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景：面向实践的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景——从社会价值取向看21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

文化发端于人类对理想的生活状态的执著追求，发端于人类为使自我和群体臻于完善的努力。这种目标的追求和努力的方式，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中人的价值取向最能体现文化的特质。特定的文化是一个发展进化的复杂系统，由于对环境的开放和系统内部非平衡的多元相互作用，必然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形成新的目标。文化系统的相对边界和系统的遗传功能使系统自身在纵向历史联系上有承传和相似的一面；而系统进化的功能又使其不断形成新的结构，不断地变异和更新。这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未来进行预测的理论依据。

未来中国的新文化只能在传统文化的基地上，通过不断变革、创新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因而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文化的发展不是纯自然的或自发的过程，文化的特征即在于人为性。在今天，推动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在改革中创造的新文化必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新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反映在社会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认知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成就价值、家族价值等等取向上的承传整合和革故鼎新。

一、认知价值取向:从唯古崇古到锐意创新的转变

传统的认知价值取向是唯古是法、唯古是崇。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崇古法古就已经是关于社会认知价值的一个主要倾向。先秦诸子的先王观即为证明。儒、道、名、墨等诸子百家尽管观点各异，众说纷纭，但都把尧舜等先王圣贤视为后人不可企及的高峰。孔子盛赞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并声称自己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孟子认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在知识上一步一步地退化，因而他提出“法先王”的观点，提倡托古改制。道家也认为燧人氏以前的社会乃是至善之古，是令人神往的“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的世界，三代(夏、商、周)之后，人们的道德开始堕落。墨子则认为:“周成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墨子·三辩》)

非但如此，传统的崇古法古的社会认知价值观念还被经典化、制度化，以致成为影响历史最有力的认知价值观念。汉代时就把《诗》、《书》、《礼》、《易》、《春秋》定为儒家的“五经”。后来，朱熹通过编撰《四书集注》，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典化，并获得公认。与此同时，社会还逐渐从制度上对此作出了规定和保证，形成了一整套相当严密的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科举制度，在这种社会认知价值观念支配下，历代统治者总是以敬天法祖为为政之道。“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几千年传统社会铁一般的规矩，其势力之强大，从历代改革家的遭遇和命运可见一斑。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彻底的反传统姿态，把孔家店从独尊神圣的位置上拉下来，对唯古法古的传统认知观念进行了激烈的冲击，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的永恒不变已成为神话，“凡事宜新，不循旧例”和“推陈出新”观点，已为世人所接受。20世纪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思想根源即在于此。尤其是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的结构和观念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更进一步得到发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冲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式的超稳定系统，使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逐步发挥出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日趋成熟，人们的创新精神会得到社会的激励，人们的创造能力将得到空前的发挥，传统的崇古法古观念不再成为社会认知价值观的主流，并逐渐被扬弃，取而代之的将是人们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的精神。

二、经济价值取向: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思想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思想的转变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系统。这个系统必须靠平衡态来维持，均平的大同世界是其最终目标。这种思想的理论表现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重本抑末的农本主义思想，忽视技术改进与资本积累，等等。这些传统价值取向对我们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平均主义不利于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重农抑商思想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忽视技术改进，把改良技术或发明新的技术看做“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这种重“道’不重“器”的传统拉大了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差距，忽视资本积累和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社会中，这些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长期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搞平均分配的现象，决不是偶然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开始打破大锅饭，批判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从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明我们已逐步摆脱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和不良影响，树立一种新型的经济价值观。

这种新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就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工作量(包括数量和质量)及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取得劳动报酬，允许一部分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勤劳致富，先富起来的人再带动其他人一起走共同富裕之路。这种经济价值观要求人们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要以市场为导向，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这种合理的差距将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直到我国全体人民的素质得到较大提高，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彻底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共同富裕思想与传统的“损有余，补不足”的均富理想不同，它允许财富分配上的差别，在消灭绝对贫穷的同时，容许相对贫穷的存在。

三、道德价值取向:泛道德主义的危机和道德的重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人们的任何言行都受道德价值的牵制，而非用理性去解决向题。道德的影响几乎扩及所有的价值活动。而且，这种泛道德主义价值取向偏向于家庭格局，其基本道德观念自然是以家法为理论根据，建立在家庭关系的基础上，从而形成了重人伦、重情感的道德价值取向。这种道德价值取向以儒家最为典型，其人伦倾向最强。传统的人际关系普遍地温情脉脉，充满人情味，中国也因此而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然而，这种偏重人伦的道德价值取向也造成了人们重私人关系而轻公共关系，重视个人道德而忽视公共道德，使社会管理失去法度。(www.xing528.com)

