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治研究：从处境孤独到众望所归

一、从处境孤独到众望所归

孙中山(1866～1925)，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1]，幼年时经常参加劳动，比较了解和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对清朝统治下的社会不公和黑暗怀有强烈不满。自1876年入本村私塾，至1892年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孙中山间或中断地在故乡、檀香山、香港的多所学校求学，也曾当过店员，参加过农业劳动，从事过改良乡政的实践，加入了基督教(1883年)，结婚成家(1885年)。据他的同学回忆，孙中山“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2]孙中山后来亦自谓：“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3]“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4]多年的刻苦学习，使孙中山积累了广博的学识，特别是西学根基尤为深厚，这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思想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求学阶段，孙中山往往能关心国家局势，结交了郑士良、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等一批有志青年，常怀“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5]。加之受太平天国洪、杨旧事的启发和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本身又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自不免“以学堂为鼓吹之地”^[6]，萌生“起而自救”中国之抱负。

如前章所述，甲午前孙中山虽已有了初步的革命思想，但仍不能摆脱维新潮流的影响，因而才有上书李鸿章之事。上书失败，使孙中山终于明白，“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7]。然而，要在当时的中国倡言革命，其难度可想而知。还在求学时代，孙于课暇往来港、澳间，“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实不过是“大放厥辞，无所忌讳”，但“闻而附和者”，仅陈少白、尢列、杨鹤龄、陆皓东寥寥数人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8]对此，孙中山不会不记忆犹新，在港、澳尚且如此，若在清廷严密控制的内地从事革命，其结果当不难预料。有鉴于此，孙中山遂不得不先在海外宣传革命，寻觅同志。1894年，孙中山抵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反清革命。最初，仅宋居仁、夏百子等少数人赞同，多数侨胞视孙之宣传为“作乱谋反言论”，又惧招致“破家灭族”之祸，根本不加理睬;孙之亲友故旧，亦闻言多掩耳惊走，“奔避不遑”。先觉者的孤独处境总是难耐的。唯有遇挫不馁的精神，支撑着孙中山愈加努力，去打破“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僵局。于此，也最能检验出革命领袖所应具有的特殊品质。

终于，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兴中会宣告成立。不过，檀香山兴中会的组织虽续有扩充，但会员最盛时仅百余人，均属广东籍，其中香山县人占56.3%^[9]，这就使它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约集旧友，物色进步人士，很快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随后，孙偕陆皓东、郑士良等赴广州，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成立了兴中会组织，陆续加入者达数百人。是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孙中山见群情激愤，认为武装起义时机已至，遂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多方策划，预计于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在广州起义。然因内部步调不一，谋事不密，计划事先为清政府察觉，由香港密运之枪械又被海关查扣，起义未正式发动即告失败。由于两广总督谭钟麟重赏缉拿孙、杨、郑等人，香港政府亦宣布5年内禁止孙等入境，孙中山只好逃出广州，经澳门、香港再东渡日本，于11月12日抵达神户，旋赴横滨。11月中旬，孙中山联络侨商冯镜如、冯紫珊等20余人，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由冯镜如任分会长。孙于横滨剪掉发辫后，不久只身赴檀香山、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联络华侨。但在当时，美洲华侨赞助革命者不多，孙与洪门接触亦无大效，乃决定转赴英国和欧洲大陆，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

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达英国伦敦。10月11日，当孙去探望其老师康德黎时，于中途遭清驻英公使馆邓廷铿等人绑架。驻英公使龚照瑗准备用木箱装运孙氏，秘密运回国内加害。孙被囚禁后，设法让英人贺维(Howe)、柯尔(G·Cole)将此事通知了康德黎。康德黎与孙以前的老师孟生(P·Manson)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至21日，《地球报》率先披露此事，其他各报纷纷效仿，一时舆论大哗，并引发了群众抗议活动。迫于舆论压力和群众抗议，加之英政府出面干涉，清使馆终于在23日释放了孙中山。“伦敦被难”一事，反而使孙逸仙声名大著，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同情革命者的尊崇。脱险后，孙继续留在伦敦近一年，主要“潜心研读和从事著述，探求救国真理”^[10]。可是，当时的“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欢，其道无由”^[11]，乃于1897年7月2日启程，准备重返日本，就近筹划革命事宜。

