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揭示晨风庐遗民文学活动

第一节　“晨风庐”遗民文学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革命党人运动风起云涌，11月5日杭州独立，19日，周庆云携全家迁往上海，寓居爱文义路道达里，取三国·魏桓范“托思晨风”典故，命其庐舍为“晨风庐”，周庆云以“晨风庐”为依托过起他的遗民生活。“晨风庐”在上海，但是，周庆云参与遗民文学的活动延展到杭州、苏州等地，故将这一时期的遗民文学笼统称之为“晨风庐”遗民文学活动。

将周庆云“晨风庐”的所有遗民活动材料全部囊括到手绝非易事，或许是天与人愿，笔者有幸获得部分资料，它们是:《淞滨吟社集》甲、乙两集(1915年刊行)，《甲乙消寒集》(部分)(1917年7月刊行)，《壬癸消寒集》(一卷)(1914年刊行)，《晨风庐唱和诗存》(七卷)(1914年9月刊行)，虽然它们不是资料的全部，但至少为研究“晨风庐”遗民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因此本节的论述及分析基本上建立在这四个材料的基础上。

“晨风庐”遗民文学活动大体包括:淞社，“晨风庐”唱和，“消寒会”，题画、联诗、祝寿等内容。形成这一规模巨大的民初遗民文学群体，与近代民族实业家周庆云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周庆云与遗民文学

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逢吉，号湘舲、梦坡，浙江吴兴(乌程)人。其父周昌炽经营丝业，为上海丝业公会董事，其叔叔周昌大在南浔及上海设立申泰丝行，周家为湖州南浔大富商、近代实业家家族。周庆云于光绪七年(1881)考中秀才，初以附贡授永康县学教谕，后授直隶知州，但不仕，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实业建设、浙江等省盐务的经营与管理、社会福利、学校教育和文化事业。光绪九年倡设新塍育婴堂，闵行、太湖救生所，光绪十七年(1891)赴杭州为张颂贤(竹斋)襄理盐务，光绪十八年在杭办理余姚、岱山两场收盐事宜，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积极参与汤寿潜与刘锦藻发起创办的浙江铁路公司，建造苏杭甬铁路，次年，设立浙西盐务初、高等小学堂，1907年他赞助并投资创设浙江兴业银行，民国二年在杭州开办天章丝织厂，后合设虎林丝织公司，在嘉兴办秀纶和厚生丝织厂，1918年，他投资由张静江和虞洽卿等发起创办的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民国9年在湖州创办模范丝厂，发起和投资开采长兴煤矿和铁矿、由南浔与震泽合办的浔震电灯公司，民国14年(1925)，在上海浦东开设了五和精盐公司，1927年在莫干山创办肺病疗养院。

此页背面有“梦坡室藏版”字样

此页背面有“甲寅九月锓版”字样(甲寅:1914年)

他精通诗、书、画、金石等，著述颇丰，有《中国盐业通志》、《盐法通志》(100卷)、《岱盐记略》(1卷)、《节本泰西新史揽要》(8卷)、《浔雅》(18卷)、《浔溪诗征》(40卷)、《浔溪诗征补遗》(1卷)、《浔溪词征》(2卷)、《浔溪文征》(16卷)、《两浙词人小传》(16卷)、《梦坡室获古丛编》(12卷)、《金玉印痕拓本》(7卷)、《梦坡室藏砚拓本》、《董夫人经塔石刻拓本》、《琴史》、《补琴史》、《琴书存目》、《乐书存目》、《琴操存目》等著作。周的著作后被汇集成《梦坡室丛书》，共45种，469卷。同时，他也纂修地方史志，如《西湖灵峰寺志》(4卷)、《莫干山志》(13卷)、《西溪秋雪庵志》(4卷)、《南浔志》(60卷)及附《南林缬秀录》(1卷)，等等。

作为一位遗民，周庆云积极参与遗民文学活动，以“晨风庐”为中心、以周庆云为主倡的遗民文学活动有四类:⁽³⁾

1.建立诗社、词社

《礼记·祭法》中有“社”的记载，其本意是指土地神，但《月令》篇引申为祀社神的节日，《白虎通·社稷》解释为祀社神之所。瞿兑之在聊及“茶棚”时对“社”的衍变有较为详细的解释:“凡进香之地有茶棚善会，乃古代社之遗意也。社本为民间公有之信仰，为饮食宴乐以娱与祭之人，既有饮食宴乐，则不能不有团体之组织。《春秋》‘公如齐观社’，《鲁语》说此事云:‘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盖已近于后世赛会之举。《汉书·陈平传》云:‘里中社，平为宰。’《御览》引《董卓别传》云‘时遇二月社，民在社下饮食。’皆可见古人以社为公众娱乐之机会。魏、晋间社之组织有所谓社老、社正、社史、社民，由此渐变为公众集会之团体，近今社会一词，初意如是也。”⁽⁴⁾这大概等同于顾炎武《日知录》对“社”含义衍变的解释:“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万历末，诗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名曰某社某社。”⁽⁵⁾

作为公众集会之团体的“社”在文人们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变化，它们充当着文人趣缘联络的基础和平台，因此，它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从中唐时期幕府诗人高骈等人的吟社开始，基本出现了有一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诗社，文人间的“尚齿之会”是它的又一表现形态。⁽⁶⁾自此以后，宋、元、明、清诗、文、词社相继为盛，辛亥革命以后，流寓津、沪等地的文人/士人，在自我预设的对社会疏离中，再一次捡拾起这种团聚方式，所以，民国初年也是诗社大盛的时期，其中，尤以遗民诗、文社为明显。

1912年7月15日(上元)，高翀(太痴)在上海豫园寿晖堂创办以“文酒之会”为主旨的希社，参与者有姚文栋、潘飞声、邹弢(明经)、周庆云等人，每月一举;1913年上巳日，淞社同人22人修禊徐园，这是淞社社集之始，1915年，周庆云辑刻《淞滨吟社甲乙集》;1915年，周庆云创舂音词社，推朱古微为社长，入社人士有徐珂(仲可)、庞檗子、白也诗、夏剑丞、袁伯夔、叶楚伧、吴瞿安(梅)等;1929年设海上诗钟社，入社的有曾重伯(广钧)、金甸丞、朱古微、袁伯夔等24人，9月又作息园社; 1930年9月，夏剑丞、黄公渚倡词会于海上，名曰沤社，入社人员达29人，至1933年，周庆云参与沤社社集活动前后达20余次。

淞社，即淞滨吟社，它是周庆云、刘承干等人模仿吴渭等人月泉吟社⁽⁷⁾的遗风，在上海创办的一个遗民诗社，比起上海同时的其他遗民诗社，淞社的影响最大，人数最多。

淞社自1913年上巳日徐园修禊之始至1925年花朝日，周庆云与刘承干借学圃为淞社第五十七次雅集活动结束，共存留时间13年，与会社员人数众多，杨钟羲在《雪桥自订年谱》中载录有35人:刘承干、周湘舲、艺风(缪荃孙)、子颂、鞠裳、息存、梅庵(李瑞清)、叔问(郑文焯)、李橘农、元素(唐晏)、聚卿(刘世珩)、(徐)积余、金粟香、钱德邠、吴昌硕、刘谦甫、王旭庄、刘语石(炳照)、汪渊若、戴子开、金甸臣、恽孟乐、(恽)季申、(恽)瑾叔、崔盘石、宗子戴、潘兰史、王静安(国维)、洪鹭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礼堂、夏剑丞、张孟劬(尔田)、姚东木等⁽⁸⁾，但周庆云《淞滨吟社集》甲集姓氏录载有28人，乙集载有21人，共49人，与胡怀琛的《上海的学艺团体》所指人数相同，而周延礽编辑的《吴兴周梦坡(庆云)先生年谱》载录86人姓名，并且周庆云辑有《淞社同人小传》文稿，寄李详订正，后因李详逝世，文稿遗佚。比较而言，周庆云儿子周延礽的辑录应该是完整与可靠的。

