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遗民的史籍撰述
作为遗民，章梫的史籍撰述主要集中在通过乡邦文献的叙序以表彰忠义，通过辞却《清史稿》等史书的编纂以实践其遗民志向。
1.乡邦文献的编辑及叙序
章梫撰写乡邦文献的叙序有《续修章氏族谱序》、《重刻阆凤集序》、《章氏续修会谱序》等。
《续修章氏族谱序》首先对章氏家族的历代名臣、硕儒、纯行、奇节之人进行梳理，感慨他们“世守家法”，因家法而联系到批评当代俗子“偶习东西各国之浅说，谓吾国之弊在知家族而不知国家，煽惑人心，数年而成此大乱，三纲毁废，人道灭绝”。在章梫看来，正是因为提倡国家主义，忽略家族主义，才导致三纲、人道的灭绝。辛亥之变，使得清王朝亡国了，作为一位亡国大夫，应该模拟、仿效《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一话，于是，他决定“今国虽未亡，窃滋疚矣，宁流离转徙，孤露颠危以老，不敢安居故里，与宗人衣冠入庙，月朔读谱，讲一姓团聚、数代同堂之乐事……冀以上质祖宗，下告来者”(5)。他不以“亡国大夫”身份与列祖并配，既是其遗民志节的体现，也是他借家族主义鼓张三纲、五伦的一种努力。
也许因为章氏族祖、明代的章原质公朴因藏有被世人称做“正学先生”的方孝孺的《方逊志文集》而罹难，故章梫对方孝孺也钦敬有加，著作中多处提及方孝孺及其著作，戊申年(1908)，章梫有《拟请先儒方克勤从祀崇圣祠折》，提议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从祀崇圣祠。《一山文存》中提到的另一位宁海人是宋遗民舒岳祥(1219—1298)，字景薛，一字舜侯，世称阆风先生。宋亡后，舒岳祥隐匿乡里执教，与奉化戴表元、鄞县袁桷等交往密切。全祖望将其与胡三省、刘庄孙称为“天台三宿儒”。虽颠沛流离，仍笔耕不辍，诗文与王应麟齐名，著有《史述》、《汉砭》、《补史家录》等220卷，统称《阆风集》。
光绪甲午年(1894)以前，作为史臣的章梫从《四库全书》中见到舒岳祥《阆风集》12卷，“时海宇无事，从容文学，意以乡贤遗著录之”。此时的舒岳祥及《阆风集》在章梫眼中并无遗民层面的思考意义，殊不知，十余年之后，自己竟也成为一位遗民。然自辛亥武昌变作，腊月溥仪下诏逊位，继以兵变后，自壬子以迄甲寅三年之间，“避地天津、上海、青岛，嗣返故里，复寓上海，或以兵灾，或以匪警，或以荒灾，无所得食而去。流离琐尾，困苦万状，与阆风遭宋末元初变，入鄞、入剡，寄居棠溪，逃匿荒山，穷途冻饿，无一不同。而其集中书事、即事、避地贷食、罪言、杂言、咏物、托兴、赠友、感旧诸作，拳拳故国之思，仳离惨恻之状，又无一不为予写照”。章梫与600年前的宋遗民舒岳祥情景何其相似，遗民身份超越了600年的时间界限，相同的历史遭遇派生出章梫惺惺相惜之情，正是秉着“千古伤心人大都共此怀抱”(6)的感触，章梫等拟重刻《阆风集》，正巧从好友刘承干处得到另一抄本《阆风集》，黄岩王舟瑶(1858—1925)又寄来《四库全书》本没有收录的舒岳祥诗文与吴子良《阆风集叙》诸篇，加上《光绪宁海县志》的阆风行状，别为补遗、附录，附诸卷末，刘承干嘉业堂丛书重新刻印刊行。章梫乙卯年(1915)《重刊阆风集叙》一文足可看出表彰乡贤、追步先贤的诚心。
2.史书编纂
作为遗民的章梫，其史书撰述带有强烈的资治意蕴。
