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分歧与分裂：清末民初政治研究成果

一、同盟会的分歧与分裂

(一)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由来

毫无疑问，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阵容和精神风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涌现了一大批救国救民的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富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必须指出，参加同盟会的各种革命力量或每一个革命者，他们身上的民主主义色彩以及封建落后意识在程度上是千差万别的。由于当时推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朝统治成为爱国救亡的当务之急，因而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营垒内部呈现出某种同仇敌忄气、团结兴旺的景象，革命斗争也取得了从未有过的进展。然而，作为各种反清革命力量的联合，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存在地域观念、宗派情绪、思想认识不尽相同、组织松散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所以成立之初就孕育着分歧和分裂的因素。就思想认识来说，对同盟会的纲领、目标，并非所有加入同盟会的人都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的是热衷于反满的“一民主义者”，有的是反对“平均地权”的“二民主义者”，有的主张反满兼提倡国粹，有的鼓吹无政府主义。在革命的方法上，并非所有加入同盟会的人都同意孙中山以武装起义为主的方针，有的主张搞暗杀活动，特别是当起义受挫之际，暗杀主义之风就越发抬头。在革命的策略上，有的主张所谓“中央革命”，即到清王朝的腹心北京去发动，有的主张所谓“边地革命”，即在沿海、边疆发动，有的主张所谓“中部革命”，即在长江流域发动，如此等等。所以，随着革命的深入和起义的一再失利，同盟会内部的分歧日渐发展，即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往往争执很大，甚至自1907年起，同盟会领导层即接连发生组织上的分裂。例如：1907年2月发生在同盟会主要领导者孙中山、黄兴之间的国旗图案风波(孙主晴天白日旗，黄主井字旗)，两人都各执己见，谁也不肯让步，黄兴甚至要退出同盟会。后黄兴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却不无勉强。1907年春夏和1908年秋，因《民报》经费等问题，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掀起了两次倒孙风潮(第一次有宋教仁支持)，大肆攻击孙中山，要求罢免孙的同盟会总理职务，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孙中山毫不气馁，历经种种挫折而革命之志不屈不挠，这是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伟人的突出优点。不过，孙中山也有不足之处，即他没有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措施来分辨是非，消除误会，增强团结，而往往以感情代替理智，意气用事，以至于因气愤章、陶等少数人的攻击而迁怒于同盟会，弃而不管东京同盟会总部的事，却把全部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到南洋方面，忽视了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他领导的几次起义行动也不用同盟会的名义，改用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军名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同盟会总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国内各地同盟会分会也无人统一领导。对此，孙中山是负有责任的。在两次倒孙风潮中，黄兴顾大局、识大体，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并以正确的态度为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表现了极其高贵的品质。同时，自国旗图案风波后，他多次主持由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每次他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显示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这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同盟会内部感情上的裂痕和认识上的分歧仍然存在，以至于陶成章决计要“独立经营”，“另开局面”，重建光复会山头，宋教仁也萌发了“早自为计”的念头。于是，1907年8月，由当时一部分在东京而过去同长江流域一带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员以及各地会党在东京的首领，如焦达峰、吴永珊(即吴玉章)、张百祥、邓文翚、刘公、孙武等发起而成立了共进会，推四川孝义会首领张百祥为总理。1910年2月，陶成章、章太炎公开分裂，在东京重新成立光复会总部，以章为会长，以陶为副会长。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见东京同盟会形同虚设，也另树一帜，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这几个组织虽然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们的宗旨都比同盟会的纲领有所倒退，如共进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而重建的光复会更以同盟会的反对派面目出现，公开反对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只看重教育和暗杀。当然，在反对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这个根本问题上，它们与同盟会还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矛盾仍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并无根本性的利害冲突。

辛亥革命犹如一场大地震，对革命派也带来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如何建立新政权、如何对待袁世凯、要不要继续实现同盟会的民权、民生两大主义等问题上，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队伍内部，矛盾又有新的发展。加之立宪派和旧官僚利用一些革命党人随着起义成功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争权夺利的弱点，从中拉拢分化，就使革命队伍内部在政治认识上更加分歧，组织上更加涣散，从而导致了进一步的分化和分裂。