2.建立“消寒会”等会社

“消寒会”是中国自唐以来流传至现代的一种民俗。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旧历进入冬至节后，北方地区贵族豪富、高人雅士，每逢大雪，扫径延宾，为暖寒，故名之为消寒会。方浚颐《梦园丛说》说:“又有花局，四时送花，以供王公贵人之玩赏。冬则唐花尤盛。每当毡帘窣地，兽炭炽炉，暖室如春，浓香四溢，招三五良朋，作‘消寒会’。煮卫河银鱼，烧膳房鹿尾，佐以涌金楼之佳酿，南烹北炙，杂然前陈，战拇飞花，觥筹交错，致足乐也。”与“消寒会”相关的有“九九消寒图”，它有两种表现形式:

(1)画梅，成书于明朝末年的《帝京景物略》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深春矣，曰九九消寒图。”⁽⁹⁾

(2)由画梅演变为涂字、画画。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载:“宣宗御制词，有‘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二句，各句九言，言各九画，其后双钩之，装潢成幅，曰《九九消寒图》。题‘管城春色’四字于其端。南书房翰林日以阴晴风雪注之，自冬至始，日填一画，凡八十一日而毕事。”⁽¹⁰⁾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的描述基本相似，只是增加了朱古微的《齐天乐》一首咏词，但吴士鉴的记载与其略有不同:“宣庙常作《九九消寒图》，凡九字，每字皆九画，曰‘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懋勤殿双钩成幅，题‘管城春满’四字。南斋翰林按日填廓，细注阴晴风雪，皆以空白成字，工致绝伦。每岁相沿，遂成习俗。”⁽¹¹⁾清佚名氏的《燕京杂记》说:“冬月，士大夫约同人围炉饮酒，迭为宾主，谓之‘消寒’。好事者联以九人，定以九日，取九九消寒之义。余寓都，冬月亦结同志十余人饮酒赋诗，继以射，继以书画，于十余人，事亦韵矣。主人备纸数十帧，预日约至某所，至期各携笔砚，或山水，或花卉，或翎毛，或草虫，随意所适。其画即署主人款。写毕张于四壁，群饮以赏之。如腊月砚冻不能画，留春暖再举。时为东道者多邀集陶然亭，游人环座观之，至有先藏纸以求者。”⁽¹²⁾

1912年长至节(即冬至节)，周庆云与刘语石(炳照)在双清别墅举行壬子消寒会第一次聚会，与会的有许子颂、钱堂、冷云帆、张弁群、施琴南等27人，癸丑年(1913)与吴士鉴、戴子开、吕幼舲、汪符生等人第二次设宴，1914年与章梫、恽季申、恽瑾叔、洪鹭汀等第三次设宴，同年，周庆云辑录壬子、癸丑两集为《壬癸消寒集》(一卷);1916年周庆云约同人为贞元会，取《周易·乾卦·彖传》“元、亨、利、贞”代表春、夏、秋、冬，“贞下启元”意味着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会到来之意，以一人轮值，周而复始，入会者有恽季申、恽瑾叔、徐积余、林贻书(开暮)、程定夷等13人;1917年辑成《甲乙消寒集》;1926年在华安八楼设登高会，该会前后历时5年，先后入会者有王雪澄、余石、金甸丞、潘飞声、陈三立等57人。

目前所见以“晨风庐”为中心的消寒会相关材料有《壬癸消寒集》及《甲乙消寒集》，壬癸指壬子、癸丑，即1912年、1913年，两年消寒会的入会人员有刘语石、许子颂、吴斋(士鉴)等35人;甲乙指甲寅、乙卯，即1914年、1915年，两年消寒会的入会人员有缪荃孙、潘飞声等22人。

3.修禊

修禊是指古代人们到水边游嬉，以消除不祥的一种民俗，一般夏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为“春禊”，王羲之《兰亭集序》“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即是指此;在夏历七月十四日临水祓祭，称为“秋禊”。太平时日，修禊是文人们悠游山林、悠闲赋诗的聚集，但是到改朝换代之后，遗民们往往借此形式作为自己隐逸山水的一种表达，以示不与新朝同流合污。⁽¹³⁾

1913年淞社的修禊是该活动之始，1916年在愚园修禊，与会者有许狷叟、缪荃孙、孙德谦等18人;1917年在下斜街畿辅先贤祠遥集楼修禊，到会者有吴眉孙、陈匪石等人，是年，辑成《晨风庐唱和诗存》(十卷)出版;1918年姚文栋在双清别墅修禊，与会者200余人，1919年在灵峰修禊，1920年在淞滨天韵楼，1925年花朝日，与刘承干在学圃进行淞社第五十七次雅集，到会者20余人，前后延续13年的淞社活动至此结束，1928年，周庆云再次辑成《晨风庐唱和续》(12卷)。

目前所见材料有《晨风庐唱和诗存》7卷，收录了刘语石、秦国璋、高翀、郑孝胥、丁善之等77人的诗歌，第一卷前有赵汤、潘蠖、秦国璋、王蕴章等人的题辞，卷首有刘语石所作的序言。

非常有趣的是，北京、上海、日本东京在癸丑(1913)年上巳日(三月三)当天同时出现了四场修禊，除周庆云等淞滨吟社成员在上海徐园双清别墅修禊外，京沪另两场修禊是:梁启超等在北京万牲园修禊、樊增祥等超社成员在上海樊园修禊。⁽¹⁴⁾

《双清别墅修禊图》

梁启超万牲园修禊。万牲园即前清三贝子花园。据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的书信记载:“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兴，召集一时名士于万牲园续禊赋诗，到者40余人，老宿咸集矣。”⁽¹⁵⁾《庸言》杂志第一卷第10号诗录《癸丑禊集诗》收录了27人的唱和诗共30余首，他们是顾印愚、易顺鼎、顾瑗、郑沅、徐仁镜、梁鸿志、王式通、李盛铎、陈士廉、郭则沄、姚华、杨度、姜筠(字颖生，别号大雄山民)、罗惇曧、夏寿田、黄濬、关赓麟、袁思亮、杨增荦、朱联沅、唐恩溥、陈庆佑、姜诰、林志钧、袁励凖、饶孟任、陈懋鼎等。姜颖生、林琴南各绘图一幅，琵琶擅绝一时且为梁启超所厚爱的唐采芝抚琴。

樊增祥超社樊园修禊。参与者有沈曾植、樊增祥、瞿鸿禨、沈瑜庆、王仁东、吴士鉴、吴庆坻、陈三立等12人。

另有日本东京修禊，参与者有王国维等人，王国维有《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全诗近600字。其他详情待考。

4.题画、联诗、祝寿

1913年农历十一月初五，为周庆云50寿辰，周赋《自述诗》，和者有缪荃孙、吴子修等18人;1914年，为常熟庞鸿书(郦亭)题《消夏八咏》、为徐珂题《纯飞馆填词图》;1915年题易实甫《北雅楼闲居著书图》，为李梅庵、叶荭渔作《龙虎砚歌》，题朱念陶《天山归猎图》;1916年《题徐积余观察小檀乐室勘词图》，为缪荃孙题《双红豆图》;1918年，约朱古微、潘兰史、徐珂等漫游南湖，当时南湖烟雨楼刚刚落成，周庆云请汪鸥客绘成《南湖秋禊图》;1921年题《宗湘文观察爱山图》，为严载如题《三世耄耋图》，为刘葱石题《枕雷图》等。

