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大慈恩寺（庆寿寺）探索

10.大慈恩寺（庆寿寺）

位于西长安街上，今电报大楼西，即西长安街28号。大慈恩寺最早称“大庆寿寺”、“庆寿寺”，俗称“双塔寺”，又称“双塔庆寿寺”、“大兴隆寺”，该寺创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65年），金时称“大庆寿寺”。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新建二砖塔，故又称双塔寺。至元十二年（1275年）重修，费时七年完工。修后该寺“完整雄壮，又为京师之冠”。明代太监王振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重修，“壮丽甲于京都诸寺”，号称明代北京“第一丛林”，更名为“大兴隆寺”，又称“慈恩寺”或“大慈恩寺”，从此成为藏传佛教寺院，与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一起并称明代京城藏传佛教三大寺，是大应法王扎实巴、大济法王领占竺和大悟法王舍剌扎的在京驻锡地。

（1）历史沿革

庆寿寺最早是金朝在北京的庆寿宫，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65年）改建为寺院，称“庆寿寺”或“大庆寿寺”。寺内丈室友之前，松柏盈厅，景色优雅，有流水贯通东西，两座石桥的石屏上刻有金章宗御笔六个大字“飞渡桥”、“飞虹桥”，明嘉靖年间被毁。

元初所建的砖制双塔，八角密檐，一高一矮，一为九级，一为七级，曾是老北京重要的建筑景观之一。九级者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佐圣国师之塔”，七级者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65]

海云国师是山西岚谷宁远人，俗姓宋，法名印简，海云是其号，生于金泰和二年（1202年）。因其深谙佛法，先后被蒙古贵由皇帝和蒙哥皇帝授权“领天下宗教事”。元世祖忽必烈在称帝之前便对海云十分倚重，奉为“国师”，忽必烈喜得贵子，是由海云起名“真金”，可见其地位之尊。海云国师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圆寂。海云曾经是庆寿寺的住持，他圆寂后，忽必烈决定“曲其城以避之”，竟让城墙向南让出30步，绕过双塔，把它们圈进了城墙之内。中统元年（1260年），为纪念表彰海云国师的功德，忽必烈赐庆寿寺土地500顷。

元至元三年（1266年）四月，元世祖敕令僧道在中都各寺观祈福，任命僧机为总统，令其居住庆寿寺。

根据程距夫“大庆寿寺大藏经碑”记载，大德九年（1305年），元成宗施经一藏于大庆寿寺，同时言及“寺为裕皇祝釐之所，于京城诸刹为最古”。“寺住持西云师名子安，法行高卓，累朝所器重，赐号佛光慈照明极净慧大禅师，官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临济一宗事”。^[66]

从上述记载来看，庆寿寺此时是裕皇的祝釐之所，并与汉传佛教临济宗有关，应该属于临济宗的寺院。

元至顺二年（1334年）三月，绘皇太子真容奉安庆寿寺之东麓顶殿，按照累朝神御殿的规格礼仪对待。

到了明初，著名的旃檀瑞像自大圣寿万安寺迁至庆寿寺，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该寺遭受火灾，又迁至鹫峰寺（位于西长安街上）。

明初庆寿寺又是百官习仪之所。明朝元旦（正月初一）、冬至等重要节日，凡大朝会，百官先期习仪二日，明初或在庆寿寺，或在灵济宫，直到朝天宫建成后才有固定场所。

从永乐六年（1408年）开始，明初著名的高僧、政治家姚广孝居住在庆寿寺里，永乐皇帝多次与他在寺里见面，商谈大事。

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因僧录司右觉义大旺于庆寿寺擅自创建阁楼，被监察御史李得全揭发，宣宗命锦衣卫将大旺拘捕于都察院。

宣德年间，和尚觉贵在庆寿寺创建高出数十丈的毗卢阁，可以俯瞰皇宫，因而获罪，宣宗怒，下令拆毁毗卢阁，将觉贵和尚下于狱中。

正统十三年（1488年）二月太监王振因庆寿寺朽敝，建议重修，因此英宗皇帝派“军民万人重修，费至巨万。既成，壮丽甲于京都诸寺”。故改赐“大兴隆寺”名，又称“大慈恩寺”。^[67]该寺为朝廷香火院。另据《春明梦余录》记载，大慈恩寺重修完工后，“延崇国寺僧主之，帝亲传法称弟子，公侯以下趋走如行童，改赐新额牌楼曰‘第一丛林’”。

崇国寺即大隆善护国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请该寺僧人住持大慈恩寺，从此大慈恩寺已完全变成藏传佛教寺院。所谓“行童”即指供寺院役使的小和尚或为寺院服杂役的青少年。公侯行走如行童，可见其“第一丛林”名不虚传。

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禁大兴隆寺僧不许开正门鸣鼓，并毁寺前“第一丛林”牌楼、香炉和嘛尼杆。^[68]

据《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记载，成化十九年（1483年）二月，宪宗又命襄城侯李瑾“统军夫万人修大慈恩寺”。可见，明宪宗又对该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

