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政改革方针再调整及启示

附录2—4　日本财政改革方针的再调整及其启示

(1998年4月)

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团于1998年3月26日至3月31日访问了日本。在此期间,日本执政党出台了“综合经济对策基本方针”,并宣布对财政改革方针进行修改。那么,新的“综合经济对策”究竟将会对日本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要调整目前正在推行的财政改革政策?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本报告根据与日本有关部门专家交流时了解到的情况,结合最近的新动向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综合经济对策”的基本内容

1998年3月26日,日本自民党、社民党和先驱新党等执政三党联合提出“综合经济对策基本方针”。随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共同主持下对“基本方针”不断进行补充和具体化,最终于4月24日形成了“综合经济对策”方案。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启动总金额达16.6万亿日元(1 270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对策计划。据计算,如果要使日本经济(GDP)增长率达到3%的水平,至少需要创造出15万亿日元以上的有效需求。以此为目标,“对策”制定了超过16万亿日元的市场启动计划。从最近几年日本政府历次主要经济对策的概要(参见表1)来看,这项计划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表1　最近几年主要经济对策计划概要单位:万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读卖新闻》,1998-03-27。

第二,扩大个人所得说、居民税的特别减税规模,并对设备投资、住宅购买等投资和消费行为实施政策性减税。1997年底确定的2万亿日元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减税计划已经从1998年2月开始实施。在此基础上,1998年追加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指标,并且在1999年继续实施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这样,这项“对策”所追加的所得税、居民税特别减税总额将达到4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对策”还制定了其他一些减税计划,其中包括对于中小企业增加设备投资、个人购买商品住宅给予政策性鼓励,实施总金额为3 020亿日元的政策性减税。

第三,大幅度追加新的公共投资项目。在“对策”中,日本政府明确宣布将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公共事业投资的实际财政支出确定为7.7万亿日元。新增的公共投资总额加上特别减税和政策性减税总额,日本的财政实际支出将达到12万亿日元左右,超过了1995年9月“经济对策”中的8万亿日元,属于历史最大规模。此外,为了尽快实现公共投资的景气刺激效果,日本政府还决定提前实施已经在1998年预算中确定的公共投资计划,上半年的签约率将达到年度计划的81%,并对北海道等萧条严重地区予以倾斜。

第四,加快信息通讯、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设施等“新社会资本”的建设和完善。为了保证公共投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带来刺激经济景气上扬的效果,同时又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基本方针”认为应当改变以道路、水利等土木工程为主的单一公共投资结构。最后形成的“对策”方案确定,在“新社会资本”领域投入1.5万亿日元资金,相当于全部追加投资的19.4%。

第五,为了培育证券市场,促进土地、债权的流动性,加快不良资产的消化处理。政府将设置相应的机构,负责对不良资产的权利进行清理,协调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完善不良资产的回收机制。1998年秋季将颁布并开始实施《特定资产流动化法》(SPC法),允许民间企业设立特定目的公司(SPC),专门从事回收债权,经营土地、债权的证券化业务。政府对此类企业的不动产担保动用公共资金给予支持。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将投入2.3万亿日元,由住宅、城市规划建设公团等公共机构收购和开发金融机构手中的坏账抵押土地。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实施扩大公共投资和大规模减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快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是日本政府“综合经济对策”的主要内容。

二、实施“综合经济对策”的前提条件

按照“综合经济对策”中减税和追加公共投资的要求,必然需要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以筹集资金,弥补赤字。但是,在1997年11月通过的《财政结构改革法》(以下简称《财改法》)中,为了改变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的困难局面,已经明确提出大规模压缩公共投资,逐年减少赤字国债发行规模,并在2003年实现停止发行赤字国债的改革目标。^[1]在此基础上编制的1998年预算案明确规定,1998年的财政支出比1997年降低1.3%,其中公共投资压缩7.8%,赤字国债发行减少4.5%,明显是一种紧缩性预算。因此,修改以改善财政平衡状况为主要目的的财政改革方针,成为实施“综合经济对策”的前提条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共同组成的“财政结构改革会议”对《财改法》提出了以下几点修改意见。

第一,将《财改法》原定2003年实现赤字国债发行为零的改革目标推迟到2005年。但是,在原法案中,对各年度赤字国债发行金额的缩减额度作出了具体规定。仅仅推迟目标年度仍然无法解决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调整国债发行规模的问题,为此,将按照第二条的决定,对各年度缩减额度的规定进行弹性化处理。