团聚在周庆云身边的遗民文学活动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一是因为周庆云有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二是周庆云虽然在民国时期仍旧经营着自己的盐业，但是在政治上却保留着对民国的不满情绪，周庆云为《淞滨吟社集》所作的序言以及喻志韶为《浔溪诗征》所作的序言可见一斑。1916年40卷的《浔溪诗征》出版后，姚文栋、宗子戴、李详(审言)、孙益庵(德谦)、喻志韶、吴昌硕、刘澄如(锦藻)等纷纷为其作序，喻志韶序云:“国变后，荐绅南下，超社、希社诸名不一，不久旋灭，惟(由周庆云、刘承干主席的)淞社至今岿然犹存，固由同人多节慨之士，不随时变为转移，亦由梦坡二三君子，维持雅意，足以贯注于永久也。”⁽¹⁶⁾三是周庆云与寓沪的遗民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这为他成为“文化遗民”、有能力参与遗民的各项活动提供了业缘和趣缘基础。

二、“晨风庐”遗民诗歌倾向

《淞滨吟社集》刊行时，有杨钟羲、周庆云的序言。杨钟羲在序言中指出，围绕淞社祭酒周庆云而成的社集《淞滨吟社集》，从其存在的历史背景中看，既不同于韩李断金之集，宋代的汝阴唱和之编，属于生当承平、交联黻佩之作，也不属于乾嘉之际的津门(天津)水西庄、邗上(扬州)的小玲珑山馆、杭州东轩、南屏的风流标映，为治世之音，淞社同仁所处的环境是“歇浦一隅，为游子盛商之所道，无山水之观、园林之盛”。其内容是“变雅之音，因寄所托，或歌劳者之事，或伤年岁之晚，譬之周秦诗人，忧懑不识于物。彼黍离离，反以为稷”⁽¹⁷⁾。

周庆云的序言，从历史的感慨中落笔:“古君子遭际时艰，往往遁迹山林，不求闻达以终其生，后之人读隐逸传，则心向慕之而不能已。今者萑符不靖，蔓草盈前，虽欲求晏处山林而不可得，其为不幸为何如也?”接着，他叙述淞社结成的情景:“当辛壬之际，东南人士胥避地淞滨，余于暇日，仿月泉吟社之例，招引朋旧，月必一集，集必以诗。选胜携尊，命俦啸侣，或怀古咏物，或拈题分韵，各极其至。每酒酣耳热，亦有悲黍离麦秀之歌，生去国怀乡之感者。”最后他抒怀说:“嗟乎，诸君子之才皆匡济，学究天人，今乃仅托诸吟咏，抒其怀抱，其合于乐天知命之旨欤?”⁽¹⁸⁾周庆云的这种感触在《甲乙消寒集序》中亦同样流露出来:“吾生不幸，运罹阳九，沧江卧晚，唫望低垂，犹幸海上寓公，多识贤达，缟纻投赠，尊俎流连，藉以排其岁末不乐之感慨。”⁽¹⁹⁾

在《晨风庐唱和诗存》卷首刘炳照的序言中，刘氏也作了同样的交代:“自辛亥国变以来，淞南两经兵火，淞北侨民托庇外人宇下，偷安食息，逋臣穷士，咸集于斯。”⁽²⁰⁾

综合以上序言可以看出，“晨风庐”诗歌是在辛亥革命背景中出现的、以寓居上海的遗民为主体人物的遗民诗歌，其总体倾向是“孤露遗臣”之情怀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具体细分，大体有四类情形:(一)借朝代鼎革抒发家国兴亡之慨;(二)借助吟咏历史人物、事件，抒发对大清故国的留恋和忠贞;(三)借对历代隐逸人士的吟咏，抒写其遁迹江湖之志;(四)借诗酒唱和，表现其消闲作乐、怡情逸性的情趣。

(一)借朝代鼎革抒发家国兴亡之慨

“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²¹⁾辛亥鼎革，在革命志士看来，属于除旧布新的伟大事业，因为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帝制，从此华夏进入到民主共和时代，但是，在民初遗民眼中，它不啻为一场“改正朔，易服色”的革命，所以，正朔的改换牵动了他们的家国兴亡之慨，既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对新旧易代的不满，也搜罗“义熙”、“阳九”、癸丑等术语、年号，抒写他们对清朝故国的留恋之情。

1913年癸丑上巳日、三月十三日、四月八日浴佛日，遗民诗歌唱和中，潘飞声有诗句“武陵桃花知避秦，可儿纷纷去作幕中宾”。“独怜苍生久翘待，扰扰弱晋胡尘昏。君尚东山恋棋局，我愧古都迎桃根，莫作杜陵江头哭，有人只手撑中原。”一则赞颂尚知避秦的武陵桃花，一则讥讽那些去做民国“幕中宾”的“可儿”，三则钦敬“只手撑中原”的义士们。周庆云既有“义熙甲子私家编，脉脉江山空自怜”的诗句，表示对前贤的愧疚，也有“良辰行乐古所同，聊借词翰抒怀抱。今也据乱多感伤，临风每对春光恼”的不满。通过浴佛日分得“佛”字的章梫诗歌，我们分明能感觉出释迦牟尼对民国也有愤慨:

土室留残生，入社惊时物。

天气尚清和，荆南称浴佛。

中原势如焚，劫余尘披拂。

神武挂朝冠，彭泽辞章绂。

说法与洪储，山河犹仿佛。

此外，如甲寅正月廿日白居易太傅生日联诗活动中，吴俊卿的诗歌有:“如今是何世，满目疮痍多。风雅已坠地，旧学谁扶持?欲续秦中吟，苦调胜五噫。”以白居易的讽喻诗《秦中吟》、汉代梁鸿的《五噫歌》作比，反衬当今朝政的昏暗和动荡。

古代阴阳家、方士以4617岁为一元，初入一元为106岁，有旱灾九年，称为阳九。道家称3300年为小阳九(阳九即天厄)，小百六(百六即地亏);9900年为大阳九，大百六。洪迈《容斋随笔》卷六有“百六阳九为厄会”之说，“阳九”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灾祸、厄运的代名词，它也常成为社会动荡变迁、时代鼎革的象征。王国维于1912年3月下旬撰成的“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的《颐和园词》，起首就有“汉家七叶钟阳九，鸿洞风埃昏九有”之句，喻指清王朝的命途多舛。与王国维同调，“晨风庐”遗民诗歌中，也借“阳九”之语攻击中华民国的建立。刘炳照有咏陶渊明诗:“今日复何日，碌碌虚此生。所以达贤士，汲汲身后名。运会丁阳九，台垣星不明。海滨聚逋客，鸟鸣求友声。”前引周庆云《甲乙消寒集序》也有“吾生不幸，运罹阳

九”之语。钱溯耆在《壬癸消寒》第七卷中有“阳

九丁厄运，海滨多隐逸”之句。恽毓柯在《甲乙消寒集》中有“吾曹身世际阳

九，一树冬青望燕北”之句。

“义熙”为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义熙元年(405)，41岁的陶渊明出为彭泽县令，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陶守节不仕，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弑安帝立琅邪王德文为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又逼恭帝禅位，自立为宋武帝。东晋灭亡后，陶渊明对晋代故主难以忘怀，在其诗歌中，将非常爱慕的菊花改称为义熙花，以示不忘故主之意。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记载，武都王杨盛“于晋之亡不改义熙年号”，临卒时，诫其子玄说:“吾老矣，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²²⁾“义熙”典故的出现，也给民初的遗民增加了一个抒情意象，他们借陶渊明以及“义熙”一词表明自己对清王朝的眷恋，如沈瑜庆将其1914年以后的诗集命名为《义熙集》。刘承干有诗句“桃源正避秦，熏祓元巳日”。金祥武有诗句“那堪新旧历参差，义熙岁月迷晦朔。兰亭已矣感新亭，举目河山当哭歌”。其他如恽毓柯、胡念修、沈焜、刘炳照等也常在诗歌中运用“义熙”一典。远在杭州、没有参与“晨风庐”诗歌唱和的陈曾寿同样存留对“义熙”的关心，他的诗歌《以旧京菊种移至海上寄养邻圃》:

