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本性迷失分析，人际相互作用、社会助长作用及社会惰化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人的本性会产生迷失现象，同样，公众个体及公众群体的本性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产生迷失现象，公众本性的迷失显然会给公关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因而，对于成功的公关人员来说，弄清公众迷失的系列原因显得非常重要。研究表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因群体背景而引发的社会助长作用、社会惰化作用及群体极化与群体思维等情形下极易导致人们的本性迷失。

一个未过门的女婿，准备去拜见岳母娘。路过一家食品店，见一条长蛇般的队伍延伸而出，原来是人们在排队购买脱销已久的金华火腿肠。“心上人”不是常说她妈最喜欢喝火腿肠冬瓜汤吗？何不投其所好，讨个欢心？于是，他使用出浑身解数，插进队伍的前列，一位大娘看不惯，批评他几句。他恼羞成怒，脱口便骂，把那位大娘气得愤愤而去。他如愿以偿地提着火腿，敲开了“心上人”的家门。谁知，出来开门的正是那位大娘。她目瞪，他口呆……事后，他悔愧交加：“早知她是谁，我……”他的父亲了解后，厉声斥道：“难道不是你未见面的岳母娘，你就可以那样无礼吗？”

一、人际相互作用

人的社会属性使每个人都会顾及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因而可能导致本性丧失。比如，由于群体相互作用的存在，导致人们在舆论、流言、归属感、整体感、认同感等的影响之下，失去个人或本身群体一贯的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会在一定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社会成员。因此，他必定会受到社会中其他成员及整个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过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并由此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在社会心理学中，个人的行为与态度由于社会压力或舆论等作用而朝社会占优势的方向变化的过程，统称为社会影响。本质上来说，一个人不断适应社会的过程，就是受到社会影响的过程。

二、社会助长作用

（一）社会助长的概念

社会助长也称为社会助长作用或社会促进，是指个体或群体在从事某项活动时，若有别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活动能够带来行为效率提高的现象。与社会助长相反，如果别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活动，造成了行为效率的下降，就是社会干扰。

心理学家特利普里特曾经以科学方法揭示了社会助长现象。他1897年的研究发现，有别人在场或群体性的活动，会明显促进人们的行为效率。在实验中，他让被试在三种情境下，骑车完成25mile（1mile＝1　609．344m）路程：第一种情境是单独骑行计时；第二种情境是骑行时让一个人跑步伴同；第三种情境是与其他骑车人竞赛。结果显示，单独计时情况下，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4mile；有同伴一起跑步时，时速达到31mile；而竞争情境则无更大改善，平均时速为32．5mile。特利普特在实验室条件下，让被试完成计数和跳跃等工作，也发现了同样的社会助长作用。

（二）社会助长作用的性质

20世纪20年代，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F．奥尔波特在哈佛大学也曾领导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助长作用的研究。一方面，他们发现社会助长作用的确广泛存在，并且不仅可以引起人的行为效率在量上的增加，而且也可以在有些工作上提高行为的质量。但是另一方面他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工作，并不总是带来社会助长作用。随着工作难度的增加，社会助长作用会逐渐下降，乃至最终变为社会干扰。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扎琼克和卡特莱尔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群体背景到底是起社会促进作用还是社会干扰作用，的确取决于当前工作任务的难易程度。如果工作为简单的机械操作或手工活动，则群体背景会造成社会助长作用。如果工作为一系列判断、推理的复杂思维工作，则群体背景的作用是社会干扰。

1967年，卡特莱尔等人做了一项实验，他让被试在独自一人时和在与群体一起时两种情境中学习单词配对表。配对单词有两类。一类由同义词组成，学习起来非常容易。另一类由无关单词组成，非常难以学习。结果表明，在容易的工作上，群体背景有明显的社会助长作用；而在困难的无关单词配对的工作上，效果正好相反，群体背景带来了社会干扰，成绩反而不如一人独自完成。

（三）社会助长作用的机制

群体背景为什么会造成社会助长效应呢？1965年，社会心理学家扎琼克通过研究提出了社会助长作用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社会助长作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体的背景增加了人们的内驱力。1981年，心理学家弗里德曼等人对此进行了更深的研究，并对这种社会助长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他们认为，群体背景之所以能够引起行为内驱力的增加，是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竞争和被评价的意识。弗里德曼认为，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已经学会了将社会情境作为竞争情境来看待。在有他人出现的社会情境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感到社会比较的存在而引发竞争压力，从而导致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增加。

