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北大学办学传统与精神

试论西北大学办学传统与精神

赵弘毅^[1]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大学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传承创新文化、科技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大力培育和创新大学精神，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所谓大学精神，就是一所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积淀而成的独特精神特征，是该所大学历史沿传下来并被大学人们所认同的办学思想、理念、文化、道德、意识和价值追求，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大学灵魂所在。作为具有百年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并在海内外享有良好声誉和较大影响的西北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历经磨炼、代代相承、蔚为传统、颇具特色的优良传统与精神，业已成为西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持。传承“爱国荣校、科学民主”的光荣传统，弘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再铸世纪辉煌，已成为西大人的自觉行动。其传统精神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宗旨、办学道路、办学风格和校风、学风建设等方面。

（一）传承百年“兴学报国”，面向西部，“培养高深专门人才”的办学宗旨

根植于周秦汉唐文化膏壤之地的西大陕源——陕西大学堂等及其一脉相承的国立西北大学，从办学伊始，就坚持了“兴学报国”，面向西部，特别是为陕西“培养高深专门人才”的办学宗旨。早在1901年光绪皇帝在西安颁布《兴学诏》，废科举、兴学堂，不到一个月，陕西巡抚李绍棻就奏请在原省城书院的基础上筹办起陕西大学堂，其目的就在于承续“关学”，为桑梓献力，应“新政”之需要。在1902年《陕西大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必明体乃有益身心，必达用乃有裨于家国”的办学宗旨。在学堂官厅楹联中公开表明：“博古通今适于世用，砥德励行报以国华”，“莫虚生长帝王州”，“岂忧秦国无人”。在1906年《陕西课吏馆章程》中，办学宗旨规定“以修明政为主，讲求吏治为先，造就临民息事之才”。在1907年，《陕西法政学堂章程》中规定，“以改良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之才为宗旨”。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西大创设会会长张凤翙为在五大学堂基础上创建西北大学，经与甘肃、新疆两省商议，获得支持建校后，始称“关中大学”，而后改称现名的根本原因就是大西北情结，“西北不竞，岂国之福”？正如张凤翙在《给教育部的函》中所说，创建西大，是由于“西北闭塞日久，若不早日培养，必少合格人才，无以对国家。”“固有西北大学之发生。”这是“关系现时之建设”，“关系将来之建设”和“关系外部之防御”。“西北则地方如此之辽阔，关系如此之重大，人才如此缺乏，内顾外观，忧心如焚，急起直追犹虞不及”。1912年11月本校呈大都督文内更明确提出，开办西北大学为“民国庶政之建设”。西大首任校长钱鸿钧亦说：“都督眷怀西北前途，不惜为剜肉补疮之计，而亟文以兴学育才为安”。在同年12月《西北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23年8月重建国立西北大学时再次商得甘、新两省同意，决定面向西北办学，并在《国立西北大学组织大纲》首条规定，“本大学授以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根植于京华之地的西大另一源头京师大学堂中的速成科仕学馆及其与之相传承的国立北平大学，更是本着“兴学报国”，服务社会，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1902年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出掌京师大学堂，在始设速成科仕学馆时给清廷的奏折中就明确指出：“惟是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若欲收急效而少弃材则又有速成教育一法。再设速成一科。”速成科分设仕学馆。“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学有成效者，请准由管学大臣择优保奖”，担任国家初级官员。后学校体制虽几经演变，到1928年9月之后的国立北平大学，在其修订的《国立北平大学组织大纲》中仍然规定“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陶铸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在1935年11月21日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杨一峰等32人所提议的《设立国立西北大学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中更明确提出，设立西大为“开发西北”“培植服务西北人才，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1937年9月，在抗战烽火中，并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西迁来陕合组而成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旨在使“为国家命脉所系”，“为民族复兴之基本”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得以保存和坚持，“使中华文明火炬延续不断”，“以挽救当前民族之危机”，并宣称“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唤起民众责无旁贷。”1938年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行政院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中，令国立西安临大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亦举起了“发展西北教育，提高边省文化”的鲜明旗帜。1938年9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学校宣称“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1939年8月复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后，学校更决心把西大建成“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大西北的最高司令台”，“作西北文化之先驱”。国立西大校长赖琏也曾说：“国立西北大学创设于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区域之广大，不惟倾怀民之功绩，起无限之敬仰。”远在70年前国家就赋予西大肩负“开发西北”的重任，学校更是坚持“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并行原则”，积极举办各类讲习班、培训班，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对此，国民政府高级要员在给国立西北大学首届毕业生题词中给予了充分肯定，如于右任题“以学报国”；孙科题“开发西北奠复兴基，学成致用报国及时”；顾毓秀题“学风当绍横渠之大，文化求复汉唐之隆”。