嘉靖十四年（1535年）四月，大兴隆寺遭受火灾。由于明世宗排斥佛教，御史诸演建言：“毁寺宇，汰尼僧，将挽回天下于三代之隆”。并认为“今大兴隆寺之灾，可验陛下之排斥佛教深契天心”。建议将大兴隆寺改为习仪祝圣之所。世宗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但将僧录司迁于该寺，将姚广孝影堂迁出，遣散僧众。

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根据锦衣卫的请求，敕令改大兴隆寺为射所，名曰“讲武堂”，传说讲武堂内殿堂里供奉有北极、关帝之像。讲武堂亦称“武学”，设立于明正统六年（1441年），设有教授、训导等教官，教授骑射以及武学知识和军事理论等，专门培养军队将领。景泰三年（1452年）七月停办，天顺八年（1464年）十一月复办。

由于该地距离禁城较近，射所金鼓之声影响大内。因此，将宣武门外民兵教场移至安定门外废官厅，交射所移至宣武门外民兵教场，而将大兴隆寺旧址改为演象所，即驯象的场所。

演象所原称象房，最早在宣武门内西城墙象房桥侧，建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专门负责驯象，演象之事只是偶尔才有。故在会试放榜的第二天，将新科状元们集中于此，请见两大座主，由榜首献茶。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于寺内双塔旁井中殉难，清顺治年间赐谥“文忠”。

以后大慈恩寺逐渐坍塌，萧条冷落。到了清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双塔为中心，对该寺进行了重修，但规模已较前变小。相传，有人在大慈恩寺另外遗址上亦重修了一小寺院，亦称“庆寿寺”。

民国元年，即1912年，以西苑为总统府，辟其南宝月楼为新华门，居西长安街之中。庆寿寺尚存，双塔亦无恙，寺门左右被辟为民居。寺东有一井，井旁有碑，题“范文忠公尽节处”。

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对北平寺庙进行登记时，该寺面积南面东西长10丈7尺、北面东西长11丈4尺5寸、东面南北长11丈9尺8寸、西面中腰塔院凸出一段南北长12丈零5寸。房屋41间，除殿堂和僧人自住房屋外，少量出租。有木质释迦牟尼佛像3尊、木质韦驮1尊、木质弥勒佛像1尊、木质千手千眼脸化佛像1尊、铜质佛像6尊以及其他大量佛像等。另有砖塔两座，石碑两通等。^[69]

1936年北平市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时，该寺尚占地3亩，房屋68间，内有门面房7间，门面楼房勾连20间。寺院由僧人自己管理，收入除用于焚香、修理殿房和僧人生活费用外，其余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另有佛像58尊、法器16件、礼器48件、经典6部等。

1954年，拓宽长安街，在原先两条并行街道基础上修建拓展，两街之间的房屋建筑均需拆除。双塔及残存建筑位于现在的电报大楼附近，恰在两街之间应当拆除的位置。双塔消失。

（2）寺内藏传佛教高僧活动情况

元代庆寿寺虽不是专门的藏传佛教寺院，却有藏传佛教高僧居住。大元帝师八思巴的著名弟子沙罗巴（1259—1314年）曾受命居住大庆寿寺。沙罗巴为西域积宁人，自幼从八思巴学法，后由八思巴推荐得忽必烈重用，并担任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或翻译，被忽必烈赐给“大辩广智”之号，并命其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经典，所译经典主要有《彰所知论》《药师琉璃光王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佛说金刚陀罗尼经》《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等。其后沙罗巴被授以江浙等处释教都总统之职，管辖江南佛教事务。武宗至大年间，复召其回大都，授光禄大夫、司徒，命居大庆寿寺，给廪食之费。延祐元年（1314年）十月五日于庆寿寺内圆寂。^[70]

八思巴的另一著名弟子达益巴（1246—1318年）于武宗时期召至大都，赐“弘法普济三藏大师”之号，令居大庆寿寺。延祐五年（1318年）于大都圆寂。

明代的大慈恩寺确是藏传佛教高僧云集之地，尤以作为大应法王札实巴、大济法王领占竺和大悟法王舍剌扎的在京驻锡地而闻名。

成化四年（1468年）封札实巴为大应法王，令其驻锡大慈恩寺。成化十年（1474年）札实巴圆寂，明宪宗降旨按大慈法王之例葬之。

成化十七年（1481年）封藏传佛教僧人领占竺为大济法王。从弘治十三年（1500年）开始，复召其回北京，命驻锡大慈恩寺弘扬藏传佛教密法，因此，大慈恩寺是明代北京弘传藏传佛教密宗的重要场所。

正德五年（1510年）封藏传佛教僧人舍剌扎为大悟法王，命驻锡大慈恩寺，舍剌扎于正德六年（1511年）在该寺圆寂，明武宗命工部营葬。

大慈恩寺的其他一些藏传佛教高僧也得到了明政府的优厚礼遇。

如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英宗封大慈恩寺僧人锁南舍剌为“净修弘智灌顶国师”，赐以诰命。