第二,在《财改法》中设立“弹性条款”。在预见到经济可能出现萧条的情况下,允许暂时停止执行有关限制赤字国债发行规模的规定。在这一点上主要是借鉴了美国“一揽子财政调整法”(OBRA)的经验。

第三,在原《财改法》中,不但规定2003年必须将年度财政赤字压缩到GDP的3%以下,而且对各项支出的年度预算增长幅度设置了上限。根据《财改法》的修改意见,将在1999年1年中暂时停止执行社会保障支出的上限规定,其他各项支出维持原有增幅限制。

总之,日本政府在紧缩性财政改革方针和扩张性财政政策之中选择了后者。这可以说是对既定财政改革路线的一项重大调整。预计《财改法》修正案将在6月中旬结束的日本国会开会期间获得通过,为实施以减税和增发国债、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综合经济对策”铺平道路。

三、财政改革方针调整的原因分析

日本政府为什么在《财改法》获得通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一改初衷,对财政改革方针进行大幅度调整呢?

1995年和1996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先后达到了2.8%、3.2%, 1997年1—3月份,由于消费税税率上调导致的提前消费使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上扬,似乎让人感到日本经济将要走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困境。但在4月份以后,经济开始下滑,除去三季度略有增长之外,二、四季度都是负增长,致使1997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1974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特别是11月以后,包括山一证券、拓殖银行、东食、大同水泥等大型金融机构和制造业厂家在内的企业破产案件大量增加,失业率上升、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证券指数低位徘徊(参见表2),经济萧条的迹象愈加明显。许多人认为,日本已经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与23年前石油危机时期的情况不同,这次的经济下滑是由政府的改革方针和经济政策不当所造成的,消费税率上调、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使居民负担增加,直接导致消费下降。大幅度削减公共投资的财政改革使投资和设备需求持续下滑。金融体制改革对投资者的心理造成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对政府改革方针和经济政策的批评日趋强烈,特别是自民党内为了在1998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重新夺回过半数席位,要求修改改革路线和出台新的景气对策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来自国内各界的强大压力,为了迎合党内的竞选需要,桥本政权不得不把刺激经济景气回升作为最优先课题,着手大规模修改财政改革方针。

表2　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

续前表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新闻》、日本银行月报1998年3期。

另一方面,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整个亚洲经济造成强烈冲击,许多国家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压,经济恢复困难重重。日本是亚洲地区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其市场需求变化对地区经济的盛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日本能够扩大从亚洲地区的进口,将会大大缩短金融危机受害国家经济恢复的时间,为这些国家走出困境提供有利条件。但是,从1997年以来的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实际走势来看,由于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下降,刺激净出口扩大的因素发挥了较大作用,虽然各季度出口增长幅度逐渐出现下降,但全年与1996年相比仍然增长了11.2%,进口的增长速度只有0.9%,导致贸易黑字增长了36.3%,创下了近几年的最高纪录。进入1998年以后,日本从亚洲地区的进口继续降低,据统计,1月份日本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的进口分别下降了16%、18%和5%,2月份从整个亚洲的进口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左右。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未能很好地发挥“市场吸收器”的作用,在帮助受害国摆脱困境方面表现欠佳。为了能够在4月初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之前改变日本在支援亚洲国家方面的恶劣形象,执政党和政府急忙宣布了“综合经济对策基本方针”,同时强调“日本将决心通过扩大内需来恢复景气,对解决亚洲经济危机做出贡献”^[2]。显而易见,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迫于外部压力。与“综合经济对策”相配套的《财改法》修改方案,也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向5月15日伯明翰西方7国首脑会议提交的一份礼物。

四、调整财政改革方针的效果及其影响

3月26日公布的“综合经济对策基本方针”虽然宣布将扩大公共投资,并且在投入资金规模上远远超过以往,但由于在减税特别是《财改法》的修改等问题上并未作出明确的说明,市场的反应非常冷淡。东京股票市场的交易依然低迷不振,股票指数继续下跌,3月30日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初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日本政府宣布的“综合经济对策基本方针”由于缺乏具体内容,对其效果很难作出评价。该机构还认为,1998年内,日本政府有必要追加新的景气刺激政策,从经济结构改革的观点来看,减税应当是较为有效的。