(二)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与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成立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颇负盛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宣传家，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的烙印(出身封建地主家庭)、旧营垒的熏陶(从小接受封建传统教育)，加之受盛名所累以及非常傲慢的个性(遇事任情孤注，意气用事，不考虑后果)，因而严重束缚了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前进步伐。自1906年以后，他虽然继续做了一些有益的革命宣传工作，但也散布了不少封建落后、虚无消极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实践中，掀起并参与多次倒孙风潮，进而支持陶成章另立光复会山头，长期与孙中山、同盟会纠缠不休。

章太炎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于同年11月11日从日本回国的。当时章太炎对国内政局的演变已有所估计，认为各地起义和独立虽颇顺利，但今后革命者将会遭逢难关;同时流露出对同盟会领袖的不信任感以及他回国后要调和国内各政治派别、分配权力的想法。如他在船上对一日本人谈话说：“环顾目前中国，无现存之杰出领袖。然时势发展，不能说必不会产生如是伟大人物。一旦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出现，那就是吾人之幸运;设若一旦出现者是拿破仑式人物，则最终或许竟会导致某种乱世局面。今后，颇取多头共和制度，法国式统一共和制于中国并不相宜。”^[2]

当时，重建后的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已开始激化。如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动起义。但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以胁迫手段被推为都督;李燮和没当上都督，非常不满，即去吴淞自任吴淞军政分府总司令，表示只承认程德全的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的军政府，吴淞只管征伐，“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等，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3]，以此来否认沪军都督府的地位。11月16日章太炎抵上海，即暂住李燮和军中。不几天，他即在《民立报》刊登回国启事，申明自己“此来担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4]。接着，他又主持国民自治会开会，在其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时势危急，诸君毋多财以贾祸。至于政治，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各省地方冲突，多由于省垣政治，掌于附部少数人之手，如参用各处人，平均调和，其势自平”^[5]。12月1日，上海出版的《民国报》第2号刊登章氏关于政府建制问题的9条《宣言》，其第四条云：“方今惟望早建政府，速推首领，则内部减一日之棼乱，外人少一日之觊觎。”那么，首领当推何人呢?章说：“初起倡议者黎公，力拒北军者黄公，今之人望，舍此焉适!元帅、副元帅之号，惟二公得居之。”对于“北廷既覆”后的大总统人选，他认为“应别选明德者”，并说孙中山“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按指可当顾问)，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教仁，堪为宰辅”。第九条更明确地对一些人的任职提出看法：“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若求法部，惟有仍任沈家本”^[6]。从章太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回国后，主张革命派与立宪派、旧官僚平均调和，共同执掌政权，对孙中山仍耿耿于怀，不承认孙的革命领袖地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时当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正在武昌、汉口集会讨论筹设临时中央政府期间，议长谭人凤等同盟会员和共进会首领孙武、刘公，曾联名通过《民立报》社给包括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在内的各省“诸同志”发去一份“公电”，表示“民国渐次成立，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并乞与敝处赴沪代表居正、陶凤集等接洽。”^[7]按说，这本来是消弭革命党人各派(包括同盟会、共进会、光复会)意见分歧的一个举措和契机，但自诩“为联合之谋”的章太炎却不此之图，竟在复电中极端错误地公开提出一个“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又说：“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8]且不说在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清政府尚未覆亡之时，“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商讨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妥，即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召开和随后南京临时政府人员的组成而论，所谓“欲以一党组织政府”或“一党专政”^[9]也毫无事实根据，其挟嫌构煽的心态显而易见。因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个取消主义的口号一出，不仅扩大了革命派内部的裂痕，而且为各地不满或仇视同盟会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提供了炮弹，实际上确曾起了“人心解体”“破坏大局”的消极作用。如1912年1月，张謇致函黄兴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与中山先生早及之。”而宣布取消革命党“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政上无数之障碍”^[10]。湖北都督黎元洪更是大加发挥，进而提出了“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的要求。黎在其给南京临时政府及各机关的电报中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11]

