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独立之路,学科的独立性首先取决于学科所研究对象的独立性

逻各斯作为理性规律，在西方思想中以不同的面貌几乎统治了两千年。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是“理念”，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是“实体”，基督教哲学中是“上帝”，在笛卡儿的理性中是“我思”，在康德的哲学中，逻各斯作为形而上学的中心从超感性的理念和上帝变成了“自在之物”。至此，表明逻各斯已经不再具有真理的自明性。当理性逻各斯在美学领域不再是真理与威权时，美学界的思想潮流又不免从理性的极端摆向感性的极端。之后西方美学发展的事实说明，感性、情感、欲望等作为一种反抗理性桎梏的力量是有其重要价值的，但难以依靠它重建美学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秩序。这种特点在尼采的冲创意志、柏格森的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及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中，都已有充分地表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在理性的压抑中走向窒息的美学，又将被情感和欲望解放的泛情潮水冲击得行踪难定。

据此可以认为，由于美学没有自己确定的根植土壤，因而造成了美学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在美学的发展历史上，理性曾为它提供过稳固的学理根基，但过分哲学化的弊端却使这一学科丧失了它应有的审美活力；虽然情感的张扬重新使它恢复了审美的属性，但过度情感的泛滥又使它重新面临无处植根的命运。至此，改变美学无根的命运，就成为这一时期美学学科的迫切任务。

回顾美学的发展历程，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在探索美学独立的道路上应该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康德在写出《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深感他自己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在真与善的之间缺少连接，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想到要以美作为两者之间的沟通。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明确指出，审美活动应归属于判断力而不应归于单纯的感官感受，假如美感只表现为一种刺激感官的快感，那它就不是美而只是一种非审美的欲念满足。同时康德认为，审美判断的主要内容是情感性的，与理性的概念无关。如果美一旦立足于逻辑判断的话，那么审美活动势必成为与审美无关的认知活动。可以看出，康德首先做的不是寻求美学与其它领域的共通性，而是通过十分理性的探讨明确区分美与非美，并藉此使美学脱离真与善的钳制而独立。

由此，康德通过审美无利害性的论述，为美感找到了一种独立的属性。他认为，在人类的诸种快感中，“只有对于美欣赏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它既没有功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康德：《批判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6页）康德认为，不涉及利害的审美活动才是真正自由的审美活动，因为它不需要出于某种功利目的，勉强赞美某一对象。在这样的状态下，任何心理活动都将自然地指向某个对象，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对象进行独特的判断和发现。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只涉及对象的形式而不必涉及对象的内容，这是由于对象的内容往往与主体的功利目的关联，只有纯粹的形式才和功利无关。这就犹如人在不同心态下面对美食的态度：假若他因饥饿看到美食马上勾起食欲，那么满足食欲的需要会使他只关注美食。此时，审美趣味已经无暇顾及或感到不重要。另外一种情况下，假若他看到美食首先引发了一种感动，对赐予美食的造物主激起一种感激之情，或者对美食的形色激发出了一种研究的兴趣，那么前者是对事物内容的认识需要代替了审美的需要，而后者则是一种审美伦理的联想。由此可以看出，康德为审美划定了一个独特的关注维度，审美就是关于对象形体、色彩、香味等纯粹物质形式的欣赏。只有在这个特殊的区域中，美才会与利害概念无关，审美才可能成为自由的形式。

学科的独立性首先取决于学科所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康德对美学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它对审美的无利害性和美是自由形式的独到界定，这两点毫无异议都是独立的美学问题。并且，康德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像之前的学者们那样乐道于扩展美学的疆域，而是尽量避免扩大美学的解释领域，更专注于研究对象本身。这种方式无疑有效地避免了美学因过多涉略其他学科，造成自身独立性的缺失。康德不仅仅致力于研究美走向自由的命题，还关注美与道德完善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美学研究从美的核心地带向美与真、美与善作了有意的拓展。

至此，康德作为时代美学精神的象征性人物，对美学的未来走向起到了先导的作用，为后人建立美学的独立王国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在康德之前，艺术与现实分离的思想，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已十分盛行，这种分离的表现就是以意象中理想化的异域世界与现实“文明”世界形成对照。比如伏尔泰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在著述中对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进行了不切实际的美化，以及狄德罗在其艺术理论中对野蛮人性和激情的呼唤、卢梭对文明的谴责与对自然的赞美等。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与现实疏离的审美情感。显而易见，他们是通过对异域世界、野性、自然和现实的对照，来构想自己作品的理想王国的；他们设想的异域世界是一个人性完美的审美世界，这种设想在和现实的对照中获得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可以看出，康德式的纯粹自由美，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审美理想，他的贡献在于为这样的审美理想探索了理论上的依据。(www.xing528.com)