进入4月以来,日本执政党和政府对“基本方针”不断作出补充,特别是明确宣布将改变财政改革路线,不但大幅度追加了公共投资,而且多次提高了特别减税和政策性减税规模,将使中央和地方政府跨年度新增财政投入达到相当于1998年财政预算总额15.5%的水平。对于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对策,市场开始出现一些积极的反应。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企划厅作出预测,估计在今后1年内将能够使经济增长率提高2个百分点(未考虑物价变动因素),并认为在通过补充财政预算的1～2个月以后,效果就要有所表现。^[3]按照《日本经济新闻》社综合数据库经济模型测算的结果,受“综合经济对策”的影响,1998年度的设备投资下降幅度将由原来预测的3.3%缩小到2.9%,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将由0.6%上升到1.2%,对GDP实际增长的贡献率是1.2%左右,1998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达到0.8%。^[4]显然,这些预测结果都比“综合经济对策”确定之前零增长或负增长的预测要乐观。^[5](www.xing528.com)

综合以上分析,如果财政改革方针得到调整,为实施“综合经济对策”创造了条件,根据新增财政支出将创造出的有效需求规模计算,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确实有望提高到1%左右。虽然这个速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仍有可能是最低的,但由于“综合经济对策”的效果将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内需扩大方面,因此,今后会对促进日本的进口、推动亚洲地区的经济回升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是,财政改革路线的修正也面临着许多难题。日本国内许多人对实行大型减税的效果表示疑义。自民党政策调查会会长认为,如果将所得税减税制度化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刺激效果,反而将破坏财政赖以存在的基础,导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并强调说:“结构改革是桥本内阁的使命,如果降下改革大旗,将为未来留下祸根。”先驱新党党首也认为,“2万亿日元的减税,只能通过发行国债的办法补充,这实际上是将负担转嫁给了后代,因此,不能忽视财政改革的积极意义。”^[6]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意见认为按照目前的经济危机状况,已经公布的经济对策仍然难以取得足够的效果。为此,日本经团连等4大经济团体向政府提出对所得税的税率进行调整、实现制度性减税、提前实施法人税减税计划等要求。一些政界人士认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如果对《财改法》的修改仅仅限于设立“弹性条款”,仍然无法实现制度性减税和长期的经济刺激效果,他们建议,将已经获得通过的《财改法》冻结2～3年。^[7]

不论是从目前为止已经确定的具体对策,还是从将来有可能增加的政策措施来看,对1997年11月立法通过的财政改革方针进行大幅度修改己成定局。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刺激效果将可能使日本经济摆脱目前的通货紧缩危机。但是,如果单纯服从于短期性经济对策的需要,重新无限制地增发国债,扩大公共投资,其效果将是十分有限的,已经非常严重的政府债务负担将会进一步加剧,并重新留下深刻的财政危机隐患,对未来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因此,如何在采取刺激经济回升政策的同时尽量减少财政结构改革的修改程度,将是日本政府政策选择的一大难题。

自从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先后实施了总金额超过60万亿日元的景气刺激计划。虽然每次能够取得与投入金额相应的效果,但都未能保持较长时期,也没有带来经济本身的自发性恢复,而且导致景气对于公共投资的依赖性,形成了景气恶化—财政赤字扩大的恶性循环。因此,日本企业界普遍认为,目前形势下的景气刺激对策,应当从重视民间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激发企业的活力。具体做法是将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法人税率适当下调,以刺激企业的投资,活跃企业经营活动。同时,改革所得税制,减少纳税负担,刺激民间消费等政策也必不可少。^[8]日本政府4月24日公布“综合经济对策”以后,经济界普遍感到失望,日元汇率也一度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该对策中仅仅作出了临时性减税的规定,没有包括上述改革税制、实施经常性减税的内容。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持同样看法。^[9]可以预见,如果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将不得不再次对财政改革方针进行调整,直至暂时冻结《财改法》。

五、启示与政策建议

面对东亚金融危机以来日趋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为了适应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增强企业和一般消费者的信心,维护改革与发展的长远利益,我国有必要将保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当前经济政策的最优先目标。为此,目前需要及时解决一些改革与经济增长目标相互制约的问题。在这方面,日本财政改革方针的调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训和启示。

1.应当重视未来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所造成的消费倾向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从1997年4月以来,日本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逐月下降,始终未能摆脱因消费税上调而开始的下滑局面,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消费低迷最初的原因确实是由于1997年4月的消费税率上调,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其影响期限也应当是有限的。日本百货商店协会4月15日发表的统计显示,1998年3月东京地区大型百货商店的营业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1.4%,下降幅度比1997年4月高出7个百分点,是1965年建立该项统计以来最严重的。由此可见,一般消费者的消费萎缩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消费税率上调所造成的直接影响。

