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化遗民研究：社会场景探析

第一节　社会场景

“场”是物理学的一个术语，它的本义指某种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力对其存在空间的相互作用，如磁场、电场、引力场等，后来被借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出现诸如经济场、政治场、道德场、宗教场、审美场等提法，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在他所著《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一书中认为，无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还是文化，都是一个“场”，“场”是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或一个构造。⁽¹⁾关于“文化场”，有的学者认为由三种观念构成:文化域观念、文化层观念、文化史观念。“域”是指一种范围和相关性，其中，思想文化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相互叠加，互相制约，思想文化就是在这个“文化域”中生成和变化。⁽²⁾显然，“场”、“域”是指平台、空间区域，是各种关系、力量能够凝结的一个基点;“场”、“域”也是一个同化器，能够将涉入其圈的所有东西同化，消解它们的差异性。

与“文化场”相关联的是“文化生态”，自1377年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尔东在《历史绪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文化生态”的概念以来，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恩斯特·海克尔、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阿瑟·乔治·坦斯利、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等都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文化生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它文化活动的背景及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它一般由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构成。⁽³⁾

借助“场”、“域”、“文化生态”等概念，我们可以断定，民初遗民的出现就是政治“场”、文化“场”、社会关系“场”等“文化生态”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政治背景

站在21世纪的门槛反观1840年至1911年半个世纪的中国，我们发现她是一个内忧、外患两种势力煎熬和逼迫的交接体，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充原材料基地和销售市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生产关系为主体的农业国度，加上地大物博的空间环境，使得她成为资本主义力图用商品重炮轰击的靶子，然而，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于外界懵懂无知，当从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轰击珠江口的炮声中惊醒过来的时候，措手不及的清王朝只好屈辱地接受南京城下之盟，从此，中国逐渐进入到资本主义的侵略体系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一波接连一波，中国社会的危机一步一步地加深，《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完全变成了一只系着铃铛的温顺小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承诺换取了“洋人的朝廷”暂时的稳定。面对屈辱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危险，有识之士不断地奔走呼号，振衰救弊，挽国民于水火。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的熊熊烈火在清政府一步一步屈服洋人的进程中燃烧起来，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一声枪响，颠覆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命运，一个以民主、共和为旗号的新政权——中华民国——建立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解除了专制统治对人们的桎梏，开启了人们思想上的枷锁，搅动了沉寂的社会秩序，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家固有的阶级局限，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除获得了剪辫、放足等自由新风尚外并没有收获多少关于民主、共和带来的丰硕成果，短暂的振奋随即被宋教仁的鲜血、二次革命的炮火所湮灭。当自认为代表着四万万人民利益的袁世凯“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⁴⁾后，建立中华民国的功臣孙中山、黄兴等人竟成了亲手筹建的国家的被流放、驱逐者和被讨伐者。1914年12月规定总统连任无限制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出台，有权推举继任人的决议书刻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袁世凯不仅可成“终身总统”，而且能传之百世万代。面对袁氏践踏众人信仰与意志，“劫于一人政治之权威”下的人们竟然陷入麻木状态，“政治上，无论有何等可惊可骇之举动，国人咸若痛痒不相关”，“一时风尚所趋，只知有势位，不知有道德，而垢无耻、卑鄙畏琐之行为，群恬然不以为怪”。⁽⁵⁾官僚阶层却“不知国家为何物，不解职务为何事，惟窟穴官场，以求一己之富贵利达”⁽⁶⁾。面对沉沦无声的社会状态，一部分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只好倡导“道德救亡”;文人们则在他们的诗歌中流露出“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流泪”⁽⁷⁾的迷茫和惆怅。

总之，辛亥革命的功败垂成使得社会一度陷入混乱，革命派、北洋军阀派、复辟派、洋人等各种势力为着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又一次角逐在民初政治的舞台上，并释放着自己的能量，可以说，民初政治背景是政治热情、桃源梦想、丑恶势力、乌烟瘴气和异彩社会的混合体。