同年8月16日，孙中山重抵横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吸收华侨加入兴中会，并与日本朝野人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大畏重信、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相结识，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1898年9月，“百日维新”惨遭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孙中山、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宫崎寅藏、平山周向康示意。但在此前，“康圣人”已对孙文一党心存成见，今虽弃军而逃，尚有余勇可贾，故他表示自己奉有光绪衣带密诏，帝“必有复辟之一日”，今日只知“起兵勤王”，“其他非余所知”^[12]。双方几经商谈，却未有成效。1899年夏秋间，康有为离开日本去了加拿大，孙与梁启超之往来渐密，经多次会谈，双方一度准备合并共组一个政党，后因康氏强烈反对，计划又告搁浅。(www.xing528.com)

孙与康、梁“合作”未成，对双方分歧相当清楚。孙曾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他的党派抱有严重警惕，并因而对我们党派的注意逐渐放松，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我党的幸事。”^[13]1899年上半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联络同志，准备再次策划武装起义。为此，他派毕永年偕平山周赴两湖调查联络会党。是年秋，孙命陈少白、郑士良等在香港设立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了密切联系。接着，毕永年再进入长江流域，于11月间邀兴中、哥老、三合各会首领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及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在香港集会，各首领议定纲领，歃血为盟，三会结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14]。此事表明，孙在会党人物心目中之地位日渐上升，已成为大家公认的领袖人选。不过，由于孙、康两党各行其是，康氏又在海外大力活动，保皇会声势颇盛，有人统计，1899年7月至翌年7月，美国华侨入保皇会之比例为15%～20%，加拿大为35%，夏威夷高达80%～90%^[15]，日本横滨几乎达到100%^[16]，因而革命派在海外的影响尚属有限，孙中山的起义活动便难免会与康门的勤王之举纠缠在一起。

1900年上半年，北方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英国为保护其在长江流域既得利益，曾策动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从事“东南互保”，又诱劝两广总督李鸿章据华南“自主”。5月后，香港议员何启得港督卜力(Henry A.Blake)授意，与陈少白密商，拟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孙闻讯，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17]。以后，由于李鸿章犹豫观望且有诱捕孙之图谋，7月中旬清廷又诏令李离粤北上，英国旋亦放弃华南“独立”计划，孙中山欲借外力推倒清政府的尝试方告流产。与此同时，孙中山采“分头办事”之策，仍积极准备武装起事。入夏后，北方时局剧变，孙认为“时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疑”^[18]，决意在广东再次举行起义。经过数月准备，10月8日夜，郑士良等率三合会数百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塞发动起义，初战告捷，并向闽南进军。起义队伍一度扩充到两万余人。可是，由于义军主要为会党中人，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原定的日本朝野的支持，因日本政情忽变，外援未至，义军“即至厦门，亦无所为”^[19]。郑士良只好解散队伍，自己率少数精锐退往香港。

