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及效率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即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医疗保健投资和流动迁徙投资。不论是投资主体还是投资途径，农村对“人”的投资都不像城市和企业那样规范清晰，所以对其整理和分析相对比较困难，2008年，为了获得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方面的数据（见图3‐5），一直到得到区长的帮助，在几个部门的协助下才得出了数据（除农村居民人均流动就业支出一项未获得）。

一、教育培训投资

教育培训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最主要的手段。人们在进行投资和生产的过程中会逐步积累起生产经验和更有效的生产知识，这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农村教育培训投资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教育培训投资既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总量，又影响人力资本结构。前者表现为农村教育培训投资是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人们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知识技能，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后者表现为农村教育培训投资结构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结构。

（一）农村教育培训投资的现状

无论是全国的情况，还是浙江南浔区调查点上的数据都表明，我国农村教育培训投资不足的总体局面并没有改变。2008年，浙江省南浔区虽然完成农村劳动力培训1.9万人，除了培训质量不高外，以每人培训券100元算，培训费用也只有区区190万元。从全国的情况来看，2006年末，全国只有10.8％的乡镇有职业技术学校。11.7％的乡镇有公园。71.3％的乡镇有广播、电视站。87.6％的村在3公里范围内有小学，69.4％的村在5公里范围内有中学。97.6％的村能接收电视节目，57.4％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30.2％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10.7％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13.4％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15.1％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详见表3‐7。全国农村教育培训投资现状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具体表现为：

1．农村教育资金来源单一，农民负担重

我国初等教育培训投资来源结构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了76.18％。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占55.55％，非财政内教育经费占33.82％，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占1.60％，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经费占6.37％，学杂费占9.58％，其他教育经费占6.27％。但在农村小学的教育培训投资来源构成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学杂费等所占比例更高些，而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为零，其他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也较低。这说明，农村初等教育培训投资来源渠道是不太合理的，农民在教育上的负担比城市居民更重。

2．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情况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但由于农村地区财力不足，集资渠道较窄，农村地区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仍然严重不足。在国家财政有限的情况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很难得到显著改善。此外，受物价上涨的影响，教育经费投入实际增长远低于名义增长。可见，义务教育经费需求量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相当突出。另外，由于各种侵吞挪用教育经费的现象在农村屡屡发生，农村教育的投资量实际存在“水分”，特别是义务教育部分有效供给不足、发展缓慢。

3．农村义务教育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质量低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与城市教师相差悬殊，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不但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而且引起骨干教师的流失，使本来就稀缺的优秀师资更加稀缺。由于教育基建费和公用经费不足，使得许多农村中小学无法按标准配齐基本的教学器材、实验仪器、图书资料等，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教育教学设施了。因此，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教学质量的差距只能是越拉越大。

4．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所占比重偏低

教育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的需求相适应。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教育供给的重心应放在基础教育上。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比重偏低，制约了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二）农村教育培训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

总结当前理论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地认为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即所谓的错位－缺位－倒位：

1．投资主体“错位”，农村教育发展进程缓慢

在涉及农村教育经费支出上，主要由乡一级政府承担。为了缓解乡级财政的沉重负担，2001年国家提出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实施“以县为主”的政策体制。但由于县级财政本身收入并不充裕，加之县所统管的区域、产业更广更多，所以根本无法从本质上提高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无法有效解决其所面临的难题。

2．社会资本“缺位”，投资方式单一

当前对农村的教育培训投资大都由政府财政负担，而掌握大量社会资金的个人、企业、团体往往热衷于城市教育事业，很少参与到农村教育的投资行列。

我国自实施“希望工程”项目以来，尽管社会各界对贫困农村教育的关注程度显著提高，相应的各类“希望工程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但从总体上看，农村教育投入所吸纳的社会民间资本与城市相比差距是巨大的。目前，随着大量城市民办学校的兴起，这一差距尤为显著。农村承担着全国基础教育3／4的任务，但取得的教育经费仅占全国的1／4；而城市担负1／4的任务却取得3／4的经费，说明负担越轻的城市在现实中所吸纳的社会资本越多，负担越重的农村所吸纳的资本越少，这类似于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程度拉大的“马太效应”。因此如何.通民间资本注入渠道，实现投入方式多元化发展，是当前农村教育培训投资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财政转移支付“倒位”。由于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中央转移支付手段对于改变当前农村教育培训投资现状的收效甚微