《康熙政要》是辛亥国变以前辑成的，最终进陈给了溥仪，却是几经周折而达到的，从章梫给朱益藩的书信中可见其细节。丙辰年(1916)章梫《上朱师座》的书信再一次表达了他对此书的自信，建议作为帝师的朱益藩在讲学过程中，应引导溥仪“亟读”《康熙政要》及《孝经衍义》、《大学衍义》、《衍义补》、《君鉴》、《臣鉴》、《党鉴》等书，目的是“以坚定其中正之心，方能别白乎是非之实。现今之变，皆生于是非淆乱，辨别真是真非，为拨乱反正第一义”(7)。《康熙政要》将“资治”意义再一表明，这与续修《四库全书》的目的也不谋而合。续修《四库全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壬子年(1912)正月章梫《上陆相国》信还是再一次强调，续修《四库全书》是“冀振起晦塞，通于学而达于治”。故“奉懿旨改行共和”之后，他不顾“海内鼎沸，京师骚然，南中亲友多有劝梫速归”的呼声，还是忍辱负重，继续纂修尚欠四十余卷的《德宗实录》，他认为完成实录史稿是史官的重要性和责任心的体现，也是对乡贤的效仿:“翰林一官，今之所轻，列祖列宗之所重……义不可临危而去，且梫生于胡三省、方孝孺二先生之乡，平生服膺二先生之书。”纂修完成《德宗实录》是他的追求与目标，故他挣扎于殉难和存身的矛盾中，“暂在京修竣，始行。人臣最痛心之事，无过于效忠无地，尊贱不同，致身则一”(8)。否则，也会追随先帝而去。
章梫1917年编纂了一部“辑古史述前事”的著作《纶旅金鉴》。“纶”本是青丝带，《礼记·淄衣》有:“王言如纶，其出如。”后称皇帝的诏令为“纶”，与其类似的有纶音、纶旨、纶命、纶书、纶章等。以“纶”命书名，作者是想通过汇集历朝历代败后重振的故事，激励逊位的溥仪及清王朝再次中兴。
章梫在《〈纶旅金鉴〉后序》中将这一编辑缘由阐述得十分清晰。《国语》载叔向有“一姓不再兴”之语，汉代以知书通经而闻名的国士隗嚣也有“王者受命，一姓之衰不再兴”之语。《〈纶旅金鉴〉后序》首先批驳此语无据，他从少康时代一直历数到宋高宗时期，夏有少康再兴，商有高宗再兴，周有宣王再兴，汉有光武再兴，晋有元帝、唐有肃宗、宋有高宗再兴，甚至蜀有一姓而三兴。他认为，国家兴亡与天人感应之理、势、道、所归之人心相关联，清朝取代明朝是以武戡乱、以文致治的结果。晚清的反满志士攻击清王朝的理由仅“种族不同”、“亲贵用事”两条，并没有涉及清朝列祖列宗的“一言一行之失”，况且共和实行了六载后，“变故迭起，纲纪荡然，征税繁苛，阎闾愁叹”。眼前情景的破败，萌发了章梫等人的中兴信心，“臣等伏处海隅，澄览时变。或游中原，观民俗以下群情之向背;或走盛京，谒先帝陵庙以觇王气之盛衰”。结合邻邦观国之士的议论，章梫认为“民心固结气脉，绵长天命，仍眷顾于我圣清”。正是基于这种人心视归的大气候，章梫编纂了《纶旅金鉴》六卷，其目的是“备我君臣考览……恢复开国之规模，光大祖宗之谟烈，乃为古今不世出之”。尤其希望当今的皇上“效法少康，尤宜法光武”(9)。(www.xing528.com)
《纶旅金鉴》名谈中兴，为鼓张溥仪等人的中兴信念服务，但客观上为1916年以来海内遗老策划的复辟提供了历史故实的支撑，为丁巳年(1917)张勋等遗老的复辟之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承干手抄《纶旅金鉴》一部，与章梫共同署名，进呈溥仪，刘承干得“抗心希古”匾，这就是其藏书楼名为“希古楼”的缘起，章梫被赏“视履考详”条幅。
上文业有提及，民初遗民对《清史稿》的纂修有两种态度:一是拒修，一是与修，章梫是拒修派的主要人物。
