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治学的重要性,教授治学

三、教授治学

教授治学是优化大学管理体制结构和决策机制，提高大学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的根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教学是大学的中心工作，教授是教师群体中的核心。教授治学有利于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工特别是教授在加强、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根本作用。在大学，党委的核心地位、校长的行政负责地位和教授的学术地位内在联系紧密，组成大学合理的管理体制结构。这三个方面有机和有效结合，才能优化体制结构，发挥最佳的体制功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校办学，教师为本。教师尤其是教授既是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主体，也是教育教学管理和学术管理的主体。教授是教师中最重要的学术群体，在学校的各项管理中具有重要优势，其中主要的就是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及其管理中的优势。大学的教授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对其特点和规律有着直接的、深刻的理解，这是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基础。只有发挥教授的优势，依靠教授治学，才能完善大学管理体制，形成管理合力，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规律办事，从根本上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

一些发达国家把教授治学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基本理念。从原因上看，它源于中世纪大学教师行会这种性质，也由于后来大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19世纪后，西方大学教师群体和教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断加大。在此之前，学校的行政事务主要由教会派员组成的董事会管理;教师类似公司的雇员，没有自主性和独立地位。1825年，哈佛大学爆发教师要求参与学校管理的斗争，董事会让步，将学校招生、教学等“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分给教师，董事会保留制定方针、政策、财务分配等“外部事务”的管理权力。20世纪初，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和学术职业的形成大大提高了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大学的学术管理日益复杂和专门化，校外人士管理的模式越来越不能与之相适应。董事会不得不适应这一新形势，将大学学术管理权赋予日益强大的教师集团。大学成立了由全体教授组成的大学评议会或教授会。1915年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也明确了大学教师在学术事务上的发言权，巩固了大学推行教授治学的基础，并逐步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管理制度。我国大学制度提的是教授“治学”，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国家宣扬的教授“治校”。“治学”虽然是“治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把“治学”归结为“治校”。“治校”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是比“治学”更为复杂和更加宽泛的管理过程。“治校”不仅需要“治学”，还包括职业化的行政和其他业务方面的管理者参与的全面治理。教授治学不能代替党委对大学的统一领导和校长对大学行政管理的全面负责。相反，它只能以党委统一领导和校长全面负责为前提，只能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体制中运行，并在这一基本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发挥作用。不仅要发挥教授治学的优势，而且要发挥大学党委和校长治校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要落实教授治学，必须健全、强化学术委员会的职能。学术委员会主要由教授、学者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审议学术事项。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研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规划纲要》指出:“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www.xing528.com)

校党政领导要支持学术委员会开展工作，把学术委员会的审议意见落实于日常办学中，未经学术委员会审议的学术事项，学校一般不予决策，与学术有关的其他办学事项的决策也应主动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扩大学术权力，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能够相互协调、制约，确保学校健康发展。此外，现代大学制度要以人为本，注重发挥全校教职工特别是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学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这不仅仅是指学校制度要保障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更为根本的是要保障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自主权，使他们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主体的作用，通过教学和科研的创新来满足学生、学科和社会的多样化要求。

从现实情况看，人们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及创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认识，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制度作用发挥较差。何谓现代大学学术制度?追根溯源，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始于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创立柏林大学时期。洪堡由于19世纪初创建柏林大学时推行新人文主义大学观念，成功实行了大学改革。洪堡所倡导和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大学观及以此观念为基础的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探求科学。科学研究无权威和禁区;大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但以研究为首要任务;教师和学生要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二是大学的另一基本任务是提高道德和个性的修养。修养是人的各种潜能的完全协调的发展，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之为人应有的素质。大学专心于科学研究，各种探求活动顺利进行，可以达到提高修养的目标。三是大学为了有效地探求科学，“寂寞与自由”当成为其居支配地位的原则。在洪堡看来，“寂寞和自由”能促进大学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这就是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总之，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一条普遍原则，是大学生存的基本条件，但这不意味着大学可以脱离国家、学术研究者没有祖国。洪堡认为，大学在根本利益上与国家一致，大学学术始终与实现社会和国家需要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它始终为国家承担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并可对学生予以引导、培育。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则由蔡元培先生所开创。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明确学术至上。蔡元培强调大学的任务是研究，主张学术的自主性、非功利性，他在就职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同时，蔡元培十分注重对学生的道德伦理和个人修养的教育，强调教师既要做到独善其身，还要具有兼济天下之胸怀，教导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二是提倡兼容并包。按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兼容并包与学术至上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思想，大学以追求学术为目标，以研究学问为己任，而研究必有不同观点、学派乃至不同国家的文化、观念的碰撞冲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可自由发展，这正是学术自由的思想和学术平等的观念。这种“兼容并包”的著名原则对后来的中国大学产生深远影响。三是创新研究方法。晚清时期西学开始引入中国，却与中学格格不入，两者处于对立状态。蔡元培力图以新的学术观念把持此种局面，主张中西贯通，尤其是在国学所涉领域，更需要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在当时提出要以西方的学术方法和理念来研究与改造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实在是一种转换学术研究范式的深邃之见。四是建立学术体制。蔡元培建立了一整套学术研究与管理的制度，为学术活动提供基础与保障。主要包括:聘请知名教授，引导师生培养研究学问的兴趣，养成做学问家的人格;建立研究所，鼓励学生和校外学者参与研究，创办学术刊物，为学者提供讨论交流学术思想和成果的阵地;组织学术团体，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提供组织学术交流的渠道，公开学术探讨的空间;重组学科结构，既以西方的方法研究整理中国传统国学资料，又把重点放在文理学科的建设上。

从实践检验分析，在洪堡大学观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大学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德国就已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科研水平。有资料表明，一战前全部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德国籍者占了14名，这14名获奖者全是大学教授，而其中就有8名是柏林大学的教授。而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实际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不过五年，而改革又是在军阀当政、政府更迭、政局动乱的背景下进行的，可就在这样短暂而困难的情形下，蔡元培构建了北京大学新的学术体制，实现了学术体系和学术范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短短几年，使北京大学面貌大变，“学风丕正，声誉日隆”。由此可见，倡导教授治学，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学术制度作用非同寻常。简言之，这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容，也是我们创建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