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阁风潮与责任内阁制的变质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民国政府中枢机构应采取责任内阁制，这对于极力谋求独裁专制权力的袁世凯而言的确是个很大的障碍。宋教仁就曾说过：“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92]袁虽对此极为不满，但在当时革命余威尚在和民主政治要求普遍高涨的形势下，他亦不得不降心以从而无由置喙。等到上台后，袁遂处心积虑地施展各种政治伎俩，一步步地破坏责任内阁制度，以实现其独裁专制的政治野心。
还在南北议和期间，革命党人就曾提出由同盟会员出任内阁国务总理的主张，袁则坚持要让自己的亲信唐绍仪担任，双方相持不下。就唐绍仪个人而言，他虽很早就成为袁的亲信，但由于早年留学美国，长期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又与孙中山有着广东小同乡(同是香山人)的关系，是一个不同于一般旧官僚的新派人物，因而逐渐成为南北双方均可接受的总理人选。而唐氏本人在担任北方议和代表期间，一方面为袁获得总统之位积极效力，另一方面又热情支持南方的民主共和主张，力促和议成功，并主张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态度。此后，立宪派官僚赵凤昌居间调停，并称：“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公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93]双方对此折衷办法均表赞成，后由孙、黄介绍，唐绍仪正式加入同盟会。
由袁世凯提名经南京参议院讨论通过，1912年3月13日，唐绍仪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3月25日，唐南下抵南京，着手组阁并接受南京临时政府移交权力。在组阁过程中，南北双方曾一度均欲组织清一色内阁，然为时不长就达成了组织混合内阁的妥协，但在阁员人选问题上又争执甚烈。本来组阁是由总理负责的，应由总理推荐阁员，取得参议院通过即可。但因唐绍仪支持南方民主共和的态度，已引起袁的疑忌，袁遂亲自安排、决定内阁人选，只给唐转达、建议之权。开始，袁决定成立12个部，并提出部长名单，除蔡元培、王宠惠两名革命党人外，其余“概属亡清旧吏”，因而遭到南方各界强烈反对。接着，袁被迫作了些变更，但却始终抓住陆军、外交、内务、海军、财政等部寸步不让。其中关键性的陆军总长一席，南方期望由黄兴继任，以掌握军权，黄却“清检一切，决计归田”[94]。袁所拟内阁名单即以段祺瑞出长陆军，南方军界遂群起反对。唐绍仪不仅同意且支持、挽留黄长陆军，为此多次电袁磋商。但袁把军权看得重于一切，决不通融，强硬表示：“非段祺瑞长陆军，世凯即辞总统之职”[95]。同时，他又唆使北洋将领以“军界统一会”名义致电参议院，公然声称如不以段长陆军，即“要求大总统另行组织政府”[96]。最后，又是赵凤昌等出面斡旋，袁以两项条件换取了南方的让步：(1)成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继续统辖南方各军;(2)答应任命新加入同盟会之直隶籍将领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在财政总长人选问题上，也因袁的态度强硬，最终确定由立宪派熊希龄出任，革命党人希望掌握财权的努力，同样以失败告终。
3月29日，各部总长名单经南京参议院通过(梁如浩的交通总长被否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并由袁以大总统令正式公布。各部总长名单为：
外交：陆徵祥(无党派，时在驻俄公使任上，暂由胡惟德署理)
内务：赵秉钧(袁派)
陆军：段祺瑞(袁派)
海军：刘冠雄(接近袁派)
财政：熊希龄(共和党)
司法：王宠惠(同盟会)
教育：蔡元培(同盟会)
农林：宋教仁(同盟会)
工商：陈其美(同盟会，未到任，由次长王正廷署理)
交通：唐绍仪(兼，后由唐侄婿施肇基接任)
从表面上看，此内阁同盟会占有4席，加上新入同盟会的唐绍仪以总理兼交通总长，同盟会占了阁员中的半数，故被人视为“党人内阁”。然而，同盟会所获的农林、教育、司法、工商等部，多属“闲曹”。而关键性的军队、警察和特务系统，都掌握在袁的心腹干将手中，财政、外交等要害部门亦为袁派所控制。当然，唐绍仪倾向于民主共和，也较愿采用同盟会主张的施政方针，似乎对袁并不十分有利。但是，须知内阁是可以用实力架空的，何况唐对部分阁员根本就指挥不动，故不久即酿成了内阁风潮。
在唐绍仪内阁成立后，袁世凯即通过组设总统辅助机构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在袁政权的政治组织体制中，临时大总统下设两种不同的机构：一是辅助机构，即总统府;二是直属机构，包括参谋本部(袁任命副总统黎元洪“遥领”参谋总长，由次长陈宧代理部务)和国史馆。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统府，下设秘书厅和军事处。早在袁得知自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就立即设立了“临时筹备处”，所有办事人员均由袁选派，且多是前清旧吏;袁又把清朝之军咨府改为军事参议处，“一切皆仍其旧”，为他襄赞军谋。唐内阁成立后，袁为集中军政大权，于4月21日下令撤销临时筹备处和军事参议处，改设秘书厅和军事处为总统府办事机关。这两个重要机关的首领和办事人员均由袁选派其亲信或幕僚充任。如秘书厅的秘书长为梁士诒，次长为阮忠枢，秘书有施愚、张一
、闵尔昌、陈毅、曾彝进等。军事处总长由禁卫军军统冯国璋兼任(后由荫昌接任)，次长为傅良佐，该处秘书长为田文烈。5月1日，袁又将原巡防队、武卫右军正式改编成一支拥有35个营的拱卫军，以段芝贵为统领，袁乃宽为军需长(后由田文烈接任)，驻在北京郊外，由袁直接节制，以加强自己的实力地位。为了控制全国财政大权，袁于10月下旬在其直属机构中设立审计处(次年6月改为审计院)，以直接监督国库出入和审查各部门会计收支[97]。1913年2月，袁又将秘书厅内部的财政科扩大为财政委员会，由财政总长和所谓“通晓财政人员”组成，有关重要财政问题，均由该委员会承袁命研究决定，再交财政部“遵照办理”。需要注意的是，袁还在1912年夏聘请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记者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美国法学博士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分别为总统府的政治顾问和法律顾问，聘请日本军官坂西利八郎为军事顾问;1913年3月，又聘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法学博士有贺长雄为宪法顾问，为其出谋划策。总之，袁通过组设总统府及其直属机构，力求把政治、军事、财政等各种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正如梁启超所揭露：“袁氏之办事也，从不肯信任正当之公机关，而必须设特种之私机关以阴持之。”[98]这种设立私机关以“阴持”内阁的情况，后来更愈演愈烈。
