准，如郑海凌先生的“中和”的文学翻译标准。刘宓庆先生(2001:513～528)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批评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提出翻译批评的新观念。杨晓荣教授强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中和”、“中庸”是对翻译批评的最佳诠释。辩证的对立统一规律强调的是运动和转化，体现了相关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其前提和结果也都是相依相存的统一和协调。因此，翻译标准探讨的中心应是这种协调得以产生的条件，即对翻译标准起不同程度制约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以及这些相关因素的作用方式。杨晓荣(2005:145)认为，具备了正确的哲学观念，才能理解翻译研究中“协调的艺术”;和谐、协调、适当、适中的思想可以作为翻译的标准，但需要具体化;并提出翻译标准的辩证论、多维动态论、实践论。无疑，我们有必要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标准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重视相关制约因素、动态、多元的翻译标准，视翻译批评为一种理性平等的社会交往，避免两极或多极的矛盾，真正实现翻译批评目的。

杨晓荣教授从综观的视野合理评价翻译批评的时弊，跳出文学翻译批评的圈子，从多维层面、宽阔的视野探索翻译批评标准与翻译批评的制约因素，提出科学的翻译批评操作观和发展观。西方更注重批评的理论指导和建树，已经出现几种比较系统的翻译评价模式，每种模式都有一定的理论作支撑。我国翻译批评总体而言理论建构意识淡薄，多属于浅层次技术性批评，挖掘不够深入;二元对立;批评模式概念混淆，不分译者标准与评价标准或批评标准;其视野狭窄，拘泥于文本和语言而不注重翻译的外部作用和影响，较少关注翻译批评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思想功能，缺乏西方批评传统所具有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本书中得到全面、深入和较理性、系统地讨论。翻译批评是一种科学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为依据和支撑，必须依据翻译理论以及相关的语言学、文艺学和文化理论等等。我们应把翻译批评思想由“想象式的漫评，求误性或浅表性的评价”推向科学性的翻译批评，应运用语言学、文化学等科学理论对译作进行分析与评论，注重理论，注重分析，注重整体，注重言之有据，主观感想式或印象式的翻译批评转向系统理论化翻译批评。正如作者所言“就翻译批评而言，负责的、有效的批评必然十分注意实事求是，注意避免静止的、孤立的片面性观念去分析问题，这就体现了对思想方法的讲究。实际上，翻译批评必须讲究方法，不论是思想方法还是科学方法”(杨晓荣 2005:viii)。面对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及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翻译批评同样趋向多元化、动态化，更加关注人的审美情趣的多样化和作者、读者和译者这三个主体间的关系，如何在这种变化中把握翻译批评的标准，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科学公正地进行评价，以便对译文做出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价。《翻译批评导论》为我们展现:翻译批评应该拥有开放的批评视野，注意整体与局部的结合，树立科学的批评精神，只有在能解释翻译操作环节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翻译批评才具有科学性和建设性，这是翻译批评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