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研究：探索中国传统翻译美学

6.3.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做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西方，译论的萌芽首先依附在哲学美学上，持续达1800多年，可以追溯到西塞罗到马汀路德和歌德时代，以辞章美学论翻译。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以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开始的。王宏印(2003:220～221)认为，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 2005:59)。我们认为，“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圆满调和”的统一始终贯穿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其他美学命题、美学思想与方法论。在中国译学的美学中，包括“信达雅”美学观、“神似”与“形似”美学观、“化境”美学观等等。但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晚期(王宏印 2003:227)。

中国的传统译论约始于1700多年前的佛家经书翻译。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始终如一的理论基础(王宏印 2003: 6)。翻译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只有从哲学高度才能真正地解决翻译问题，那么，对翻译活动或是翻译产品的理论研究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美学理论的影响。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联姻。这些译论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有显著的文论色彩和美学特点。相传我国最早的译论出自三国支谦撰述的《句法经序》，他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这些思想涉及翻译的哲学本质问题、翻译美学问题，如文与质的关系，翻译标准等翻译观: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今传胡义，实宜经达。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这些关于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的概念范畴皆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学美观。在中国传统译学美学中，哲学－美学思想为发展的主流，“文质相称”与“圆满调和”的统一为中国传统译学的主流。文与质的命题源于《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的审美境界是“文质彬彬”。那么，到了玄奘，这一主流审美翻译目标得以完善。他提出了“求真喻俗”的翻译标准与审美价值观。这体现中国中庸调和的哲学思想。这种“和谐”所折射的审美规律和审美标准对当今的译学理论与翻译批评仍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译论在此主流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许多的美学审美原则或审美观。例如“形神论”最早是从哲学领域提出来的，是先秦与两汉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管子》的“精气”说可以说是形神论的雏形。《管子》在解释人的生命时说:“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管子·内业》)认为人之生命乃精气与形气相合之故。人乃“神”“形”的统一体。《淮南子》继承了《管子》的“神”为精气的理论，明确提出“以神使形”即“君形”的美学主张，奠定了艺术形神论的理论基础。近代翻译美学的“神”可以推至到1894年马建忠的“善译”。他提出“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两年后，严复提出了“信达雅”，“译事三难论”。“达”是为了“信”，“信、达”要统一，“雅”是译作的文学艺术价值，是为了“达”。马建忠的“善译”和严复的“译事三难”在“信言”与“美言”，“内容真”与“形式美”的辨证关系中，都在我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思想范畴中。严复之后的翻译理论都没有超出美学的范围。林语堂较早提出“翻译即艺术”讨论翻译的审美主体、审美的客体与审美心理论;朱光潜的翻译哲学美学强调“貌合与神似”;矛盾强调翻译“神韵”说;郭沫若的文学翻译的“风韵译”;朱生豪重视的“神味”和“神韵”说;金岳霖呼吁的“译味”;陈西滢从美术创作中和临摹中悟出了翻译三境界:形似、意似和神似。傅雷以自己的艺术素养和翻译实践，结合西方思维方式和美学审美情趣，总结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将翻译与美学结合起来。钱钟书以林纾的翻译为对象解释翻译从“译、诱、媒、讹、化”的过程，认为翻译艺术的极致境界为“化境”，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境”。许渊冲先生归结前人的美学思想而提出文学翻译的“美化之艺术”。“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

中国传统译论沿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方法论，为此，其美学方法论也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刘宓庆(2005a:77)提出中国哲学－美学的显著特点为(1)概念模糊性，例如“神似”中的“神”和“信达雅”中的“雅”。何谓“神”，何谓“雅”，真是见仁见智了;(2)重表现，注重审美的表现形式，例如文与质、情与采、形与神、雅与俗以及传神之美、自然美、典雅美、简朴美、音韵美、意境美等;(3)重悟性的思维方式与思维风格，视翻译运作为“顿悟”的过程，例如马建忠的“心悟神解”、严复的“神理融会”、傅雷的“深切领悟”等。王宏印(2003:228)论断，许渊冲的“三化”方法论，即等化、浅化、深化，指化为原作者用译语的创作，是传统美学思维的极度简洁。中国传统译论美学呈现出不是对客体的反应，而是对客体的评价;不是给美和翻译艺术的属性以客观的美学解释，而是给以主观的美学规范。中国古典哲学整体观和汉民族的综合思维优势使汉语逐渐朝着显著意合特征的综合性语言方向发展。汉民族的综合思维和模糊思维往往伴随着整体观照及汉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彼此之间互为解释、互为补充因而交相辉映，共同融合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中。

王秉钦(2005:4)认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是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的: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矛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此外，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金岳霖等在翻译美学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王宏印认为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糅合其他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否已经形成了体系或者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至少，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王宏印(2003:230)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提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先生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www.xing528.com)

就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建设而言，出现了宏观和微观理论建构的专著。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中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诸手段。该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作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对翻译指导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层面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原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译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 2002;王树槐 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 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 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 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 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研究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 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 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 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 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 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 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 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汀慧艳、窦成君 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 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研究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这些研究包括:“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 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 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 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 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 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 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 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 2000)，等等。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自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论文网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和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2003:230～232)认为，中国现代译论的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璧”。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教授(2005:345)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我们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学、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和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曾文雄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新视野。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地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地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提高。中国的语用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