二、文化背景

清王朝被推翻，民初出现了一大批遗民，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与历史上朝代更替出现割舍不断的君臣圣恩的遗民没有两样，宋元易代、明清鼎革被人们冠以“以夷变夏”，对代表华夏文明的传统精神的堕落痛心疾首，惊呼为“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自然容易为人理解，然而，当代表华夏文明和救亡图存之精神凝结的中华民国出现后，依然有人决意成为遗民，这恐怕就难以用通用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了。

前文已经提到，就民初遗民的特性来说，民初遗民绝大多数为“文化遗民”。“文化遗民”是以其独有的文化特性而区别于政治遗民的，既然“域”是指一种范围和相关性，而思想文化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是其主要的构成，那么，撇开民初“文化遗民”出现的政治性因素，民初“文化场”有以下几方面的构成:

1.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对立的紫禁城中保留着以溥仪为核心的末代君主和一整套皇家礼仪，“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以对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显然，“国中之国”的溥仪不单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精神象征。正是因为象征的存在，民国初年出现了“两种形象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实体……它们既寄生于民国又与民国为敌:一个企图复清朝之辟，一个力谋复帝制之辟;一个拥戴溥仪复辟，一个推动袁世凯称帝。两种复辟势力所拥戴的具体对象不一，但它们植根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⁸⁾。熟悉此情此景的人物说:“袁氏称帝时期，革命党与反对帝制派，群集上海;而复辟党与清室遗老，亦以上海为中心地，宴会往来，俨然一家，其反对袁世凯则两方一致也。”生活于其间的李瑞清打趣说:“昔赵江汉与元遗山，相遇于元都，一谈绍兴、淳熙，一论大定、明昌，皆为之呜咽流涕，实则各思故国，所哀故不相侔。吾辈麕集淞沪，复辟排满，处境不同，其不为李骞期则同，皆不赞成袁氏帝制自为也，吾辈其金、宋两朝人乎。”⁽⁹⁾所以，1916年“洪宪帝制”复辟、1917年张勋复辟、1924年甲子清室复辟才有了坚实的精神载体。

2.辛亥革命改变了固有阶级的利益分配，对民国政府的不满使得部分满族贵族及汉族士大夫对爱新觉罗氏的虔诚更加真挚和坚韧，夷夏观念的扭曲和利益驱使，具有同一思想因素的集团结成了统一战线，形成了庞大的队伍。

3.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梦想不仅加剧了中华民国政府对他的敌对情绪，而且将代替皇帝权威缺失后的总统权威一扫而光，更有甚者，它激发了人们对皇权的崇拜与仰慕，使皇权心理在特定的条件下苏醒、激活，并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

精神象征、夷夏观念的扭曲、皇权心理的激活等因素一般被视作民初复辟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果借用“场”的概念，其实它们是社会文化场的体现，三者相互作用与影响，加之政治因子的撮合，使得不成气候的单个元素在获得了一定的声援或基础后结成了庞大的群体力量，这种群体力量反过来又使单个元素的力量弱化，这犹如飓风，它的形成离不开温暖的水域、潮湿的大气和相当的风能，一旦结成飓风，它反过来又加剧水域、大气和风能的运动，形成横扫天下之势。

从深层次讲，辛亥革命在君主政体推翻，共和信仰体系还未完全建立之前，形成了一个“意义世界的丢失”，即政治层面的信仰危机和旧价值体系的崩溃，复辟思潮的出现或许有不合理之处，但也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从总体上瓦解之后的本能反映，只是他们以复辟旧有的秩序来回应这种危机，未免显得智慧资源的贫乏乃至枯竭”⁽¹⁰⁾。(www.xing528.com)

三、身份确立——“边际人”的文化解析

遗民身份的确立是与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

“转型”一词的英语表述是Transformation，其义为:“行为或状态明显地被改变。”(The act or state of being changed markedly)《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收录“转型”一词，与之相近的词语是“转变”，即(事物)由一种情况变到另一种情况。“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一般认为，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延伸到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后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有广泛的运用。对所谓“社会转型”，陆学艺等学者做了依次递进的三级规定:“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它是事实性规定;“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它是实质性规定;“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它是结构性层次性规定。⁽¹¹⁾从广义的文化层面看，社会转型也可视为文化转型，“它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¹²⁾。