唐内阁虽告组成，但一开始即潜伏着危机。同盟会的国务员们对于出长闲曹，自然心存不满。才高志大的宋教仁称：“弟此次忝任国务，分治农事，当此急则治标之时，而为此迂缓之任，已非中心所愿。”[99]陈其美之被安排长工商，实为袁氏调虎离山计。沪军都督之要职，人人垂涎欲滴，陈氏又岂肯割舍?熊希龄眼见唐内阁派系复杂，财政又窘困异常，施政易起纠纷，亦心存观望。当参议院通过阁员名单后，宋、陈、熊即再三呈请辞职。后经各方恳劝，黎元洪更涕泗交零地通电呼吁：“在京总长，先行筹办，在南总长，轻骑简从，迅速启行。……倘5日以外，犹事稽延，则是诸公甘弃我民国也。”[100]于是宋等乃同意就任，“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101]1912年4月15日晚，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一直未赴任)及部分参议员乘轮船北上，于20日抵京。翌日，国务院宣告成立并正式运转。
此前，蔡元培在介绍唐绍仪加入同盟会时就说过，希望总理能“实行同盟会政纲政策”[102]。而唐亦深知，内阁之命运取决于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同盟会，但他毕竟又是袁的北洋旧交，故极力主张北洋派与同盟会合作，满怀信心地试图通过责任内阁制，“建设一理想之国家”。他规定，阁员每周召开3次国务会议，凡国家大政均应详加讨论。有关重要事项，唐亦能“咸恪遵约法”[103]，“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宋二君”[104]。对于袁世凯所出政令，唐往往“持故力争”，严辞抗辩;而“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105]。以至袁之侍卫每见唐进总统府，辄私下相谓：“今日总理又来欺侮我们大总统了!”但是，在权势欲极强的袁世凯看来，内阁只不过是他的幕僚机构，唐绍仪只应起幕僚长的作用，他又怎能容忍唐绍仪任行其是，独立施政呢?正像顾维钧评论的那样，袁虽然“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也“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袁也“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因此，从内阁成立的“一开始便可以看出，没有总统的全力支持，唐先生要实现自己的政策绝非易事”;何况唐“关于民国政府施政的想法和总统也不一样”，他们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106]。
当然，袁虽无法容忍唐以责任内阁制来限制他的权力，与他平分秋色，但在当时还不敢公开撤掉唐的内阁总理之职，而只能怂恿其心腹奉行“独立主义”，以拆内阁的台。例如，内务部物色人选，唐提议安排几名同盟会员参加工作，以示新旧合作。但内务总长赵秉钧坚不同意，甚至以率领该部全体司员辞职相要挟，迫使唐放弃自己的主张。从此，赵索性不出席国务会议，有事即越过唐直接向袁请示机宜。陆军部、海军部、外交部的情况与此相类似，重要、机密事务根本不通过内阁总理。对此，唐绍仪虽心有不甘，有时与袁争得面红耳赤，以至袁“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107]，但唐却无力改变此尴尬局面。这种种矛盾，不久就因借款问题和直督问题而公开爆发，遂演成汹涌的内阁风潮。
民国初建，中央财政税收多被地方截留，国库空虚，只好依赖外债维持。唐内阁上任后，首要难题就是如何设法解决财政危机。为此，唐绍仪奉袁命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后加入日、俄两国)商洽巨额借款，而银行团则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为交换条件。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同盟会所属报刊纷纷载文，揭露和抨击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民权报》即强调：“与其因监督财政而亡国，毋宁义旗再举，血溅权奸，为缔造艰难庄严神圣之中华民国，稍延一线生机。”[108]孙中山也多次发表谈话指出，“若果监督，则应拒之”;“倘四国利用中国现今财政困难而阻中国之进步，则国人必将发愤自助，设法在国中募集公债，以济目前之急”[109]。4月29日，黄兴通电提倡“劝募国民捐，以减少外债之输入”，避免“因借债以陷入危境，致使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110]。尽管袁对借款条件表示同意，但唐绍仪早对银行团之要挟十分不满，又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遂于5月3日断然拒绝银行团的条件，严正表示：“国民决不承认，故亦不敢允诺”[111]。恰在此日，财政总长熊希龄自上海抵北京就任，唐乃于5月5日向银行团声明：“总理无暇，以后由熊总长直接磋商。”[112]
出乎唐的意料，熊希龄接手后，竟无视约法规定的总理职权，直接仰承袁的意旨，既不赞成孙、黄的国民捐主张，也不认可蔡元培提出的发行不兑换券的建议，只把目光盯在外款上，同银行团作“单纯之磋商”[113]。他不仅事事迁就银行团的要挟，而且蓄意将唐挤出借款谈判的决策人之列。唐为之愤愤言道：“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114]5月14日，熊与银行团议订了第一批先行垫付银300万两的合同，17日签订《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按章程规定，垫款发放军饷及遣散军队费用，均须由外国人担任的海关税务司或银行核计员会同签押，其领饷清单并须以一份送交有外国人掌管的核计处稽核;而且对于军饷还应予该税司及核计员以调查应需之方便。此事一公布，群情沸腾，竞相诘责。同盟会激进派以《讨熊希龄》为题发表论说，指斥熊为卖国贼，声称：“苟吾民欲救亡国之祸，必杀熊希龄”[115]。戴天仇(季陶)更以《杀》为题写道：“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116]与熊有总角之交的黄兴也通电痛斥熊：“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117]熊因借款饱受谴责，遂一面致函各报，“巧于卸过”，一面以辞职向唐绍仪示威。经唐挽劝后，熊又归咎于黄兴，称因黄兴密电南京军饷奇缺，随时有兵变可能，自己才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甚至污称“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118]。不过，熊也不得不表示，垫款章程“系属信函，并非正式合同”[119]，故只要“一经停借，即可取消，并无难处”[120]。以后，由于舆论压力，中方拒绝了银行团的监督条件，大借款的谈判终于破裂。
