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中国哲学家李达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

杰出的中国哲学家李达⁽¹⁾

李达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为真理战斗了一生，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法学等广阔的领域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许多同志撰文从各个侧面评述了他的事迹。本文只试图就他的哲学活动方面作一些粗略的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播火者

李达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诞生于湖南零陵县的一个佃农之家。因为家境贫寒，兄弟五人只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他7岁上私塾，15岁入永州中学，开始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19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京师优级师范。辛亥革命后，1913年考取留日公费生，怀着“实业救国”的热望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第一师范理科。那时列强的魔爪抓攫着神州大地。身处异国的学子翘首故园，风凄云黯，忧国之心，如煎如炽。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惊雷骤发，大家感到曙光在望，感奋莫名，但对这一革命的根据和内容还来不及理解。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中国留日学生闻讯后义愤填膺，议决罢课回国，开展救亡活动。李达是回国请愿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于5月回国后，与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许德珩等共同发动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示威的运动。失败的教训使他憬悟到，只有学十月革命的榜样，根本推翻反动统治，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奋然再赴日本，放弃理科的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年多是李达在思想上的狂飙突进时期。他苦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许多介绍马列的书刊，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本专著，向国内投稿并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章，热情宣传社会主义。这时他虽然还未能系统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然而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敏锐的时代感已推动他迈出了决定的一步，他走进了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

1920年春，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等共同筹建中国共产党。在各派“社会主义”鱼龙混杂的当时，建党的头等大事是扫除思想障碍，为党奠立思想基础。共产主义先驱者们勇敢地挑起了历史重任。年仅30岁的李达是站在最前列的战士之一。在短短两年多里，他一面担任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繁难的实际工作，一面投入反对研究系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第四国际“左”倾思潮的理论斗争。他的《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评第四国际》等著名论文，对奠定党的思想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和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当时还未能认清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对象、步骤等还未能作出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论断，但他阐述马列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准确性和系统性，批判敌对思潮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的直接任务虽然是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但他分析问题时自觉地运用了唯物史观，并揭示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论与唯物史观的有机联系。例如他在《马克思还原》中，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原理概括为七点，前三点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中也强调:“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的。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这与1919年的文章相比，显然又是一次飞跃。他已经踏进了哲学领域，用唯物史观进行战斗了。

党的“二大”后，李达辞去了党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1923年，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任自修大学学长，并主编《新时代》杂志，以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理论工作，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这时他为坚持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的问题同陈独秀发生了激烈争执，他不能忍受陈独秀的专横，又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以致愤而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央领导机关的联系，随后离开了党的组织。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和中国革命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他一如既往地研究着，探索着，以特殊的方式为中国革命贡献着忠贞和智慧。从1923年到1927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系统研究上。他在自修大学讲唯物史观，自修大学被赵恒惕查封后他又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讲唯物史观，1926年至1927年他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时也讲唯物史观。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是1926年6月出版的专著《现代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虽然并不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然而它的出版轰动了思想界，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重版14次之多。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通缉李达时开列的“犯罪事实”就是“著名共首，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影响之大可以想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此书以鲜明的特色适应了革命的需要。第一，它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全面周详，能抓住实质，无片面割裂之弊。例如全书始终把握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同时又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以充分估计，既反对了唯心论，又反对了机械论。第二，紧密联系世界和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从理论上回答了一系列亟待明确的重大问题。例如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现阶段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革命的前途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第三，层次井然，文辞酣畅，议论风生，有浓厚的中国气派(用浅近的文言写成)。36岁的李达以他第一部优秀的哲学专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二、在白色恐怖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硕建树

(一)上海时期(1927～1932)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开辟了新的战场，同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1927年至1932年的五年中，他以拼命精神从事著述和翻译;与邓初民等合作开办昆仑书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利用大学讲坛传播革命真理。就理论工作的内容说，这五年中他在哲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中都有重要的建树。

经济学方面，除了翻译之外，最突出的成果是《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的发表(1929)。此书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作了井然有序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在统计资料残缺不全的情况下，以极短的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是极其难能的。本文对这方面不拟多述。