在这个关系同盟会生死存亡和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可以说同盟会的多数领导者和会员头脑是不清醒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争取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革命和参与政权，而对如何巩固和加强同盟会的革命领导作用则十分忽视。如早在11月间，同盟会本部曾发表一个宣言，虽然强调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及其斗争历史，指出“元凶尚在，中夏未清”，应“长驱河朔”，以“建立民国”，但在批评所谓同盟会“执政权而家天下”的攻击时，只是说这是“心有所蔽，故言失其道”，并未从正面进行有力反驳，而且还表白革命党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12]。对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黄兴固然拒绝采纳，但却抵制不力;而宋教仁、张继、景耀月等一些人则随声附和。如宋教仁声言他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13]。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甚至公开鼓吹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拯救党派纷歧的中国”^[14]。对于革命政党来说，它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关键决定于它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但上述事实表明，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分化瓦解下，在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影响下，同盟会已濒临总崩溃的边沿。

还应指出，当时孙中山的头脑也是时而迷茫，时而清醒。如11月16日他从欧洲致电《民立报》并转“民国政府”说：“文已循途东归。……今闻已有上海议会等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15]孙中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纯洁和天真，他所考虑的主要是“早巩国基”而务除“利禄之争”，并提出兴办“工商实业”的主张，但并没有重视政权问题，更没有由同盟会来领导未来统一政府的念头。可是，当他到香港听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关于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况和革命党软弱无力的汇报后，他就不得不正视险恶的政治现实。孙中山对胡说，袁世凯诚然不足信，但是如果能利用他来结束清朝的统治，总比诉诸战争要好一些，而战争的结局是毫无把握的。总之，当务之急是推翻清朝，袁世凯的问题容后处理。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正是因为革命飞速成功，革命军骤起，有不可阻遏之势，列强仓促之间，无以为计，才暂时采取中立态度。如果目前这种僵持局面(按指南北对立与和议)继续下去，万一革命形势受挫，列强势必干涉，情况就更难预卜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戈登和华尔的故事，断不能任其重演^[16]。应当说，孙中山虽然也存在与袁妥协的意向，但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和胡汉民于12月25日一道乘船到上海后，进一步目睹了同盟会思想的混乱以及被人利用的严重事实，愤然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并强调指出：“本会将三大主义倡导于世，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虽已将达而欲告成功，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努力。”^[17]基于此种认识，孙中山在上海立即抓了两件大事：一是12月26日在其寓所召集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宋教仁、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开会，商议选举总统和组织临时政府的方案。尽管会上孙中山与宋教仁之间有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分歧，最后大家都同意了孙中山的意见，统一了认识，并由黄兴亲赴南京向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提议，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从而保证了革命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的主导和优势地位。二是整顿同盟会。为此，孙中山召开了有旅沪各省分部负责人出席的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发表了宣言(即《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并决定在组织上暂停吸收会员。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着重指出，由于同盟会内部不统一，“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致使“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鼓簧，汉奸满奴则又冒托虚声，混迹机要，在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因此，认为把同盟会改造成“灵敏机关，剔其败类”，实为“今日之急务”。宣言要求革命党人“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然后“广益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宣言特别批判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调，指出“吾党偏怯者流，乃倡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最后申明：革命党人的责任，决不限于推翻清朝政府，即“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卒于民权、民生主义”，“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18]。孙中山这次整顿同盟会的努力，形式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宋教仁、张继等人暂时放弃了“变名更署”的主张，表示继续留在同盟会内部。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事实上未能阻止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的现象的继续发展，无法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组织上的分裂更为严重。

当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际，章太炎即正式脱离同盟会，同立宪派、旧官僚联合，于1912年1月3日在上海另行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该会以江浙立宪派为骨干，加入了部分光复会会员。选举章任会长，以程德全为副会长，接着又推张謇等为“特务干事”(章解释说“特务干事，即领袖之异名，国有大疑，即当咨访”^[19])，重要成员还有唐文治、熊希龄、汤寿潜、赵凤昌、黄云鹏等人。该会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20]，但章太炎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江浙立宪派的傀儡。1月4日，章太炎创办《大共和日报》作为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并自任社长。他在该报发刊词中竟说：“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21]又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讲演中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22]不可否认，章氏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秕政”是有一定认识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无论如何也比封建专制制度进步得多，而章居然在此主张保存封建旧制度中的“良法美俗”，其矛头显然是指向初创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如此，当南京临时政府已经公布从1912年起改用阳历时，章氏却以《大共和日报》社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大加反对，说什么“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岂容遽改正朔”，并表示“断难遵行”^[23]。章的上述言行，显而易见都是与孙中山、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唱对台戏的。当然，中华民国联合会对袁世凯和反共和派也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在维护共和制度、反对封建君主制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于章太炎和光复会，孙中山的胸怀和气量还是特别宽大的。如孙在1912年1月《为协调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致陈炯明等电》指出：同盟会、光复会“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并强调：“同盟会实行革命之历史，粤人知之较详，不待论述。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24]孙中山还在1912年1月3日提名章太炎担任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因代表会不同意才改提蔡元培;2月初又函聘章为总统府枢密顾问。2月12日孙在复蔡元培关于临时政府用人问题的信中，表达了他“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的用人原则，并指出对章太炎与康有为当有分别，章“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对他不能有“睚眦之见”^[25]。说明孙仍把章看成一条战线上的革命战友。然而，这种努力终因陈其美暗杀陶成章事件而付诸流水。

