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对当代精神家园构建的重要意义

论《周易》对当代精神家园构建的意义

郭文成

一般来说，《周易》哲学包括秩序谨严、生生不息的宇宙观;阴阳对待、物极必反的变易学说;仰观俯察、“穷理尽性”(《说卦传》)的认识论;“圣人成能”、“裁成辅相”的主体性思想;顺天应人、“保合太和”的管理思想;仁义诚敬、刚柔相济的道德主张;自强不息、乐天休命的人生哲学;参赞天地化育、德侔日月光明的超越理念等。这里作者试图在当代精神家园构建上看《周易》的意义，但在探讨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两个基本语词的界定:

何谓《周易》?《周易》起初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到春秋战国出现了对《周易》进行系统阐发的《系辞》等七种作品，后人总称之为《易传》。至汉武帝时，《易》被尊称为“经”，而后西汉易学家费直把《易传》与《易经》合编在一起，形成后来的通行本《周易》。由此，《周易》有广狭两义，狭义是指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由“乾”“坤”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题、爻辞构成;广义则包括狭义《周易》和《易传》，在此作者取广义。

什么是精神家园?先看家园，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家居、家庭、田园、家乡等，家居是可供居住的建筑物，如庭园建筑(物质性);而家庭则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共同体;田园则是人生活的大地，如山水、风景之类;至于家乡，它是人出生、童年时代生长的地方;这些都相关于家园，但不是家园。家园是人所来之处，也是人所归之处。故家园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具体论述请参看彭富春先生的《人的家园》一文，见《哲学与美学问题》)。因此，精神家园就是就家园的根本意义而言，是人的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界定之后，我们要问的是:《周易》精神与精神家园有什么关系?当代精神的困境何在?《周易》又在何种意义上应对此问题?在这种追问中，《周易》构建当代精神家园的意义也就显现出来。

一、《周易》精神:天人合一

如众所周知，《周易》哲学的核心内容表现为:生生之谓易的重生思想，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独立不惧的人格尊严，乐天休命的精神家园，与天地合德的超越境界——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如张岱年先生就此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点可以看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1］

那么，《周易》到底为中国人营造了一个怎样的精神家园呢?简言之，《周易》所营造的是一个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世界，其核心精神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

“天”是什么，“地”又是什么?《周易》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对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体上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空间，与天文学、宇宙学有关;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气层，与气象学有关。特别的是，《周易》在谈到“天”之诸现象时，都与生命现象有关，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天地变化，草木蕃”。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则常常以“天”代表天地，即代表整个自然界。在《周易》看来，天地间万物皆统之于天，地与天相辅相成，不可缺一;但地毕竟“顺承天”，因此，天能够代表自然界。地与天相对而言，指人类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没有任何一种生命能离开大地，天地被易称之为“易之门”、“易之蕴”，从这个意义讲，《周易》就是讲天地自然界的。正如《系辞上》所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2］

《周易》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乾卦之《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之《彖卦》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生成于地。因而《说卦传》将乾坤二卦视为父母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这里的“父母”是讲人与自然界的纯粹关系，不是讲人类自身的血缘关系。在《周易》看来，人与自然界本来是统一的，不能分离。天地以发育万物为使命，天之大，具有无限性、永恒性，所谓“天地之道，恒久不息”。天就是生命之源。地之厚，能够“生物”;也能够“载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周易》将天地比之为父母。

《周易》还明确区分了人与天地，提出了“三材”学说，而且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系辞传》与《说卦传》都讲到“三材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视为“三材”，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它们均可用“自然”来称呼。人有没有人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周易》告诉我们，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如《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指明“三材之道”的实际内容，不仅发挥了易经的思想，而且概括了易经的基本精神。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相互对立，相互联系，这不仅是一种“同”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则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一点上，天地人真正统一起来了。阴阳是两种最基本的要素，同时又作为两种最基本的功能。正是这两种要素及其作用推动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产生了一切生命。柔刚与阴阳对应，但阴阳是无形的，多以气言之，故为天之道;柔刚则是有形的，多以形言之，故为地之道;仁义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义，也只有人才能尽其仁义而“成物”。人的仁义与天地之阴阳、柔刚是一种生命的“进化”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横向关系，它说明人性不能离开自然性。自然性不是纯粹生物学上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义和道德意义，也就是说，对人而言，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根源。

