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心性之学在京师讲学中的成果

四、京师讲学——心性之学在“以学行道”中成熟

泰昌元年（1620），冯从吾被起为尚宝卿，进太仆少卿，均未赴。不久，即改大理符卿、冏卿、廷尉，因兄丧未行。天启元年（1621）秋，冯从吾始应召赴京，擢左佥都御史，两个月后任左副都御史。这年冯从吾六十五岁，可谓已阅尽人世的冷暖，对朝政、人生、讲学都早已有成熟而稳定的认识。泰昌改元，冯从吾召而未赴，因为他对新朝不能完全信任。而天启改元，他应召赴京也并不代表他就对熹宗完全信任，准备入仕重新进入政治生活，改变自己“以学行其道”的讲学生活。当然，对天启朝抱有一丝期望肯定是有的，但复振京师讲学之风，在京师施展其“以学行其道”的抱负，才是他赴京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希望通过讲学挽救当时颓废的社会风气，昭示后学，申明“治国平天下”之大义，以唤醒人臣志士济国之心。“发明人性本善、尧舜可为之旨，以启斯人固有之良，冀以作其国而忘家、君而忘身之正志，兼欲借此联络正人同志济国也。”^[54]所以，冯从吾到京后，“复与同官邹南皋、钟龙源、曹真予、高景逸数先生约会讲都城隍庙……缙绅士庶环听者，至庙院不能容。或曰：‘辇毂讲谈，谣诼之囮也。国家内外多事，宜讲者非一端，学其可已乎？’先生怆然曰：‘正以国家多事，人臣大义不可不明耳！’邹南皋先生曰：‘冯子以学行其道者也，毁誉祸福，老夫愿与共之！’于是十三道奏建首善书院”^[55]。不愧有“南邹北冯”的赞誉，对讲学的认识两人可谓知己。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天启二年（1622）秋，首善书院建成于京城宣武门外。首善书院的讲学活动再次轰动京师，前往聆听者云集。

冯从吾此次赴京，除了振学风、建书院，还以御史之职积极整饬朝纲，说明他对朝廷还没有最后绝望。御史这个具有最高监察、弹劾和进谏职能的差事，遇明君则大有作为，倘若遭遇昏君，非但难以作为，还很容易惹祸招灾。可治国心切的冯从吾面对内忧外患，又一次奋不顾身地为朝廷除恶务尽。当时的大明王朝外有满族南逼，而守城将帅动辄弃城逃遁；内则旱荒盗贼，连绵纠结，而士大夫只顾结党营私，钩心斗角，不知和衷共济。当时，东北战场明军失利，辽左失陷，先生于是“疏参经抚置之法。以‘红丸’^[56]论李可灼，又论‘梃击之狱，^[57]与发奸诸臣为难者，皆奸党也’。而于一切大狱，则力任之，确乎不为人言摇夺，坐是与要人左，群党齿击矣……于是挺身而出，冀以直道大义挽回其间。及出，则权所不属，势不可维，徒蒿目而视，殊无救济之良策。于是遇可言处，则明目张胆，纠弹不避，以一身彰宇宙之公道”^[58]。面对晚明朝廷的颓势，先生知不可为而为之，不计毁誉，与群小作对，坚持做最后的努力。冯从吾的纠弹不避必然引来弄权奸臣的嫉恨，“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会元标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童蒙首请禁之……而（魏）忠贤方窃柄，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谴”^[59]。首善书院的轰动效应和冯从吾的疾恶如仇使色厉内荏的阉党集团如芒刺背，惶惶不安，于是罗织罪名，极尽诋毁之能事，借助皇权刀柄，以禁学的方式向冯从吾等“正人同志”发起政治攻击，将刚刚诞生的首善书院扼杀在摇篮中。

冯从吾视讲学为士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讲学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活动。首善书院的建立客观上产生了“联络正人同志济国”，振拔社会风气的作用，这种客观的政治、社会影响使弄奸权臣十分惧怕，他们不遗余力地请求朝廷禁学。“讲学即是结党”，这是明朝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一切讲学都是与政治相冲突的。而在京察的前一刻，作为官僚身份的学者们在京城的讲学强化了这一政治观念。政治与讲学之冲突于是发生。首善书院之禁毁，正源于此。”^[60]于是，冯从吾于天启二年（1622）九月初六上疏力辩，并请求皇上罢免自己“以谢人言”，这就是《辩讲学疏》。他在疏中说：