早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重建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即因赵声之死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其后，陶由香港回到上海，开会时与陈其美发生冲突，陈掏枪欲打陶成章。不几天，陶即匆匆离开上海，再返南洋。于是在陶、陈两人之间，光复、同盟两会之间又增添了更复杂的因素。辛亥浙江独立后，陶成章自南洋回国，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他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局，招兵买马。本来就与他关系紧张的陈其美，自然不能容许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一支异己的军队。再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寿潜被调任交通总长，这就出现了浙江补选都督的问题。时陈其美想当此职，但浙江革命党人都推陶成章，章太炎也通电推荐。这就引发了陈杀陶的动机^[26]。于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时任沪军第五团团长)，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于1912年1月14日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把陶成章暗杀了。这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件轰动一时的政治暗杀事件。陈其美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解决政争，不仅无补于同盟会和重建的光复会的分歧，反而在许多人心中投下了阴影，更使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扩大。因此，章太炎断然拒绝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之职，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1912年3月2日，章太炎在上海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结合组成为统一党。该党采取理事合议制，选举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5人为理事(宋未出席成立大会，只是虚列其名);唐文治等17人为评议员。该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全国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另订有“完成责任内阁制度”等政纲11条，与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宗旨、政纲并无多大差异，惟领导体制由个人负责制改为集体领导。该党的指导思想，正如章氏在改党大会的演说词中所说，是“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27]。接着，统一党又发表宣言，声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28]同时，统一党和章太炎仍继续指责、攻击以至谩骂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起到了为袁张目的作用。据章太炎改党大会演说，当联合会改为统一党时，其组织力量是：“本部会员，现已达七百余人，南方各省，大抵皆已设支部，北方亦可渐次扩充。”^[29]据1912年四五月以后章发表的《统一党独立宣言书》说，“支、分部二三万人”^[30]。(www.xing528.com)

总而言之，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已明显退步，不论中华民国联合会还是统一党，都是一种革命派中意志衰退者与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所以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后，章太炎更与旧官僚、立宪派沆瀣一气，惟以詈骂、毁诬、攻击同盟会以及孙、黄为能事，同时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大都加以反对。如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以牵制袁世凯，章太炎极力反对，公然为袁张目说：“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31]又称：“袁公已被选为大总统，大总统之所在，而百僚连袂归之，此自事理宜然”;“袁公既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则名实自归之矣，何必移统一政府于金陵，然后为接收耶?”^[32]章太炎在被袁世凯任命为“高等顾问”后，还进而向袁献计献策道：“当今急务，盖有数端：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吴。”甚至要求袁“削参议院干预之权”^[33]。其用意十分明显。因此，革命党人乃不无理由地愤然指斥他：“在革命以前，盛名鼎鼎，人人事之如麟凤;在革命以后，蝇营狗苟，人人视之若犬马。”^[34]3月下旬，在南京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参加。而在此之前已当上袁政府“东三省筹边使”的章太炎，却送去了这样一副对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当时到会者观之，不仅十分扫兴，而且大为愤慨。四川革命党人吴玉章后来回忆说：“章太炎在同盟会里一贯闹派别纠纷;武昌起义后，又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随后不久，他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和孙中山先生作对。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35]直到1913年秋章太炎应共和党之召赴京被袁世凯软禁后，反动势力的迫害现实，才使他有所觉悟，对袁有所抵制和斗争，对过去的错误有了一些认识，对孙中山和黄兴的态度也有所好转^[36]。

