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中国思想的探索

1.1　中国语用学思想

中国语用学思想源远流长，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89年起设立了“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运用国外语用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汉语语法和语用法，部分成果见《语用研究论集》(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中国社科规划课题“中国语用学研究”课题组(1996)发表了他们的“语用学和中国语用学思想”，指出中国语用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语用学思想，包括理论语用学研究和应用语用学研究，如中国古代《易经》的语用推理，辩学、名学、表达和释义理论、谬误论等语用学思想以及中国当代的形式语用学、描写语用学和应用语用学思想。文旭在其《语用学思想溯源》一文中指出，总体上而言，古代中国没有完整而系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用学，但远在先秦，语用学思想就已孕育，并作为百家争鸣的工具。如《易经》中的语用推理，诸子百家的“辩学”、“名学”、“表达和释义理论”以及“谬误论”等都具有浓厚的语用学思想色彩。三千年前，先哲们就写出了极富哲理的卦辞和爻辞。《易经》，即《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占筮书。占筮者根据卦象和占辞并结合问卦者相关的情景来预测事件的吉凶祸福。这种推理，实际上就是语用推理。《易经》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部关于语用推理的书。在易占推理中，语境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可以与卦符和筮辞相结合共同推导出结论，而且有时候还左右结论的性质，决定结论的肯定与否。易占推理中的语境包括占域、问卦者、时势、背景、易者等诸因素。《周易·家人》还提出“言必有物”，强调言语活动要遵循一定的语言使用的原则:人们在运用言语时，要求有充实的内容，反对空洞无物;要求有条理、有次序，反对杂乱无章，没有分寸。

辩学是中国古代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辩学其实涉及的是语言使用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辩论之风盛极一时，如邓析的“刑名之辩”，墨子与公输般的“攻守之辩”，公孙龙的“白马之辩”，惠子和庄子的“濠梁之辩”等精彩辩论。随着以辩论推理为主要内容的语用推理的研究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古代语用推理的辩学理论。对辩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名、墨两家，他们的基本特点是“立足于逻辑本身来讲逻辑”。名家好辩、善辩，而且有一套辩论的理论。名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符号学家。墨家是辩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墨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逻辑学专著，辩学的经典。墨辩系统而详细地讨论了辩的目的、作用以及方法等问题。“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著名思想构成了墨辩语用学的主要框架，譬、侔、援、推都属于语用推理的范畴。墨家还涉及言语行为等语用问题，注意到从言语的整体性来考察名辩的问题，通过言语可以了解说话者所要传达的意思;辩论的准则在于论述的理由充分，论述的恰当，即“辩胜，当也”。“当”表示话语的“适当性”——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除名、墨两家外，儒、道、法等各家也有自己的辩学理论。儒家孟子有“好辩”之称;荀子明确主张“君子必辩”，发展了“辩说”的推理和论证的理论。道家的老子认为“大辩若讷”，又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庄子主张“大辩不言”，认为“辩有不辩”、“辩有不胜”，唯有“止辩”。法家韩非子也认为“辩无用”，反对“辩士繁说”。这些辩学理论都体现出一定的语用学思想。

名学是研究名、实(形)关系的学说。名实关系，可以看做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名实相怨”，“处士横议”，一场“名实”之争热闹非凡。儒家是正名学说的代表。孔子主张以名正实，提出了著名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语用学思想。孟子则认为“正人心”、“放淫辞”、“知言”。荀子主张“名实相持”，“循名实而定是非”，反对“擅作名以乱正名”。《正名篇》是荀子的名学专著，是儒家正名思想的总结。墨家的“正名”强调要分清彼此，准确贴切使用语言。《墨子·经上说》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所以谓”的意思是“用以作称呼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能指”，也就是名;“所谓”是指“所称呼的事物”，即“指称”或“所指”。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也讲正名，其观点与墨家相近，强调一个名(符号)使用得正确与否就在于它能并且也只能对应于一个确定的对象。法家也接过了孔子的“正名”口号，但法家与儒家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强调“以实名”。韩非子反复论述言语必须符合事实，这一观点很接近格赖斯“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

诸子百家的名实之争进一步发展成“言意”之辩，或曰言、意、象关系的争论。言即言语，意即意思，即“形于外者”。《周易·系辞上》论及了这三者的关系:“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人们一般都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墨家、荀子等人都秉承“言不尽意”的观点。道家的庄子在论述言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了两点重要的语用学思想。其一是“意之所随”的问题。庄子说:“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这里的“意”指的是语言直接表达的意义，而“意之所随”则指“言外之意”。庄子认为，“意之所随”是语言所不能直接表达的。另一个是“得意妄言”的问题。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外物》)。这句话表明的是(1)言语是表达意义的工具，但言语本身并不是意义;(2)理解言语的目的在于理解意义，如若固守“言”，就难以掌握意义;(3)人们通过言语一旦掌握了意义，便会从记忆中丢失言语中的具体词语，只保留其大意。“言意”之辩涉及交际中话语的表达与理解问题，因而属于语用学研究的范畴。(www.xing528.com)