《周易》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说，人生天地之间，天地是规定者，人是被规定者。天人合一便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理想:自己规定自己，并去体悟天道。所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人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就历史而言，中国传统的精神家园是“天道”即自然，其具体的表现在儒家、道家、禅宗的思想中。但无论是儒家、道家、禅宗的思想如何不同，他们都讲“自然”:儒家之天是人伦之天，孔孟之道的仁义依据的是亲子之爱(血缘关系)，这肯定了爱的自然性;道家的天是自然之天，如老子的“道法自然”;禅宗之天是心灵之天，注重人心灵的自然即人的本性的透明。而儒家、道家、禅宗的合一的共同基础便是这个“自然”。与此相应，人为天所规定，他保持了自身的自然性;而《周易》中大人、圣人就是实现了这种“天人合一”境界的人，因而他们处于一种特别的地位，能知道“天道”，并传输“天道”。至于“天人合一”的具体哲学史内涵在此就不详论了，可参看张岱年的《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见《张岱年哲学文选》)和彭富春的《智慧与爱智慧》(见《哲学与美学问题》)等相关论述。

综上所述，《周易》的世界是一个天地人相辅相成的世界。天地代表自然，其作用在于“生万物”;而人在自然之中，其使命是“成万物”，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便是《周易》营造的精神家园的根本所在。

但到19世纪后，这一家园受到了破坏。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无法走出天地的边界(如“天不变，道亦不变”)，再加上西方思想尤其是科学使得中国思想无法回应，于是“天塌了”:这意味着自然死了，天地不再具有道德等意义，帝王也不再作为最高的规定者，圣人也失去了其地位……于是现代中国人陷于了“无家可归”。当代人无法解决此问题，无家可归因而继续成为当代中国人面临的核心问题。那么什么是无家可归，它的具体表现何在?

二、当代困境: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顾名思义就是家园的丧失，由此人不能回归于它，也不能来源于它。它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为:其一，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并不否定这个世界的存在，而是说世界没有意义，这导致人没有未来，活在虚无之中，人就是去填塞这个虚无。其二，技术主义。现代技术成为人的规定，技术成为目的，而人被技术化。其三，享乐主义。在当代中国，享乐主义是欲望的无边实现。^［3］

如前所述，精神家园是人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当代人丧失了精神家园，陷于无家可归的困境之中，所以我们要重新来建构我们的精神家园。但如何构建?“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危机，近现代的人们都在寻找中国思想新的可能性。这出现了三条道路。其一是西化派，它们试图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找到启示。其二是复古派，特别是新儒家，它们要从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开掘再生的资源。其三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思想和现实的唯一真理。”^［4］

但可以依赖西方精神、文化来克服中国人的“无家可归”吗?西方人的世界是一个天地人神的世界，这里的神，在古希腊是“诸神”(神的家族)，在中世纪是上帝，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它不是半人半神，而是真人真神。到近代则是人的理性，它摆脱了外在的神，回归了人自身。天地在此失去了宗教、道德、心灵的意义，它们只是上帝的创造物，被自然性所规定，而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获得突出的地位。西方也有圣人，他位于人神之间，而不是天地之间，他得到了神的恩惠，把上帝的智慧传给人。如果说中国人只是在一个世界之中——现实世界，那么西方人则有两个世界:在古希腊是现实世界与理式世界，中世纪是尘世世界与上帝世界，近代是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西方多出了一个彼岸世界，它才是人的精神家园。然而，西方的“上帝”也死了，它表明西方传统在现代的断裂:古希腊诸神的逃亡、理性的死亡才是现代上帝死亡的真正所在，现代人成为走向死亡的存在者。现代西方人陷于了无家可归之中，所以西方思想并不能拯救中国人。(www.xing528.com)

那么处于此种境遇，作为中国古代精神家园的《周易》智慧还有用武之地吗?可以仅仅依赖中国传统的智慧来克服中国人的“无家可归”吗?复古派(如新儒家)的努力值得赞许，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回复到中国传统思想，那么这种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它最终也无法给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作为中国古代智慧的中国哲学在当代的身份尴尬问题上，当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质疑中国哲学的学科性，而且还包括更加复杂甚至根本性的问题，这里就不详论了)。至于第三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确在政治以及文化上使中国人建立了新的生存家园，但它的生命力在当代遭遇了严重的考验，具体理论思考可参看毛泽东主席、邓小平总设计师等对此的相关论述(如对本本主义、官僚主义等的批判)。当然，这种困境必将激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对此更加积极的应对，从而实现一种思想的转化性创造。在此，《周易》对中国当代思想的意义就值得慎重对待了。