(三)黄兴的功成隐退思想

黄兴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人们甚至把这两位革命领袖并称为“孙黄”。自同盟会成立以来，这两位革命领导人在个性、气质上是有所不同的。相对而言，孙个性较强，重理想，意志坚韧不拔;黄待人较宽厚随和，重实干，不居功，更易消弭分歧。所以有人称孙是“理想家”，黄是“实行家”。孙中山后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领袖。据居正回忆，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后，孙曾说过：“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你们许多不懂事，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37]。这类言词固然反映了孙中山对以往党内事权不一、各行其是状况的不满，但也明显地含有唯我独尊、个人崇拜的味道。这与孙的个性、气质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黄兴早在国旗图案风波时，即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想法。如此想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都与黄兴的个性、气质有关。就积极的一面而言，他的“功成不居”使他在民初与孙中山配合默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选孙为临时大总统)都支持了孙中山。但就消极的一面来说，他却进一步产生了功成隐退思想。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使黄兴有一种错觉，即他多年来所追求的革命目标和政治理想似乎就要圆满实现了。因此，在他面前失去了继续革命的要求和目标，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似乎只是尽快把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建立起来，“民国从此万年”，他也可以“长享共和国民的幸福”了。1912年2月24日，黄兴在致袁世凯的一个电文中写道：“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38]就在这一年他39岁初度时，他写了如下的诗句：“三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39]由于有功成隐退的消极思想，致使黄兴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系列失误，如在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他力主与袁世凯妥协(当然不只他一个人)。他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武汉督师时，就曾致函袁，表示只要袁能推翻清朝政府，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40]。又如在革命武装(军队)问题上，他主动要求交出兵权，解散军队。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时，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全权统辖南方水陆各军。因北京拨饷不及1/5，南方军队饷源竭蹶，更因黄兴想表明南方真诚服膺中央政府，所以他多次主动要求解除他的兵柄，取消留守这个职位。此请求得袁同意后，黄兴曾在1912年6月5日《致袁世凯等电》中说：“兴统此南方重兵，一面抚驭，一面遣散，计南方军队初约二十万人，近已分别裁遣将近七八万人之谱”^[41]。从而大大削弱了革命派的力量，成为后来“二次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组织上的再分裂——民社的成立

民社是由孙武等湖北籍的一批共进会员、同盟会员纠合政客孙发绪、黎元洪的秘书主任饶汉祥等组织的，公开列名发起的则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王鸿猷、李登辉、孙武、朱瑞、张振武、吴敬恒、杨曾蔚、刘成禺、项骧、宁调元、孙发绪、周恢、张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刚、徐伟、高彤墀、郭健霄、何雯等24人，于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宣告成立。推黎元洪为理事长，孙武、刘成禺等为常务干事，吴敬恒为总干事，何雯为秘书，汪彭年为庶务，张伯烈为主计，宁调元为招待，李登辉、王正廷、周恢、项骧、张伯烈、孙发绪、张振武为评议员。并于2月20日创办机关报《民声日报》。民社的核心人物是前湖北共进会领袖孙武、政客孙发绪(安徽人)和未公开列名的饶汉祥，主要骨干为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汪彭年、何雯等，而以黎元洪为总后台。

原湖北共进会的同盟会员孙武、刘成禺、时功玖等脱离同盟会，另行发起和成立民社的真正原因，一是他们认为自己参与武昌首义“劳苦功高”(也确实有功)，但南京临时政府却未能妥善安排他们的职务，因而在政客孙发绪等的教唆下，孙武以武昌派领袖自居，公开打出与同盟会分庭抗礼的旗子，以求重新分配民国政府的权力。所以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盛，暴行孔多;旁有民社，则黎宋卿部下旧勋不平于南京政府者，虽与弟辈意见稍殊，大致亦无差异。以言政党，犹非其时;若云辅车相依，以排一党专制之势，则薄有消长耳。”^[42]袁上台后，民社利用《民声日报》大造舆论，力图为孙武活动总长位置一事也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孙武等在革命纲领方面与同盟会存在着深刻分歧。早在1907年8月，孙武就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该会改同盟会纲领“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这种分歧影响到民社。如民社的宗旨，初定为“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以谋国利民福”，标榜“本卢梭人民社会之旨”^[43]，后又发表政纲草案4条：(1)提倡军国民教育;(2)采取保护贸易政策;(3)扩张海陆军备;(4)主张铁路国有^[44]。可见其主张仅涉及民族主义方面的内容。但据知情者回忆，民社并不遵循政纲行事，“如果说也有所谓政治纲领的话，那就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借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45]。再如《民声日报》创刊的第二天，即发表题为《三民主义说》的社论，谓：“今之持国事论者，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三大主义，记者则以瀹民智、正民德、储民力为三大主义。”^[46]以此全面否定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必要性。后来孙中山到武汉宣传和强调“社会革命”(即实现民生主义问题)，孙武等十分不满，曾当着孙中山的面进行反驳，说什么“武昌起义系抱政治革命。现在各党互生意见，万不可再说社会革命，贫富亦万难均等”^[47]。

