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亚洲学术杂志调查

第三节　民初遗民文化价值观的集中表达——以《亚洲学术杂志》为例

“亚洲学术研究会”是1921年秋成立于上海的一个讲学研究组织，主体人物为一批“积学之士”，从政治倾向来讲，基本上是流寓上海的一群遗民。他们在讲学的基础上，出版了刊物《亚洲学术杂志》。该杂志长期隐而不彰，虽然仅存留2年时间，且只发行4期，但它的学术研究实绩、由章程的解释引发的议论以及该杂志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对解读民国初期“文化遗民”之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杂志简介

据“亚洲学术研究会”“记事”所载，该会以“亚洲学术与世道人心有极大关系，须加以研究，故名曰亚洲(原文为‘名亚曰洲’)学术研究会”，⁽⁴⁸⁾研究会在上海租屋一间(即上海横滨桥克明路顺大里71号)为会友讲习之地，计划每月讲书3次或2次，月出杂志1册(后因故月刊变成季刊，8月出版第1期，11月出版第2期，1922年3月、8月出版第3期、第4期，好像实际仅刊发4期)，以发表学术上研究之所得，会友资格必须在30岁以上且与本会宗旨学派不相背谬。孙德谦为编辑人，汪钟霖、邓彦远为理事人，任稿会员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杂志在上海和日本大阪市设有销售处。

杂志体例分为六类，除“图画”外尚有:

1.“论说”。该类要求“将我亚洲旧有之学术，发明真理，著为专篇，以备世贤之研究，不过事高论，亦不为陈腐之谈。凡琐屑之考据，空疏之议论，皆在所摈弃，于近今学说之背谬者，则辞而辟之”⁽⁴⁹⁾。代表性的篇目有:孙德谦《中国学术要略》、《史权论》、《诸子通考序》、《中国四部书阐原》、《六经为万世治法其实行自汉始》、《存伦篇补义》、《儒家道术于时属夏故其教重学而明礼说》，张尔田《论六经为经世之学》、《章(学诚)氏遗书序》、《答梁任公论史学书》、《与人论学术书》，敬庵《中国法律生于礼》，达庵《中国之弭兵学说》、《战国策士论》，曹元弼《礼经纂疏序》，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日］西本省三《德意志青年与中国文化》，等等。

2.“专著”。该类取有成书却未经刊行的或已经刊行却流传未广的近儒之著，“但必有关于学术足资研究者”。代表性的篇目有:曹元弼《孝经学》，孙德谦《诸子要略》、《四库提要校订》，王国维《西胡考》、《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释持《和林三唐碑跋》，陈曾谷《春秋大义译本节录》，鲍心增《蜕斋讲义》，等等。

3.“文苑”。文体不分骈散，传记必取有学问者，信札则必须讨论学术。收录有叶昌炽、罗君楚墓志，王子庄、王鹏运、孙诒让传，吴道镕《粤东胜朝遗民录序》，孙德谦《复李审言论骈文书》等文章。

4.“丛录”。以随笔、记录之书为主，只谈学术，不关涉政事。如陈曾矩的《释平天下》、况周颐的《蕙风簃随笔》等。

5.“译稿”。以时贤议论或往古篇籍为主，“期与东西各国以通彼我之邮，证心理之同”⁽⁵⁰⁾。基本集中在辜鸿铭的《春秋大义》中。

《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封面，壬戌:1922年

二、章程及争议

“亚洲学术研究会”办刊宗旨“以六条为体，以八项为用”。“六体”包括:主忠信以修身，尊周孔以明教，敦睦亲以保种，讲经训以善世，崇忠孝以靖乱，明礼让以弭兵;“八用”包括:亚人之性情、亚人之政治、亚人之道德、亚人之法律、亚人之体俗、亚人之和平、亚人之教学、亚人之文化。

研究会的出现，在学人阶层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共鸣，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的会刊《史地学报》以“历史界消息”的名义介绍了“亚洲学术研究会”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该会)愤心时流，欲藉此志痛加针砭……其论说、丛录攻斥骛新者，尤不遗余力。吾人于此，要不欲置辞其间;惟于此史著丰多之杂志，不能不表其恳挚之欢悦，且谨祝该会之有造于学术也。”⁽⁵¹⁾吴宓在《中华新报》上盛赞杂志:“每篇皆言之有物，精粹确实，不事敷衍补缀，其方法亦甚允当，虽专事发明经义，整理旧学，然处处针对时势，以实用为归。”⁽⁵²⁾1921年9月，收到杂志首册的罗振玉在给王国维的信中说:“其中佳作不少，深愿同人能合力作，发挥正论，以振狂愚。”⁽⁵³⁾此外，《晶报》、日本的《日本周报》、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阮丽朝等都表达了对杂志出版的庆贺。

