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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频道经济综合模式生成及其历史意义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众化诉求的背后——经济频道“经济综合”模式的生成及历史意义○董华峰摘要作为我国电视媒介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专业频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频道呈现的都是“经济综合”模式。一直以来,这种大众化诉求和“经济综合”模式备遭学界诟病,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专业频道并不专业”的状况。一直以来,人们对经济频道沿用的“经济综合”模式的质疑不绝于耳,其原因主要在于批评者将“专业化”视为了评价电视频道的依据。

经济频道经济综合模式生成及其历史意义

大众化诉求的背后——经济频道“经济综合”模式的生成及历史意义

○董华峰

摘 要 作为我国电视媒介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专业频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频道呈现的都是“经济综合”模式。这意味着它没有将“专业化”放在首位,更多追求的是大众化和娱乐化,经济频道因此备遭诟病。但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看,“经济综合”模式以及我国经济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其意义和价值远超过了专业频道自身,成为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及传播理念的曲折反映和隐喻。

关键词 经济综合模式 大众化 娱乐化 去政治

“经济频道”是我国电视媒介发展史上首个独立于综合频道之外、体现内容专业化的电视频道。但从地方台到中央台,几乎所有的经济频道一直采用的都是“经济综合”模式,着力体现的是大众化、娱乐化追求,即使是中央电视台,真正告别“经济综合”模式走上专业化之路,也是在2009年8月将经济频道改版为财经频道之后,而地方台经济频道至今沿用的仍旧是“经济综合”模式。一直以来,这种大众化诉求和“经济综合”模式备遭学界诟病,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专业频道并不专业”的状况。然而,重新审视历史可以看到,经济频道虽然是以专业频道的身份出现的,但当时它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如何走向专业化的问题。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作为首个独立于综合频道之外的电视频道的身份,决定了它必然要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电视媒体走向大众化、娱乐化的特殊历史使命,所以,我国早期经济频道所做的探索以及存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专业频道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当时中国特殊社会环境、社会心理以及电视传播理念的曲折反映和隐喻。

一直以来,人们对经济频道沿用的“经济综合”模式的质疑不绝于耳,其原因主要在于批评者将“专业化”视为了评价电视频道的依据。在这个价值体系里,“经济综合”模式的确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但是存在即合理,任何人、任何行为都无法超越自己特定的历史环境,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如果斩断或忽略它生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必然会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经济综合”模式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横空出世的频道节目构成模式。栏目化阶段经济节目所面临的问题、做出的探索,应该是导致这种模式出现的直接动因。经济栏目的生存状况,可以视为经济综合模式的“前史”,从前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化”是经济节目生存的必由之路。

1981年我国第一个经济类栏目上海台的《市场掠影》推出之后,经济栏目在全国各电视台渐次出现。“1982年4月16日,广州电视台推出以报道群众衣食住行方面信息为主的《市场漫步》栏目;1984年10月,内蒙古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开辟了《市场信息》栏目。据统计,到1985年底设立经济栏目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情况为:北京台的《经济信息》和《市场信息》专栏节目;江苏台定期的《经济信息》和不定期的《江苏轻工优质产品介绍》;浙江台的《企业家》栏目;福建台的《市场信息》;广州台的《市场漫步》;辽宁台的《致富之路》等。”[1]单从这些栏目名就可以看出,诞生初期经济栏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大都以传播“市场信息”为主,着重于为观众提供信息服务。《市场掠影》栏目的创办者在谈及栏目时说,此栏目开设的初衷一是“从共同兴趣着眼,开拓新的报道领域”;二是“从信息服务入手,架起沟通产销的桥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正向着‘信息时代’前进,人们需要得到更快更多的信息……为了满足群众的各种需要,就必须疏通信息,最有效的办法,莫不过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公开报道。《市场掠影》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应运而生,为传播市场信息服务。”[2]因为“不管是谁,都得吃饭、穿衣、休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方面的事情更为关心。可见,生活问题无疑是观众的共同感兴趣的内容……”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是很广阔、很复杂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从大的环节来说,它除了生产以外,还包括流通和消费,而后一方面,是电视经济报道所忽视的方面,正是广大群众所关心的。由此出发,我们办起了《市场掠影》。[3]可以看出,最早的经济栏目目标都很单纯,那就是着眼于百姓的生活需求,服务性成为经济栏目与生俱来的一大特点,而且内容呈现出“窄化”特征。从传播学视角看,它们不仅仅体现出浓郁的受众意识,同时也具有比较强烈的针对性和“窄播”倾向。然而,随着经济栏目的进一步独立,后起的栏目则都呈现出与之相反的“综合性”特征,从表征层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倒退。