哲学方面，李达的工作是全面展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研究和宣传。

在历史唯物论方面，除了修订和多次重版《现代社会学》之外，还发表了新著《社会之基础知识》(1929年出版，其中第四篇《民族问题》扩充为专书同年出版)，此书篇幅小于《现代社会学》，但并不是它的压缩本而是它的发展。书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认为“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做基础”。作者以极简洁的笔墨清晰地论述了社会构造和社会发展的原理之后，以此为据，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分析了民族问题，最后在《中国的出路》一章中得出结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打倒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这种基于科学分析的革命结论，像暗夜的火炬一样照亮着正在革命低潮中苦闷彷徨的青年们的心。

辩证唯物论的研究和宣传在当时还是薄弱环节。大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基本上只限于社会革命论和唯物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李达)虽然在论著中运用了辩证唯物论，但并未把它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来理解、研究和宣传。除了瞿秋白在1924年出版的《社会哲学概论》中有简略的介绍，1926年又翻译了郭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唯物论》一书以外，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论著。这当然是很大的弱点。杜威和罗素已经到中国来宣传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了，中国原有的唯心主义也以种种形态在思想界流传，不用辩证唯物论占领思想阵地就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革命者不用辩证唯物论武装自己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处理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补课势在必行。于是唯物辩证法运动兴起了。李达投入了战斗。第一步工作是翻译介绍。他在上海五年中翻译了7本名著，其中有4本是辩证唯物论的著作: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1929年9月出版)，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书的上篇，李达与王静、张栗原合译，全书1930年6月出版)，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1930年10月出版)，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雷仲坚合译，李达译大部分并校改全文，1932年9月出版)。李达翻译工作的特点是:一、选材精当，切合需要。他译的不仅是最新的书，而且是论述精辟而又通俗易懂的书，因为他考虑到国内还处在“开始研究辩证唯物论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很好的入门书”。二、迅速及时。上述四部书都是问世后的次年就译成中文出版的，其中河上肇的书长达700多页(哲学部分300页)，半年就译成了中文出版。

李达在这方面的贡献当时就为思想界所公认。有人认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达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这并非溢美之词。仅就《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说，在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影响就很大。毛泽东读过此书的1935年和1936年版本，并写过近一万三千字的眉批。还有许多老同志当年从此书得到过教益。例如魏文伯同志1935年在狱中绝食斗争后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以后又带着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和“文革”十年的浩劫，失而复得者再，至今还珍重地保存着。

除自己译书外，李达与邓初民等开办的昆仑书店还出版了不少其他同志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

大学讲坛是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重要阵地。反动当局的迫害和特务暴徒的毒打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志。当年听过他讲课的老同志今天回忆起李达老师从容坚定、侃侃而谈的风貌，回忆起从他身上受到的教益和感染，还禁不住流下热泪。

1932年5月，反动当局剥夺了李达讲课的权利，他不得不离开上海。

在上海的五年中李达没有发表辩证唯物论的专著。这正是他对人民对科学高度负责的表现。他是以鲁迅所说的那种从天上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的精神从事译介工作的。这五年正是他对辩证唯物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深入地钻研、理解、思索、融会的时期，也就是孕育着更高质量的哲学专著的时期。

(二)北平时期(1932～1937)

1932年8月，李达转移到了北平，又开辟了一个新战场。

那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渴求真理的青年学生热烈欢迎这位享有盛誉的红色教授的到来，纷纷要求学校当局聘他执教。国民党市党部和宪兵第三团则恐惧地监视着这个“危险人物”。李达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为阵地，利用一切机会扩大进步势力，同侯外庐、吕振羽、黄松龄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一道，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韧的战斗。正如吕振羽同志回忆的，“李达老师是学校进步师生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北平的五年是李达在理论上硕果累累的五年。除继续翻译名著外，他撰写了四部理论著作:《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还发表了《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文。范围之广，功力之深，都是惊人的。

这里只谈谈《社会学大纲》。

这是一部4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第一篇是唯物辩证法，第二篇至第五篇是历史唯物论。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补充修改后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作者在扉页上满怀激情地题了“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九个大字，又在四版序言中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

这本书一出版就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三年中再版了三次。1937年5月此书刚出版，李达就寄到延安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极为高兴，认真地读了十遍，做了详细的眉批，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部优秀著作，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写信给李达高度评价他的劳绩，称赞他是“真正的人”。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原新华书店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版了这部著作。

这部著作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出现在中国人民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自己的历史时刻，是因为它能够在很高的程度上满足这种迫切需要。