建国后的西大更是传承和发展了“兴学报国”、面向西部的办学传统。1958年管理体制由部管改归省属后，主要面向陕西办学。2001年被列入“西部大开发”国家重点支持建设院校后，更增强了学校面向西部办校的自觉性。现在学校正进一步认真贯彻“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方针，牢固树立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当好“西部大开发先行”的思想，坚持“立足陕西，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理念，坚持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西部大开发服务，为陕西建西部强省服务，培养高层次高质量的建设人才。西大百年校庆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词：“培育创新人才，攀登科学高峰，为科教兴国作出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题：“努力建设好西北大学，为西部大开发培养人才”等，既充分体现了当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又集中反映了新时期西大办学宗旨与任务。

总之，西大无论在初创时期，还是在艰难曲折发展或壮大兴盛时期，不但都坚持了“兴学报国”，为国家培养高深专门人才的办学宗旨，而且都特别强调“开发西北”，“服务西部”，为地方建设献力的办学理念。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学校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办学宗旨之内涵是不尽相同的，早期的“兴学报国”与现时的“科教兴国”战略要求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不可同日而语，那只是历史的局限所致，不能苛求我们的前辈。

（二）坚持“中西结合”、开放式办学的道路

西大虽地处祖国内陆，但并不故步自封，不论学堂时期培养新式从政人员，还是大学时期的各种教育，都走的是“中西结合”、开放式办学的路子，显示出中西文化兼容并包的鲜明特色。这一点在闭关自守的清末，只知背诵“四书”、“五经”，而把西方科技贬为“雕虫小技”的社会背景下，弥足珍贵。早在1902年西大前身《陕西大学堂章程》中，就明确提出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原则。时任学堂总教习屠仁守在拟订学堂科类和课程设置时，将“中学”分为4门16目，“西学”分为四门。1903年陕西课吏馆在课程设置上，不但设置了《国朝政书》等“中学”课程，而且还设置了《西国政书》等“西学”。学堂的任课教师除在省内外聘请外，还特地从日本选聘日籍教习或中国留日学生来校任教。1905年9月，由大学堂降改的陕西高等学堂派学堂提调等多人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并为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和采购图书仪器，次年3月，学堂就从日本聘请了田中、足立喜六、营野、叶童、铃木直等5名洋教习到校任教，讲授《普通西学》《外语》和《格致》等课程。留日归国教习的邵力子还开设了《法文》和《西洋史》课。当时所培养之学生都已有相当的中、西学功底。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各学堂还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仅陕西高等学堂1905年9月就选派了白常洁、钱鸿钧、马步云、崔云松、郗朝俊、张允耀等官费留学生10名，成为我国最早派出留学生的单位之一。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1912年“西大创设会”的成员和办学骨干，钱鸿钧还成了西大首任校长。