中央对地方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专款”以及“义务教育危房改造工程专款”等，它们仅占全国义务教育总支出的1％左右。进一步说，转移支付虽然相当大的比例转移到了县乡财政，但分配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上缴税收水平所决定的；与此同时，中央还不得不照顾原有财政体制下的地方利益格局，这便导致本来富裕的地区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而原本贫困的地方仍旧得不到有效的资助。

二、医疗保健投资

1．现状

浙江省农村合作医疗开展比较早，所以参加率比较高，如浙江南浔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达到99.3％”。但从全国看，272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1.5％。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总额为429亿元，累积受益3.7亿人次。农村医疗救助936万人次，增长148.0％。民政部门资助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达2780万人次。目前，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益农民达3.7亿人次，但即使以全部的支出429亿元算，每人次只享受也不足116元。而且，农村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医疗保险体系，医疗保健投资的主体是农民自己。农村不但没有类似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补贴，相反普遍存在着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返贫的各种问题，健康投资不足直接影响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蔓延，对农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构成了现实的障碍。

2．原因分析(www.xing528.com)

首先，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目前我们许多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没高到可以让他们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消费意愿来决定消费支出的地步。在收入水平的制约下，农民往往将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尽可能地压低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

其次，农民对未来的并不乐观的预期使其储蓄率高。当前，农村居民储蓄率普遍高于城镇职工，主要原因就是基于大部分农民对自身处境和未来预期并不乐观的基本判断。

第三，医疗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抑制了农民的医疗保健需求。

第四，农村基本卫生服务差且不方便。自财政分权以来，农村公共卫生费用随县、乡两级财政的逐步拮据而恶化，使县乡政府把卫生筹资的主要责任转嫁给卫生机构，实质上把难题交给了失控的医药市场。这种缺乏公共支持的市场化使全国大部分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几乎完全市场化，农民基本医疗服务的可靠性和方便性降低。

第五，农民对健康投资的观念问题。农民对自身健康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意把钱投入到他们认为不能很快贴现或者根本就不会贴现的医疗保健之中，而使现在的生活境况受到影响。

三、流动迁徙投资

（一）现状

2000年以来，全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数量一直保持很高的增量，1998年至2007年外出农民工的总量增加了900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900万人左右，但是2008年变化明显。2006年外出农民工数量是1.3亿，2007年是1.38亿，2008年外出农民工数量估计与上年差不多。2008年上半年的就业形势很不错，仅上半年外出农民工就比2007年新增600万人以上，但是从第三季度开始，回流比较明显，从10月到12月农民工回流数量逐月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农民工数量与2007年比，存量基本持平、增量很小，明显显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对于我国农民工的总量有几种说法，有说2亿的，有说1.1亿、1.3亿、1.5亿的，这些数据的差别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调查方法也不同，导致结果不一样。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1.3亿人的数据，是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得出的。主要是指在本乡镇以外打工的农民工，没有包括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

2008年年底再次去南浔调查，了解到南浔区开展“春风行动”，每年在1－3月全面开展了以“进城务工、帮您解难”为主题的春风行动，为农村劳动者进入南浔求职就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三年（05———07年）来，免费为农村劳动者提供职介服务人次数达到8090多次，发放“春风卡”5250份。2008年南浔区转移农村劳动力6500多人。