第一，这部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在当时是最系统最准确的。从涉及的问题和引证的材料看，这时他已精研了马列的几乎全部哲学著作，包括马恩早期著作和列宁晚期著作。加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多年的精湛研究，对历史的丰富知识，对古今哲学流派的深刻了解，对各国马克思主义优秀著作的认真吸取，对国内外哲学斗争经验教训的及时总结，就使他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没有苏联1938年以后的哲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那些片面性的毛病。例如，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统一的哲学科学来论述，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认识方法又是实践方法;作为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伦理学(逻辑)是同一的东西。他对一切具体问题的论述都贯串着实践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的圆圈式上升运动的观点，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等等。

第二，这部著作不是马列著作的一般复述，更不是外国研究成果的照搬，而是针对中国革命的需要独立完成的作品，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虽然由于环境的限制，此书不可能像革命根据地的作品那样直接援引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甚至原定的以中国社会研究为内容的第六篇也因故未能问世，然而全书的论述都是估计到并针对着中国的国情的。只要考虑到当时反动势力通过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历史观的大举进攻，就不难看出本书的要旨了。此书的出版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给了猖獗一时的中国反动思潮一个总体性的批判。

第三，这部著作是以教科书的形式写成的。全书分篇章节目，层次显豁，结构严密;论述问题条分缕析，说理透辟。虽然篇幅庞大，内容宏富，并非普及性读物，但对有志钻研理论而又有相当知识准备的人来说，并无艰深晦涩之弊。

毛泽东说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我国唯物辩证法运动达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部著作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对当时早已为世界公认的重大自然科学成果(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没有反映;对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没有加以区别;等等。这是应该从作者所处环境的局限性加以理解，未可苛求的。

(三)两广和湖南时期(1937～1948)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李达被迫离开北平。(www.xing528.com)

这位把全部心血献给中国人民的卓越学者，在反动派的加紧迫害下很难找到立足之地。1937年他应聘任广西大学教授，还未到职就被解聘。第二年由于进步人士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才重新就聘。但为时不过一年，又随着白鹏飞的被撤职而失去了教席。1940年他应聘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任教，不到一年又被国民党教育部电令解聘，只得困居家乡。1944年零陵沦陷，他逃往瑶山避难。直到1947年就聘于湖南大学，才免于“失业”。

颠沛流离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妨碍了他的著述，但是并不能磨损他的斗志。他的笔和舌没有休息。在大学讲坛上，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里，在冯玉祥先生的研究室里，有他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在桂林的《中国文化》杂志上，有他论述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的论文;即使在困苦乡里衣食艰难的日子里，他也不忘著述。家乡的老人至今还记得他躲避日机轰炸时带着一大堆手稿的情景(可惜这些手稿后来到瑶山避难时遇抢遗失了)。一到稍有安定环境，他就立即全力投入工作。

这里还应该着重提到两件事。

一件是对冯玉祥先生的工作。早在1932年5月，李达就受党的委托到泰山为冯玉祥先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冯先生的信件、日记和题词——“只有辩证唯物论才能救中国”就是巨大的工作效果的见证。1933年1月，李达又受党的委托到张家口说服冯先生联共抗日，帮助他与党取得联系，促成他树起了察哈尔抗日联军的旗帜。他们互相尊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9年，冯先生又一次邀请李达为他本人及其研究室人员讲学，李达虽在广西大学任教，还是欣然到了重庆。他自己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他们同原在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赖亚力等密切配合，把冯玉祥的研究室变成了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实践问题为中心的很有生气的集体。冯玉祥先生带头听课，坐在课桌前认真记笔记，参加讨论，并规定了严格的学习纪律，不准研究室人员无故缺席。九个月的工作很有成效。冯玉祥先生晚年坚决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李达帮助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观察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件事是撰写《法理学大纲》。

1947年春，李达经地下党协助和友人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他，把他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学校当局不准他参加政治活动、讲演和接待学生。但李达不予理睬，仍然参加各种活动，成了进步师生的旗帜。那时学校当局刁难他，故意不让他讲授他造诣很深的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担任“法理学”的课程(那时他被聘为法律系教授)，企图迫使他按资产阶级观点或国民党“宪法”的观点讲课。李达不仅没有被难倒，反而借此机会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在资料缺乏、无任何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可资借鉴的条件下，他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把卷帙浩繁的各派法学著作整理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系统，对各派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给予切中肯綮的批判;对历史和现实的法律现象给予科学的解释;对玩弄“制宪”把戏欺骗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给予巧妙的揭露。他在酷热的夏天伏案执笔，臀部都坐烂了，用两条扁担架起来当板凳坚持写作。经过巨大的努力，终于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了《法理学大纲》。

