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心理学的介绍

罗特认为，女性主义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促进了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的产生；②对实证主义发出挑战；③提出新问题，形成新假设；④促进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变革（Lott，1985）。

一、促进了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的产生

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是指，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指导下的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尽管女性主义自身包含着多元的界定和观点，但这其中有两个共同的主题：①将女性作为合法的、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与男性进行比较的对象；②认为社会需要变化，而这种变化应符合或代表女性的利益，因此，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公开地承认这一学科是带有政治性的。

许多研究表明，美国早期女性心理学家（其中一些是女性主义者）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方向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Fruumoto ＆Scarborough；1986），（Russo，1983）。1917年，在美国心理学会（APA）中，女性成员占13%，远远高于其他学科；1920年，美国有62名女性获得心理学的博士学位。著名心理学家霍林沃思（Hollingworth）、考金斯（Calkins）等在对变异性假设提出质疑以及在推动美国社会心理学环境论转向等方面的努力，使得他们成为美国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先驱。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北美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的生成，而社会心理学在推动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也发挥了领导作用。在美国，大部分重要的女性心理学教材都是由社会心理学家编写的，1973年到1991年期间，美国心理学会（APA）第35分会（女性心理学分会）的20名主席中有2／3是社会心理学家。正如凯恩等人所指出的，女性主义专注于社会因果关系的分析特别适合于社会心理学口味，来自心理学其他分支的心理学家只要涉足女性主义研究，他们在观点上就会变得更加“社会”（Kahn ＆ Yoder，1989）。

英国的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出现得较晚。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威尔金森（Willkinson）于1986年出版的《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在英国诞生的标志。威尔金森说，在她出版这本书之前，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在英国几乎是个空白。与美国相比，英国只有一些具体的实践者，参与一些有限的研究；它在主流心理学中没有地位，也没有正式的学术机构。但到她出版《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国际的观点》时，许多结构性的变化如1990年英国心理学会女性心理学分会的成立，以及1991年《女性主义与心理学》学术刊物的诞生，为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基础。目前英国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已经对主流心理学、跨学科的女性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真正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并“成为以消除社会不平等与改变女性生活情境为宗旨的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Willkinson，2001）

二、对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实证主义传统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陷入了危机之中，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心理学所谓的现代特征——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些特征使社会心理学在面对一系列社会问题时束手无策。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恰是产生于社会心理学遭遇危机之时，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成为传统研究方法最尖锐的批判者之一，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将女性研究边缘化的实证主义传统。

女性主义者与社会心理学家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联合起来，对实证主义传统的价值中立与客观性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价值是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对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对所收集的资料或发现的证据进行解释，都无法摆脱价值观的影响。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因此研究过程中价值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心理学自产生以来总是宣称研究过程涉及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但在实际研究中从没有保持价值中立，它在极力维护一种使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代表男性利益、观点和经验的客观性而已。真正科学的社会心理学必须承认性别主义的偏见在理论研究和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森普森（Sampson）对社会心理学中大量的例证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必须承认情感对于常规科学的作用，价值或偏见渗透于整个研究过程。布里尔（Bleier）从生理学、人类学及生命科学的角度论证了科学不是中立的、无感情的对真理的追求。艾格利等通过对社会影响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研究者的生理性别与报告的事实相关，有79%的男性研究者试图证明存在社会性别差异，女性更容易被说服；而女性研究者则试图表明，在社会影响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Eagly ＆ Carli，1981）。格来迪指出：“有些偏见能够通过科学方法的公平应用得到纠正，而有些则需要一种意识，一种对我们生活于性别主义社会的意识。”（Grady，1981）还有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在对男性特点的理解与社会心理学所推崇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幸”的契合。社会心理学是现今社会统治所需的学术霸权的一部分，其研究成果所呈现的只是男性心理的一般特点，所以它不仅缺乏科学性，且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概念和符号进行的，社会心理学可以被视为社会统治实践的一部分，也就是使女性处于从属和被压迫地位的“帮凶”。因此布里尔认为，女性主义科学家必须做的就是“好好地从事科学研究”和“审视与质疑所有的假设”（Bleier，1984）。

传统科学方法所界定的语言、目的及量化的分析均是由男性的兴趣与人格特点所决定的。传统科学出于所谓对客观性的追求，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离开来，将被研究的人当作可操作的物来对待，女性主义将这种研究模式称为“形同强奸的研究”。传统科学的量化方法通过问卷、实验的设计和技巧，强调观察者的中立，强调材料和证据的可靠，强调结果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性。对此，女性主义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框架人为地拉大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以至于无法产生一种相互间所需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被动的、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分析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解释的框架和理论，都是研究者预先强加于被研究者之上的，因此它实际上反映了标准的男性中心立场和导向，是充满意识形态偏颇的。大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倡导研究中的质性方法，他们认为，在这种研究模式中，被研究者不致沦为零碎的、被操作的物；被研究对象的立场、观点和声音不容易被忽视；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易于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关系。