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为遗民成为“边际人”提供了整体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正如导论所说，从明中叶起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至晚清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一段漫长时期，为中国的“过渡时代”，处于“过渡时代”的政治、经济、道德观念、价值标准、文化体系以及人格等，都会因制度的变迁、观念的碰撞、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过渡时代”影响之于人类，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出现了“过渡人”的概念，与它相类的还有“边缘人”、“边际人”等概念，三者既互相联系，又有内在的区别。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揭示，“过渡人”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人，他们生活在新、旧双重价值体系中……“过渡人”反映了旧式人格向新型人格转型中的文化困惑和冲突，这种冲突属于时间性文化冲突;“边缘人”则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域、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从隔阂到同化过程中人格的裂变和转型特征，这是一种空间性、地位性文化冲突的产物。“过渡人”和“边缘人”都是“边际人”。边际性是人的时间与空间、身份与区位的两重性矛盾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条件下的表现方式。“边际人”既是两个文化体系对流后的产物，又是新旧时代接触后的文化结晶，因而在边际人身上不仅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而且其角色行为也常常是困惑的、矛盾的、边际性的。⁽¹³⁾

社会转型与文化相关联，就出现了跨文化的意义，⁽¹⁴⁾跨文化的英语表示是intercultural，但有更多的人将“跨”改换为“间际”，因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不是静态的个体行为，更多地要注意它与发生关联者出现的意义重组的动态行为，故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在与它者相遇或交汇时，都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质。“当一种文化遭际另一种文化时，彼此见出反响或进入视线的从不会是各自的整个系统，而总是各自引起对方关注的特定方面，恰是这些方面具体展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关联。进而，这些方面由于是被对方见出的，因此，它们在此关联中往往会以不同于其本然状态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文化间性”。人们在用“文化间性”看待文化时，也会出现“误解的合法性”，即对他方文化会因理解的出发点不同而出现“变异”的现象。⁽¹⁵⁾

虽然“边际人”、“文化间性”概念一般被用在两种文化交汇领域，其实，将它们移用来作遗民探讨，尤其是民初的遗民，颇具合理性。这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1.对待中西文化

作为边际人，民初“文化遗民”有对传统文化割舍不断的情感，因此他们尤其关注传统文化中进入人们视野的夷夏观念、纲常伦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等古典性内容;对于西学，他们则比较注意其具有的能够丰富中国文化缺陷的物态文化层面，如西方的路矿、练兵、制造等物质性的文明;对于新建立的、以西方的“民主”、“科学”等精神性内容为指导原则的中华民国则抱着一种“误解”，借用“文化间性”理论，当然，“合法性误解”的成分少，“有意识性误解”的成分多，这与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文明、意识形态了解有限有一定的关系。与遗民相对的“新民”，一方面看中传统文化的古典型内容，但他们更多是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中的消极性、糟粕性的成分，为弥补传统精神中的缺失，他们更愿意从西方寻找资源，因此，“进化论”、“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现代精神法则，成为他们关注和求索的对象。

显然，遗民和“新民”对于中西文化的看待不是处在同一起点的，他们的意图、目的和倾向性有歧异。

2.遗民与“新民”的相互关系

遗民与“新民”在政治态度上的对立，导致了二者看待对方也存在偏见，退一步而言，至少有一些误解和偏颇。

遗民将“新民”视为新文化即西方文化的代表，而“新民”将遗民视为旧文化即古典糟粕性的代表。20世纪是以“进步”、“共和”等西方性价值观念主导世界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因要极力融入世界文明体系，故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热烈”的场景，因此，与“热烈”场景背道而驰的遗民总被视作反动与腐朽，故他们多以“冷静”的场景出现，这恐怕是遗民与“新民”对立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对立的遗民与“新民”在中国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积极性成分方面，却表现出了一种同一的倾向，“新民”与遗民在文化事业上的交往和合作并没有因政治上的对立而停止，前文所说的“民国学人”中，既有遗民，也有“新民”，遗民学人在学术上与“新民”学人有较多的关联就是一例。

总之，“新民”因政治上的高歌猛进遮掩了他们学术上的实绩，民初遗民因文化上的接续凸显了他们在近现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从社会的主导层面看，民初遗民的准确身份当属文化“边际人”，这正是他们“文化遗民”身份的另一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