他人在个体行为背景中存在时，便会直接激发人们的被评价意识，使人为情境转化为具有外加激励作用的评价情境。人们被评价意识的被激发，就会直接提高人们的自我观察、自我评价和自我调整的水平，使人们的行为过程实质上成为一个由高度自我意识支配的自我表现过程。按照自我价值定向原理，人们高度的自我意识被激发后，其行为遵循自我价值支持和保持原则，即其行为朝着有利于自我价值确立的方向发展，并寻求新的自我价值支持，或在自我价值遭遇威胁时进行自我保护。人们在被评价情境下，往往期望得到积极评价的动机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激发出来，因而导致其行为效率的明显增加。而且，人们被评价意识越强烈，社会助长作用也会表现得越突出。1981年，弗里德曼等人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有些复杂的思维工作上，群体背景之所以造成社会干扰作用，是因为他人的存在和由其造成的种种干扰，可以导致人的注意力不集中。不言而喻，对于复杂的思维工作来说，集中高度注意力显然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

此外，社会干扰的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他人的在场或参与激发了人们过高的焦虑水平，使正常的思维活动受到干扰，这种作用就像缺乏演讲经验的人在公众面前讲话一样，过度的被评价压力导致了过分的焦虑，从而忘了该说什么和无从说起。

三、社会惰化作用

（一）什么是社会惰化

社会惰化也被称为社会惰化作用或社会逍遥，是指个人与群体其他成员一起从事某项活动或个人虽然独自活动但有他人在场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常常比独自且无他人在场时的要偏少，从而出现活动效率降低的现象。

1913年，法国心理学家瑞琼曼做了一个拔河比赛的实验，在实验中，他要求被试分别在独自的和群体的情境下拔河，同时用仪器来测量他们的拉力。结果发现随着被试人数的增加，每个被试平均使出的力减少了。一个人拉时平均出力617．4N；三个人的群体拉时，平均出力是524．3N；八个人时是303．8N。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英格拉姆等更精确地重复了瑞琼曼的实验，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供实验用的拔河仪器。该仪器可以精确测量接力，并有6个明确划分的位置。实验时，被试被蒙住双眼，被安排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位置。实验要求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拉绳。结果表明，在被试认为自己后面的第2至第6的位置上还有其他人也在拉时，他的最大拉力要比认为自己只有一个人在拉拉力平均低18%。

1979年，拉特纳用测量被试拍手和呼喊声音强度的方法，同样揭示了社会惰化作用的存在。实验结果表明，与个人单独实验的情况相比，参与实验的人数越多，每人所发出的声音也越小。他人的参与直接导致了个人努力水平的下降。

1988年，社会心理学家杰克逊和威廉姆斯总结了49个有关社会惰化问题的研究，涉及被试超过4　000人。实验结果显示：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目标的群体越大，个人所做的努力水平也越低。当群体规模增大到8人时，个人努力程度仅为单独工作时的80%。在一定范围内，群体规模越大，个人努力程度反而越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惰化作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根据有关研究，前苏联1%的自有耕地生产了全国农产品的27%。匈牙利农民则曾在13%的自有耕地上生产出了全国农产品的1／3。拉特纳等人发现，社会惰化作用并不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物。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泰国、中国台湾省、印度、马来西亚等，也同样存在社会惰化现象。比如，东方文化下“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正是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的具体形象化。而我国广大农民在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过去人民公社时代合作社的制度下的劳动积极性要强，这也是非常好的证据。

（二）社会惰化的作用机制

在群体背景下，行为活动为什么会出现惰化现象呢？对此，社会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通过研究他们认为，个体在群体的背景下出现社会惰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群体的背景下，个人的评价焦虑减弱，使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责任意识下降，同时，出现了责任分散意识，从而导致行为动力也相应降低。拉特纳1979年的实验，以及威廉等人1981年的实验一致指出，如果让被试相信自己的行为效率可以被准确鉴别，或是对个人行为贡献可以单独进行测量，则即使与群体一起完成一项工作，社会惰化作用也不会存在。原因非常明显，单独测量使人们保持了足够的被评价焦虑，因而其行为的动机也得到了相应的激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表明，群体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并不必定导致“磨洋工”式的社会惰化作用。有人通过总结已有的相关研究，指出了较少出现社会惰化作用的五种情境：一是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二是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号召性或有效地激发了人们的卷入水平；三是存在以群体整体成功为目标的奖励引导；四是群体有非常强烈的团队精神；五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感非常强，每个人都相信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也像自己一样十分尽力。