在借款一事上，戴季陶竟将唐绍仪也列入该杀之辈，实是冤枉了这位国务总理。早在3月中旬，唐绍仪为摆脱四国银行团的财政控制，曾与比利时财团达成1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并携其一部分(约500万元)南下组阁，此款中有相当多资助了财政竭蹶的南京临时政府。及至熊希龄辱权借款为千夫所指时，共和党的参议员及该党控制的报刊不仅极力为熊及列强“监督中国财政”作辩护，而且有意追查比款用途，指责唐外交失败。垫款合同签字后，唐与熊于5月20日到参议院说明，要求予以通过。结果，共和党议员对唐群起诘责，唐竟“木立无语几及一小时”[121]，而始终不愿说明比款用途真相，以维护孙中山及同盟会之利益。会间，江西议员李国珍作长篇发言，责骂唐为“亡国总理”，是“以国家为孤注，使中华民国几无存在之余地”[122]。当晚，唐率同盟会阁员向袁提出辞职，后经袁假意挽留而作罢。当时，共和党之所以大肆攻击唐绍仪及同盟会，实已包藏着企图推倒唐内阁，“以熊代唐”的险恶用心[123]。而唐之艰难处境及提出辞呈，已使得执政仅一月的内阁摇摇欲坠。
正当党争政争波涌浪击之际，又发生了袁世凯破坏内阁副署权的直督事件，即王芝祥改委事件。辛亥革命后，京畿重地直隶省的都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袁任总统后不几天即任命其亲信张锡銮署理直督。前已述及，唐内阁组成时，袁曾答应同盟会由王芝祥担任直督，作为段祺瑞长陆军的交换条件。王原为前清广西布政使，辛亥广西宣布独立后任副都督，继而加入同盟会。唐绍仪北上入京后，既俯顺舆情主张裁兵，尤主“全国一律，并非若袁总统之偏重南方也”，又不赞同黎元洪所倡的绝对中央集权方案，同时暗助同盟会向北方渗透的方略，“欲以王芝祥督直，柏文蔚督鲁，皆是调和南北之苦心”[124]。然而，袁之承诺本属权宜之计，直隶为北洋派根本之地和命脉所系，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等到5月26日王芝祥携其参谋长耿毅抵京后，袁却暗中指使其亲信，群起鼓噪。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散布传单，攻击已是同盟会员的王芝祥;天津顺直全省保卫局公然致电袁氏，指责王“北人(按王为直隶人)而言北伐”[125]。月底，袁之亲信军官以“直隶五路军人”名义，通电反对王氏督直，表示“绝不承认”[126]。然后，袁借口“南军曾北伐，不可与相近”[127]及军界反对，推翻了自己的诺言。唐绍仪以不可失信竭力相争，但袁却无动于衷。随之，袁先期通知了南京的程德全，并拟就了委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的命令，令王协同程遣散南京军队。“唐以承诺在先，不肯失信，坚持不肯副署，事遂中辍。迨后参议员提出质问书，谓何故不遵照参议院议决之接收北方统治权办法任命王为直督。总统府强辞曲解，拟具答稿，唐复拒副署。”[128]在此期间，唐绍仪确实表现了良好的政治气节，但他所信任、支持的王芝祥却是位善于察言观色、投机取巧之徒。王在袁答应给其一笔巨款后，竟不愿得罪大权在握之袁总统，拿了无总理副署的命令，于6月14日出京赴宁履任去了。
王芝祥改委事件乃袁使用北洋武力首次对《临时约法》权威性的公开抵制，这种破坏内阁副署权的行为，是对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公然蔑视与挑战。唐绍仪被自己支持的人所出卖，其愤怒可想而知。而当时同盟会方面并未予唐以有力支持，且其4名阁员又率先提出辞职。这样，唐绍仪孤立无援，自知不是袁的对手，又不愿对袁百依百顺，只好于6月15日晨留下辞呈，愤然离京赴津，弃职而去。当天下午，袁派梁士诒及段祺瑞(续派)赴津劝唐回任，唐愤愤曰：“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罢。”[129]袁知唐去意已坚，正中下怀，遂于6月17日任命外交总长陆徵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对于袁氏的违法举动，同盟会本部的反应十分迟钝。他们仅将唐阁的垮台，看成是民主国家党派纷争的正常结果，既不打算追究和谴责袁氏违法，也不准备挽唐复职，而将一切祸根归咎于混合内阁之弊。于是，他们一方面提出了政党内阁(即由一党组织清一色内阁)的主张，希望民主政治能循常轨发展;另一方面则准备退出政府。如蔡元培在《答客问》中就说：“夫以国务院之中，而有此背道而驰之两派，乌得不机关停滞，万事丛脞。欲救其弊，非去一派而全委其权于对待之一派不可。”他还阐述了同盟会的所谓“消极主义”和“积极主义”两策：前者即国务院中不可甲、乙两派“混合”“同院”，“下次国务院中，必以乙派者占重要之位置，为我等所敢预决，故我等力主不再加入，俾彼等组织一纯粹乙派之国务院”。后者即“如大总统请本会会员组织纯粹之政党内阁，则本会会员不可以不担任”[130]。在唐内阁被摧残崩坍之后，革命党人竟对袁氏违法的重大问题置之不顾，却大倡纯粹政党内阁之说，甚至还幻想由宋教仁出来组阁，其思路之混乱与政治上之稚嫩，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6月17日，同盟会阁员以与总理负连带责任为由，再次提出辞职。数日后，同盟会总部派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等4名代表晋谒袁氏，陈述同盟会政党内阁的主张，并表示如仍组织混合内阁，则同盟会员不加入。而袁则虚伪地说：“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131]其实，袁氏的真意乃在杜绝一党控制之责任内阁出现，而欲组织所谓的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其所以如此，一是袁当时还不便由其私党直接出面组阁[132];二是混合内阁更有利于自己利用党派争斗来操纵控制;三是共和党、统一党均与同盟会为敌，支持袁的主张，袁可自如地借这些党派钳制同盟会。因此，袁惺惺作态，要求同盟会继续合作，而诸代表却爽快答道：“此次辞职之后，无论大总统任命何人组织内阁，同盟会无不力表同意，竭力维持。”[133]既然同盟会决心让步，要退出内阁，袁遂于6月27日批准唐绍仪辞职，正式任命陆徵祥为国务总理。29日，参议院以74票对10票通过对陆之任命。
陆徵祥出身于上海基督教传教士家庭，自幼入教并习外语，曾历任驻外使馆翻译、参赞以至公使。此人以熟谙外交礼仪、善交际、会应酬、外语流畅而著称，在清末外交界颇有声誉。武昌起义后，曾领衔联合一些驻外使节电劝清帝退位，博得国内好评。唐内阁时，他常以无党派的“超然主义”自诩。他也确因长期在外，与国内各派系恩怨俱少。黎元洪称赞他“旧史不书其恶，新党不隶其名”[134]。梁士诒代表袁世凯向参议院介绍陆时，褒其“既知中国固有之情势，又知外国政治发达之趋向，与共和民主之精神”[135]。这样一位不新不旧、无党无派的“超然派”，恰恰适合袁世凯搞假民主的需要。陆出任国务总理之所以能被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不仅因为共和党、统一党支持，而且由于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认为各党都没有单独组阁的希望，多投票赞成。但在补提6名阁员时，却闹出了又一次内阁风潮。