康德对审美理想的上述探索，使之成为浪漫主义运动在美学领域里的奠基人。他关于天才、自由、主观创造、人性尊严的见解，都成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十九世纪，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充分表现物质强力的时代，贪欲成了促进社会物质进步的主导性动力，充分功利化的社会处境给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说新兴的资本主义是漠视艺术的，那么艺术也必然对资本主义给予相应的漠视。当时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者拜伦和雪莱，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和骚塞等勇敢地对抗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捍卫了美学和艺术的一席之地。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金钱的霸权越来越显示出它统治世界的威力，而艺术独立王国的梦想，则越来越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美学已无力构成和现实功利对抗的力量。在那个反美学的时代里，任何一种为美学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艰难的，拜伦和雪莱的英年早逝应该说是为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歌德曾以《浮士德》中欧福良来影射拜伦的命运：浮士德和美神海伦所生的儿子欧福良，一出生就试图脱离地球高飞远举，最后却因翅膀折断而摔死。《浮士德》无疑是一个关于浪漫主义理想的悲剧寓言。

十九世纪是西方艺术发展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社会对于艺术除了否定还是坚决的否定。艺术家们惟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躲避到艺术的非功利王国中去自我抚慰。关于这种心无所系的逃遁状态，王尔德曾指出：“我们是一个动荡、疯狂时代的产儿。在这绝望和沮丧的致命时刻，叫我们往哪儿逃，往哪儿躲？只能到美的安全的洞穴里去，那里随时可以获得许多欢乐和少许陶醉。”（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这些物质上一无所有，其创造的价值也无人认可的艺术家，被社会遗弃而成为多余的人。但是，多余的人也往往容易成为无所畏惧的人，因为在毫无顾忌的自我放任中，他惟一可能失去的东西仅仅是苦难。主流社会对艺术的漠视，反而成为其艺术真正走向自由独立的前提。十九世纪那些被后人称之为积极浪漫主义者的司汤达、维克多·雨果等，他们之所以能以澎湃的激情对各种社会不公正和丑恶的现象进行猛烈抨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不欢迎他们的时代所造成的。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消极浪漫主义的传人们对艺术王国的经营，明显要比积极浪漫主义者花费了更多的心力，也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因为前者倡导的是主观战斗精神，不但因艺术家过度的激情宣泄导致情感的失控和泛滥，而且也因过度担承社会责任对艺术创造的纯粹性造成损失。相反，像波德莱尔、王尔德这些艺术王国的退守者，由于他们和主流社会之间的疏离，对艺术本身的探索才是他们唯一值得去做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在这种处境下的艺术观点，必然有效地捍卫了艺术的纯粹性和完整性。

从确认审美的无利害，到追求美与艺术的独立，从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对于美学的探索没有穷尽。这种探索使我们避免了关于美和艺术发生学的深度穷究，避开对美和艺术的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始终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美和艺术本身。在美学研究中应该看到，社会经济、民族、环境、时代等外部因素都对审美活动构成重要影响，但形式主义美学研究却提示我们，美和艺术本身才是美学研究真正应该关注的对象。在心理学研究层面上的创造心理动因的研究，无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直接影响艺术活动的心理归因。也就是说，美和艺术可能是社会、时代、民族、创造者个人生活经历的综合产物，但这些东西还不是美和艺术本身。美和艺术与社会经济、民族、环境、时代等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关系，以母体与子体的关系来比喻是最恰当的。虽然子体受母体的孕育，但从子体从母体中有了生命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具有独立的生命意义了。与此相对应，西方19世纪前期的美和艺术的独立运动、20世纪以来对情感泛滥的遏制、对文本的形式结构分析等，这些关于美学探索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美和艺术自身的生存空间，使之由一种依附性与被遮蔽状态中得以独立，让美学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而发展，使其向可用理性面对的确定性与真实性还原。

传统的美学目的论研究，总是在探讨美的社会学基础之后，轻而易举地进入到对美的社会使命探讨的层面之中，以使美学作为政治、伦理目标的一种手段。在这种研究中，艺术存在的价值往往与德育或政治教育的功能混为一谈，由于它比空洞的道德、政治说教来得更为生动、形象，所以人们很乐于利用美和艺术来施行道德教育，抑或称之为美的熏陶。艺术实践者本人也极容易将发掘艺术作品的微言大义作为自己的惟一任务，好像只要受到了道德与政治的肯定，自己就等于进入了不朽艺术的行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传统的美学目的论研究都会形成这样一种结果。对于美的创造者来说，他除了自己艺术的独白之外，必然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艺术想象。但当艺术创造者像上述情况那样，将一种艺术作品演化成情感政治学或情感伦理学的载体，那他也是对艺术独立价值的抵消，因为政治、伦理说教与审美毕竟不是一回事，审美永远不会像政治与伦理那样旗帜鲜明。在现代艺术研究中，当美与艺术的发生学和目的论被搁置，也就预示着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崛起，即作为客体存在的文本。可以认为，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对文本的重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一个关于美学问题的隐喻。当一切外在附加的价值和意义都不足以证明美形成的原因时，当一切对艺术创造的心理发生学研究都被证明缺乏科学的依据时，当一切过度的情感提倡都导致了美自身的失范时，所有这一切都在预示着：美向美本身的还原已不可避免。于是，一切表达的、寓意的，即所有与外在之物的关系都不再被理会，美终于成为一种自在的思想的实体。换句话说，美学争取独立的历程，就是为了让美重新回到美的本身，以美的物性的实质替代对美不切实际的神化，以美在物象层面的独立性，代替对美的存在的深度研究。这种使美回到美本身、使艺术向艺术本身还原的探索，也是对美自身价值判断的一种方式，它是西方现代美学为人类美学发展昭示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