四、群体极化作用^[4]

（一）群体极化的概念

所谓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按照群体极化假设，群体的讨论可以使群体中多数人同意的意见得到加强，使原来同意这一意见的人更相信意见的正确性。这样，原先群体支持的意见，讨论后会变得更为支持；而原先群体反对的意见，讨论后反对的程度也更强，最终使群体的意见出现“极端化”。按照群体极化假设，群体讨论会使群体的态度倾向朝两极方向运动，使原来不同意见之间的距离加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量实验研究很好地证明了群体化假设的正确性。例如，莫斯科维奇等人1969年的实验发现，群体讨论明显使法国学生对总理的积极态度得到加强，也使他们原来对美国人的消极态度强度变得更大。梅厄斯等人1970年以中学生为被试，考察他们在讨论前后种族偏见的变化，结果表明，高偏见组与低偏见组的态度差异在讨论后的确变得更大。高偏见组讨论后变得更大，而低偏见组讨论后也变得更小。

社会极化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普遍存在。社会心理学家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不同大学中的亚文化，会由于大学内部特征共同的同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加强，使学校之间的差异加大。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地区、同一个社会经济阶层的人群的许多特征，也会由于一个特定群体内部的相互作用而出现极化，使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距增加。

（二）群体极化的结果

日常生活中人们面临的决策情境常常是两难的。作出选择的同时也必须付出代价。试想我们正面临一个决策难题：一位青年人身患严重心脏病，不做手术则去日不多，做手术又有立即丧命的可能。如果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有10%、20%、30%、40%、50%、60%、70%、80%、90%、100%这十种情况，那么我们选择哪一种情况呢？我们愿意在冒多大风险的情况下考虑手术呢？

社会心理学家对于此类冒险决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广泛涉及投资冒险、赌博冒险、获取成功冒险等课题。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独自进行决策时，愿意冒的风险较小，倾向于较为保守地选择成功可能性较大的行为；而如果改由群体共同决策，则最后的决定会比个人决策时有更大的冒险性。

上述这种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具有冒险性的现象称为“冒险转移”。研究证实，这种冒险转移现象不仅在各种类型的决策中存在，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社会心理学家以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以色列等不同国家的被试为研究对象，都发现了冒险转移现象。冒险转移是群体极化在决策方面的特殊表现。

造成冒险转移现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人假设群体鼓励富有冒险性的见解。与个人决策的情境不同，群体决策情境为评价情境，个人需要提出一个群体其他成员所赞赏的选择，如果在决策上显得过于谨慎，个人会担心被群体成员视为胆小、保守、缺乏气概。第二，责任分散。从前面有关社会惰化及相关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群体的背景会直接导致个人行为责任意识的下降。责任意识下降的直接结果是使人们的冒险性得到鼓励。有关个性化的研究也证明，行为责任意识下降时，个人会变得敢于尝试通常被自我控制所抑制的行为。第三，文化价值倾向于对高冒险性有较高评价。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已经证实，人们倾向于对高冒险性的人有较高评价。日常生活中的斗牛、骑野马表演、竞技、空中飞人、飞机上走钢丝等冒险活动，广泛吸引了人们的赞赏，羡慕的眼光，表演者也被视为英雄。这样，在人类的文化价值中，高冒险与英雄气概联系到一起，从而使人们倾向于鼓励冒险。群体鼓励冒险倾向，也正是来自于这种文化价值倾向的影响。(www.xing528.com)

进一步研究表明，冒险转移本质上为群体的“极端化转移”。因为群体决策也要受到决策内容的影响，在有些方面，群体决策的结果不是更冒险，而是比个人决策保守。诺克斯等人1976年的研究发现，在赛马赌博中下注的问题上，群体决定比个人更为保守，赌注的数目小于个人决定。不过，无论群体决策的结果是更为冒险，还是更为保守，它都是群体极化的结果，是一种观点逐渐成了群体的主导观点。

（三）群体极化的解释

群体极化发生的首要原因是信息的影响。当群体中一种观点获得了最好的支持解释时，会使某些群体成员被说服，从而使他们改变观点，转向这种有说服力的观点，使这一观点在群体中出现极化。辛茨等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论据是使一种态度在群体中被极化的主要因素。

在信息影响方面，积极的语言参与要比被动地听别人陈述引发更多的态度变化。格林沃德1978年通过研究揭示，积极的语言参与可以扩大群体讨论的影响，使人们变得易于接受一种观点而使其极化。