下斜街口担秋霞，崇福山腰老圃家。

海上羁魂断乡国，一畦寒守义熙花。⁽²³⁾

及《以旧京菊种寄养苏堪园中托之以诗》:

辛苦微根北海移，春深无地插新枝。

何缘庭下依高密，为爱诗中有义熙。

托命孤芳能几许，招魂终古与为期。

使君不惜阶盈尺，傥待秋来一展眉。⁽²⁴⁾

故国的花儿犹在，而莳花之人已成为失去乡国的流落之人，只有一束义熙花(菊花)既保住他对故国的联系，也能与欣赏义熙花的高密(即郑孝胥)保持着同病相怜的情怀。

本来，六十甲子之一的“癸丑”是一个寻常的纪年，但是1913年这个癸丑年却被民初遗民们视作一个特殊的时段，因为它已经归属于中华民国的门下，与大清王朝几乎再也没有关联了。“癸丑”的联想在《淞滨吟社集》中也多次出现，许溎祥和癸丑上巳的诗歌有:“走也今岁七十三，六十年前忍回首。今之视昔果何如，隐痛于心敢宣口。所望甲子再一周，世界承平戴元后。”斥责六十年前的“洪杨之乱”为今之世道变更的祸始和根源。收录于《晨风庐唱和诗存》(卷四)中的刘炳照的180字的五律《分得第字》及其注释，将对甲寅、癸丑两年号变更的痛恨与惆怅之情表现得更加真切:

我闻长老言，每逢甲寅岁。偻指数前朝，多乱皆生厉。唐尧洪水灾，周幽褒姒嬖。政立嬴族亡，莽篡汉祀替。近稽康熙朝，变起吴三桂，历历信有征。癸丑若同例，溯自辛亥秋。兵端岁相继，革命至再三。今又当此际，厌乱起天心。四方消氛沴……⁽²⁵⁾

他对“癸丑若同例”的注释，将康熙癸丑的三藩之变、乾隆癸丑的“教匪之乱”(指乾隆晚期白莲教起义)、咸丰癸丑的“洪杨窃踞金陵”(指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与去岁癸丑(指1913年)又遭奇变联系起来，并半信半疑地说:“岂谶纬家言果信而有征耶?”

与序言旨趣相同的，是更多的诗歌表达对朝代更替的慨叹和对中华民国建国的不满，癸丑(1913)七夕立秋时节，周庆云招饮晨风庐，汪昌焘的和诗中此种情感的流露就比较直白，他将革命党人比作跳舞的天魔“罗刹”、自己则比作无言的“宣尼”和“弥勒”，并希望“挽天河”的壮士们出现，来拯救这本应是海市蜃楼却偏遭兵火、锋镝侵袭的世界。

……

共道此会须尽欢，漫论世事来日艰。海市连宵兵火警，蜃楼几处锋镝残。天公造劫生民苦，蝼蚁虫沙等尘土。宣尼默尔弥勒寂，天魔罗刹恣跳舞。不须更乞天孙巧，天下几人长乐老。惜无壮士挽天河，奈此连天兵气何?⁽²⁶⁾

沈焜的和诗也有类似情感的表现:“吁嗟乎!安得左手挽天河，银涛尽洗兵甲戈。右手射天狼，弓鸣霹雳消欃枪。”⁽²⁷⁾将中华民国比作蚀天的彗星，这与胡思敬将中华民国比作“蟾蜍”是同样的态度。

(二)借助吟咏历史人物、事件，抒发对大清故国的留恋和忠贞

通常而言，人们寻找精神的庇护有两条途径:一是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构建新的信仰，在新变中求新，一是在古代的世界中寻找激发新信仰的灵感，在历史变迁中寻找可供支撑和借鉴的经验。新民和遗民正是这两条途径的对应者。

作为遗民，记忆历史恐怕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之记忆历史，也使得他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和关注⁽²⁸⁾。有论者指出:“明人好说‘宋’;明清易代之际，更以说宋为自我表述。这也是遗民史通常的叙事策略。明清之际是宋遗民发现时期……此后则有民初对明遗民的再度‘发现’。”⁽²⁹⁾

民初遗民对前代历史的发现是多方位的，在他们的诗文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结社、修禊、消寒等朋辈之乐;一首诗、一幅画、一份文物、一方古迹引发的思古之幽情;历史上的刀光剑影和血肉拼搏;可歌可泣的贞节之士及其情怀。⁽³⁰⁾

徐绿沧有遗稿，他女儿嫁与乌程张石铭，亦有《韫玉楼遗稿》存世，刘炳照等人获得后，就以父女遗稿为题材题词，周庆云、缪荃孙、许溎祥、章梫、刘世珩、潘飞声、吴俊卿、刘承干、孙德谦等纷纷应咏，如吴俊卿诗:“东海有奇士，气高凌碧云。沧桑经浩劫，冰雪胜遗文。邈矣世难接，卓然才不群。继声雏凤在，奕叶诵清芬。”既颂徐氏女儿才气，又暗伤悼其不幸之命运。

刘承干嘉业堂藏有翁方纲(覃溪)学士手纂的《四库全书提要稿本》240册，遗民们以此为诗源题咏，章梫、刘世珩、吕景瑞、禇德彝、费寅、戴启文、吴俊卿、白曾燏、胡念修、戴振声、刘炳照等13人应诗。章梫的题诗，先述修纂《四库全书》的功绩，次颂扬刘承干藏书的伟业，接着为光绪三十三年增辑《四库全书》提议被搁置而痛惜，最后为《四库全书》的命途多舛及刘承干的孤忠而慨叹:

……挂笏南来江水寒，朝衣在箧泪痕干。鸾鸟失巢群鸦噪，三阁宝笈忍回看。求恕斋中邺侯富，学士之书宜永寿。主人精鉴抱孤忠，酱瓿应用太元覆。⁽³¹⁾

刘世珩(聚卿)藏有大、小两忽雷古琴，这是他1906年左右任职于京师度支部获得的孔尚任的遗物，据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载，两忽雷系唐代著名画家韩滉所制，献与南唐小朝廷的宫廷贡物，它与阮咸、箜篌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古琴。唐朝李训、郑注等人发动“甘露之变”后，两忽雷落入民间，康熙辛未(1691)年间，曲阜孔尚任得之于市，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小忽雷》。刘世珩又收藏有一部宋版、一部元版《玉海》，故命其室名为双忽雷阁、玉海堂，并题门联为:“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林纾为其作《枕雷图》，人称他为“枕雷道士”、枕雷阁主人、玉海堂主人。两忽雷一样成为聚居沪上“晨风庐”遗民周庆云、刘炳照及非淞社成员胡思敬等人的吟咏对象。

此外，像戴启文家藏的《春帆入蜀图》、汪煦家藏的《精忠古柏图》、钱砚堂出示其父味青先生的《怀归词》、庞鸿书的《灵峰探梅补梅图》、周庆云《题任邱边袖石先生诗稿墨迹》等都成了他们借古籍、古物抒发幽情的对象。