由于日本政府忽视了消费下降的长期影响,在消费税率上调的同时并未采取有效的刺激消费措施,反而实施了紧缩性财政政策,提出降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目标。另一方面,大规模的金融改革严重动摇了原有企业经营的金融基础,金融秩序动荡不安,传统的企业制度也在发生巨大变革,使消费者的信心受到很大影响。日本经济企划厅的调查表明,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三个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中有43.8%决定改变传统的终身雇佣制,不再以长期雇佣作为企业用人条件。这对于长期习惯于享受终身雇佣保障的企业员工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再加上大型金融机构及制造业厂家的破产连续发生、失业率上升到3.9%的战后最高水平等,使消费者对未来就业、收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预期严重恶化,消费倾向随之而下降到了战后最低水平。^[10]

除此之外,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1998年日本经劳资交涉而确定的工资平均上涨率只有2.6%,是22年以来最低的。因此,目前日本的消费下降、市场疲软并不是由于商品供给过剩的原因,而是在企业经营恶化、大型企业破产增加和金融不稳定的背景下,消费者购买欲望及能力下降的结果。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1997年以来消费增长逐步放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下降,出现相对的“买方市场”倾向。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比上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造成农村的消费品市场疲软。第二,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推进,企业亏损、关闭、破产增多,大量职工下岗,再加上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大了再就业的压力,消费者的现实收入增速放慢,未来收入预期下降,使信心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增长。第三,住房改革进入关键时期,住宅商品化将会吸收消费者的相当一部分储蓄,未来经济支出预期的上升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可以看出,就消费欲望和消费倾向下降的影响因素来说,我国与日本有相近之处。如何增强一般消费者对改革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成为一个紧迫的政策课题。

我们认为,第一,应当加强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前景的宣传,制定具体明确的未来社会福利目标,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增强企业和一般消费者的信心。第二,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对贫困地区实行以工代赈,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第三,对因住房改革购买公房的职工按照工龄等标准加大补贴力度,提高优惠贷款比重,放宽付款期限。这样既可以减轻职工负担和对消费倾向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体现了面向一般劳动者的社会分配政策和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积极意义,有利于完善住宅商品市场机制和促进住宅产业的长期发展。

2.面对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选择多种刺激经济的手段。通过减税增加个人和企业收入,以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扩张性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1997年度的日本经济继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再次出现负增长,景气已经从“呆滞”进入了“后退”阶段。而且从日趋恶化的就业形势、急剧冷却的设备投资、低迷不振的消费需求等各方面来看,都缺乏经济回升的有利条件。1998年3月,日本的综合批发物价和消费物价比前月下降了0.3%和0.1%,这已经分别是连续3个月和4个月的下降。此外,日本银行的信贷规模收缩,贷款余额连续18个月下降,1998年3月与上年同期比下降幅度达1.6%。^[11]考虑到以上因素,可以说日本经济已经具有了较为明显的“通货紧缩”倾向。这与政府政策判断上的失误有着直接的关系。1997年4月以前因消费税率上调引发的提前消费扩张,使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3月之间出现了市场需求上扬的势头,设备投资和生产能力也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率恢复到3%左右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高估了经济恢复的能力,开始实施大规模改革,而且把具有紧缩特点的财政改革放在了优先地位,在上调消费税率之后相继出台了取消特别减税措施、削减社会保障政府支出和压缩公共投资、减少财政赤字的改革方针和政策,加速了经济景气下降的过程。另一方面,以缩小赤字为主要目的,财政改革法案排除了所得税和法人税减税的政策选择,对出现严重经济萧条时通过减税刺激私人消费、企业消费和投资热情的政策手段形成了制约。