同盟会看到政党内阁无望，虽赞同陆氏出任总理，但为贯彻政党内阁主张，决心不再卷入混合内阁的纷争之中。7月1日，同盟会本部宣布：“本日职员会决议，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自由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先后一致，是为至要”[136]。次日，同盟会四阁员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正式向袁辞职，袁、陆一再挽留，自然毫无作用。至7月10日，他们致函陆，宣布14日后即不到部视事。7月14日，袁遂免去蔡等4总长职务，同时也将不安于位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交通总长施肇基一同免职，仅余袁的4名心腹稳坐总长宝座。内阁的这种状况，是世界上所有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国家中绝无仅有的。
陆徵祥虽于7月1日正式上任，但却不敢承担行政责任，重要事务都要到总统府办理，阁员人选则完全听命于袁世凯。同盟会已宣布不加入内阁，袁却竭力延揽一些同盟会员入阁，图谋分化同盟会。袁此举令同盟会大为反感，宋教仁径斥之为“逼奸政策”[137]。7月18日，袁将增补的6位阁员名单咨交参议院同意。他们是：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工商总长沈秉堃，交通总长胡惟德。其中，孙、王、沈3人都属同盟会员。同一天，陆徵祥赴参议院说明任命国务员理由，各议员准备洗耳聆听这位新总理的施政方针。不料，陆操上海话娓娓道其生活琐事，并对骤升总理得意表白：“此次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我)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事［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138]。这一番“猥琐支离”、言不及义的演说，表明其对国务大事懵然无知。众议员听闻之下，如冷水浇头，“全场面觑，心胆俱灰”[139]。连右翼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在当晚发出的传单中也称：“如此世难，如此政府，真有亡国之兆”[140]。议员们既对陆氏大为失望，遂决定推迟到明天表决国务员名单。
可在当天，周自齐等6名拟补国务员已获悉参议院之趋向，乃全部具函向袁辞谢。19日晨，袁急忙致函参议院，要求取消昨日交议之名单，推迟表决。参议院依据约法，认为袁函非正式公文，故不予理会，坚持表决。结果，提出的6名国务员全遭否决。何以如此?同盟会议员的反对自不必说。而统一共和党议员此前一直争取王芝祥督直，不仅未能如愿，且遭北洋军警的辱骂与威胁，使其对袁日益不满;共和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的议员，则对陆氏猥琐庸俗的讲话十分厌恶，一些有振作精神者，对民国前途更感担忧。这样，对陆的不满，竟超越了党派的对立。参议员否决6名国务员，也就是对陆投了不信任票。
陆见自己不被参议院认可，感到大失脸面，遂于7月20日向袁引咎辞职。袁氏未允，并认为参议院否决6名阁员，是在有意打击他的威信。他自认为已经考验过了责任内阁制的尊严，也成功地打破了内阁副署权对他的约束，这个最高的立法机构似亦不难制服。于是，他决心采取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手段逼迫参议院就范。
首先，袁指使其高级军官于7月21日下午召开北京军警两界特别大会，用硬的一手进行威胁。军警们通电全国并致函参议院，辱骂参议院“谬执党见，陷国家于无政府”，“破坏大局”，“实为人民之公敌，共和之障碍”[141]，甚至扬言要以武力解散参议院。与此同时，袁则在当天下午5时后，邀请各党派参议员60余人到总统府设宴招待，劝说各参议员化除成见，与政府“一德一心”，同舟共济，以解内政外交之困[142]，这是在用软的一手进行笼络。而副议长汤化龙在答词中表示：“政府所定之政策，参议院定必同意进行。”[143]威胁、笼络的手段交相用过，袁立即于7月23日向参议院送去新的阁员名单，内有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要求参议院同意。次日，匿名恐吓信和讨伐传单如雪片般纷纷飞到参议员手边：“有署曰军界公启者，声讨吴景濂、谷钟秀、殷汝骊罪状，并牵及谷之死力为王芝祥君督直者，受得贿赂若干云云，且谓将与天下共诛之”;“另有一传单，谓但能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者，赏洋一万元，下不署名”;“有署名曰健公十人团者，封送一百零三封信分配各议员，言若再不牺牲党见者，将以炸弹从事云”[144]。25日，袁又使出两手并用的老戏法：一方面，军警会议公所复开特别会议，议决若再不通过国务员，就要“如何如何用兵力解散参议院”;另一方面，袁之亲信姜桂题、马金叙、陆建章、段芝贵等，假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及政界要人，虚伪表示，军人绝不干政，近来军界举动，仅是“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145]。但在席间，仍有人痛骂参议院，声言“明日再不通过，当宣布议员死刑”[146]。
经过几番折腾，绝大多数参议员早已屏声敛气，身不由己。而外界不明真相者，对参议院否决阁员责难有加。少数正直的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议员身受重压，有苦难言。在参议员开议之前，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议员权衡利弊，深感进退维谷：“此次若遽予同意，今后参议院将永失其价值……南北军界数日来对参议院已屡屡表示意思，若再不同意，将来难予为继，倘有变动，参议院亦仍是失其价值。”[147]结果，26日参议院投票表决，除蒋作宾以军人出身长工商被否决外，其余5人全部通过。工商总长一席，袁提名由刘揆一担任，但格于同盟会员不入内阁的禁令，刘遂登报宣布脱党，经参议院通过后于8月2日正式任命。
陆内阁成立的历程，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李剑农早就慨叹过：“于是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不是通过国务员的目的达到，是他第二次使用军阀武力来试验所谓议会势力的目的达到。自此，所谓‘中华民国’已明明白白形成了一个‘中华军警共和国’。”[148]同盟会之激进派曾描绘袁及共和党的形象是：“口谈共和，心怀君主，集权中央，引用私人，是谓大总统之皇帝相;招集群党，排击异己，附膻如蚁，逐臭如蝇，是谓共和党之保皇相。”[149]戴天仇等人更预感到了袁氏帝制自为的可怖前景，曾怒言：“嗟乎!吾民愤极矣，参议院苦极矣，国务员任意极矣。是何必有参议院也，是又何必有国务员也，且更何必有约法也。袁世凯将来若更以兵力胁参议院使上皇帝劝进表，然则参议院亦将畏威力而草改元诏耶?呜乎!共和休矣。”[150]继而公开表示：“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逼我以兵力，报之以铁血。”[151]不过同盟会内的激进派多停留在语言文字阶段，既无有效之策更无实力以制约未来的“皇帝”与“保皇”派。至于同盟会的多数人即所谓稳健派，既惧怕社会动乱又斗志消散，一退再退，终使抛头洒血换来的大好民国变成了“军警共和国”，岂不悲哉!这正像有些论者指出的：“共和的法制并不是可以用空话，而是需要用力量来保卫的。法制本身并不构成一股力量，而是社会的各种力量在考验法制的价值。软弱无力、走上妥协道路的革命党人，虽然把临时约法看得很神圣，把议会看成共和精神之所在，但是，他们既然害怕社会动乱，因而还没有觉悟到需要用血和火的战斗，去保卫民主共和的时候，也只好忍气吞声，让议会在妥协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末路，让临时约法成为一张废纸。”[152]