窃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乱者，惟恃有此理学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讲学之一事。讲学创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辟杨墨，为一治。至孟子没，而异端蜂起，列国纷争，祸乱相寻，千有余年，良可浩叹。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子之传，然中兴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兢以禁讲之故，非以讲之故也。伏惟我二祖开基，表彰六经，颁行天下，天子经筵讲学，皇太子出阁讲学。讲学二字，昔惟厉禁，今为令甲，是周家以农，国朝以理学开国也。……今臣等创建书院于此，岂为名？岂为利？岂为一身宴游之地？岂为子孙世守之业？原为南京十三省具有，而京师为天子之都，为首善之地，反无，非所以壮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今外患未定，邪教猖獗，正当讲学以提醒人心，激发忠义。先臣王守仁当兵戈倥偬之际，不废讲学，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誉，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为此也。^[61]

冯从吾在此疏中，首先提出讲学的作用在于使道统常治不乱，使学统绵延不绝；第二层讲宋儒承接了孔孟讲学的传统，功不可没，宋之不兢并非因为讲学，而恰恰是因为禁学；第三层讲国朝亦是以理学开国，有经筵讲学的传统；最后阐明创建书院的真正目的，在于讲学以提醒人心，激发忠义。作为一个读书人，冯从吾最初的理想当然希望通过科举入仕为官，由内圣而外王，尽其所学为国、为君效力，以伸经邦济世之志，他当初弹劾胡汝宁、上《请修朝政疏》，正是怀着这样的一腔热血。然而当他在仕途一再受挫，便逐渐意识到：从政不但难以实现自己最初的理想，而且还可能丧失掉一个士者的尊严（廷杖）、独立人格，甚至是生命。这已经构成对其人生底限的威胁，于是冯从吾的人生定向、工夫理路便转而向内收敛，寻求士者独立于政治沉浮的生存方式，讲学就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讲学可以明学统、维道统，可以保证士人阶层有尊严地生存；可以间接地作用于政治，教化人心，引导社会风气；亦可以成就儒者圣贤人格的内圣理想。正因为此，冯从吾不遗余力地为宋儒辩护，为讲学论辩，为讲学上书，这是他为守护人生底限而必须作出的奋争与努力。

他在疏中请求皇上罢免自己，可见他已有两种思想准备：其一，皇上若能支持讲学，说明朝廷能包容一个独立于政治的士人阶层，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局；其二，退一步，若皇上不能认同讲学，他就告归，远离朝政，一心继续“以学行其道”，不再奢求皇上的认同。他此次进京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振京师讲学之风，既难如愿，他自然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然而明熹宗朱由校只是下诏慰留，就是不表态，诏曰：“冯从吾德望素孚，何必以人言引咎。着照旧供职。”^[62]不说支持讲学，也不说不支持，冯从吾看到其势难以挽回，于十月份连上五疏，以夙病突发，日渐危急，不能供职为由，请告归里。(www.xing528.com)

冯从吾在此后《答辛复元茂才》的书信中表达了告归的真实想法：“昨不佞讲学都门，同志云集，兴起者众，足称一时之盛。然物忌太盛，自是宜归，仕止久速，无往非道，亦无往非学，非专以仕以久为道为学也。耕云钓月，颇有余适。”^[63]十一月，先生满怀失望，奉旨回籍。

冯从吾在京师与邹南皋、钟龙源等诸先生讲学期间，浙江桐溪方大镇因素慕诸先生之学，天启二年（1622）“因笔其所闻于会中者，题曰《闻斯录》。盖夫子教冉求曰：‘闻斯行之，岂独为求也’”^[64]。《都门语录》也是冯从吾门人（王堇父）辑录的冯从吾、邹南皋、钟龙源等诸先生在京师城隍庙及首善书院的讲学语，时间为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二年（1622）。天启三年（1623）刘宗周据王堇父刻本再行梓刻，并为之序。天启四年（1624）吉水李日宣据“冯先生之都门日抄”编辑，今《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一所存的《都门语录》，应是李日宣所辑。先生晚年以讲学“独行其道”的思想就体现在《都门语录》中，他解释说“独”不是指离过人独做，“只是不靠君相之命，不靠师友之倡率，各人独自个要做”，强调在朝在野都要讲学，讲学自身要有独立性，士人要有独立承当的气概。更强调学者要有独立担当的气魄与能力，倡导自信、自立、顽强的士风。鼓励士人以道自任，“一切事境不为挠屈”，挺起骨头，在“内圣之学”中追求内在的超越。