成化十四年（1478年）六月，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未敢擅然”，然“有旨与之”。^[71]

成化九年（1473年），诏令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端竹也失往陕西河州等处办理公事，朝廷特遣鸿胪寺冠带通事张志通偕行。

成化二十年（1484年）宪宗封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挫和乳奴班丹三人为法王。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又封该寺西天佛子舍剌星吉为法王。

据《明武宗实录》卷九九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四月，大慈恩寺藏僧郛奴领占“奏修本寺方丈”，武宗“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乳奴领占，驻锡大慈恩寺，成化年间被封为大国师，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晋升为西天佛子，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受封为法王。

正德八年（1513年），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窝圆寂，武宗命工部造塔葬之。“工科给事中谓旧例无为国师营葬者，工部亦据之执奏。不听，有令遂著为例。”^[72]

大慈恩寺被称为明代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确为实至名归。据统计，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计344人。^[73]成化年间，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437人，喇嘛789人。^[74]

【注释】

[1]（元）如意祥迈：《至元辨伪录》，“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

[2]同①。

[3]参考《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

[4]（元）胡助撰：《纯白斋类稿》，卷八，万安寺观习仪。

[5]（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四，西城内，白塔寺。

[6]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第五章“内四区各街市”，“妙应寺注”。

[7]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第24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8]（元）赵世延等撰：《元代画塑记》，佛像，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9]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第五章“内四区各街市”，“妙应寺注”。

[10]《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六，喇嘛事例一，京城及各处各寺庙喇嘛定额。

[11]（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徐阶重修广通寺碑略”。

[12]（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俞光晟重修广通寺碑略”。

[13]（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世宗御制广通禅寺碑文”。

[14]（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乾隆七年御制过广通寺诗”。

[15]参考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10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www.xing528.com)

[1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城市，“赵孟頫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铭”。

[17]（明）刘侗、于亦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一，城北内外，崇国寺。

[18]（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城市，“释法桢大都崇国寺重建碑略”。

[19]（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三，城市，“圣祖御制崇国寺碑文”。

[20]参考（明）释镇澄撰、康奉等校点，清代重刻本：《清凉山志》，卷三，高僧懿行，老藏丹贝传。

[21]（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姚少师影堂。

[22]（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卷一，皇都杂记，崇国寺。

[23]参考（民国）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第二编第五章，内四区各街市，护国寺注。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编辑：《雍和宫导观所刊物》第二期，护国寺。

[24]《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六，喇嘛事例一，京城及各处各寺庙喇嘛定额。

[25]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

[2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郊坰。

[27]《宋史》，卷七，真宗纪二。

[28]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郊坰，“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

[29]（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岁纪”。

[30]（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

[31]（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岁纪”。

[32]（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岁纪”。

[33]《元史》，卷七十七，志第二十七下，祭祀六，国俗旧礼。

[34]《元史》，卷七十七，志第二十七下，祭祀六，国俗旧礼。

[3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五，存疑。

[36]《元史》，卷六十七，志第十八，礼乐一，“元王朝朝仪”条。

[37]（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城市，“赵孟頫大普庆寺碑铭”。

[38]参考（清）周家楣、缪荃纱等编著：《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六，寺观一，宝禅寺。

[39]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城市，“大天寿万宁寺”条。

[40]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城市，“大天寿万宁寺”条。

[41]（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城市，外城东城。

[42]（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六，城市，外城东城。

[43]（元）赵世延等撰：《元代画塑记》，佛像，13～1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44]参考（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著：《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六，寺观一，外城寺观，“崇恩观”。

[45]参考（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六，西山上，卢师山。

[46]《元史·泰定帝纪》。

[47]（元）赵世延等撰：《元代画塑记》，佛像，23页。

[48]（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十五，郊坰四，卢师寺。

[49]（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六，西山上，卢师山。

[50]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郊坰，卢师山。

[51]参考（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坰，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

[52]《元史》，卷一八五，《李稷传》。

[53]（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之七，西山下，功德寺。

[54]（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卷三，郊坰杂记，功德寺。

[5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坰，功德寺。

[56]同①。

[57]（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坰，功德寺，乾隆《御制重修功德寺碑记》。

[58]（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坰，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

[59]（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十四，郊坰三，大承天护圣寺。

[60]（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寺观，宝集寺。

[61]同①。

[62]同①。

[63]参考《全元文》，高翿《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

[64]《元史》，本纪第二十七，英宗一。

[6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城市，双塔寺。

[6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城市，“程距夫大庆寿寺大藏经碑”。

[67]（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城市，双塔寺。

[68]（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之三十八，寺庙，元庆寿寺。

[69]参考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154～155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70]参考释妙舟编：《蒙藏佛教史》第二编，佛教之东渐。

[71]《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

[72]顾祖成等辑：《明实录藏族史料》（第2集）第91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3]《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

[74]《明英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