这部著作当时不可能出版。湖南大学只作为讲义石印了若干册，而且只印了上册(约占全文的一半)。解放后李达也没有将手稿交付出版，十年动乱中被人抄走，至今没有找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法学界研究了石印本讲义，才发现这是一部有开拓意义的重要著作。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撰文指出:“从这部讲义中，可以看出他(按:指李达)为我国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我们不妨说，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²⁾现在法律出版社已将此书上册付梓，即将与读者见面。⁽³⁾

《法理学大纲》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却是作者独立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剖析法律现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一步具体化和丰富化的著作，也应该看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贡献。

三、以身殉道，彪炳千秋

1949年4月，李达在党的安排下由长沙来到北京。同年12月重新入党，无候补期。党和毛泽东对李达长期在白区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可贵精神和重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李达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他在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中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但他仍以理论战线上的“老兵”自任，把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崇高职责，为此奋斗到最后一息。

李达解放初期的重要哲学著作是《〈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

1950年和1951年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相继重新发表时，李达立即精心撰写了两本《解说》。那时他胃溃疡严重，只能吃流汁;白天要处理行政工作，只能早起晚睡，在清晨深夜抱病加班。为力求精粹准确，写完一部分就寄请毛泽东本人审阅。毛泽东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多次和他相互通信交换意见。在看完《〈实践论〉解说》第一、二部分后，毛泽东于1951年3月17日写信给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以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⁴⁾

两本《解说》不是单纯注释性的读物，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两书不仅通俗易懂，更重要的还在于准确深刻。如果联系到以后多年来我们理论上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会更感到它们的可贵。例如，作者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在论述中总是力求讲清毛泽东的论点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根据，讲清毛泽东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从而对这些原理作了“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反复强调“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惟一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标准”，“我们是为实践而学习《实践论》，不是为学习而学习《实践论》”，等等。这些论述都是精辟切要的。两本《解说》对推动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起了重要作用，为哲学通俗化的工作做出了榜样，这是李达同志在新历史时期的新贡献，也是我国哲学界的新收获。

此后，李达还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和讲演，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唯心主义，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好评。他十分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群众，教育青年。1953年他在武汉大学创办教职员工马列主义夜大学，创办马列主义教研室，亲自制订教学计划，亲自讲课并带领教员备课。1956年他重新创办武汉大学哲学系⁽⁵⁾，提出“一体两翼”(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为翼)的方针，亲自兼任系主任，带头讲课，多方延揽人才，尊重教师，团结群众，奖掖后学，爱护青年，鼓励学术研究，不遗余力。

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他为这本著作献出了生命。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见李达时，又一次谈到《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认为此书现在还有意义，要李达修改出版。李达在给武大哲学系副系主任余志宏的信中说:“日前见到毛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咐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的精力不济，他说可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即开始这一项工作。”在同一信中，他已经谈到自己“旧病未去，新病续增”，“不能不作思想上的准备”。但他还是立即停止休养，回校带领助手开始工作。这时他的想法有所发展，认为《社会学大纲》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旧著，没有反映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于是决心重新主编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李达以忘我的精神投入这一工作。他对助手要求严格，指导具体。他事先大量阅读有关材料，写出提纲，提出观点，同助手反复讨论。成稿时他亲自过目，仔细修改，或提出修改意见。遇到难点，他一连琢磨好多天。有了新的想法，他甚至半夜到研究室来同助手讨论，还请哲学系其他学科的教师一起讨论。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写字很吃力，但他仍然以“刻字”的精神一笔一画地写着。一位老同志劝他说:“李老，你这么重的病，总要休息一下吧，何必自苦如此呢?”他严肃地回答说:“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来日不多了。我还能为党做什么工作呢?就靠这枝笔了。我这枝笔不能停。哪一天我不行了，我就掷笔而去!”1962年冬天，他患了脑溢血和心力衰竭，经抢救才脱离危险。医生对他下了“严重警告”，“命令”他到外地休养。但他稍好一点就从病榻上爬起来看书、想问题，还亲笔写信对编书提出许多具体的意见。1965年秋上册脱稿，他把这本征求意见稿寄请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并广泛听取学术界的意见，同时开始指导编写下册(历史唯物论)。他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快八十岁了，要赶快做!”正在这时，一场奇灾大祸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在北京“揪”出了“三家村黑帮”后的几天，武汉大学也宣布“揪”出了一个“三家村黑帮”，“总头目”就是李达，主要罪状是反对“顶峰”论，因而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面对劈头盖脸的造谣污蔑，李达浩气凛然，坚强不屈，据理驳斥。他拄着拐杖站在研究室门口，流着悲愤的热泪，向抄家的人提出强烈抗议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拼了这条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把书写完!”这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在一身重病的情况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残酷折磨，终于含冤去世。临终的遗言就是要求他的学生和助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完，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1974年，党中央为李达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8年，他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出版，受到全国理论界的高度评价。同年，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公开发表。四卷本的《李达文集》也陆续出版。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李达同志的杰出贡献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了。⁽⁶⁾