在女性主义看来，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者本身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保持中立——无论是他们的认识还是所使用的框架、语言都不是纯净而透明的。每一种研究方式都是一种建构，都存在偏见。价值的涉入不仅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学者们所需要做的不是对客观性、理性及经验主义的摈弃，而是要增加对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及批判的自我反思的关注。

三、社会心理学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

女性主义关注女性的经验，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提出了新的问题，拓宽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一）旧议题的深入

首先，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社会性别往往是被试在某些情境中的重要特征，而且是一个可预见结果的变量。有关的研究表明，女性与男性对成就情境、道德困境以及服从的压力有不同的反应。吉利根指出，并不是女性不能达到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柯尔伯格的道德阶段论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男孩或男性的社会化，而不是女性的经验。吉利根发现，女性更多地在责任、关心他人的情境中考虑道德问题（吉利根，1999）。(www.xing528.com)

其次，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要求社会心理学研究必须同时使用男性与女性被试。美国心理学会（APA）第35分会（女性心理学分会）明确规定：“我们不能靠仅仅使用男性或女性样本作为人类的代表而得到人类行为的结论。”如对侵犯行为、吸引、同情或反社会行为等的研究，必须在同样的情境中观察女性与男性，并使用同样的测量才能够得出带有一般性心理特征的结论。

最后，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遭受到诸多批评。女性主义认为，使男性或女性保持心理健康的最好方法是完成传统的性别角色，这类说法是不正确的，性别角色理论至少存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①性别角色本身值得质疑，因为它将一个生物术语与一个社会术语连接在一起，暗示社会是循着自然倾向发展的，而生物性别的差异又总是可以通过更加高级的社会角色的形式显现出来。因此，性别角色理论总是热衷于以性别差异为题，从而落入僵化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二元框架中。②性别角色理论没有实现将个体与社会有效地连接起来的承诺。社会决定论强调，个体是由他们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因此人类无法摆脱性别角色的规定。然而无论是人的行为符合或违反了角色规定，性别角色理论总是责难那些受害者而不是性别体系本身。从社会化的角度看，性别角色理论规定了社会化的要求，使符合者受到奖励、违反者受到惩罚，而社会期待又强化了这种角色规定，因此性别角色理论不过是使传统的社会结构消融在个体的行动当中。③性别角色理论最根本的弱点是无法说明性别关系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和冲突。角色理论假定，在界定地位和角色期待时，起作用的是公正的、非个人的“标准化因素”，而这恰恰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即那些制定角色规则的人是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的。事实上，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行为是个体与情境的函数，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行为，无法用统一的规则生成。

（二）新领域的开拓

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心理学后为该学科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职业女性与为母之道以及二者间的冲突等成为社会心理学关注的课题。此外，特殊人口中的女性，如单亲母亲、性骚扰的受害者、女同性恋以及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等也被纳入了社会心理学家的视野。

在传统观念中，生育孩子和行使母职一直被视为女性的“本能”和“天性”，而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成为母亲，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由母亲来照顾，在养育孩子的组织方式上存在着历史的和跨文化的变迁。对母性（motherhood）是出自女性的生物本能还是社会建构的角色要求的不同看法，直接关系到以下问题的解答：那些追求事业成功的“女强人”群体的心理失落是天性使然还是社会建构的？这个面临职业追求和行使母性之道冲突的群体应如何调试自己的心理状态？里奇从自己作为母亲的亲身经历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母性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作为经验的区分。她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的母性制度是建立在女性从属地位的基础上的，男性专业人员（医生等）与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控制了女性的身体，堵塞了她们进行节育或流产的渠道，并树立起一种既理想化又低微的母亲形象，这种形象与实际上作为母亲的复杂的、活生生的经验相去甚远（Rich，1977）。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女性主义就母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并开拓出社会心理学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关于职业追求与行使母性的冲突问题；关于照看孩子的方式；关于单亲母亲及同性恋母亲等。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乔多劳（Nancy Chodorow）进一步探讨了现有的母性形式与个体的性别化形成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男孩和女孩心理上的成长是伴随着情感上对母亲的依附，以及与作为女性的母亲的认同而完成的，但创造一个独立的自我的努力与性别问题纠缠在一起。男孩通过巩固这样一种意识，即成为与母亲不同的性别、压抑对母亲的情感而完成心理上的独立。也就是说，男性气质是通过与母亲的对抗、对母子情感依附关系的拒绝以及对女性品质的贬抑来完成的，女孩则在她的心理成长中体验性别的连续性并抑制对于自主性的追求。这样便形成了男女两性在个性结构方面显著的差异——男性自我以分离和独立为基础，女性自我以关联与依附为特征。乔多劳相信，当男性与女性一样完全介入到对孩子的照料中去，男性与女性的心理差异就成为一个伪命题（Chodorow，1978）。