尽管陆徵祥这个“超然总理”领导的“混合内阁”得以按袁的意愿成立，但陆却庸碌无能，无法承担全部政务。不久，陆即遭参议院弹劾而去职，充当了一个具有过渡色彩的替罪羊。8月20日，袁以内政总长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于是，陆内阁又变成了赵内阁。
在此期间，袁世凯为分化、瓦解革命党人，时而采取赤裸裸的血腥屠杀手段(如伙同黎元洪诱杀同盟会员、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于北京)，时而以甜言蜜语邀请威望很高的孙中山、黄兴北上，“共商国是”，以稳定其统治地位。而孙、黄不顾民国史上第一桩冤杀“首义革命元勋”的大血案的严重事实和同盟会激进派的反对，居然力主以诚信感化袁氏，先后于8月24日、9月11日入京，企图“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153]。孙北上时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认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154]。及至与袁初谈后，孙更告诫他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155]。黄兴入京后则说：“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要求国民诚意“赞助大总统”[156]。孙、黄北上的结果，一是与袁商订了所谓“八大政纲”[157];二是袁任命孙为全国铁路督办，黄为粤汉川铁路督办;三是促成了赵内阁的正式成立。
陆徵祥提出辞职后，袁欲让其心腹、宪警头子赵秉钧继任，但又担心参议院难以通过。因此，他一面任命赵代理总理，一面表示总理问题待孙、黄入京后协商解决。他明知同盟会坚持政党内阁，反对加入混合内阁，却故意派人去动员宋教仁或黄兴出任总理。宋、黄敬谢不敏，袁遂顺水推舟，提议由赵秉钧继任，孙、黄等当然无话可说。不仅如此，在袁的授意下，赵秉钧对孙、黄显得特别殷勤、亲热，以骗取信任。此时同盟会已与其他政党政团合并为国民党(8月25日成立)，其在京要员大都对赵出任总理表示认可。由于国民党成立后号称“民国政党，唯我独大”[158]，在参议院已占有2/3的多数席位，因而赵内阁(其中外交总长因陆辞职改由梁如浩担任，赵兼任内务总长)以69票对2票的绝对多数顺利通过。9月24日，袁正式任命赵秉钧为内阁总理。赵内阁既已成立，黄兴遂按前此向袁的提议，出面延请阁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所谓政党内阁的主张。于是，赵秉钧、梁如浩、陈振先等次第加入，连已声明脱党之刘揆一也表示愿意恢复党籍，除范源濂、周学熙不肯附和，陆、海军两总长以军人不得入政党为由拒绝外，多数阁员总算列入国民党门下。10月4日晚，黄兴离京前夕在六国饭店宴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议员和干部及新闻记者，他在会上宣布，热烈“欢迎新加入本党的国务员诸君”[159]。就这样，赵内阁又迅速变成了一个不执行而且反对国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阁”。袁世凯则煞有介事地放出空气说：“赵秉钧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160]倒是赵秉钧说得老实些：“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按即国民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161]对此，有人讥讽道，这种“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这不是什么“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162]。然而，孙、黄却一度自我陶醉于这种虚假的政治表象之中，南归后一再宣称“大功已竣”[163]，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要求党人“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164]。后来，谭人凤就感慨万分，叹言：“袁其真有魔术欤?(孙、黄)何被弄于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165]
综上而论，在北京临时政府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焦点之一，即是维护还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问题。斗争的结局在事实上已经明朗：在唐绍仪内阁时期(1912年3月13日～6月27日)，袁处处掣肘揽权，使国务院难有作为，并进而否定了内阁副署权;在陆徵祥内阁时期(1912年6月29日～9月22日)，袁以武力加甜言蜜语制服了参议院，“任命阁员，皆承总统意旨而行”，国务院“事无大小，皆就决于总统府”[166];在赵秉钧内阁时期(1912年9月25日～1913年7月16日)，国务院虽人称“国民党内阁”，实际上已完全成为袁的御用内阁。诚如有人所揭示的那样：“陆、赵内阁，本皆承袁意而成，实为一具形机关。赵尤为袁之私人，既任总理，将唐绍仪所设之国务会议径移至总统府。国务院形式上虽有会议，实权已操于总统府，内阁制之精神，完全丧失，盖无形中已变为总统制矣。”[167]这种由《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所以成为废物的缘故，就是因为法律制度的背后，没有民众拥护的力量”;而“没有民众作后盾的政党和内阁制度，皆为无用的工具”[168]。其实，此后的段祺瑞临时内阁(1913年7月10日～7月31日)、熊希龄内阁(1913年7月31日～1914年2月12日)等，都无一不是袁的工具和玩物。顾维钧的回忆也触及了实质，他说：“袁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169]让这样的人物居于总统高位，只能使议会与内阁制遭受更多的凌辱与摧残，这不独是革命党人及其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灾难。
【注释】
[1]清国史馆撰：《清史列传》卷53，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2～15页。