李达同志留给我们的财富不仅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种种宝贵品质。其中最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当错误的潮流席卷而来，危害着党和人民利益的时候，当错误的东西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的时候，这种品质显得尤其可贵。这不是说他没有错误的东西，而是说他敢于同他认识到了的错误的东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而决不为了某种需要去支持或附和那些明知其为错误的东西。

1958年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的时候，李达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写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的论文，并在1959年1月武汉大学党员代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尖锐地指出:“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相当低的，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不得不适应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反对“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1959年庐山会议刚结束，他在青岛闻讯后当即明确表示:现在应该反“左”，不应该反右;彭德怀等同志“反党”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是“党内出了怪事”。1961年8月，他在庐山向毛泽东本人披肝沥胆地痛陈“左”的危害。1962年，他抱病到零陵做农村调查，再一次明确表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写了详细书面意见交给零陵县委和湖南省委。

当林彪大肆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李达坚决抵制。他根本拒绝写那种违反科学的文章。他在指导编书时经常提醒助手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捷径”，要大家在研究室里挂一幅“登山图”，鼓励年轻人不畏劳苦，在理论上奋勇攀登。1966年3月，他看到某些报刊大肆鼓吹“顶峰”论时，愤怒地指出这是“不科学的”，是“不合乎辩证法的”。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副主席讲的呵!”他坚定地说:“我知道。违反科学的东西不管是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

李达历来重视理论战线的斗争。建国后他也参加过一些过火的甚至错误的批判，但是他对他认为不正确的“斗争”却采取抵制的态度。对杨献珍同志和冯定同志的“斗争”他不参加。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决不随声附和。

“文革”开始，李达同志的这些正确的言行成了“滔天罪行”，被整成了“系统材料”，还据以写成了一篇又一篇的“革命大批判”的“战斗檄文”(著名的如《李达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武大哲学系是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等等)。然而历史似乎在嘲弄那些蔑视历史的人。这些堂皇地刊登在当年报刊上的奇文恰好成了李达同志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的铁证，而迫害者们的耻辱是永远也洗刷不掉的。

我只是李达同志晚年的学生和助手之一，对他战斗生涯的大部分毕竟没有直接的感受。以我的年龄、经历和学识，是很难窥其堂奥的。但毕竟忝列门墙，承教十三年之久，在与其他同志一道编辑他的文集时，又有机会求教前辈，追溯遗踪，从而知道一个梗概。念手泽未泯而音容永隔，诚不禁潸然堕泪。这篇文字不过聊伸缅怀之忱而已!

【注释】

(1)原载《中国哲学年鉴》1984年号。原标题为《李达传略》。

(2)韩德培:《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3)《法理学大纲》已于1983年11月出版，韩德培教授为此书写了序言，陆定一同志题写了书名。

(4)影印件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

(5)武汉大学哲学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撤销，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年李达同志重新创办。

(6)1990年，经党中央批准，纪念李达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乔木、胡绳等同志和李达同志30年代的学生段君毅等同志发言，高度评价了李达同志的贡献。胡乔木同志指出:“李达同志是我们党的发起人之一，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也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我们党完全有理由为有李达同志这样杰出的理论战士而自豪。”——本文作者2006年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