民国初年，由五大学堂组建的西北大学，仍然坚持“中西结合”、开放式办学的道路，各学科在课程设置上，都设有“西学”方面的课程，比如法律部门设有《国际诉讼》等；高科专门部设有《外国地理》《西洋史》《国际公法》等；外国语专修科各科学生选修的外语有日、德、英、法四国文字，其文种之多不亚于今日西大学生选修外文文种。此时学校对外开放程度已远远超出学堂时期。比如1913年暑期，学校派商科学长马凌甫赴日购置图书仪器，延聘日籍教师，联络日本学校，当年就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日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建立了校际关系。当年10月，西大文、法、商、农、预科各向日派出官费留学生47人，自费留学生15人，共计达52人之多。1913年7月创办的我国最早学术刊物之一西北大学《学丛》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和报道可以更加鲜明地看出当时学校坚持“中西结合”、开放式办学的情况。在《学丛》发表的论文中既有国人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如《社会主义能否适行于今日之中国》等争论性文章，更有面向世界的重大课题，包括研究日、法、英、美、德等国政治制度的问题。在国际动态报道中，一次就报道了1912年在伦敦、罗马、巴黎、柏林、莫斯科、威尼斯等世界著名城市举办的各种国际性会议近20起，正如《西北大学史稿》主编所说：“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西北大学早在创建之初就具有面向世界的办学姿态”。1923年重建的国立西北大学，次年就举办了面向全国为期一月的“暑期学校”，从北大、北师大、南开等名校邀请了如鲁迅等一大批全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听众达700余人次。这又从另一角度说明西大坚持开放式办学的传统。两源合流后的国立西北联大与国立西大，继续弘扬中西文化兼容并包，实行开放式办学的传统，正如国立西大时任校长赖琏1943年11月为西大《西北学报》创刊题词所说：“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实为西北大学应负之使命……本刊即因此神圣使命而产生，专以研究学术，融合东西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

当然，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校领导者在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是有差别的，从建设之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后来的“结合国情，洋为中用”，直到改革开放后的“面向世界”，充分反映了西大人在曲折发展中从“中西结合”，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历史。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含有以封建主义的伦常纲纪来抵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的意图，但引进“西学”却从客观上对长期以孔孟儒学独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教育体系打开了缺口，对学生教育起到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这种“中西结合”融贯东西的办学理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促使后来西大人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加强国际交流已成为西大人的基本品格。对于国外办学经验，只要符合国情、校情，不问北美西欧，大胆借鉴吸收，从建国初期学苏联，到改革开放后学美欧，尽管各有利弊，但从中获取了不少有益东西；对境外办学资源，包括人才、科技、资金，只要有利于学校建设，不分姓社姓资，广泛吸纳采用；特别是在国际校际合作与人才交流方面，迈出了敢为天下先的步子，不论建校之初开展的同日本的人才交流，还是建国初同苏联、东欧和越南的人才交流，以及改革开放后，“面向世界”，同美、日、英、法、德、意、加、奥、澳、瑞、韩等20多个国家的40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签订人才、学术交流协议，聘请大量外籍教师来校讲学，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李约瑟、巴丁、普利高津、哈肯、福井谦一等成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大师级的国际著名教授、科坛泰斗、杏坛宿将、文坛翘楚来校访问、讲学与合作研究；同时派出近千人次出外进修、讲学、攻读学位、合作研究或考察访问，以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接受10多个国家2000多名长短期学生来校留学等等。不仅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信息沟通和中西文化的融合，而且在合作与交流的文化“碰撞”中，对激发大学的创新精神，扩大学校国际影响，更新办学理念，改革办学模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校同国际接轨，亦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已使西大成为充分发挥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交流传播的桥梁和窗口。1992年学校成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1994年学校被国家外专局评为“引进外国智力资源先进单位”。

（三）发扬“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与优良学风

“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形成西大精神的又一鲜明特色。这种办学风格，在学校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与体现特征。

清末学堂时期，甲午战败，洋务兴起，“实业救国”思潮随之而兴。西大前身各个学堂开办伊始，就秉乘“尚实求真”的“关学”精神，提出了“求实学”、“务实业”，“追求科学理论”，强调为国培养实用人才，讲求办学实效的要求。早在1902年，陕西大学堂兴办之初，光绪皇帝就在陕西巡抚升允申办奏折上朱批昭示“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同年，当升允再奏学堂“拟设农务、工艺两斋”时，光绪帝又朱批首肯：“农务、工艺足厚民生，著即认真兴办”。大学堂和以后降改的陕西高等学堂，都本着务实精神，在课程设置上，除开设“四书”、“五经”传统科目外，特别开设了很大比重的《性理格致》《地舆》《兵事》《天文》《地质》《算学》《测量》《电化》等实用课程，培养“新政”急需实用人才。1904年所设陕西农业学堂和1910年所设陕西实业学堂，更是“以实业为己任”，积极培养农林工商实用人才，很像今日之职业学院。