（二）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民工流动迁徙中的效应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与技术的升级以及就业空间的扩张，农业劳动力能否实现充分就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尤其是非农产业的扩张能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提供足够的机会；二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业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和就业能力，提高农民充分就业的职业和技能要求。前者决定了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确保就业机会的提供，也就是要创造充分的劳动力需求；后者则表明，供给的劳动力要具备怎样的人力资本，才能满足就业岗位所需的素质及技能要求。

劳动力的迁移或流动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那么迁移者在做出迁移决策时就必须考虑迁移的成本与收益问题。迁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其中货币成本中具体包括迁移费用（如交通、住宅、食物等方面的支出）和迁移是因失业而减少的收入，非货币成本具体包括迁移的时间成本、体力脑力的支出、心理成本等；迁移收益也分为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两部分，其中前者主要指迁移后货币收入的增加，后者则主要指诸如社会关系的改善、个人心理上的满足等这样一些非货币方面的得益。对个人而言，如果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那么流动就会发生，否则就不会发生。

然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开放程度和竞争程度都很低，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分割现象，对劳动力的有效配置不能较好地实现，进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只能进入从属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拥挤在从属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不仅狭窄，而且待遇极差。同时，在就业体系方面，用工制度上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导致其就业范围缩小，这就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徙投资的增加。

虽然现在农民工的流动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虽然导致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很多，但人力资本对其的影响是最关键的，根据李仙娥的分析总结，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民工迁徙中有五种效应：

1．预期收入效应

预期收入效应促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如西奥多·W·舒尔茨曾指出，劳动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劳动力对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迁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迁移预期收入；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言，预期收入效应也很明显。一般而言，单纯的农业劳动对高中文化程度劳动者的报酬效果不显著；非农业专业技能在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里也无用武之地。但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农村高，收益反映人力资本差异的敏感程度也获得提高，即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在城市能得到更为“公正”的待遇，较高的预期收入使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较早投入流动，所以当农村经济结构变动、转移就业的新机会来临的时候，在文化和技能上“过剩”的、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村劳动力最先活跃起来进入转移行列，转移的动力及效果与人力资本水平紧密相连。

2．信息获取效应

转移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不可低估。一般说来，一次成功的迁移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按重要程度排序如下：一是潜在的移民能否流动；二是其能否找到新工作；三是新工作是否与其人力资本水平和期望相一致。在面临相同的流动的机会的前提下，获取工作信息的能力无疑成为实现后两点的重要条件，而这种能力的大小往往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成正比。首先，更高的文化水平或更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劳动者更能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从而作出更为准确的劳动供给决策。这些劳动者较一般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民工拥有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研究表明，大多数民工通过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获取信息，即就业信息来源于省内的亲戚、朋友或乡邻。据蔡昉等人对济南的1504名民工的调查，这一比例高达81.1％；

而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则较多利用招聘广告或媒体等信息渠道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寻找符合自身人力资本条件的工作。其次，把握信息以及对它作出合理判断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较高的人力资本的民工抗风险能力较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程度高或经历丰富的农村劳动者更能克服距离障碍而倾向于跨地区向大城市转移。

3．心理适应效应

较高人力资本意味着劳动者更容易摒弃传统农村劳动力中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树立现代性人格。其典型表现即对城市生活的认可与向往以及对市场交易活动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应付能力，这使他们较一般的农民工相比，转移的欲望更强烈，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因此，转移也更为彻底。

4．流动示范效应

人力资本高、流动性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提前转移后，对其余的剩余劳动力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人力资本高的迁移者凭借丰富的经验成为领导者，带动许多农村劳动力形成集体转移模式。其次，农村青年通过考学的方式转移到城市更高层次就业对于农村未来劳动力也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近几年农村通过入学转移的人数逐年增多，这是农村人力资本整体水平提高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体现。

5．资本回流效应

民工进城打工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民工潮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回流，既包括物质资本回流，即大量汇款流入农村，也包括人力资本回流，即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回乡创业群体。大多数民工并无在城市定居之意，许多成功的打工者已经返回农村，他们把打工的积蓄、熟练技能和市场阅历用于经营特色农业、创办乡镇企业和商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作出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