1985年2月10日,《市场掠影》这档我国最早的经济栏目被扩展成《经济之窗》,成为一档经济类的新闻杂志栏目。栏目下设了“调研与探讨”、“专题报道”、“市场掠影”、“经营之道”、“上海之最”、“外汇牌价”、“商品价格”等子栏目。较之稍早,1985年元旦,中央电视台开办的《经济生活》栏目,其性质和形式与之相似,主要内容为介绍国内外经济、科技发展动态、经验、行情,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其中包括《经济生活》和《科技生活》两个子栏目,之后又陆续开办了《经济快讯》、《供求动态》、《市场预测》、《世界经济信息之窗》等栏目。由此看出,从《市场掠影》到《经济之窗》和《经济生活》,反映出的是由内容集中、单一到庞杂的过程,尤其到了《综合经济信息》和《经济半小时》,内容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综合性更强。以《市场掠影》为代表的内容相对集中、单纯的首批经济栏目,虽然没有体现出清晰的分众意识,但却是通过关注百姓的“共同兴趣”,实现了内容的“窄化”,在今天看来,体现出一定的针对性和“专业”性倾向。而之后栏目的“综合性”发展则反倒削弱了栏目的针对性和对象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退”现象?

早期经济栏目在经济新闻方面过多集中在生产和政策宣传领域,“往往站在领导机关或领导者本人的角度上,去观察和提出问题,居高临下地反映群众活动和经济工作,以此取代群众本身及其所关心的、感兴趣的经济活动”等这种缺乏受众意识和对象感,从而导致受众寥寥的情况下诞生的。“经济片成了‘干部片’、‘领导工作参考片、经验交流片’、成了干部的陪衬”[4]。经济新闻无受众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因此,经济栏目开办初期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吸引观众即如何大众化的问题,而不是如何专业化的问题。面对范围宽广、内容庞杂的经济领域,要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无疑就是从中选取能够满足各层次、各领域人群的那部分信息,即大众的“共同兴趣”作为经济栏目报道的主要内容。“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是很广阔、很复杂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从大的环节来说,它除了生产以外,还包括流通和消费,而后一方面,是电视经济报道所忽视的方面,正是广大群众所关心的”。“由于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素养不同,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致的。但不管是谁,都得吃饭、穿衣、休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方面的事情更为关心。可见,生活问题无疑是观众共同感兴趣的内容”[5]。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早期经济栏目将目光聚焦在服务受众的流通和消费信息上。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早期经济栏目窄化内容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大众,是节目通往大众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并非如今天通过窄化内容,来体现一种“分众化”诉求。

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栏目不约而同开始扩大报道范围,丰富栏目内容,呈现出浓郁的“综合性”倾向,其目的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观众。所不同的是,这种综合性追求,是期望通过提供更为全面的内容、丰富栏目的功能,将各个阶层、不同兴趣爱好的观众都吸引到栏目中来,这是另一种谋求大众化的方式和路径。就此而言,早期经济栏目无论是“窄化”地提供信息,还是综合性、全方位地关注经济活动,其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节目大众化的着力追求。

从通过寻找共同兴趣、“窄化”栏目内容谋求栏目“大众化”,到通过扩大栏目内容范围,运用“综合”性来谋求大众化,其中蕴含的是一种必然性。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媒体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收视率问题,一方面,因为电视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媒介本身的“新”还在观众中发挥作用,用今天的话说还是卖方市场,节目受众的多寡,并不直接危及电视媒介的生存,因而,这时候的大众化诉求,更多是基于媒体人的一种责任感,谋求的是信息有效传达,而非收视率,因此,这种大众化追求的背后虽然蕴含着浓郁的受众意识,但也只是自发而非自觉的。

另一方面,经济节目内容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决定了它很难像其他内容的节目如文艺节目、时政、社会新闻那样,依靠自身内容即可吸引普通受众。这就迫使经济栏目的运行者不得不从一开始就着重在如何吸引大众上做出相应的探索。通过寻找经济领域里最具大众性(共同兴趣)的内容,来赢得受众的广泛性是最直接的路径,因而,立足服务性,着眼于“消费”和供需关系的信息型栏目应运而生。这便是早期经济栏目内容呈现“窄化”特征的原因所在。

然而,实用的、大众性的市场信息毕竟只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经济节目不能仅仅着眼于市场信息而忽略经济领域的其他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之后,经济问题实际已成为政治问题,被视为“现代化的宣传工具”的电视媒介,不可能回避和忽略经济发展的大主题。这意味着经济栏目必须全面反映经济活动的状况,于是包容经济活动各个环节、领域的综合性经济栏目诞生了。在当时频道资源比较匮乏、受众对电视媒体的接触尚处于以栏目为第一识别符号的背景下,一个内容丰富、面面俱到的综合性栏目,既兼顾了电视节目应担当的经济宣传职能,同时也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受众的需求,因此,综合性栏目的盛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1987年,随着央视第二套节目的开播,经济频道成为我国综合频道之外的首个专业电视频道。但正如经济栏目一直致力于“大众化”探索一样,经济频道也始终在如何大众化问题上做文章,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的都是“经济综合”模式。所谓经济综合模式,是指“经济频道”除了突出“经济”特色之外,内容无所不包,目标受众没有明确的界定,走的是大众化的道路,[6]这一运行模式的确反映出了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频道的非专业化取向,但它却为中国电视媒体走向大众化做出了贡献。在我国电视媒体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频道更多地“担当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试验场和中国电视节目平民化的先声”的角色,[7]如,湖南经视的娱乐节目《幸运三七二十一》催生了《快乐大本营》这样的综艺游戏类节目,央视经济频道的《幸运52》、《开心辞典》、《非常6+1》分别引领了我国益智类、选秀类节目风潮等。可以说我国许多具影响力的娱乐节目形态,大多都是由经济频道推出的。这种娱乐化追求,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在当时却蕴含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体现着特殊的心理诉求。