民国初期的西大针对“学风日坏，国政日非”，“人才日少”的社会现实，进一步营造“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学校所设专业除文、史、法、商外，加重了数理化、农艺畜牧、土木工程、地质采矿、冶金等实用学科，强调实用技术，不尚空谈。这在1913年7月创办的西大《学丛》首期中体现的更为鲜明。“学丛”所刊《本校大事记》“名称之沿革”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提倡实业，启发民智，非振兴西北学府不可，欲振兴西北学务”，非西北大学莫属。该刊宗旨中亦明确宣布以“阐法政之真理，树大学之先声”为己任，强调“求实用，祛清谈，化党见，谋公益”，“所登文字注重学理，凡与学术无关者，概不刊入”。由此可见当时崇尚科学，专重实用，“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已体现到教学、科研实际行动。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安临大、国立西北联大和国立西大，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的岁月，学校为救亡图存，坚持为国培养真才实学人才，使“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又有了新的发展。1938年10月，国立西北联大第45次常委会议决定以“公诚勤朴”为校训，同时，推请国文系系主任黎锦熙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撰写了校歌。歌词称：“……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东南，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1944年5月，黎锦熙教授以校歌歌词为纲，撰写校史时，对“公诚勤朴”校训作了简明而精辟的阐释：“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诚者天下之道”，“诚则实矣”，“勤以开源，朴以节流”。校训与校歌既充分反映了西大师生淳厚朴实的特色和为国育才的忠诚，又充分体现了为启迪和教育学生探求当时社会真理，务救国救民之实的办学风格。当时许多进步教师还寓“求真务实”精神于教学之中，比如联大法商学院教师开设了《社会科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比较宪法》《苏联政治》《国际法》《世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程，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学风。这在黑暗的40年代，实在是难能可贵。1942年，赖琏校长提出“加强学术空气”、“倡导学术精神”，“使西大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1947年著名教育家马师儒校长注重训育，培养学生优良作风和高尚人格，提倡“求专才必先做通人。唯有在学术文化的涵脉中，才能了解人生，发扬人格。”1948年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校长特别注重建立良好的研究环境与风气，提出“把西大办成进步的、充实的、合理的、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要求“学生应具有自觉自重精神，接受严格之训练，以树立一生学习事业之基础”，强调师生“在知、情、意之方面交感共鸣，于和乐空气中进行人格陶冶。”训导主任霍自庭进一步提出，训导“中心工作，在于培养优良作风、高尚人格，俾青年学子有恢弘之襟度、高远之理想、贞亮之品节、笃实之行为，陶成真才实学，储作建设新中国之桢干”。值得一提的是，“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不仅受到当时社会认可，还得到执政最高当局的充分肯定，比如蒋介石为国立西大首届毕业生题词“棫朴多材”，居正题“菁莪棫朴邦国之桢”，陈立夫题“学问在于济世，勤俭乃能服务”等就是明证。

建国后的西大，“求真务实”办学风格业已充分体现到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校政管理和学风、校风建设的各个方面。在人才培养上，除融合周秦汉唐的人文底蕴和时代精神，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引导师生正德修身、治学砺行的同时，特别强调长期坚持“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求创新”的教学传统，使所培养之人才都具有“三实一高”鲜明特色，即为人朴实；基础厚实；作风扎实，综合素质高。在校政建设上，长期坚持实事求是，崇尚节俭，注重实效，多办实事的风格。比如，著名史学家、校长侯外庐1950年上任伊始，就明确提出了要发扬“新三风”，即实事求是、严肃工作的新校风；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新学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新研究风。侯校长还将1951年新建成的以红砖红瓦为色彩的行政办公楼（亦称红楼）命名为“实事求是楼”，亲自书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被雕刻在该楼正面墙壁。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了西大人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影响数10年。后来，红楼被拆除，虽然“实事求是”那四个大字不知去向，但“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和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却代代相传，后任各届校领导都要求各级干部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校每年工作计划都注意安排为教职工办几件实事。在学风和校风建设上也更进了一步，80年代中期，学校确定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字为西大学风；90年代初，又将“团结、进取、民主、奉献”八个字确定为西大校风。百年校庆时，校党政领导不但重新确定沿用“公诚勤朴”四字为校训，同时还制定了新校歌，修订了校徽，使百年薪火相传，求实风格相承。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和优良学风、校风长期熏陶感染，促使学校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中，不断作出新成绩，取得新实效。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元月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强调“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具有“求真务实”办学优良传统的西大人，正借此良机，不断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深入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促使学校各项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四）传承“爱国荣校，科学民主”的光荣传统(www.xing528.com)

