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渊源及方法论

二、批判传统的影响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形成不仅具有现实的动因，也受德国思想传统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哲学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曾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因此，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直接的理论渊源，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来源，其中所蕴涵的方法论系统为后来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前提。

在欧洲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也在反神学、争自由的过程中开始了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他们继承了英法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通过抬高人的地位去贬抑神的地位，从而用人否定了神，摧毁了作为封建专制统治支柱的封建神学。在当时的德国，对神学进行批判就是对当时封建统治的挑战，就意味着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正是这种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并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前提。恩格斯曾指出：“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德国古典哲学家往往在晦涩的言词中隐藏着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批判神学、争取自由，从而以隐蔽的方式实现了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式正是德国社会现实在他们理论中的反映。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以批判理论而著称。在社会领域中，康德的贡献在于他把“人是目的”设定为实践理性的主要法则，在原则上肯定了人类向自由不断进步的可能性，并且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由对抗产生的过程，认为对抗是由规律支配的社会秩序的原因。由此康德认为历史进步就体现在：人类社会通过痛苦、牺牲和磨难，逐渐趋向于建立一个由普遍的法来统治的公民社会，而法是道德、自由的外部保障，是各个自由意志按普遍规律协调自己行为的外部条件，所以自由是法的先天基础。但是，与其哲学本身的性质相联系，康德把人的自由的实现付诸于完全抽象的道德律令，并且造成了个人与历史、自然的人和自由的人之间的二元分离。康德社会学说中的二元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他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他在反神学的同时为神学保留地盘，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不触犯现存的社会制度。他对德国专制制度的不满，是通过从思想中树立起一个同现实相对立的绝对无条件的“应当”来实现的，但是他又认为这个十全十美的“应当”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人们应当力求实现而又永远实现不了的理想。康德所憧憬的理想国度是“每个人应该将他自己和别人总不只当做工具，始终认为也是目的——这是一切有理性者都服从的规律。这样由共同的客观规律的关系就产生一个由一切有理性者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叫做目的国”。这个目的国在本质上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德国表述，但当资产阶级决定用革命手段去实现的时候，康德却宣称“当然，这个目的国只是一个理想”。在康德那里，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状况也是当时德国社会现实在康德理论中的反映。马克思在论及康德哲学时指出：要“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康德的学说还是具有批判封建社会的积极意义，而且他主张排斥神的权威，伸张人类理性，确立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地位，也是他的学说的革命意义所在。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取得了胜利，在康德哲学中以“应然”形式存在的理想国家在法国变成了现实，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也因而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费希特是其中的一员，他试图摆脱由“自在之物”而引起的矛盾，从“自我”这个基本命题出发，认为自我是真正的主体，具有能动创造性，这个主体必然要向它的对立面“非我”转化，并且和“非我”融合起来，形成“绝对自我”，达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在费希特那里，人的实践目的也就是历史的最终目的，虽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应当”，但它有可能通过不断克服障碍而在现实世界得到逐步实现，因此他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为建立合乎理性的国家制度而斗争。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费希特指出国家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作为这样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自身，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目前的任务是要建立理性的国家，用消灭封建诸侯的办法统一德国，要求商品流通和竞争的自由。这些都反映了费希特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见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关系在现实历史条件下实现出来的可能性，因而提出了比康德更为激进的革命要求，把康德不可实现的彼岸世界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此岸世界的历史使命。但费希特所认为的这些活动的动机和实践要求，归根结底不过是“纯粹自我”的道德要求，是一场每个人追求自己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自身独立的思想斗争，似乎只要有了自由思想，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就都不存在了，这既反映了费希特在十分革命和激烈言辞掩饰下的软弱和空洞，也深刻地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向往革命而在实践上又不敢采取任何行动的保守性格。(www.xing528.com)