[2]《袁氏家书》卷2，清芬阁1911年刊印，第34页。
[3]张锦芳编：《项城县志》卷5，1911年石印本，第13页;又见《袁氏家书》卷1。
[4]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1913年版，第1页。
[5]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6]《袁氏家书》卷5，第11页。
[7]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4页。
[8]刘厚生：《张謇传记》，第6～7页。
[9]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1。
[10]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1932年排印本。
[11]《李鸿藻日记》，光绪廿一年二月廿三日、四月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5月7日)，见刘凤翰编：《李鸿藻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9年版。
[1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志”2，第9509页。
[13]《密保贤员片》，《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874～875页。
[14]张之洞：《荐举人才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8。
[15]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2，第5～6页。
[16]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廿一年八月十一日(1895年9月29日)。
[17]《清德宗实录》卷378。
[18]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第8页。
[19]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4，1898年刊本，第5页。
[20]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4，第2页。
[21]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第8～9页。
[22]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复奏折》，光绪廿二年五月十一日(1896年6月21日)，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页。
[23]《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见黄毅：《袁氏盗国记》下篇，上海民国书社1916年版，第87页。
[24]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第6章第4节“山东勇营的编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7年版。
[25]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9。
[26]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
[27]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第14～15页。
[28]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29]克罗莱(H.croly)：《司戴德》(Willare straight)，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5年版，第418页。
[30]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8)，第307页。
[31]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32]黄炎培：《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序》，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裨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33]《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
[34]《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1页。
[35]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
[36]《北京三军统之危言》，《申报》1912年3月10日。
[37]《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8页。
[38]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1912年3月9日。
[39]一生治帝王之学的湖南名士王闿运，当时写有西苑门楹联云：“国犹是也，民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额为“新莽门”。见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
[40]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东北书店1945年版。
[41]《新华秘记俞序》，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裨海》第3辑，第299页。
[4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8页。
[43]《临时大总统令》，《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2日。
[44]《法令大全》第1册“赏恤”。
[45]《国务院官制》，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6月26日。
[46]《法制局官制》，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7月19日。
[47]《铨叙局官制》，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7月21日。
[48]《铨叙局官制》，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7月21日。