西大的兴衰存亡始终同国家兴衰、民族荣辱休戚相关，怀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西大人也始终传承着爱国荣校的光荣传统。

早在清末学堂时期，陕西高等学堂的许多师生就参加了反清爱国运动。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列强图谋瓜分中国，争夺在中国修筑铁路、开采矿权的时候，陕西法政学堂与高等学堂的全体学生就走出课堂，上书巡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保卫洛潼、西潼铁路和延长石油矿主权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以陕西高等学堂为首的陕西学生又展开轰轰烈烈的反清罢课爱国学生运动。当时留日学生郗朝俊、马凌甫、张荫庭、钱鸿钧、崔云松等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呼应陕西的反清斗争。以张凤翙为大统领的陕西辛亥革命司令部，1911年10月27日成立时，就设在陕西高等学堂内，并在学堂宣布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政府内的财政、教育、司法、外交、民政等部的部长，均由陕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崔云松、郗朝俊、曹澍、钱鸿钧与高等学堂的毕业生宋元恺和法政学堂原监督杨开甲等出任。马凌甫和张荫庭还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被推选为赴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陕西代表，并出席大总统就职典礼。

民国初年，由西大改组而成的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成了当时陕西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策源地和运动主力。特别是当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后，全校学生满怀爱国热情，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大旗，高呼“誓死救国”、“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帝国主义”等革命口号，罢课、游行、示威、请愿，“通电北京，力争青岛，营救学生”，抗议北洋卖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这种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23年5月。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西大学生自发组织“沪案援红委员会”和“英日残害同胞雪耻会”，声援上海各界反帝斗争。1926年1月，西大学生又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出兵满洲里，侵略中国。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安临大和国立西大，由于与具有“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光荣传统的国立北平大学和国立北师大等校师生汇聚一校，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更加高涨，且更加有领导、有组织的持续发展。热爱祖国，追求科学民主的西大青年学生不仅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立社”、“文艺学习社”和随后建立的“北方学社”及其他众多的社团组织，研讨马列，举办讲座，召开纪念会等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真理等各种形式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且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直接对敌斗争。比如，1938年6月，学校成立抗敌后援组织，10月发起为前线将士募捐运动，组织战地服务团，慰劳和支援前方将士；1939年1月全校师生签名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以及护送进步青年北上延安，反对当局迫害进步师生等。当时，反迫害斗争还获得中共最高层领导周恩来同志的关注与支持；1942年，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教授回乡省亲，在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其影响轰动一时。特别是1944年在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时任校长刘季洪撰文号召：“环顾当前局势，必先捍卫国家，效忠民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务望我校同学懔于国难之深冤，奋起无畏之精神，踊跃从军，投袂赴战，以热血头颅保卫国家，维护学校，以参战热情，提高我校在国内之地位”。全校有354名师生报名从军，后经批准有50名离校入营，直奔抗敌前线。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因强烈要求投笔从戎，被渝、蓉各报赞称“此举乃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接见并授予“少将”军衔。

抗战胜利后，对和平、民主和重建新中国充满美好憧憬与希望的国立西大师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又建立了继“大地社”、“笃行社”等之后的“自由风社”、“涛社”、“晓风社”等数十个充满民主气息和青春活力的进步社团，学习理论，研讨时局，宣传进步思想。学生还筹建了西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提出了“结束反动党团统治学校”的要求，特别是在内战爆发后，当反动当局加紧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迫害进步人士时，西大师生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游行示威活动，喊出了“要和平、要民主”“要人权、争自由”等革命呼声，展开了抗议反动当局迫害进步学生，解聘进步教师，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发展进步力量的斗争。先后有200余名师生冲破层层封锁，奔赴延安，直接参加民主革命。1946年西大“四五”民主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其斗争之激烈，惊动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层。临解放前夕，当师生得知反动当局欲将西大委托国军胡宗南绥靖公署代管，并随军裹胁入川时，师生又组织了护校团，展开了保护校舍、反对迁校和迎接西安解放的斗争。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的当日，留校的500余名师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西安解放、西大新生。