在费希特之后的谢林则倾向资产阶级软弱性格的一面，转而为封建专制制度作论证，他所建立的天启哲学更是一种思想倒退。与谢林相反，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他对德国社会的批判更深了一步。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深刻地反映了德国的社会现状。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首先是抽象法，即自由意志凭借外物以实现自身；其次是道德，即自由意志在内心中的实现；最后是伦理，即自由意志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而获得其充分的现实性。虽然这一体系是唯心的和思辨的，但其内容却是丰富的和现实的。它不仅在政治立场上代表着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倾向，而且其理论原则揭示出社会生活之生动具体的普遍联系，揭示出社会运动之深刻细致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黑格尔在揭示出德国社会的现状之后，又把康德对社会的批判以革命的形式加以发挥。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即是自由，人是一个纯粹精神性的实体即“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客观化为宇宙万物的实体即是“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体，世界历史本质上是在绝对理念推动下的精神生产的历史。黑格尔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黑格尔认为法国革命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理念”绝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应当”，应当的东西也即合理的东西必定能够转化为现实。黑格尔强调绝对理念的决定作用，目的在于论证人的自由。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体现，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不断实现自己的过程。拿破仑是“自由意识”在当代的象征，而自由意识也必将在德国得到实现。这种自由思想的发挥在本质上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批判，是黑格尔以隐蔽的形式表达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决定了他不是用现实来论证理论，而是用思想构筑现实，国家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是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并指出“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从这种观点出发，黑格尔又为国家的合理性作辩护。黑格尔的理论是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革命的要求，而这正是德国社会现实在理论中的反映，正是黑格尔哲学的玄妙之处。黑格尔在批判中把德国古典哲学推向了发展的巅峰，他的理论中所包含的合理思想也对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费尔巴哈思想的发展过程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发展的缩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近代德国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发展的产物和总结。在近代，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人和神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资产阶级在哲学上不断抬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以致最后将神人化，用人代替神。费尔巴哈以人为中心，对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人本身的异化。这样，费尔巴哈就把神的问题转到人的问题，并从现实的人出发对宗教进行批判。而批判宗教的方法就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他把一切宗教的本质概括为：“作为主观本质的客观本质，作为有别于自然的实体，作为属人的实体的自然本质，作为有别于人的实体，作为非属人的实体的人的本质，这便是属神的实体，便是宗教的本质，便是神秘与思辨之秘密。”费尔巴哈阐发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提出了神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命题，从而完成了批判宗教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但费尔巴哈并不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不了解社会关系的本质，而用“爱的宗教”作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与这种爱的宗教相适应，费尔巴哈提出了他的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公道的社会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国，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只要诉诸于人们的思想转变就足够了。共产主义在费尔巴哈那里仅仅意味着由于你我互相需要而产生的作为爱与友情的人的关系，这实际上只不过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是对社会的直观理解。撇开历史来考察自然和人，以抽象的人作为哲学无所不包的原则，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缺陷。而为了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实现对社会的科学批判，就必须从直观唯物主义过渡到以推翻现存世界为目的的实践唯物主义中，并在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出科学的批判理论。

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产生的理论前提，而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则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曾经常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在俱乐部的活动中感受青年黑格尔派的革命激情，聆听他们的变革宣言，深受其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则是通过宗教批判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大卫·施特劳斯认为，关于耶稣的种种虚构和神话传说不是个别人有意识地故意想出来的，而是集体思想或普遍意识的产物。圣经里有关耶稣的记载绝非历史的真实，而是神话，是以历史的形式和譬喻式的语言叙述出来的思辨真理，是人类实体精神的体现。宗教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封建专制的天然基础。施特劳斯对宗教起源的论证实际上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鲍威尔则不再用神话而是用圣经作者的自我意识来解释福音书的历史。他把基督教完全看做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中的阶段，从而否定了圣经和基督教的一切神灵的内容。既然基督教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物，而在现实生活中基督教还被尊为绝对真理，那么自我意识的任务就是对宗教进行尖锐的批判，使人类从宗教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国家也必须摆脱宗教的压迫，按照自我意识而自由发展，并且能够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这样，鲍威尔就以宗教批判的方式对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反映了自我意识的革命要求。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原则和批判精神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来源。但青年黑格尔派的社会批判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们把宗教意识理解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扬弃即宗教的解放不过是不超出自我意识活动的界限之外的行动，亦即思辨哲学的批判活动，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真正革命批判的实践活动才是消灭宗教的最根本的途径。尽管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批判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但打破了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因素显露出来，并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批判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思想是西方批判传统中的重要阶段，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产生的直接源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是德国古典哲学批判传统的延续，是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直接发挥。正是在批判精神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起符合时代发展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实践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