惠州起义固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促进了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也使孙中山的孤独处境有了较大的改善。首次广州起义失败时，孙中山等人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与同情。孙在日本华侨中宣传革命，“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至他后来称1895～1900年这几年“实为革命进行艰难困苦之时代也”^[20]。而惠州起义失败后，情况则大有不同，人们更多地是惋惜起义的功败垂成，不再视孙为“强盗”或绿林“公道大王”，反而同情和赞美革命。孙中山身历此境，感慨言之：“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21]。此前，受康梁影响颇深的唐才常等人，于1899年冬在上海成立正气会(旋改自立会)，翌年7月又在上海倡开中国国会，且与林圭、秦力山等在汉口组建自立军总机关，后为张之洞所镇压。自立军的旗帜本来较为模糊，革命与改良、反清与勤王的两种政治诉求集于一体，失败自属意料中事。但在当时环境下，康有为虽云“保皇与扑满相反”，可毕竟“倒满洲以兴民政”，“借勤王以兴民政”^[22]，两派针对的对象都是清政府，且不少兴中会成员亦参与自立军之事，因而革命派与自立会双方的起事乃纠葛一起，这就有可能使部分保皇人士在血的教训面前幡然醒悟。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等爱国知识分子大受刺激，对清政府的幻想和对康梁的信任一齐被粉碎，这就为他们提供了转向革命派的思想契机。秦力山亡命日本后，怒斥康梁，拜谒孙中山，双方相见甚欢。事后，孙称秦“非才常辈也”，秦则向留学生介绍孙为人亲切，绝非“骁桀难近”之人，且具有远见卓识，堪为革命领袖。于是，孙的寓所“群士辐凑，岁愈百人”。同为自立军亡命客的禹之谟东渡日本后，“与革命同志往还，获识孙中山，受了熏陶，更坚定了他献身革命的决心。”^[23]还在1900年8月中旬，孙中山曾说过：“在中国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24]表达了希望与康梁一派联手变革政治的意愿。此心虽善，无奈康氏心有芥蒂，一再攻击孙“除粤人无所为”，甚至辱骂孙“真中国蟊贼也”^[25]。康氏的冥顽不灵，导致自立军前后两派猜忌日深，争执频起。以后革命党的发展壮大，“孙的时代”逐渐取代“康的时代”，主要是通过大批华侨、留学生及国内知识青年纷纷弃康从孙来实现的，上述秦力山、禹之谟只是两个典型例子而已。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26]的勉强与无奈，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洋人的朝廷”。社会矛盾的急剧尖锐化，逼得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革命形势持续高涨。当此之际，孙中山在日本、香港、越南、繱罗等地，多方奔走，团聚志士。但客观地讲，虽说在20世纪最初一两年间，“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毕竟，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比较有限。章太炎就说过，在1901年时，“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27];甚至还有人视孙中山为绿林豪杰，或属“汉高、明太一流”人物^[28]。然而1903年夏季后，随着革命知识分子的日趋活跃，随着海外与国内宣传反清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刊物之迅猛增加，随着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日知会等大批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也随着孙中山在檀香山、纽约、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的多方奔走，孙的领袖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与拥戴。在一本名为《孙逸仙》的小册子中，章太炎将孙比作“赤帝子”和“掩迹郑洪”的“民辟”;章士钊赞孙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秦力山则总结孙之革命历史：“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主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今思之，举国熙熙嗥嗥，醉生梦死，彼独立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赐其勇者乎。”^[29]孙中山的大名与业绩远播海内外，国内不少士人欲“破浪走海外从之”^[30]。在海外留学界和华侨中，孙中山也逐渐取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戴。1904年1月，孙在火奴鲁鲁加入致公堂^[31]，并被封为堂内地位极高的“洪棍”(元帅)，即表明了檀香山华侨对他的推崇心情。1905年春，孙在布鲁塞尔与留学生就革命问题“反复争论三日三夜”，并宣布：“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此一决策，使留欧学生欣悦异常，纷纷表示：“此吾辈倾心于先生之切愿也。”及至1905年7月中旬孙返回东京时，他给人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他具有世界眼光，对革命的目标和方略有着经过深思熟虑的透辟的见解，有着富有鼓动力量的雄辩的口才，而又谦虚诚恳，平易近人，不是那种‘为旧国专制习惯所濡染’的‘首领’。”^[32]孙的个人魅力、领袖素质及首先高举革命义旗的创始之功、持久不懈的顽强意志等，使他自然成为了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革命派最高领袖的确定，预示着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的条件已然成熟。不过，近现代政党的领袖从来都不是独断独行的孤家寡人，而往往是志同道合的一个核心群体。在孙中山之外，革命派的队伍中这时也确实涌现出了一批首领级的人物。黄兴之受革命党推崇的程度，仅次于孙中山。黄兴不仅以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享有盛名，而且为人“诚恳谦和，与同志一见如故”，又在与两湖学界联系方面，在个人的阅历、教养方面，均有为孙所不及之处。当他与孙相见后，“他便尊敬国父如师，常对国父执弟子礼甚恭，言必称‘先生’，出入必随‘先生’，以是孙黄合作，而粤湘之同志翕如。”^[33]孙黄领导核心形成后，在其周围汇聚了如章太炎、宋教仁等一群风貌迥异并各具特色的突出人物。这样，革命派的领导群体逐渐凸现出来，组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便被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