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冯从吾由京归陕，途经二程先生故里伊洛之间，见学会复兴，王惺所讲于陕州、吕豫石讲于新安、张抱初讲于沔池。先生“过其地，俱赴会大讲。二程之风再振，殊可喜也”^[65]。十二月初七途经新安，与吕豫石（维祺）相晤，会讲于新安之学会，吕豫石将此次会讲的语录辑为《川上会纪》。天启三年（1623），冯从吾回到陕西，终日杜门著书，不废讲学，直至去世。

天启四年（1624）二月十七日，朝廷起升冯从吾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先生以病辞。十一月初六，拜工部尚书，以妻亡病笃为由，再次上疏力辞，十五日准以新衔致仕。“是时逆璫（宦官）犹以人望羁，先生乃正气怒张，璫亦磨牙向人。”^[66]魏忠贤为笼络人心，起用冯从吾，而先生坚辞不就，依旧定期在关中书院讲学。天启五年（1625）秋，魏忠贤党羽张讷上疏诋毁冯从吾，请废天下讲坛，先生被削籍。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二十三日是冯从吾七十寿辰，“门下士谋为贺，先生曰：‘国家多事，岂臣子欢娱称寿之日’，亟力止之”^[67]。先生还赋诗言志，题即为《七十自寿》，诗曰：“万事纵灰冷，一念毋陵夷。太华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岁寒，人肯为时移，点检生平事，一步未敢亏”^[68]，仕途的起起落落使冯从吾对朝政、对官场彻底心灰意冷，对朝廷不再抱任何希望，唯有“以学行其道”是他心中不变的信念。他以太华青松、商山紫芝为喻，表达自己矢志不渝的决心。

这年，熹宗在魏忠贤操纵下，下令毁天下书院，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冯从吾的同乡、吏部尚书王绍徽曾仿《水浒》故事，编东林党人一百零八人为《东林点将录》，献给魏忠贤，先生（地强星锦毛虎工部尚书冯从吾）亦名列其中。十二月，魏忠贤的党羽乔应甲巡抚陕西，对冯从吾日夜窘辱为事。然而，“察其清，不忍加遣。惟毁书院，曳先师像置城隅，以泄其愤。先生痛如切肤，衄血病榻，寝食俱废，昼夜趺坐百余日，竟以不起”^[69]。冯从吾一生以讲学为职志，亲手创办了关中书院并任山长，书院就是他的信念与追求，就是他的生命，书院被毁，先师孔子像被推倒，扔在城角，“先生痛如切肤”，其痛心可想而知，这等于杀死他了。此后，冯从吾一病不起，家人“延医请祷，先生叹曰：‘从古有不死之人哉？吾生平多病，亦不意有今日兹逾古稀，足矣！安用医祷为？’”^[70]体现出先生勘破生死的达观。毅宗改元，清除魏党，奸孽正法。天启七年（1627）二月十二日，冯从吾去世，享年七十一岁。他在“易箦之际，整容端坐，尤惓惓以讲学做人为训，绝不及身后一事”^[71]。直至最后时刻，先生犹念念不忘讲学，“整容端坐”，表明自己至死信念不改，不向邪恶低头。崇祯二年（1629）毅宗降旨为冯从吾昭雪复官，追赠太子太保，赠一品文官诰，谥恭定，《附品题要言》曰：“不懈为德曰恭，守礼执义曰定”^[72]，还先生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冯从吾去世后，学者们深为痛悼，自发集资在西安西门外修建了少墟书院，并刊印了他的文集以示纪念。后人还为他建祠、立碑、造像，以示敬仰。康熙年间，在长安西门外（今西安市四十二中校址）建有“冯恭定专祠”，光绪年间又重修。2005年11月4日，冯从吾铜像在西安文理学院内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