1921年“别后冒暑返里”的胡思敬在南昌亦得知杂志的出版，但他的态度是矛盾的，肯定之中夹杂着不满，因其不满，从而引发了一次小小的议论。

给沈曾植的信里，胡思敬首先是对章程的肯认，肯定章程，这与他“潜心宋五子书”、“以讲学挽回世道”⁽⁵⁴⁾的观念有关系。胡思敬站在“明学术以救人心，以厚风俗”、“知行合一而后有学”、“政教合一而后有治”的立场上，批判清代学术“一坏于纪、阮之丑博，讲汉学;再坏于祁文端之纤小，讲小学;三坏于翁、潘之破碎，讲金石学;四坏于张之洞之猖狂，讲西学”，他们虽人品高下不同，但其“误国则一”⁽⁵⁵⁾，因此，要挽救“学术误国”的颓势，必须提倡宋五子学。而一举出自沈曾植尊意⁽⁵⁶⁾的亚洲学术研究会在解释“讲经训以善世”时尤其强调“讲经训而不由朱注，是犹出入而不由户，将终身无入德之门”⁽⁵⁷⁾。这一着棋正好切合胡思敬的心意，因而胡表现出由衷的高兴，他称道说:“台端不欲阳居讲学之名，实阴示人以率由之迳。暗室一灯，何其幸也!”⁽⁵⁸⁾

但是，胡思敬并不爱屋及乌，而是提出两点异议、一点建议。

异议之一是对冠以“亚洲”二字的不满。他指出，“亚洲”二字古来未有，徐继畬《瀛环志略》的“四大土”之名系泰西人所立，不足为典。现在要尊崇孔教，却袭用欧西名词充同洲之义，势必会将佛教、波斯火教、天方回教混为一谈，“老韩合传，恐蹈马史之讥，华夷不分，更失鳞经之旨”⁽⁵⁹⁾，因此，他认为将“亚洲”二字缩小为“中国”，方为得当。二是对宗旨“六体”之二“尊周孔以明教”置放地位的异议。胡思敬指出，“尊周孔以明教”与其它五条不是并列关系，因为孔周之教的核心在经训，经训训释的具体内容为主忠信、敦睦亲、崇忠孝、明礼让，所以，应将“尊周孔以明教”置于纲的地位，其它五项为目，这样，主宾分明，次序不混，方能对学说大有裨益。由于沈曾植在该会及杂志上不愿自显其名，只愿意在暗中裁度，而且从不抛头露面，胡思敬在信中建议，像沈老这种负士林重望、三十年一步一趋、海内群觇以为向背的人物，于“坐视风俗人心之坏”之际，尤其要登高一呼，造成某种气势，既要在华洋辐辏的上海担任该会的会长，而且要在苏、杭、南京、安庆、南昌、武昌、长沙、广州、福州等省各立分会，使同志诸贤自相团结，同时，设立讲经会，以四书五经为主，将会友的论学文章选入报端，以扩大影响。胡思敬坚信，就像光绪将乱之初，一二小人之邪说⁽⁶⁰⁾可以煽动四方一样，在今日乱极思治之际，一二君子的诚心亦可以挽回风俗人心之坏的劫运!

此外，在与胡嗣瑗的通信中，胡思敬指出“其(即沈曾植)所定章程，尚不离三教同源之旨”⁽⁶¹⁾之不足，在致同乡华澜石的信中，亦批评沈氏的章程有“开陈不甚剀切”⁽⁶²⁾的毛病，在给熟稔沈曾植的谢石钦⁽⁶³⁾的信中甚至认为，“此老……欲视华、夷为一体，通老、佛、儒、墨为一家，务博之心太重”，之后他说，“聪明之累人也”⁽⁶⁴⁾，大有聪明反被聪明误之担忧了。总之，胡思敬认为此章程是优劣并举的。(www.xing528.com)