作为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古镇——上海，她存留着许多见证历史变迁的陈迹，如静安寺前有号称天下第六泉的应天泉、太平兴国二年(977)吴越王修造的龙华塔、晋代吴郡太守袁山松所筑的防孙恩之乱的沪渎垒、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江阴人王梧溪卜居的最闲园、明代顾名儒修建的露香园、明代顾从义得宣和紫玉泓砚命其庐舍而得名的玉泓馆等。“晨风庐”遗民刘炳照、刘世珩、缪荃孙、朱焜、张钧衡、恽毓龄、潘蠖、胡念修、周庆云、刘承干、沈焜、吴俊卿等在每一处古迹前都会有一首诗歌，或怀念其历史上的风采，或感慨时代的沧桑，或抒写个人的离落之情。举沈焜的一组诗为例:

行行静安寺，泉品号第六。

湛然玉一泓，涌出珠万斛。

洗不尽豪华，悲哉沪江俗。

——应天泉

龙华忆胜游，十里桃花送。

佛塔高崔嵬，古迹谈前宋。

铃语一声声，唤醒繁华梦。

——龙华塔

缅昔袁山松，防寇筑坚垒。

残甓莽秋烟，何处寻遗址。

江潮日夜流，幻出蜃楼市。

——沪渎垒

梧溪老遗民，遁迹林泉间。

看尽出山云，其闲乃真闲。

名园有薇蕨，且耐余生坚。

——最闲园

客游露香园，门榜证松雪。

为谁题清池，掘地得残碣。

顾绣动三吴，香名今未决。

——露香园

宣和一片石，即以颜其居。

宝砚今安在，旧馆亦已芜。

剩有淳化帖，流传满江湖。

——玉泓馆⁽³²⁾

此外，如江苏海虞(常熟市北)监生周鹤臞(同谷)撰有记载明代野史的《霜猿集》、胡林翼之孙胡定臣出示家藏的曾外公陶澍嫁女奁妆——印心石室(瓷器)、周庆云为其生母董夫人修建的经塔等，都成为他们感叹历史的对象。

比较而言，最集中的历史记忆当属咏明季历史的一组诗词，它们是汪洵的《明季小乐府》(包括《东莞恨》、《宫娥愤》、《平西檄》、《南北党》、《秦淮梦》等曲)，吴俊卿的《慈禧殿》、《马家口》、《驴人言》、《议防淮》、《太子真》、《封四镇》、《一条命》，缪荃孙的《迎福王》、《黔驴相》、《四镇》、《石巢园》、《作顺案》、《复社》、《悲童妃》、《太子来》、《梅花岭》、《九江哀》、《锦树林》、《桃花扇》，刘炳照的《三诸生》、《三布衣》、《白头老子》、《农家子》、《卖饼叟》、《摇船客》、《金陵乞儿》、《盲虫先生》、《吴先生》、《二和尚》，施赞唐的《国本争》、《妖书谳》、《三案略》、《阉党祸》、《逆案定》、《流寇祸》、《思陵痛》，朱焜的《宏光帝》、《四藩镇》、《左宁南》、《史阁部》，张钧衡的《宏光立》、《四镇设》、《史阁部》、《审太子》，周庆云的《井中行》、《当垆曲》、《裁驿卒》、《选淑女》，恽毓龄的《杂咏宏光朝野事》39首，等等。单从篇名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以南明王朝的史实、人物及事件为中心的。

从诗词内容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对宏光帝的骄奢淫逸和以马士英、阮大铖等为代表的贪功、腐朽官僚集团的愤慨与嘲讽。

宏光王朝建立后，挑选淑女进献的佞臣络绎于苏、杭等地，当地百姓为逃避之，家女嫁娶一空，周庆云的《选淑女》痛斥了这种置家国命运于不顾、仅为一己之淫乐的无耻行为:

少年天子风流耳，兴亡何与他人事。玉树初开上苑花，降幡已下石头水。吁嗟乎!淑女之选选多少，南人痛苦北人笑。何须半壁图偏安，此亦无心陈叔宝。(www.xing528.com)

宏光朝的大臣马士英，不顾当时南明的内外交困，汲汲营造自己的功名和财富，起用阉党余孽阮大铖，对内排挤史可法，对外议和清政权，江南人士视之如秦桧。缪荃孙的《黔驴相》即是对其的嘲讽:

闯用牛，明用马，两畜生，乱天下。马非马，实黔驴，技止此耳。忘崎岖，驴弟能敌马兄乎?主谋何人，阮胡子，听其穿鼻受驱使，乞生畏死仍罹凶。何不蹈刃沙场终，慷慨独有杨文骢。

将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将牛金星与南明的马士英比作乱天下的两畜生，又将马士英视为技穷的黔驴，既甘愿为别人驱使，又贪生怕死，毫无志节。

又如吴俊卿的《马家口》:

填塞马家口，扫尽江南钱。人言卖马即得官。画题冯玉瑛，世疑作女子。不如使其复姓李。闯贼无门国已亡，何事贵阳来凤阳，哀哉明历无弘光。

诗以马士英卖官鬻爵为起首，《明季南略》载有民谣:“金刀莫试割，长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³³⁾工画的马士英曾经以“冯玉瑛”名字署款，世人都以为女子所作。马士英本姓李，5岁时，被贵阳一个姓马的槟榔贩子收为养子，从此就改为马姓。作者恶其为人品行，故意以姓名作点画，并讥讽其见风使舵。汪洵的《复社》也是相似主题的延伸，它对曾经加入复社、“手里一串香珠、口里一声天如”的假名士阮大铖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二是对弘光王朝诸臣的不团结而义愤填膺，如汪洵的《南北党》: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衣冠禽兽党派分，扫尽金钱漫填口。北有牛，南有马，豕交兽畜满天下。磨牙吮血骨肉糜，猿鹤虫沙劫同化。噫嘻!羊跪乳，马汗血，虎不再交，尚称节畜类。有心愧，不如哀今之人为虺蜴。

吴俊卿的《封四镇》对四镇总兵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人为一己之封侯而坐视国家长城不顾的做法表示愤慨，为他们终于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而击掌，为史可法苦心经营困局最后却功败垂成而叹息:

封四镇杀戮，封侯名岂顺。得功只封侯，刘高亦封伯。我言调停为下策，高殒私仇黄殉国，泽清良佐同为贼。可怜阁部费调停，调停岂足安反侧。

此外，像缪荃孙的《四镇》，朱焜的《四藩镇》、《四镇设》都表达了相同的内容和情感。

三是对大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表示关注。发生在明朝中后期的“争国本”、“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是影响明代政治生活的大事，它们反映了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对“国本”和“三案”的态度向背，也加剧了官僚集团间的党派斗争，深层次地影响了明祚的存留。

施赞唐的《国本争》诗:

太子国之本，本摇枝叶损。神宗御宇号承平，建储不早仗马鸣。王锡阐，申时行，秣棱老手吴之伧，小臣疏事累十百，重则累囚轻则斥。艳妻煽处热可炙，外廷争道多人子。太后亦自都人始。太后之忧惄焉，外廷之议骚然。苦心调护者，三十有八年。讵意泰昌一月遽上仙。

既有对“争国本”中诸臣的称颂，也为苦心调护38年、登基却一月而卒的“一月天子”泰昌皇帝的短命而叹息，这种情感在《思陵痛》中更为直白:

天启七宏光，一明祚中自。崇祯毕宏光，天启皆昏庸。理或享国无令终，思皇宵旰十七载。修德禳灾心胆碎，天意茫茫未可知。欃枪猝指帝星移，御袍手裂书遗诏。九庙仓皇一恸辞，同日三宫皆毕命。乾坤否塞纲常正。君不见，南庙之辱井，北道之青衣。安乐封功能几时，瞻望煤山高崔嵬兮，噫!