纵观西大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国荣校、科学民主”的光荣传统，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始终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相联系，同时代精神相一致。建国后，西大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爱国荣校的传统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时代特征。不论是建国初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西大人为国增光、为校添彩的具体行动，主要体现在爱岗敬业，搞好工作，勤奋学习，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多培养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的实际行动中。但无论何时，都“未敢忘忧国”。比如，当建国之初朝鲜战争爆发后，全校师生以抗议、游行、示威、宣传、募捐、参军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活动，1950年11月16日，还以全体学生的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坚决表示，“为保家卫国，随时准备听从政府动员，贡献一切力量”。总之，从抗美援朝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从香港、澳门回归到“和平统一”台湾等国家大事，西大人无不表现出高涨的爱国情怀。

（五）弘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纵观西大百年史，历经磨难，几度兴衰，都未摆脱艰难困苦的经济处境，西大人自始至终都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和发扬艰苦创业、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办学投入不足，资金匮乏长期困扰着学校，然而西大人并未被困难所吓倒。早在1912年创办之初，北洋政府教育部就欲以经费困难为由扼杀西大。可在当局给陕西都督署的咨复中诓称：“大学规模宏大，经费浩繁”，“尤足以妨碍普通教育之进行”为由，责令西大停办时，陕西大都督、西大创设会会长张凤翙将军大气凛然，断然拒绝，并当即回函道：“所指大学经费及普通教育两事，原为不可少之问题，而本都督环顾东南，起视西北，默察现在，悬想将来，无论从何方观察，似应为破釜沉舟之计，不敢因噎废食之机”，并针对北洋政府不给经费和要求停办的命令反驳道：“此项经费实为无可脱卸之义务；无论如何，要当勉为其难。”创办西北大学，“非该校校长等好为铺张，亦非本都督自取苦恼，此其中实有设立之必要，无停辍之可言”，若要将西大停办，好比“荡舟激流，势难中止”。同年7月张凤翙为西大《学丛》题词以“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之气概，再次表明要继续坚持办好西大。校长钱钧鸿同时题词称：“中原板荡起纷争，手挽狂澜不用兵，沦海横流谁砥柱，文章经济勖诸生”，同样以挽狂澜于既倒之势，顽强拼搏之力，决心坚持办好西大。1913年西大文科学长崔云松在送别赴日留学生时感叹道：“吾陕西之西北大学，苦学校也，经过之历史苦历史也，诸君之入校肄业，苦学生也，此次之留学苦留学也。”但仍念念不忘勉励留学生要“志向务须远大，学科必求精深”，“无负三秦父老昆仲之望”，“他日学就归国，扶植世运，巩固共和，行见太华增辉关辅生色，西北长城将惟诸君是赖”。

1923年8月，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以“烟卷特税”重建并报北洋政府核准的国立西北大学，亦未摆脱艰难困苦的经济处境。1925年冬，我国近代“水利之父”、西大校长李仪祉亲赴京、津、沪筹措办学经费，被战火阻隔，无法返校。教务长王凤仪代理校长职务，率全校师生坚守校园。特别是1926年4月被军民赶出陕西的大军阀刘镇华卷土重来，围困古城西安达8个月之久，西大教职工工资无钱发放，师生衣食无着，教授多携衣物至“鬼市”求售以糊口，学生仅能日食甘薯一顿或纯全麦麸度日。校园唐槐被守军砍伐，师生杀马煮草、掘鼠捕雀而食。校内操场、图书馆后院的青草、野菜被采掘殆尽。就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部分学生还组织了围城读书会，由吴芳吉教授为其每日辅导2小时。西大工科水利道路工程班18名学生一直坚持到毕业，时称“十八学士”。特别是古历9月下旬，西安城大风雪，吴芳吉教授拟与其最得意门生柳潜在垂毙时同至校礼堂端坐死逝。结果吴教授幸免于难，遂做诗3首《哭柳潜》以吊之。后终因粮源断绝，经费无着，学校迫于无奈于1927年1月被收束，改称西安中山学院，但西大人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永未消失。