众所周知,我国第一个经济频道即央视第二套节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直接产物,但又不仅仅在此。1987年央视二套正式开播时,其负责人谈到,央视开办第二套节目的目的,一方面是基于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要“丰富百姓生活”。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聂大江在为第二套节目开播而召开的会议上也明确指出,开办第二套节目除了服务经济建设,宣传经济政策,另一要务就是“更好地满足全国广大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推动全国电视事业建设”。[8]可见,第二套节目无论是服务于经济发展还是“更好地满足全国广大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都毫无例外地和既有的第一套节目及其他新闻媒体一样,充当的也是宣传工具的角色。然而,从第二套节目以及后来各地方电视台推出的“经济台”的节目构成看,各地“经济频道”与其第一套节目相比,从内容到风格,都要轻松得多。“从专业台的角度来说,经济台应以经济类节目为主,但实际上,经济电视台的经济类节目不仅在播出总量中所占比例少,而且质量不高。以1994年开播的深圳电视二台经济台为例,它全天播出18小时,其中自制经济节目只有两个半小时,经济类节目所占比例为13.9%”,[9]。直至1995年,研究者还确信,“经济类节目在近期内尚不可能成为经济电视台的当家节目”。[10]经济电视台的主打节目均为娱乐节目。

电视媒体的娱乐功能为什么会在“经济”频道这个“专业”频道中得到强化、推广?这首先与当时经济频道的特殊生存状况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经济频道在各地诞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本质上的城市电视台,微波传播只能覆盖当地的个别城市。如果说第一套节目是各省市的“公开舞台”,那么,经济频道就是各地方台的“自家院落”、“自留地”。各地电视台充分利用了它的这个特点:由于覆盖面窄,影响力小,与之相适应,受各级管理部门给予关注的程度相较覆盖全省的综合频道也比较小,因此,经济频道可以适当弱化喉舌功能而专注于服务大众日益上升的娱乐需求。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化运行机制的引入,电视媒体开始依靠广告创收谋求更大的发展,因此,收视率成为电视媒体不可回避的追求,而管理相对较弱的经济频道,无疑成为最有利于创收的一个阵地。创收的前提是提高收视率,于是,通过娱乐化来争取更为广泛的受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www.xing528.com)

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应该看到的是,虽然经济频道覆盖面窄、影响力相对较弱的状况,给经济频道的经营者提供了可以传播更多轻松、实用信息的客观条件,但是,如果传播者没有传播轻松、娱乐信息的意识和诉求,这种条件将没有意义。因此,经济频道的娱乐化追求,还有更为深刻的心理因素作支撑,这就是当时“去政治化”的社会诉求。

我们知道,“文革”时期整个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状况在中国人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痛,上世纪80年代之后,整个社会呈现出浓郁的“去政治化”倾向。这种历史状况,在当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普遍表现出的弱化和远离政治的倾向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在此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策略,但在当时中国社会强烈的富民强国的现实需求和民众迫切渴望摆脱高度紧张的泛政治化社会的心理状态下,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一种“去政治化”的策略。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去政治化”过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就是将全党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就是说,重视“经济”建设这一政治决策,实际上被整个社会解读成一种规避政治、“去政治化”的方式和路径,同时也不知不觉中被媒体人当做可以不必过度黏附政治的理由和潜在依据。

无独有偶,历史上,“经济”原本就被视为一种天然的和“政治”相对应的独立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一种政治与经济的区分的假说之上的,虽然经济活动实际上从来就不单纯是经济的问题,它和政治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但是,在人们看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才实现的。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也为通过强调“经济”生活的地位来规避政治,提供了一种心理和认知基础。

因此,“经济”频道(经济台)虽然是为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政治任务而产生的,但媒体运营者以及受众其实都在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为了一个“去政治化”的媒介空间,因此决定了“经济频道”必然会走一条大众化、娱乐化道路,成为娱乐节目试验场和大本营。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频道的“经济综合”模式其实又是中国社会“去政治化”的心理诉求的反映。

董华峰,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注释】

[1]沈毅:《中国经济新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2]冯正治:《改革电视经济新闻的新尝试》,《新闻战线》1984年第9期。

[3]同上。

[4]裴玉章:《面向群众,改进电视经济新闻报道》,《现代传播》1980年第3期。

[5]冯正治:《改革电视经济新闻的新尝试》,《新闻战线》1984年第9期。

[6]董华峰:《特殊历史境遇中的电视经济频道》,《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

[7]同上。

[8]《二套节日调整内容,更多观众可望看到》,《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报》1987年第1期。

[9]韩松:《关于电视台办二套节目的思考》,《视听界》1995年第2期。

[1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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