这种与明祚相关的诗词还有朱焜的《宏光帝》，施赞唐的《奄党祸》、《逆案定》，张钧衡的《审太子》，缪荃孙的《九江哀》等。

四是对以史可法等为代表的忠贞、节义之士的赞颂。缪荃孙的《梅花岭》诗:

欲保江南半壁，须防大江南北。区区保淮已无识，何况扬州近胸臆。阁部品望宜治国，仓卒治军无羽翼。况乎群小萃君侧，梁苑先闻高杰亡。皖江又听宁南逼，仓皇四顾天无色。一死报君亦何益，梅花岭上拜忠魂。冷香零落游磷碧。

张钧衡的《史阁部》诗:

誓师勤王，未闻发兵。拥立福藩，出自士英。归罪可法，春秋义明。忠奸不并立，督师请北行。愤马阮而远避，制高刘而未能。未申讨贼义，困守扬州城。城亡与亡继之死，梅花岭上吊公灵。

都是对史可法壮烈事迹的钦颂和对他壮志未酬的惋惜。

恽毓龄的《杂咏宏光朝野事》第29首是歌颂固守江阴城的阎应元典史:

一寸江山守大明，合围万马蹴孤城。黑云不压中秋月，哽咽歌声转五更。

但是，面对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尚有更多的不知名之士保留着这种忠贞和节义，刘炳照的吟咏诗作就是代表。

江苏兴化王哲士有三子:王缵(号伯绵)、王绩(号亚绵)、王续(号次绵)，均为铮铮称名诸生，甲申国变，父子四人奉福王宗室新昌王为主，后死于清兵的攻掠中。刘炳照的《三诸生》即以此为诗材:

三诸生，兴化人。名父子，有义声。报君恩，扶残明。佐戎幕，起义兵。父子兄弟同日死，为国捐躯死犹荣。吁嗟乎，同怀三诸生。

清军进入江南后，高复卿与同乡何云臣等张白旗首倡为国报仇，集众数万，因道阻不如愿，后据海岛拒命，兵败不肯降，对投降者说:“吾非有异于汝也，但生时未向阎罗老子乞得两副面孔耳。”自缢不死，遂自经。刘炳照的《农家子》称:

高复卿，农家子。国亡集兵报国仇，践土食毛誓以死。两副面孔未乞得，败不肯降取禄仕。农家子，乃有此。

江苏长洲(今苏州)顾所受在国变后留下遗诗、遗书，前往学宫自缢，为学役所救，后又投水而死。刘炳照《吴先生》一诗:

吴先生，长洲人。顾所受，乃其名。生是明朝布衣身，死作明朝学宫魂。彼诸臣之投顺迎降者，宁不愧吴先生?

就是对他不降清的称赞，而那些“投顺迎降者”不纯只有一些愧疚吧。

其他如《三布衣》中，通过对张印、陈景、邹元檄三人事迹的介绍⁽³⁴⁾，指出他们“虽三子志趣不同，其不忘故君之心则侔，彼入二臣之传者，视三布衣而颜羞”。在《白头老子》中，歌颂了“忽闻君亡大声哭，伤心一夜黑变白，问年仅有二十八”的兴化人李沛修因对明王朝的思念使得一夜之间头发尽白，大有过昭关的伍子胥之遗风。在《卖饼叟》中，歌颂“九十九岁尚告存”的江阴卖饼叟，“世受朝廷水土恩，国亡家破敢偷生。扬子江中葬此身，愧彼腼颜二姓臣”。在《摇船客》中，歌颂了国变后常诵《离骚》、《天问》，射石、饮酒，寒山寺壁题诗，最后投水而死的不知真名的摇船客:“南云望断，掷身清波。寒山寺壁留三绝，历亿万劫字不磨。”

退一步而言，上述三布衣、白头老子、卖饼叟、摇船客等都是大明盛世的臣民，虽然他们或失姓名、或名气不响，但为大明守丧、效忠也许是其分内的事情，可是，还有一部分挣扎于社会底层、在大明受过无数苦楚的人物以及一些寺僧，他们沐浴大明的恩泽是那么的有限，然而，明朝的灭亡并没有让其兴高采烈，他们也依然能保持着对明祚的依恋。

命苦如虫、盲无所见的江阴石椁先生刘蓼雪在惨遭国变后，弃妻、子往来吴越间，求一伸展其志的机会都没有，经过钟山，哭诉于明太祖享殿七日，以致疯狂，常以头颅击柱，狂呼:“老天杀我，老天杀我!”刘炳照颂之以诗:

过钟山，哭孝陵，泪尽继之以血，痛饮悲填膺，题诗龙泉，聊当挽歌。老天杀我可奈何。

南京行乞的金陵乞儿，在福王建都南京时，乞儿以酒买醉，坐于钟山之巅放声长号，并叹说“孝陵麋鹿游矣”。清军南下，马士英挟福王逃遁后，百姓开门迎降，乞儿题诗桥柱后掷笔投水而死。刘炳照又颂之以诗《金陵乞儿》:“北都陷，南都建。忍见孝陵麋鹿游，醉坐钟山泪如线。国亡文武尽皆逃，乞儿余生何足恋。题诗掷笔赴秦淮，纲常留在卑田院。”吴俊卿的《一条命》同样歌颂“金陵乞儿”:“国亡剩有乞儿死，三百年来羞养士。一条命欲留纲常，可惜不知其姓氏。”接后，将“金陵乞儿”与投秦淮河而死的冯小珰相提并论，同样是一条命，“金陵乞儿”与冯小珰之死“足愧朝士无肝肠”。

不知其俗家之名的嚣嚣和尚，曾补博士弟子员，决意进取，国变后，与世受国恩的某相国结缳于屋梁，相国妻、相国、嚣嚣和尚先后缢死，家人葬他们于天阙山，后人称之为“三义冢”。呱呱和尚在明朝灭亡后，携百斤铁锤往来江浙富豪家，教少年搏击，更姓易字，常挈觞坐高峰顶，痛饮放歌，醉则大哭。刘炳照在《二和尚》诗中，称赞他们“或杀身以成仁兮，或弃家而旅迹”。

周庆云的《井中行》却选择了一个反面的典型，那就是讥讽贪生怕死、虚情假意的龚鼎孳。周庆云诗:

君已死，臣安归。石可转，心不移。妾心静同古井波，君心早逐东流水。人世艰难惟一死。吁嗟乎!人世艰难惟一死，一钱不值吴季子。

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江西临川(今抚州)人，明崇祯甲戌进士，官给事中。先降李自成，后又降清，官至礼部尚书。与吴梅村、钱谦益为“江左三大家”，也是有名的三位“二臣”。横波夫人即顾横波(1619—1664)，本名顾媚，字眉生，号横波，人称“横波夫人”，上元(今南京)人，“秦淮八艳”之一。《板桥杂记》说她“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³⁵⁾她通晓文史，善于辞令。后嫁与龚鼎孳，曾偕鼎孳泛舟于河，劝其尽节，鼎孳亦有感慨，欲行投水，接着，他用手试探水温，说:“寒甚，奈何?”遂不死。

五是对离乱社会的女子，尤其是身份低贱的宫女、妓女大加赞颂。

明朝养士三百年，大敌当前，众多的素称“两肩担道义”的士大夫们却纷纷俯首称臣、投节屈身，沦为“贰臣”。身心备受凌辱的一些宫女、妓女最后却坚守着忠义、志节，引发了人们对明代学风和士风的多重质疑和反省，陈寅恪先生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就是欲从断丛残笺中“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尤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³⁶⁾虽然《柳如是别传》撰写的意旨是“晨风庐”遗民无法比拟的，但是《柳如是别传》中的“孤怀遗恨”、对这些“小妇”精神境界的称颂，“晨风庐”遗民与陈寅恪先生却是相通的。