民社的本部虽设在上海，但其发源地和大本营则在武昌。民社的任何重大决策皆取决于孙武等人。民社成立后，曾纷纷派人到各省组织支部，据民社4月下旬宣称：“支部遍十余省，党员过万人”^[48]。其支部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其中南京支部(支部正社长朱福铣曾在1910年1月至1911年2月当过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是仅次于武汉支部(正、副社长为黎元洪、孙武)的第二大支部。

民社的成分，主要是由共进会会员、失意的同盟会会员、旧军官、旧官僚和立宪派组成。就参加者的职业而言，民社中现役军人所占比重很大，如湖北的师、旅长多系民社主要分子;南京支部发起人多数也是军官。这说明握有武力是民社的一大特点。

再就政治立场而言，民社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军政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它从成立开始就一直攻击和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如根本否认同盟会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认为同盟会出面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无功受禄”，“掠他人之功以为功”^[49]。它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坚持同盟会的领导地位、主都南京(民社先主张定都武昌，后改北京)、因财政竭蹶而试举外债等一系列措施，更反对《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与此同时，民社则极力拥黎拥袁。

不消说，民社的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首先，武汉民社正副社长黎元洪、孙武之间，他们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方面互相借重，但在内部权力分配上又你争我夺。黎元洪在3月初曾借“遵照临时政府电谕改部为司”的名义，另委曾广大为军务司长，撤了孙武的军务部长之职。其次，随着民社反孙拥袁面目的日渐暴露，一些怀着联合国民大多数、建设共和新国家目的而参加民社的人，与黎元洪、孙武的矛盾和斗争也发展起来。如民社发起人之一的宁调元，曾任民社上海本部招待员和《民声日报》第一任总编纂，后因目的不同，逐渐与民社不和，至2月28日最后一次出席民社本部谈话会后，即一去不复返。后因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终被黎元洪杀害。

1912年5月9日，民社与其他几个小党在上海合并组成共和党，民社的历史遂告终结，历时不足4个月。

(五)共和统一会的成立

同盟会的分裂，除了以上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和以孙武为核心的民社之外，还有共和统一会的成立。共和统一会是在上海、浙江相继独立后，于1911年12月由围绕在同盟会总部周围的部分同盟会员，如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与立宪派首领张謇、赵凤昌等人联合发起成立的，并发布了由景耀月起草的《共和统一会意见书》。该意见书宣称其唯一天职是“设一共和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期成一巩固健全之大共和国家”。并强调在实现共和的同时，尤须从预防列强干涉、疏通南北隔阂、协调独立各省步伐以及民政、政体、领土、舆论等8个方面谋求“全国统一”^[50]。为扩大影响，共和统一会还在南京创办机关报《大中华报》。不久，景耀月竭力主张和鼓吹同盟会“易名改组”，“以招纳热心革命与运动共和之贤豪者”^[51]，遭到多数同盟会会员的否决。于是，景耀月便转而鼓动共和统一会与其他两个小政团另组一党，并于1912年2月底在上海初步达成合组新党的协议，取名为“统一共和党”，至同年4月在南京正式成立。

综上所述，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以后已处于意见纷纭、四分五裂、更加涣散的状态，而孙中山也无力扭转这种状态。从总的方面来说，同盟会虽然仍在坚持维护和推行民主共和制度，但对立宪派、旧官僚以至于袁世凯，基本倾向又都是妥协迁就的，并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完全取代了武装斗争。处于这种状态中的革命党，当然不可能引导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保持胜利成果。孙中山后来解释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其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52]缺乏坚强而巩固的领导核心，是革命党的重大弊端，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夭折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这个教训的确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