三、从杂志看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

如杂志体例所言，《亚洲学术杂志》在“论说”、“专著”栏目中，发表了众多发明真理和足资学术研究的文章，对传统学术的阐发和研究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实绩，真正实践着他们的办刊旨趣，用行动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之情。但是，这还不够!他们特辟专文——《亚洲学理浅识》——解释章程中的“六体”，而且摘录中外报纸、时论文章，对近今学说之悖谬者，辞而辟之。上述种种，都集中体现了杂志的文化思想倾向，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伦理道德的肯认，由此上升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维护

章程的解释基本上是站在伦理的层面展开的。周孔之教，皆以明人伦，人伦不是别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它们存留于日用事物之间，其道以忠恕为主，以至诚为辅助，周孔之教不像其他宗教哲学有时代之反动的特性，而是在一乱一治之时代，利用它的稳定性，可以保持社会秩序之井然。将周孔之教视为哲学，是未知“成己之精微”，将它视为国粹，更是“未知成物之广大”的道理，故谓“尊周孔以明教”;“睦亲”二字来源于《周礼》，与“忠信”互为依存，如果说忠信为自立之本的话，那么睦亲为社交之本，它比宗教家倡导的“博爱”亲切有味，比近世学者倡导的“互助论”平实易行，同时，敦行睦亲，则无自侮人侮、自毁人毁之害，实有敬人人敬、爱人人爱之利，人心无畛域则一切畛域自平，种族自保，故谓“敦睦亲以保种”;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忠信所操者约、所用者广，因此，孔子教人以忠信为本，而且历史上“创业垂统，莫不以忠信得之”⁽⁶⁵⁾，故谓“主忠信以修身”;知有教而不知读经，这是仅知“道”之当然而未知“理”之所以然，不读经就不能达至孟子所说的“直养而无害”的境地，智、仁、勇、信也会受到遮蔽，因此，纵不能遍读十三经，《论语》、《孟子》、《孝经》不可不读，“一切教育，皆以是为大本”⁽⁶⁶⁾，故谓“讲经训以善世”;忠孝本于天性，法律出于人意，一为永久不移之达道，一为一时便宜之制度，因此，舍忠孝而言法律，法不能自行，舍忠孝而言道德，则善为伪善，德为凶德。有忠孝就有真伦理，有忠孝就有真人道，二者并用，可以“远不仁而靖乱萌”⁽⁶⁷⁾，故谓“崇忠孝以靖乱”;真文明在礼，真和平在让，礼之用和为贵，让之实恕为本，治国不以礼让而专求法律，是动天下之兵也，复礼兴让则民族之争自息，社会之争自平，故谓“明礼让以弭兵”。

“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伦理观念占据汉文化的中心位置，并构成选择异质文化的‘过滤器’……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学说，不只是某一学派的信念，而是整个中国汉文化系统的共同特征。”⁽⁶⁸⁾《亚洲学理浅识》明显地是从这一层面来理解和解释研究会章程的。“人文主义四个字，可以概括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⁶⁹⁾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虽然人文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它们总离不开天人关系、中庸观念、伦理思想和民本主义等主体性内容。中国特殊的经济生活环境，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在社会组织血缘纽带的解体过程中很不充分，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宗法制度根深蒂固，形成了中华文化伦理型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伦理观念的维护是维护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

但是，杂志不纯粹从伦理层面看待中国文化，而是利用时论介绍，更多从中西文化对比层面展开，凸显中国文化精神的存在价值。1920—1921年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到中国讲学，他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与分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在华的9个月间，罗素在各地巡回走动，进行了近20个主题的演讲，成为当时报刊、政界、学界名人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追逐的对象。罗素告诫“深慕西方文化”的中国学生们，目前最切要的问题“不在西方文化吸收，反在东方旧有文明之复兴……中国学术若加以整理，使之复兴，即影响世界，极为伟大，最后中国将为世界文化之中心”⁽⁷⁰⁾。