再生于抗战建国大时代中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大和国立西北大学，在民族危亡、战火纷飞的岁月，更是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当祖国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京津三校师生颠沛流离，内迁来陕，立足西安不久，又被迫南迁北徙，坎坷于途。特别是在南迁之初，师生乘车到宝鸡后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徒步颠沛跋涉千余里，历时月余才到汉中。正如《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碑文所载：“北雍学者，右学诸生，痛夫蕃卫之失，耻与非类为伍；或驱车险路，或徒步荒原；或褰裳涉水，或策杖攀崖，风餐露宿，戴月披星，载饥载渴，载驰载奔，以莅止于陕西之城固”。没有校舍，散居于城固、勉县、南郑3县数十里的祠堂和教堂、庙宇，从校长到教师皆租民房而居，学生没有宿舍，便在教室席地而眠；伙食为水煮白菜、没有盐；上课没有课本靠课堂笔记；为防日寇轰炸，还往往不得不躲到野外树林下上课学习。教职工薪俸一律7折。在物价飞涨，生活困迫的情况下，学校不得不多次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监察院及国民党中央致电致函，请求增拨经费，但在国难当头，抗战紧迫的情况下，很难如愿，学校不得不颁布《本校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停止各种应酬，劝诫烟酒，节衣缩食，取缔浪费。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西大人仍然师敬业，生勤奋，朝夕弦歌，呈现出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正如时任校常委胡庶华1939年3月27日在全校纪念周大会讲话中所说，“物质方面我们诚然不及敌人的地方，我们却把我们的精神发扬起来。”“我们西北联大，处在城固这个偏僻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都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数10年后，西大许多海内外老校友回想起在城固的学习生活和艰苦创业精神，无不声声赞美。一位旅台老校友说：“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母校毕业出来的校友，民族意识格外坚强”，“大都是保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色彩”，“大都富有应付艰苦环境的坚强的战斗气息。”一位40年代留美老校友也说：“城固西大生活，是我今生黄金时代”，“赖我西大母校传授之自强法宝，才得以梦成事实”。抗战胜利后，学校重返西安现址，但办学条件仍很艰苦，西大人仍然继续发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正如《青年日报》1946年6月30日一篇报道文稿称：“西大学生，大半来自战区，他们没有家，没有经济来源……多数人真正是一贫如洗……夏天完全是草鞋，冬天大家都是一件大衣或棉袍，小姐往往冻肿得像刺猬。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朝气。看见他们的破破烂烂，而又蓬蓬勃勃的气象，便会感觉到，这是真正代表中国民族的年轻一代。”

建国后的西大，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可艰苦创业的传统未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大力发扬延安革命精神，勤俭办学，曾有十多年办学经费几乎年年有余；进入80年代中期，学校事业发展，经费紧缺，政府拨款除人头费外不够后勤日常生活的维持。但西大人并未被困难吓倒，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兴学强校报国、横向联合办学的新路子，为国家多培养3000多人，为学校获办学经费数千万元，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使学校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到90年代初、中期，在校长郝克刚、陈宗兴等带领下，举校上下，万众一心，搞外联，练内功，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跻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现在正为实施“211工程”二期建设任务和创建优秀学校而努力，促使学校再上新台阶。

西大办学精神，早已受到社会公认和称赞，最集中地反映在西大“211工程”部门预审大会上。1996年10月6日，在省政府和原国家教委主持的部门预审总结大会上，与会专家们个个登台发表自由讲话，无不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被西大精神所感动。比如西工大原校长、院士傅恒志说：“西大发扬了数十年艰苦奋斗、不甘落后，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内大校长、院士旭日干说：“西大有一股强烈的精神，这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艰苦创业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西安交大党委书记潘季说：“西大有一股奋发图强的精神”；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安模说：“西大有一股奋发进取、团结拼搏的精神”；南京大学副校长、院士孙钟秀说：“西大有一股强烈的拼搏和求上进的精神”；云南大学校长郑小明说：“西大艰苦奋斗，奋发向上创业精神，使我受到强烈感染”。专家们并把“西大发扬了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写进了预审会一致通过、并经省政府认可的《西北大学“211工程”专家评审意见》，载入西大史册。

总之，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整体精神风貌，既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又体现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大人将继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三个面向”，与时俱进，传承优良办学传统与精神，努力开创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新局面，促使学校按既定目标奋勇前进。

【注释】

[1]赵弘毅（1936～　），陕西长武人，研究员，曾任西北大学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