美国最近几年缩减财政赤字的进展较为顺利,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财政调整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且在以改善财政状况为主要目标的“一揽子财政调整法”中,设立了预见到景气将下降时暂时冻结政府支出削减计划的条款,从而使这种紧缩性财政调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日本的《财改法》并没有设定经济严重下滑时的应急措施。虽然在编制1998年预算时,已经出现大型金融企业先后破产、经济景气停滞的现象,但在《财改法》支出削减规定的制约之下,没有能够包含有效的景气刺激对策,而不得不在预算成立之后,重新编制补充预算,其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国继1996年成功地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以来,结构调整的效果日趋明显,适度从紧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宏观经济的走势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从1997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下降,据统计,1998年1季度已经回落到7.2%,比90年代前7年的平均水平降低3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零售物价水平从1997年11月首次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之后,开始连续下降,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近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银行贷款余额增长幅度显著下降,1998年1季度新增贷款金额比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这些倾向与通货紧缩经济的特征较为相似,我们必须从日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政策措施,有可能加大今后政策调整的成本,给中期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为此建议:第一,由于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中,债务收入所占比重大约为20%左右,国债余额相对于GDP的比率较低,与日本的情况不同,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仍然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可以暂时推迟缩减财政赤字的年度目标,适当扩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支出。第二,对符合国家产业导向政策、再就业政策的产业开发、生产活动实行一定的政策性优惠,给予相应的减税待遇。第三,改革现有的增值税税制,简化程序,使其成为容易根据经济变动进行调整操作的税收政策手段。第四,对目前汽车等部分工业品的消费税政策进行调整,减轻消费者税负,以刺激消费增长。

3.扩大公共投资,必须考虑充实当前和未来两方面社会资本的需要,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按照日本现有的政策条件,如果通过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建设国债,为公共投资筹集资金,其结果只能是继续扩大道路、水利等传统的土木建设性项目投资。但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公共建设投资,日本全国的交通网络、水利设施已经相当发达,基本上满足了经济建设和居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例如,1965年日本的道路路面沥青和水泥化率仅仅是7.4%,但发展到1994年已经上升到72.8%,其中国道达到98.4%。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投资对经济的波及仅仅限于投入规模相当的程度,难以产生投资乘数效果,甚至可能成为新的政府债务或支出负担,加大投资成本。此外,如果进行传统的公共投资,难以打破地方部门分割的束缚,容易成为照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分配,从而造成不必要的项目投资,加大投资资金的浪费程度。因此,为了保证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必须向形成未来经济发展基础的重点领域集中投资。日本的许多人认为,信息通讯、先进医疗技术、未来技术开发等就属于这样的基础领域。日本政府提出了以下设想:建立连接全国所有小学、中学、医院及公共设施的光缆通讯网络,进行与此相配套的全国性大容量光缆通讯干线网络建设、计算机光缆通讯用软件的开发等项目;为各类公立学校配备电子计算机;作为人口过度流出地区的对策之一,在人口稀少地区安装供独居老人使用的可视电话系统,建立移动电话用铁塔。这些项目大约投入占“综合经济对策”公共事业投资19.4%左右的资金。通过这些代表信息化社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一方面可以改变传统土木型公共工程投资效率低下的现状,同时可以完善面向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体系,达到带动信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目的,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我国在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基本条件与日本相比差距很大,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有待于大力发展和完善。因此,通过增加公路、铁道等交通设施以及农业水利项目投资,不但能够通过原材料和劳动力需求及时刺激有效需求、扩大就业,而且可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获得长期的经济发展效果。但是,这些投资创造的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以建筑材料为主的原材料领域,对加工工业的波及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应当考虑增加信息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未来社会资本项目的投资,刺激面向电子、机械设备等加工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产品需求,为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奠定基础。同时,建议增加面向公共服务、教育、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这样既可以达到改善公共服务、科研教育条件的目的,又能通过政府购买来扩大加工工业的产品需求。

注释

[1]参见赵晋平:《日本财政结构改革的新动向及其影响》,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1997年第81号,1997-07-16。

[2]参见(日)《每日新闻》,1998-03-31。

[3]参见《日本经济》,1998-04-24。

[4]参见《日本经济新闻》,1998-04-24。

[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3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曾预测1998年日本经济将出现零增长。日本大和证券综合经济研究所1998年3月预测199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0.5%(参见大和综合研究所:《第116次日本经济预测报告》,1998年3月23日)。

[6]参见(日)《每日新闻》,1998-04-11。

[7]参见日本政府前官房长官尾山静六讲话,载《读卖新闻》, 1998-04-15。

[8]参见(日)山崎宏:《重视景气恶化的政策调整》,载《日本经济要闻》,1998-04-09。

[9]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4月28日在华盛顿召开题为“日本的经济困难和对美国的影响”的听证会,在会上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对日本的综合经济对提出了批评(《读卖新闻》,1998-04-30)。

[10]参见《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4月25日社论。

[11]参见“金融经济统计”(日本银行,199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