这种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冲突和挑战。如五四运动时期，曾受到民主与科学观念的冲击，受到西方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价值观的冲击。在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泛道德主义正在受到怀疑和否定。与此同时，其中的一些优良道德传统也未能幸免。一些人不仅置孟子的“义利”观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道德无政府主义的潜流正在滋长蔓延，中国传统道德面临危机。但是，也不能认为因此就会出现道德沦丧的社会。其实，沦丧的是传统的旧道德(当然包含一些美德)。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于传统道德观念已不适应今日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新的道德观念尚未建立起来，我们正处于旧与新两种道德价值取向的交接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走向成熟，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规范将代替传统道德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忠诚及目前市场上的狡诈和欺骗。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也必将是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充分发展的时代。

四、成就价值取向:从官本位到多元化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成就价值取向的理想形态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指道德上的成就，忠臣孝子或圣贤的德行；立功是指事业上的成就，如文臣武将的功绩；立言是指学术上的成就。《左传》称之为“三不朽”。在这三者中，核心在于当官掌权，这是立德、立功、立言背后的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念，即以官为本体。三者之中又有层次之分，最高为立德，立功为其次，再次为立言。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基本上是手段，当官掌权才是目的。

本来，中国古代的政府权力是世袭的，可是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一些知识分子即士也参与政治，渐渐攀上统治者的阶梯，“布衣而为卿相”。在封建制度下，士求仕的途径有三:一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知识分子的成就价值由此得到实现。作为读书人，若是在考试中名落孙山，或仕途上官运不亨通，便感到“怀才不遇”，抱憾终生。二是买官爵。买官并非正途，也不太为世人所尊重，然而必要时也可以装饰门面。因为，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有钱而无权势，难以立足于社会。三是打天下。在条条通往仕途之路被堵塞之后，别无他法，只能采取暴力，铤而走险，即所谓“彼可取而代之”。当然，比较起来，采用第一个办法的人较多，也较稳妥可靠。

历史上也出现过与做官反向的潮流，那便是退隐。例如老庄学派主张“清静无为”，陶潜感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但这终究不是主流。而且，退隐往往是迫不得已，出于无奈，并非本愿，只是由于仕途艰难，急流勇退。还有一些隐士不过是沽名钓誉，待价而沽，等待时机，走终南捷径。

这种以官为本体的单一的社会成就价值取向，在历史上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衡量人的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准，则是个人对社会、国家、集体和人民所做的贡献。行行都可出状元，社会成就价值取向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面临着很多成功的机遇，特别是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机遇。从现在开始到下个世纪初，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可望有较大的进展，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权威将进一步增强，科学技术将受到高度重视，为科学、技术、管理和各行各业培养人才的教育将得到其应有的社会地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将更加重视对精神文化生活及其价值的追求。

五、家族价值取向:家族主义精神的继承和改造

与西方社会相比较，家族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意识膨胀到整个社会，几乎使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家族化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生价值的表现不在忠，便在孝，事事要以家族利益为重，人们取得成功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荣宗耀祖。这种家族主义的弊端在于以家族价值否认个人的价值，禁锢个性的发展；个人只对家族负责任，缺乏社会公德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念将日趋衰弱。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视野早已越出家族狭小封闭的范围，家族主义已逐步被集体主义所代替。

从家族主义衍化而来的集体主义精神，经过改造之后能在现代条件下产生出一种新的工业文明。日本的经验表明，贯彻家族主义精神的企业加强了内部协调性，提高了对外的竞争力。当然，日本文化中的儒家伦理学说，仅仅是开放的日本文化中东西方文明融合的要素之一。在这里，儒家的宗法等级思想已经被改造。日本和东南亚经济的腾飞，建立了有别于欧美和前苏联的第三个工业体系——东亚工业文明体系，有人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化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下个世纪，我们需要吸取日本和东南亚的经验，把家庭的稳定和企业中贯彻的家族主义精神与社会化大生产结合起来，在企业中着力培养一种类似家族主义的社团精神，创造出产业发展的高速度和新的社会和谐。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并走向成熟的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成就价值、家族价值等取向将发生重大转变。没有这种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真正建立和成熟起来。未来世纪的中国文化将是一种既保留一定的传统性而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的新文化，必然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特征。

(与曹明德合作，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