[49]《印铸局官制》，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7月17日。
[50]《蒙藏事务局官制》，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7月25日。
[51]《咨参议院设立稽勋局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2～123页。
[52]《内外时报》，《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
[53]《法典编纂会官制》，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7月17日。
[54]但次长的额数也偶有例外，如1912年内阁初成立时，内务部为2人，旋即裁去1人; 1913年12月修改官制时，内务、财政两部均设2人。
[55]《北京官僚罪恶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裨海》第3辑，第456页。
[56]《临时大总统令》，《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12日。
[57]参见《中华民国暂行法院编制法》，《中华六法》，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
[58]参见《中华民国暂行法院编制法》，《中华六法》，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
[59]《论参议院》(1)，《神州日报》1912年3月1日。
[60]《公电》，《民立报》1912年3月1日。
[61]《民社致袁、孙、黎电》，《神州日报》1912年3月1日。
[62]《时报》1912年3月2日。
[63]《足以亡国之参议院》，《民声日报》1912年3月11日。
[64]《鄂省议会通告不承认参议院》，《时报》1912年3月15日。
[65]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0页。
[66]《民立报》1912年3月24日。(www.xing528.com)
[67]《南京参议院反对湖北发起临时国会各电汇录》，《时报》1912年3月24日。
[68]《南京参议院反对湖北发起临时国会各电汇录》，《时报》1912年3月24日。
[69]《南京参议院反对湖北发起临时国会各电汇录》，《时报》1912年3月24日。
[70]《时报》1912年3月27日。
[71]《时报》1912年3月27日。
[72]《时报》1912年3月27日。
[73]《袁世凯通令各省速举民选参议员》，《时报》1912年3月29日。
[74]《改咨议局为省议会之要电》，《大公报》1912年4月9日。
[75]《袁世凯催选参议员通电》，《民立报》1912年4月5日。
[76]《鄂省改选参议员》，《申报》1912年4月19日。
[77]《大公报》1912年5月1日《参议院开院之盛况》称出席议员有“60余人”，而《申报》1912年4月30日《要闻·北京参议院开院记》报道为“到者72人”。考虑到开院之日旧派、新选议员同时出席，似乎当以后说更近可信。
[78]《参议院开院之风潮》，《民立报》1912年5月6日。
[79]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4月30日。
[80]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5月1日。
[81]《参议院开院之风潮》，《民立报》1912年5月6日。
[82]《参议院开院之风潮》，《民立报》1912年5月6日。
[83]《参议院秘书厅通告》，《正宗爱国报》1912年5月5日。
[84]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见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0页。
[85]《袁大总统致黎副总统电》，《时报》1912年4月2日。
[86]《呜呼!中国之民选国会何在?》，《民权报》1912年4月5日。
[87]《哀参议院》，《民立报》1912年5月26日。
[88]《参议院各次会议之速记录》，见北京《政府公报》第10号(1912年5月10日)、第11号(1912年5月11日)、第16号(1912年5月16日)。
[89]《中国年鉴》第1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56～159页。
[90]《参议院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速记录》，当日出席70人，请假15人，缺席27人，计112人。见北京《政府公报》第331号，1913年4月8日。
[91]参议院各时期人数情况，采自李学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人数及变动情况考》，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92]《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93]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6～197页。
[94]《民立报》1912年3月7日。
[95]《民权报》1912年4月5日。
[96]《新政府成立之种种》，《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1日。
[97]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3～154页。
[98]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4。
[99]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100]《黎副总统政书》卷9，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年版，第7页。
[101]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102]居觉生：《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第124页。
[103]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2集，第302页。
[104]黄远庸：《政界内形记》(其一)，见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2，第6页。
[105]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2集，第302页。
[106]《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91页。
[107]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39年铅印本，第122页。
[108]《列强监督财政之警告》，《民权报》1912年4月17日。