西本省三在《德意志青年与中国文化》中批评中国当时青年学子之大多数“一则曰西洋，再则曰西洋，只知求他人而不知求自己，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对“其道发觉人本然天良之心性，近人伦日用之道，达天理之极”⁽⁷¹⁾的孔子学精粹视而不见，殊不知，其时美国有吓巴尔德大学(即哈佛大学)宝璧德(即白璧德)博士提倡人文教育，英国剑桥大学对不知晓孟子的日本人松方侯之孙投考学校不予录取，法国班乐卫在巴黎大学拟设研究中国古典的特别科，德国则有尉礼贤翻译书籍、设坛演讲，极力鼓吹中国文化，上述欧西各国及大贤的所作所为，都是建立在对“精神文明，其要在于古典，西方之古典，出于希腊、罗马，东方之古典，出于《论语》、《孟子》”⁽⁷²⁾这种“古典”崇拜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西本省三在阅读《申报》和《新报》文章后又指出，德国有“国际青年团”组织，专属孔子派，其首领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纳尔送博士指出，康德之哲学与孔教有诸多吻合的地方;又有“自由德意志青年团”和“游鸟团”(Wandervogel)，专属老子派，是当今德国过重物质主义思想反动的结果。此外，像录自《申报》的《德国人之研究东方文化热》(第一期)等将德国宣传、学习中国文化的有关信息及时传播出来。总之，西本省三及部分报纸站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层面，从第三者的立场上，较为客观地评说了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及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

(二)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批判，由此导引出对东方精神文明的称颂

胡思敬从狭隘的中国观念出发批评《亚洲学术杂志》“亚洲”二字用语不当，显示了他观念上的局限性，但从杂志文章的发行实际看，四期文章的“论说”和“专著”中确实没有一篇是专门论述除中国文化之外的其他东方文化精神的文章，只有敬庵的《台莪儿自我扩大与赫尔褒兹自然征服论争辩书后》和“丛录”中关于世界时事的介绍部分有所涉及。《亚洲学术杂志》出现这种题旨和实际不符的情况不知是胡思敬书信的影响还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⁷³⁾但是，透过“丛录”的介绍可以明显地看出杂志对东方文化的赞扬与歌颂之情。注意力较多地放在宣传、颂扬东方文化的泰戈尔身上。

泰戈尔在访日、美、英、瑞典等国后，1921年访问德国，《亚洲学术杂志》摘录时论报道及时反馈了这一信息，并以大量的篇幅介绍泰戈尔在德国的活动及演讲。泰戈尔的演讲在柏林、打模时塔(Darmstadt)、佛兰克(即法兰克福)等地进行。作为德国东方文化运动中心的打模时塔城，活跃着一群倾心东方文化的学者，智慧学院的创办者、哲学家凯色林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不断批评西方文化，颂扬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他旅行世界的记录——《哲学家旅行日记》——1919年在德国出版，文中指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⁷⁴⁾。泰戈尔演讲的翻译任务是由凯色林担任的，其时亦有宗白华、魏时珍两位中国青年在聆听演说。泰戈尔在演说中指出，欧洲人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自私民族，他们只强调外部的物质生活而忽视内部的精神生活，因而妄自尊大，他们欲以自己的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的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最高之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欲使东西文化差异消灭，统一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之下，其实，这是欧洲人共同所造成的一种罪恶，因此，他希望青年人要将从前种种错误的认识去掉，努力去创造新的世界。此后，泰戈尔又在黑森大公爵的行宫中进行自由演讲，进一步表达了对欧洲文化的悲观情绪。

放眼当时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上百万生灵涂炭使得人们不断思考西方精神缺失下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带给世人的消极后果，这种反思和反省催发了一股强劲的批判西方文化、颂扬东方文化的思潮，罗素、泰戈尔、杜威等人的访华就是在这种背景中进行的，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也恰好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中出版的，正是这种“扬东抑西”及东方文化复兴思潮的鼓张，使得东方文化获得了良好的世界反响与呼应。适逢其时的《亚洲学术杂志》因办刊者的学术视域和情感倾向自然就成了东方文化的又一有力称颂者和助势者。