汪洵的《宫娥愤》歌颂了一位假冒帝女、只身报国仇的宫女:

九门开，敌后殉，一剑挥，公主殒。靓妆诡称帝女花，甘言饵贼誓同命。擒贼未擒王，刺虎如刺豕。衔血呼天愤莫伸，伏尸二人贼魄褫。报国乃出一宫女，多少须眉愧欲死。铁血横飞奚足论，敢死女子当如此。

恽毓龄的《杂咏宏光朝野事》第31首对柳如是(即玉京道人)、顾媚(即横波夫人)的赞颂:

鸾凤知音柳如是，鸳鸯宜福顾横波。玉京独抱河山恨，掩抑琴声感慨多。

而缪荃孙的《桃花扇》是称颂秦淮名妓李香君，吴俊卿的《悲童妃》则以南明南渡三大案之一的“童妃案”主角童妃为诗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宫女和风尘女子护持着大明朝廷的精神家园，也延续着人世间的正气和忠义。

上述五个方面简略概述了“晨风庐”遗民对明季历史的吟咏，通过这些诗词，我们能够感觉到，民初遗民以诗歌为手段，伸张正义、抨击邪恶、褒扬忠节、反省历史，为后人深入研究和了解晚明历史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忽视其诗歌中表现出的消极倾向，那就是:一方面，他们希冀借大明或南明王朝中正义、忠节等永恒性的内容，陶塑人们对清王朝的情感，鼓动人们在清民交汇、新旧易代之际，依然运用这种精神对抗他们认为属于“邪恶”的中华民国;另一方面，由于民初遗民对清王朝立场的倾向性，因此，他们不自觉地站在清统治者的阵营里，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有诸多的诬蔑、谩骂之辞。总之，诗歌中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借对历代隐逸人士的吟咏，抒写其遁迹江湖之志

作为遗民世界的晚辈，民初遗民与前代的遗民一样，既将从上一朝代借鉴得来的经验付诸现实践履中，又将历代遗民的生存方式作为其学习的典型与模仿的榜样，因而民初遗民的表现方式多有异彩。与历史学家、思想史家借史寄托兴亡之慨不同，文学类遗民经常利用诗、词、歌赋来表达他们对历代隐逸人士的向往。

“晨风庐”遗民文学对历代隐逸人士的歌颂，也成为他们诗歌题材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较多地集中在陶渊明、苏轼身上。

自钟嵘《诗品》对陶渊明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的称呼之后，历代隐逸人士莫不以陶渊明为典范。苏轼虽然不是典型的隐逸文学家，但他罢官后的超然旷达、飘逸洒脱的气度，也吸引了部分失意文人的眼光，成为很多人刻意模仿的对象，因而陶渊明、苏轼成为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陶渊明有《九日闲居》诗，其小序云:“余闲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其诗歌的最后一句为:“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意为:盘桓休憩本有很多快乐，难道隐居乡里就会一事无成?1839年，龚自珍辞官南归，在离镇江去江阴的船中读陶诗后，也慷慨悲歌，写有两首借咏侠士以伤时世的诗歌，与陶渊明的豪宕慷慨之音相接续: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³⁷⁾

1914年重九，恽毓龄倡以该诗原韵联句，恽毓龄作有序言，涉及陶渊明恩亲仇恶、寄寓自己感于世变而康济之心未绝的二首诗:《咏荆轲》、《停云》。恽毓龄读完陶、龚的诗歌后感慨颇多，申发其感说:“平居故国，容易重阳，以彼例此，如泥斯印。爰拟《九日闲居》一首，固知浑不似。特以古意，用伸今情。”他的意思是，在这种故国变迁之际，像印泥模仿刻印一样，学习陶、龚的诗歌，化用古人的意蕴，用以抒发当今的情怀。汪煦、沈焜、恽毓柯、刘炳照、戴启文、缪荃孙、吴俊卿、潘飞声、喻长霖、许溎祥、费寅等纷纷应答。而恽毓柯的诗序更进一层:“渊明仕于晋室，遭义熙之变，隐居栗里，以诗酒自娱，缅想高风，心焉向往。数千载下，虽未敢抗希前哲，而自顾身世出处、进退，与渊明略同。海上栖迟，忽忽数易寒暑矣，容易西风，又逢重九，读渊明《九日闲居》诗序……而异之，俯仰绎，别有所怀。”又如恽毓龄的诗:

情长日苦短，愁随草乱生。当前一杯酒，何如千载名。

我无腾化术，风雨晦不明。秋气入板屋，落叶多凄声。

黄华采盈握，亦足乐余龄。酕醄⁽³⁸⁾东篱下，颓然玉山倾。

神虞入我梦，夷齐与有荣。泡影一轮转，醒眼不胜情。

坐视陆沉运，百谋无一成。⁽³⁹⁾

诗歌既用“风雨晦不明”、“落叶凄声”、“陆沉”暗指对中华民国的不满，又有对醉酒的陶渊明、耻食周食的夷齐及挽救陆沉的神虞的向往，多重历史的沧桑使得他们幻想唯有延续寿龄、遁迹世事，方能有所作为。

“晨风庐”遗民文学对苏轼亲近，与周庆云的名号有一定的关系，周庆云《年谱》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农历十月十五日夜，周庆云“忽梦及苏文忠公(即苏轼)与十年前所得蕉叶白砚背镌之像面目正同，晤对间似曾相识，叩以‘山水何处最胜?’，答曰‘金、焦雄浑’。醒而识之，遂署梦坡”⁽⁴⁰⁾。这是周庆云取号“梦坡”的来由。因这两重渊源，以周庆云为中心的“晨风庐”遗民活动，也喜欢以苏轼作为诗题的材料，当然，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借苏轼表现其遗民情怀。

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为东坡生日，壬癸消寒会第五集假大观书画社进行，以替坡公祝生日为主题，消寒第六集以和东坡《岐山岁末诗三首》为主题。两集如会的有钱溯耆、刘炳照、缪荃孙、朱锟、陆树藩、王伯恭、周庆云、诸以仁、吴庆坻、汪洵、沈焜、赵汤、钱绥盘、吴俊卿、许溎祥等人。

从应咏的诗歌来看，大体为两类:一是对苏轼诗文才气及生日的颂扬。钱溯耆诗:

坡老一去八百年，至今诗卷长流传。生前磨蝎婴谤毁，殁后崇拜如神仙。历代名臣不胜数，寂寂青山一抔土。胡公独有此千古?⁽⁴¹⁾

刘炳照诗中有相似的颂扬:公之诗文若元气，响遗后人资沾溉。公之书画至今传，笔飞墨舞仙乎仙。我才不及公万一，今朝为公作生日。

二是颂扬苏轼屡受挫折却保持洒脱、旷达心境的诗词，占有较大的比例，其中，多集中在与苏轼相关的两个用典:其一是《东坡笠屐图》。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苏轼从惠州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与当地父老友善，某日访友黎子云，归途遇雨，就近向农民求借斗笠和木屐，此为《东坡笠屐图》之原始，到了南宋，周少隐根据此事创作了一幅风俗画——《东坡笠屐图》，并题诗曰:

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应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

遗迹与公归海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

接后，元人吴澄、郑元佑、张昱、钱舜举，明人王鏊、唐寅，清人黄慎、费以耕等都有题画及诗。此画也成为“晨风庐”遗民的吟咏对象。如钱溯耆有诗句:“笠屐图展山斗仰，酹酒江流通肸乡。”刘炳照有诗句:“笠屐图传公遗像，前钱后沈遥相仿。”朱锟有诗句:“昔读公遗文，瞻拜笠屐像”。王伯恭有诗句:“就中笠屐最放颠，意态雄杰神光全。”此外《淞滨吟社集》也收录有程颂万的《题东坡笠屐图》诗。