[10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0页。
[110]《民立报》1912年5月12日;又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页。
[111]《大借款破裂记》，《时报》1912年5月9日。
[112]黄远庸：《大借款波折详记》，见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2，第3页。
[113]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114]《民立报》1912年6月20日。
[115]《讨熊希龄》，《民权报》1912年5月20日。
[116]《杀》，《民权报》1912年5月20日。
[117]《致各省都督议会等电》(1912年5月24日)，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97页。
[118]《致袁世凯等电》“附2：李书城致熊希龄电”，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21页。
[119]《致袁世凯等电》“附1：熊希龄致黎元洪及各省电”，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18页。
[120]《复熊希龄电》“附：熊希龄复黄兴电”，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05页。
[121]《参议院之正式秘密会》，《时报》1912年5月30日。
[122]《参议院之正式秘密会》，《时报》1912年5月30日。
[123]《民立报》1912年5月25日。
[124]《民国新闻》1912年8月6日。
[125]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6月9日。
[126]《旧军官攻王芝祥》，《太平洋报》1912年6月4日。
[127]《同盟会本部致沪机关部电》，《民立报》1912年7月1日。
[128]《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
[129]《民权报》1912年6月22日。
[130]《答客问》，《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68～269页。
[131]《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另见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132]当时袁颇想以徐世昌出山组阁，担任自己的“宰相”，或自己直接掌权。但虑及集权太过明显，惹人耳目，遂告作罢。
[133]《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134]《黎副总统政书》卷1，第14页。
[135]《参议院第二十七次会议速记录》，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7月9日。
[136]《民立报》1912年7月3日。
[137]黄远庸：《乔妆打扮之内阁》，见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1，第187页。
[138]《参议院第四十一次会议速记录》，北京《政府公报》1912年8月3日。
[139]《同盟会本部致报界电》，《民权报》1912年7月25日。
[140]《同盟会本部致报界电》，《民权报》1912年7月25日。
[141]《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23日。
[142]《时报》1912年7月27日。
[143]《时报》1912年7月27日。
[144]黄远庸：《三日观天记》，见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2，第76页。
[145]黄远庸：《三日观天记》，见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2，第78页。
[146]黄远庸：《三日观天记》，见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2，第79页。
[147]《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24日。
[148]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66页。
[149]《民权报》1912年7月27日。
[150]《兵力专制之大成功》，《天仇文集》，民权报发行部1912年版，第124页。
[151]天仇(戴季陶)：《可怜民国之国民代表》，《民权报》1912年8月3日。
[152]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153]《民立报》1912年8月26日。
[154]《民权报》1912年8月19日。
[155]《与某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2～413页。
[156]《民立报》1912年9月21日。
[157]同年9月25日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公布的“八大政纲”内容包括：(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见《民立报》1912年10月1日。
[158]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07页。
[159]《民立报》1912年10月6日。
[160]杨大辛主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第238页。
[161]黄远庸：《政谈窃听录》(1912年10月5日)，见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2，第155页。
[162]黄远庸：《政谈窃听录》(1912年10月5日)，见林志钧编：《远生遗著》卷2，第153页。
[163]《民立报》1912年10月12日。
[164]《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
[165]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66]曾友豪：《中华民国政府大纲》，第18～19页。
[16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8页。
[168]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61页。
[169]《顾维钧回忆录》(1)，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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