此外，群体讨论会造成规范性影响，使人们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去支持与自己观点接近而又较极端的人。

五、群体思维作用

（一）群体思维的概念

群体思维是指一些凝聚力较强的群体在进行问题决策时，其思维方式通常倾向于寻求一致的现象。

为了明晰群体思维产生的原因，耶鲁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就一直致力于群体思维的研究。他对美国各界高层决策失误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这些案例包括：1941年珍珠港攻击中的美国军队不设防，1961年美国对古巴的入侵，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越战争升级，以及1986年发生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爆炸等。詹尼斯的研究发现，凝聚力非常强，同时又极少受到外界不同意见直接影响的高层决策小组，通常容易出现保持意见一致的情况，使不同意见和评论受到压制。根据他的总结，导致决策失误的群体思维主要有以下八种表现。

1．盲目自信

盲目自信即过于自信，是一种无懈可击错觉。这种群体通常认为自己没有潜在危险。詹尼斯发现，出现群体思维的群体往往有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思想，以至于该群体中的人们看不到外来的警告与警示，看不到一种决策的危险性。

2．倾向合理化

群体习惯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进行决策，并将相应的决策与决定进行合理化，常常忽视外来挑战与反对意见。群体形成决议后，就会花更多时间将决议合理化，而不是对决策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

3．深信群体的道德

群体中的成员通常相信自己群体的决策是正义的，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很难理会外界从道德上提出的挑战与反对。

4．对待对手刻板化

群体思维者习惯对自己的对手持有刻板化的看法。群体思维的卷入者常常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对手）就是恶魔，不屑于与对手谈判，或认为对手过于软弱、愚蠢、不能够自我保护，因而，认为所在群体的既定方案定会成功。

5．从众压力

根据群体的特点可知，群体成员的观点与意见比较一致，往往不欣赏不同的观点与意见。对于怀疑群体立场和计划的人，群体一直处于反击的准备之中，而且常常不是以论据进行反击，而是以嘲讽的方式使其难堪。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多数人在面对或可能面对这种嘲讽时，就会变得赞同群体的意见。

6．克制自我

个体的不同意见将会与群体的意见不一致，会因此而破坏群体的统一，因而群体成员出于这种考虑通常会避免提出与群体不同的意见，克制自己对决定的疑虑，甚至有时怀疑自己的忧虑是否多余。

7．群体错觉

在克制自我与从众压力之下，群体的意见看起来是比较一致的，由此造成了群体统一的错觉。这种统一的错觉又会使群体决策合法化。缺乏不同意见造成的统一错觉，甚至可能使罪恶的行动合法化。

8．思想防御

正如存在身体安全防御一样，人们也会存在思想防御。一旦群体决策形成之后，其中的某些成员就会扣留那些不利于群体决议的信息与资料，或者是限制其中某些成员提出不同的意见，借此来保护决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二）群体思维的防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群体思维可以直接导致决策出现缺陷。虽然群体决策并不必定带来群体思维的不良影响，在很多条件下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好，但是群体思维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并由此而造成巨大的决策错误。当今世界，无论政治决策，军事决策或经济上大企业集团的决策，决策智囊团的运用已成为普遍潮流。多数国家的高层决策也是以群体讨论的方式最后形成决议。显然，有效避免群体思维的不良作用，减少主要决策集团的决策错误，无论从群体自身利益，还是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着眼，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2年詹尼斯在其《群体决策》一书中，提出了防止群体思维发生的十种具体操作方法：

①使群体成员懂得群体思维现象及其发生的原因与后果；

②领导者应当保持公正，不要偏向任何立场（防止形成不成熟倾向）；

③领导者应引导每一位成员对提出的意见进行批评性评价，应鼓励提出反对意见和怀疑；

④应该指定一位或多位成员充当反对者角色，专门提出反对意见；

⑤时常将群体分成小组，并让它们分别聚会拟议，然后再全体聚会交流分歧；

⑥如果问题涉及与对手群体的关系，则应花时间充分研究一切警告性信息，并确认对方会采取的各种可能行动；

⑦形成预备决定后，应召开第二次会议，并要求每个成员提出自己的疑问；

⑧在决议达成前，请群体之外的专家与会并请他们对群体意见提出挑战；

⑨每个群体成员都应向可信赖的有关人士交换意见，并将交换后的意见反馈回群体；

⑩用几个不同的独立小组，分别同时就有关问题进行决议（最后的决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避免群体思维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