社会心理学家一直没有把家庭暴力列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一些传统的看法认为，丈夫打妻子一定有他的理由——是受到了妻子不适当的言语或行为的挑衅或刺激。女性主义不但不同意这种看法，且予家庭暴力以更加深刻的分析和更加宽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殴打，而且包括丈夫对妻子的语言暴力（侮辱）、精神折磨和性暴力（婚内强奸），同时也包括家庭中成人对孩子类似的语言和行为伤害。家庭暴力被赋予了权力结构关系和制衡的社会意义，从而成为社会心理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女性主义还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对女性在公共活动场所或办公室场所受到男性、男性上司、同事的侵犯而无力反抗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性骚扰体现了两性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以及公众关于身体和性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认为，性行为和性倾向是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属于生理的和本能的反映，还是社会建构的与男性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东西？对此完全有必要重新考量。他们还追问：性骚扰、性侵犯、强奸和婚内强奸等难道仅是男性对女性施展权力和控制的一种行为吗？另外，在论及有关色情和女性卖淫问题时，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更加关注作为愉悦和危险相混合的性经验和作为社会建构的屈辱性角色如何影响了女性的自我知觉。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追问，性关系是天生的、本能的，还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建构的？这牵涉到对以异性恋经验为基础的性关系模式的理解。女性主义试图打破那种标准的和强制性的异性恋模式，寻求以女性自身的话语来探讨和命名不同形式的性关系和性身份认同的含义。通过对同性恋群体和社区的研究，女性主义发现，性认同并不是简单地产生于个体，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中形成的。同性恋不仅仅代表一种不同于异性恋的性倾向或性行为，而且代表着基于个人身份认同的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它不是给定的，而是可变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提出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以酷儿指代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传统性别规范不相符合的人。这种理论既反对异性恋的压迫，又反对同性恋的同化，它包容了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这种理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两分法结构，而且还挑战了正统的同性恋文化和价值。女性主义有关酷儿的研究，为社会心理学研究又开拓了的一个新的视角。

四、促进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变革

社会心理学对新研究领域和问题的探索相应地要求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变革，因此内容的问题也就成了方法的问题。威尔斯通和格雷迪在《整合女性主义批判与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研究方法的另一个视角》中指出，女性主义对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程如样本选择、控制组及结果解释的女性主义的批判，能导致社会心理学家对现有方法的反思，从而使社会心理学更加“科学”；其二，女性主义者呼吁社会心理学家扩展现有的研究方法，更多地使用质的描述的方法，更加关注被忽视领域（如强奸、子女教育、家务劳动等）的研究，提高并保持研究者对政治与文化情境的敏感性（Wallston ＆ Grady，1985）。

方法多元是女性主义对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一大贡献。在女性主义者们的努力下，为主流社会心理学广为接受的是多重研究方法的使用，用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效度。社会心理学必须探索与接受多元的方法，因为研究方法的有限性会限制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正如谢利夫所提出的，主要的发展目标“不是传统所认为的‘硬方法’与‘软方法’，而是能获得社会世界丰富图景之信息和知识的寻求方式”（Sherif，1982）。

梅约在《女性主义思维与社会心理学》一文中指出，女性主义对社会心理学的四大启示是：第一，研究者应考察物质情境的影响；第二，研究者应考察社会文化历史情境的影响；第三，研究者应给予主观经验以合法的地位；第四，研究者应意识到研究对社会的影响（Meyer，1988）。近年来，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出现在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杂志中，如思诺德格拉斯对女性的直觉的研究、霍夫曼等对性别定型的研究、巴特勒等对女性领导者的研究等。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女性主义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罗特指出（Rott，1991），女性主义观点在社会心理学的未来发展中充当着一种系统的理论，换言之，是一种指导研究的综合性的视角：①承认科学中的价值的作用，价值的直接表述有利于减少科学所隐含的偏见；②强调知识对情境的依赖性；③关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应用；④多元情境中的多元方法的使用可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⑤社会性别被看作一个批判的社会范畴、社会生活的一个潜在的组织者，以及构成权力关系的一种文化建构。有研究证明，虽然20世纪80年代之前女性主义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此之后，随着多元背景的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的介入，女性主义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据统计，1974年，获得美国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中有24%是女性，而到198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