谬误论也属于语用学的范畴。由于语形谬误、语义谬误都是应用中的逻辑错误，所以也具有语用的性质。先秦时期谬误论的研究以墨家最为突出。谬误或诡辩在《墨经》中称为“过”、“悖”、“罔”;又叫它“狂举”、“不当”、“不可”。例如，“过名也，说在实”，“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非诽者悖，说在弗非”，“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等等。“举”是墨家语用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墨家要求“以名举实”(《小取》)，并进一步阐述“举，拟实也”(《经上》)，就是说，一个名要求能举出实的特殊的足以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性质。而狂举却与此相反，它不能列举出对象的特殊属性，这样就不能区别出一个类，更无从据此进行正确的辩说。在辩论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出现狂举，就可揭露其谬误，使己方获得胜利。儒家荀子的“三惑”即“用名以乱名者，用实以乱名者，用名以乱实者”，他讨论了“乱正名”的诡辩的三种谬误。同时，法家韩非子的“矛盾”说也影响至今。

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范畴，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上”就是指宇宙的来源问题，中国人叫做“道”，儒家思想叫做“天”，“天道”就是本体论。“形而下”是讲宇宙万物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面对新的哲学转向，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主题、哲学研究的方式以及哲学著述的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的中国哲学在与西方哲学的相遇中，顺应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在相当程度上追随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和唯逻辑主义，拘于以单一的概念符号和死板的逻辑形式套套来重建中国现代哲学。其结果只能是把中国传统的哲学转化为一个无语境、无意象、无情感、无生命力的空架子。在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影响下，导致了“我们在纯哲学方面、思想方面，则是非常贫瘠，大部分的著作，可以说还没有摆脱诗人感兴式的玄想与逻辑家形式思想的窠臼”(林毓生，1988: 329)。于是，中国哲学的语言转向走入了西方哲学第一次“语言转向”中的陷阱而未能进入第二次“语言转向”，即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其实，中国哲学的语言转向应为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在汉语言学术界里，从20世纪50年代起，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就努力提倡研究自然语言逻辑;70年代以后，许国璋先生开始介绍国外关于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研究的成果。不少海外汉学家和华裔中国哲学家也成为中国哲学“语用转向”的先觉者。美国汉学家陈汉生(1998)先生认为，可以把语言划分成语形(语言实体的相互关系)、语义(语言和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和语用(语言跟使用者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三部分。我们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为中国思想很少关心语义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不少学者例如傅伟勋(1989)、杜维明(2001)提出了中国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而且还尝试性地引入了现代西方的一般语用学、哲学语用学、“普遍语用学”和语用逻辑等，对中国古代哲学及其名辩学进行了比较和融通，以试图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提供方法论上的新方向与新思路。

处于中西方哲学互动情境的语用学转向，张斌峰(2002:152)认为，我们必须基于“生活世界”来重建中国哲学，从“语用学转向”来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与名辩学思想;使中国哲学研究由盲目崇拜西方逻辑思想的形式抽象走向语言交往中的具体情境;由单向的语形分析走向新的语用综合;由事实的世界走向生活(生命)的世界，去关注“人”及其和谐环境;由客观物境取向转向主客观交融的生命情境。所谓中国哲学中的“言外之意”或“意生境外”就是人的精神生命(人)与自然(天)相融合一，由此达到对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的审美悟解，主客体融为一体，注重生命构成的要素“形”、“神”、“气”，社会层、天人层、自然层的和谐。要真正进入中国哲学的终极视域，我们必须进入形成中国哲学或构成其内在生命世界的人文情境之中，在合乎中国哲学生成的情境脉络中，体悟其身临其境的意义，并通过创造性的运用，来掌握“对象主体”所蕴涵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真实，探索它的真正本体，使中国哲学能够在现代生活情境中，获得新的理解、体验和诠释。再者，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是对中国古代名辩学思想的新诠释，它致力于价值评判和道德理想的人文思想的逻辑研究，或者说，它主要是论证人文价值合理性、真诚性、正当性、审美性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的哲学与逻辑。语用学转向还将意味着，我们得逐步摆脱对中国古代哲学做简单的范畴化、形式化或纯粹抽象化的语形建构，而转向情境化的语用学，关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意义的性质、真理概念、言语行为等问题，把中国哲学视为一种生命的意会活动、生命的实践与生命的智慧。其基本任务就是通过突破西方科学之认知理性、形式逻辑的泛化及其以形役意、自我与生命意识之流的禁锢，进而深入汉语言哲学的文字与符号之源，突出汉语言符号使用者的意识之流，充分展示汉语言的表意性、象征性、流动性、否定性、重叠性、颠覆性;通过汉语的“音、义、形”三者合一的特点，挖掘汉语言文字所载承的价值的原始性与开端性，以力求重获汉语言和汉字词语的表述力量，体现“意”“象”融合、“用”“言”融合，重拾汉语失落的人文精神与语用意义。

在中国语用学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将语用学的研究与汉语结合起来，目的在于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用学思想。在引进的过程中，学者们一方面着眼于语用学或语用规律的理论性探讨，另一方面，特别注意语用学在汉语研究中的实际运用。中国的语用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学术著作包括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8)、《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当代语用学》(2002)，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2002)，陈宗明的《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熊学亮的《认知语用学》(1999)，左思明的《汉语语用学》(2000)，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2000)，姜望琪的《当代语用学》(2005)，冉永平等的《认知语用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