(三)对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不满和对新文化的批判

杂志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从批评列宁进而转到对当时中国学界“过激化”的担忧。第二期转录英国牛津大学图书公司文章，痛骂李宁(注:即列宁，下同)“为过激主义之创造人，为拥护过激主义之勇士，而其声名远播，为全世界所瞩目者，即在于卖祖国、仇文化……李宁主义，即为恐怖主义之代名词”⁽⁷⁵⁾。1922年7月，苏俄政府外交特使越飞来华，8月到达北京，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并与孙中山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8月18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李大钊、胡适等人宴请越飞，蔡元培对苏俄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在讲话中肯定了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中国之革命，已由政治方面，渐进于社会方面，俄国革命，亦系起自政治而后及于社会者，当有可供华人取法之处，学界对于越君现以诚意表示欢迎。”⁽⁷⁶⁾面对学术界关注“社会主义”的情形，杂志“丛录”摘录《新闻报》的报道，认为代表民主制度之精神的“社会主义”是导致现在社会“革命之失着”、“督军之跋扈”、“议会之不臧”困境的罪魁祸首，因此，真实无妄之人是不会受“诛锄异己唯我独尊之乌托邦”思想影响的，只有那些不动脑筋之人才会“受过激派之愚弄，而奉李宁如神明，视为解放人类之救主”⁽⁷⁷⁾。杂志对社会主义的仇视与攻击溢于言表。

囿于杂志的办刊宗旨和办刊人员的学术背景，杂志也明显地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的不满，其中，以对陈独秀的攻击为最。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民国政府，陈炯明担任省长，11月陈炯明写信给陈独秀，聘请他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1月，宣传新文化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杂志社由上海迁到广州，在陈独秀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多次进行讲演，“以破坏旧道德，废弃文学为主旨”⁽⁷⁸⁾，并积极宣传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因此，不到四个月，即引起粤人中保守势力的反感，从而引发了驱逐陈“毒兽”(即“独秀”)的风波。旅沪广东同乡组织——上海广肇公所——在其电文中说:“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行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流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⁷⁹⁾与此同时，以广中学生岑公燧为首的广东学生团设立国学会，针对新文化人物的新文化宣传，“发愤提倡国学，结立团体，一时入会学生，风起云涌，甚为踊跃”⁽⁸⁰⁾。广东省议员黄佩荃、伍瑶光等提出《正学术以遏乱萌》议案，上书省主席，咨请省长维持学术。议案指出:近世欧洲学者，脱离宗教迷信之束缚，言论得以自由，达尔文、斯宾塞尔创立的“物竞天择”之说使得强权之习兴起，伯伦知理的主张牺牲人民以为国家之论使得国际之界限严明，边沁的人生主观唯在利乐之言使得功利之学盛行，“其中于人心也，则道德之观念微，而权力之竞争烈;其中于国家也，则侵略之主义张，而铁血之防维甚”⁽⁸¹⁾。最终酿成欧洲战争的爆发，死伤至数千百万人，托尔斯泰等人以为是科学的祸害，其实不然，“欧洲之祸，权利学说祸之也”⁽⁸²⁾。而中国自古以五伦观念为重，五伦之教影响遍布中国及南亚细亚，虽然当今国势不盛，但泰西一二学者提倡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父主义、公妻主义等学说不仅不是今天挽救国运颓微的良药，而且是使社会陷入各种弊病的催化剂，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这些学说不能行，目前苏联实行的劳农政府还只是在试验中，其前景尚不可估量。更何况，五伦之教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无一可废，“古所谓君臣者，指上下尊卑言之耳，非指臣仆对于专制皇帝言也”⁽⁸³⁾。因此，以“新文化”的名义将泰西学说取而代之我国数千年五伦之教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尤其将五伦之教废除，代之以天性自由、共产共妻、无父无政府、万恶以孝为先、百行以淫为首之说是“人欲横流，天理灭绝”⁽⁸⁴⁾。议案最后指出，为世道人心起见，请省长将主张此学之人，不可令其任职教育机关。接着，钟锡璜、关以镛、何炳堃、吴道镕、汪兆镛等130名广东省士绅联合签名，声援此议案，致函省议会，请省长勿以学术不端正之人，主持教育，煽惑青年，并敦请将上述决议付诸实行。虽然陈炯明曾专门发电为陈独秀之事辟谣，但9个月后，陈独秀还是辞职回沪了。

杂志的办刊宗旨有“只谈学术，不关涉政事”之说，但杂志也忘不了“于近今学说之背谬者，则辞而辟之”⁽⁸⁵⁾之旨，于是乎一旦发现新学对旧有思想、学术发起冲击时，杂志又自觉地、本能地回到旧的阵营里，希冀从旧有文化中挖掘有效的精神资源维护文化传统，显然可见，该杂志在办刊宗旨和实际行动中，态度是矛盾的，这一切正好凸显了刊物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