三、构建之路:“忧乐圆融”

《庄子·知北游》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5］这意味着人生苦短，又充满悲剧性。尽管如此，《周易·系辞上》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易传·象·大有》曰:“顺天休命。”其意指人在短暂而珍贵的一生中，尽管面临许多挫折甚至不幸，但他应当热情豁达，积极乐观地看待和肯定大自然所赋予自己的一切，并按自然规律去拼搏进取，自强不息，这样便会使自己的人生更加有意义，这就是《周易》给我们的居住之途。所以，尽管天人合一的家园已经不再(《周易》的核心精神不再对中国当代人具有规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承受无家可归的命运，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周易》中找到有意义的指示:“忧乐圆融”，这要求我们在现时代担起我们的使命:从一般哲学层面转到具体的人生哲学思考上去应对家园的重建。

首先就是要乐天知命:乐天才能算是知命，知命则会促进乐天。乐天使人乐意顺天，顺天使人更加乐天。知命使人能够顺天，顺天使人益发知命。顺天然后才能休命，休命使人更加乐天。乐天知命是为了顺天休命，顺天休命则会更加乐天知命。乐天知命、顺天休命便会使人在自己的精神家园自由徜徉，在幽静的心灵故乡纵情歌唱，并会使人以热情旷达的无畏态度和雄健潇洒的铿锵步伐去直面人生的一切挑战，征服人生的一切磨难，走向自己的光辉理想。而其中的关键是个“乐”字。这即是中国数千年的“乐感文化”之肇始。这一“乐”相当于尼采的“是”字:肯定生命、肯定现实生存。《易》讲“生生之谓易”，重生思想就在其中。又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主张人要“终日乾乾”、毫不懈怠，要“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要时常“反身修德”、及时“进德修业”，要“见几而作”。这指出人应该自强不息以肯定生命，在这因其有限而更显弥足珍贵的一生中，人应该刚健有为、积极进取，以自己坚持不懈的执著追求赋予这有限的生命以永恒的意义，从而达到“穷神知化”的人生境界，成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的真正的人——大人。

其次，《周易》在强调“乐天知命”对于建立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并没有让人们得意忘形，相反它也反复提倡人们要有“乐不忘忧”、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意识，也不同于佛教的苦业无常意识;其“不同于原始宗教的恐怖、绝望……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忧患意识正是由这种责任而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就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6］。这种忧患意识，实际蕴涵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它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一种苦于对人生和宇宙的透彻了解、并为理想的实现而动心忍性的智慧”^［7］。

总而言之，乐而忘忧与忧心似乎不和谐，但实际上两者相互依存。乐天休命让中国古代人满怀热情、积极乐观地投入到诗意的人生中，而忧患意识则让他们在充满欢乐的亮丽生活中注意防微杜渐，从而使其更加持久。庞朴将之称为“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可谓道破玄机。可以说，“正是这一‘乐’一‘忧’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人挡风遮雨坚不可摧的精神家园，使得中国古代人在其中以优雅的仪态、雍容的气度、勤劳的双手，以及超凡智慧创造了举世称颂的灿烂文化。”^［8］

那么，我们有信心继续以此为指引:虽然“天道”(自然)衰亡即古代的家园不在了，但当代人不应该就此悲观绝望从而陷于虚无主义，也不应做“自了汉”最终陷于享乐主义，还不该做技术主义的俘虏;而应该始终“忧乐圆融”，一方面始终对家园有忧患，另一方面始终相信人可以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去构建一个新的“精神家园”。这正是《周易》所给予我们当代精神家园构建的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

注释

［1］张岱年著，邓九平编:《张岱年哲学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第728页。

［2］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注:文中的引用皆以《〈周易＞古经今注》为参考，以下同，故不再作注说明。

［3］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285-300页。

［4］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第40-41页。

［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第570页。

［6］徐复观著，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第32页。

［7］庞朴:《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第331页。

［8］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第250-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