甲寅年(1914)浙江巡按使屈映光(1883—1973)寄信给章梫，希望其参与《清史稿》的纂修事宜，他回书政事堂:“少习经史，长官京朝，颇亦历练当世之务，特辛亥一病至今，从前所学都不记忆，顷惟杜门养息，以终余年，敦聘之礼，万不敢承。”(10)以患病、失忆等理由辞谢。1915年4月，徐世昌、陆润庠、赵次珊、于式枚等或直接致书或间接征询章梫与修清史等事，并寄来名誉纂修聘柬，章氏均辞却掉，他说:“史为万世之公言，清代故事尤为史臣所应习。”(11)
虽然拒修，但是章梫对修纂清史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和看法，他在检录各家明史稿本的基础上撰有《明史义例汇编》一书，乙卯年(1915)作《明史义例汇编序》，其中就谈到纂修清史时元和相国(即徐世昌)取《汇编》并加按语，意欲为本朝史义例之所资。赵馆长也致信章梫请他参与清史馆，但章梫回答说:“身为史臣，与修德宗实录，未可谓史实茫无所知者。特亭林、梨洲皆史才，谙习明事，而皆不受明史馆之聘。今愿法顾、黄，深以为然。”(12)章梫看来，清朝遗民应该模仿亭林、梨洲的做法，不与修《清史》，方为得当。如果馆中有事，备当咨询，因为亭林、黎洲有前例可鉴。
民国3年(1914)《续修浙江通志》创修，沈曾植任总纂，朱祖谋、吴庆坻、张尔田、陶葆廉、金蓉镜、章梫、章广轩、叶尔恺、王国维、刘承干、孙德谦等协同纂修，1924年共形成稿本346册。
章梫关于浙江省志编纂的意见未载诸史籍，但他借县志的编纂，表达了对浙江省志编纂的看法。
杨子权(明经)曾致信章梫商讨县志重编问题，杨子权询问是否将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的人物及事迹纳入其间，章梫认为，县志编纂的出发点有二:县志重在为县人法戒之资，地方有司据以治事，比较而言，前者是最重要的，后者是第二位的。正因为如此，杨子权等人将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的人物及事迹汇为一编附于志后，是出于君子爱乡的厚意，附录于后于名不当，应改为续编，否则就与责怪《汉书》不详光武以后事迹相类似。至于其下限断在何时，他没有明确指出，但其意图非常明显:“梫为大清朝官，今不反对所谓民国，亦必无附和所谓民国之理，此天经地义。”至于县人以为然或以为不然，均不需考虑。接着他指出:“浙江现开通志局，拟续前志，自乾隆元年(1736)起，至宣统三年(1912)止。萧山县志正在辑修，亦截至宣统三年止。”(13)与其抱有类似想法的还有蔡晤琴。故县志是编辑续编，还是断于宣统三年，抑或是断于本年(1915)，请杨子权等人自酌。
章梫的史籍撰述除上述之外，还有徐世昌年谱的编纂，章梫曾以“门下士”名义编辑15卷本《水竹邨人年谱》，年谱从徐世昌出生到民国23年(1934)结束。1939年6月，徐世昌去世后几天，徐十弟世章请郭则沄编辑《水竹邨人年谱稿》，郭则沄在章梫原谱稿基础上节录成为2卷本。
总之，不论是清国史臣的史籍纂述，还是作为遗民的史籍撰述，章梫都秉着“以史报国”的意图进行，尤其是作为遗民，他通过史籍撰述，以史籍资治作为追求，这是与他对史学的资治作用认识有关，也是他以史籍鼓舞人心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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