其二用典是“岐下岁末诗”。宋仁宗嘉祐七年壬寅(1062)冬十一月，苏轼官陕西凤翔，凤翔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岐山，《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朝兴起之时，有凤凰一类的鸟在陕西岐山上鸣叫。《诗经·大雅·卷阿》也有“凤凰于飞，亦傅于天……凤凰鸣矣，于彼高岗”的诗句，“凤鸣岐山”是周人兴盛的标志。此时其弟苏辙(子由)正好患病，除夕临近，家人不能团聚，愁肠渐生，寓叙于题的一段话将苏轼的惆怅之情揭示出来:“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邀饮，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即《馈岁》、《别岁》、《守岁》三诗)，以寄子由。”⁽⁴²⁾此前《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也有“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诗句⁽⁴³⁾。“凤鸣岐山”这种易于联系家国兴亡之慨的历史变迁感，合上辞旧迎新、全家团聚的年头岁尾，“晨风庐”遗民不自觉地联想起自己也是在社会鼎革之际寓居于沪渎海滨、诗酒度日，情感、场景的相通，同病相怜使得他们把苏轼的诗歌当作寄托情感的对象，遗民们分别以“馈岁”、“别岁”、“守岁”为题，将苏轼的怀人主题放大到去国怀乡的主题，以朱锟的三首诗歌为例:

治世重仁义，缓急以时佐。乱世竞权利，颠越人于货。

巧宦畏网罗，财多患尤大。避地聚一寓，闭户乐恬卧。

富者绝交游，连月虚宝座;贫者鲜盖藏，禽言续锻磨。

投赠各称情，博施谨谢过。坡老乡思同，千载遥赓和。

——馈岁

弱冠早从戎，吾行敢迟迟。椿荫从此失，百身悔何追。

壮岁改外秩，蜷伏淞之涯。忽闻沧桑改，我生不逢时。

民气日嚣张，官贫国不肥。吾家宗汉腊，遥望松楸悲。

新历随人改，旧腊与我辞。搔头予发短，未老壮心衰。

——别岁

皇天忍将祸，泽国生龙蛇。浸淫及大陆，堤溃无蔽遮。

既往不可追，未来将奈何。海滨逢乐岁，比邻笑语哗。

妇子籸盆供，儿童羯鼓挝。双燃烛光灿，长明灯影斜。

新春入旧腊，何以补蹉跎。实业勖勿坠，浮名安足夸。

——守岁⁽⁴⁴⁾

第一首诗基本限于赓和的意蕴。但第二首“椿荫”句，以喻指父母恩泽的椿树象征浩荡皇恩，“沧桑”和“旧腊”一改，使得这种皇恩也与他长辞而别了。第三首更是将一些揭竿而起的人物视为泽国中的“龙蛇”，因他们的“浸淫”使得千里大清江山的大堤溃于一夕，其对大清的眷念可见一斑。类似的诗句在他人的和诗中也有很多，如钱绥盘有:“夏时用夷变，汉腊易代悲。桃符不再换，椒盏从此辞。”许溎祥有“嗟我来避兵，浮家海之涯”等。

面对此情此景，遗民们虽愤愤难平，但因“比邻笑语哗”，他们只好压抑住自己的牢骚，将这种眷念之情化作“一年复一年，无计惟蹉跎”(缪荃孙)的嗟叹和“鲁阳戈挥频，吾生当有涯。万类共大梦，醉饱中兴时”(周庆云)的希冀了。

陶渊明、苏轼的人生不得意，成为“晨风庐”遗民的吟咏对象，借陶、苏的隐逸情结，表现自己遁迹江湖之志，这是民初遗民文学的又一个明显的特征，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晨风庐”遗民的遗民情结虽然与陶渊明有一定的共性，但与苏轼的退隐毕竟有一定的区别。

(四)借诗酒唱和，表现其消闲作乐、怡情逸性的情趣

“晨风庐”遗民诗歌更多的是表现他们诗酒唱和、消闲作乐、怡情逸性的，其表现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九老会”情结，二是“兰亭”情结，三是遗民之间的祝寿、题画。

如前所述，“九老会”是白居易等人的趣缘联结，历代“九老会”遗绪不断，是因为它常成为人生进取不如意过程中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充、一种情感的抒发。民初遗民文学则有点变神奇为腐朽的味道，将它视为遗民生活的体现，故在他们的诗歌吟咏中大量出现“九老会”的内容。

唐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诞生于河南新郑。甲寅年(1914)正月二十日，淞滨吟社遗民聚于“晨风庐”为白太傅祝寿。82岁的吴苏隐，74岁的许子颂，71岁的缪荃孙、钱德邠、吴昌硕、戴启文，69岁的汪渊若，68岁的刘炳照与67岁的吴子修结成“九老会”，而潘飞声、白曾燏、朱锟、吴俊卿、周庆云等13人也有诗和咏，刘炳照、朱锟为东道主。如吴俊卿的诗:

正月二十日，白傅生此时。重开九老会，江梅初放枝。

相去千余载，遐想神仙姿。风流并儒雅，吾辈私淑师。

当在长庆年，唐风几衰颓。赖公一挺出，有如凤鸣岐。

上疏请惩叛，防水为筑堤。胸怀富经济，不独工吟诗。

良辰聚同志，果酒摆尊彝。再拜祝公寿，魂魄如在兹。

湖山眺风景，蛮俗仍侍姬。如今是何世，满目疮痍多。

风雅已坠地，旧学谁扶持。欲续秦中吟，苦调胜五噫。

不如共沉醉，梦见古须眉。明年到此时，再尽花前杯。⁽⁴⁵⁾

“晨风庐”遗民外的“九老会”，在《民初遗民概述·人物构成·群体关系》里有相应的介绍。

“兰亭”情结是他们模仿晋代文人王羲之的兰亭雅集而成，与会咏诗的有沈守廉、潘飞声、钱溯耆、刘炳照、许溎祥、周庆云、吴俊卿、刘承干、沈焜、李瑞清、金武祥、刘世珩、陶葆廉、朱锟等人。

至于祝寿、题画，则活动更多，如《甲乙消寒集》载有:《题梦坡室所藏董文敏手书字册十四种》(第一集)、《题艺风堂所藏汤贞愍夫妇子女合作画册》(第二集)、《观嘉业堂所藏宋刻两汉书》(第三集)、《咏丹徒李氏三女殉母诗》(第四集)、《会于德邠寄庐即席赋得望雪，以谢惠连〈雪赋〉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分韵》(第五集)，《壬癸消寒集》中有《观朱子念陶白镜屏作歌记之》(第九集)、《以李峤诗“三阳偏胜节，七日最灵辰”为韵》(第四集)、《咏刀鱼》(第七集)、《分咏十春词》(第八集)、《分咏后十春词》(第九集)等。《淞滨吟社集》(甲乙集)载有:《重阳日双清别墅分咏故事》、《贺李艺渊先生重谐花烛》等，《晨风庐唱和诗存》载有:《壬子重阳感怀呈同社诸子》、《壬子除夕癸丑元日两律呈同社诸子》、《荷花生日集晨风庐小饮仍借前韵为花介寿约同社诸子同作》、《七夕梦坡招饮晨风庐宾主九人即席赋呈》、《消夏杂咏》、《乙卯元旦书怀写呈梦坡》，等等。

以上所述，基本是“晨风庐”遗民诗酒唱和的主体对象，其内容多半是表现他们在流连度日中的闲情逸致，也间有对改朝换代的牢骚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