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与文化冲突的介绍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亦称文化强权、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一般是指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观的强加行为。这一概念是由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来，他认为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统治形式，统治阶级要统治市民社会，就必须借助文化人和文化机构，使自己的伦理、政治及文化价值观成为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使“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其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式。”[1]事实上，在这之前，西方殖民主义者早就将文化霸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政策运用于国际舞台，在它们所到之处肆意摧毁当地的文明，否定或改变当地的道德准则，强行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来主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文化霸权主义并未销声匿迹，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它又变换了一张新的嘴脸，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影响着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

(一)文化霸权主义的时代背景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断发展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冷战结束后，原来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和意识形态对立宣告终结，许多国家开始致力于社会改革、经济发展和文化振兴，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大大强化了民族和文明意识，从而使衡量一国的强弱不再单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而是以“综合国力”为标准。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科技、自然资源等实力要素，也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等精神要素。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文化的地位极大上升，它已经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成为决定国家实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霸权意识”严重的国家便把视线转向文化领域，试图以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一统天下，取得政治斗争、军事力量所达不到的目的。现代化传播媒介为之提供了便利，文化霸权主义从而应运发展，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

其次，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发达国家在一些领域中进行垄断、操纵的不公正不合理局面，并提高自己的发言权，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邓小平也在1988年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至于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说：“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2]冷战后，建立国际新秩序被提上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而且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建构世界文化新秩序的问题也摆在了世人面前。美国政府把建立“世界新秩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美国是从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其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构想，其“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上“扩大民主”，文化上推销西方价值观和美式生活方式、政治模式及其“文化快餐”。可见，美国心目中的“国际新秩序”是建立由美国一家独霸的单极世界，其宣扬的“担负起领导全世界的责任”，实质上就是在全世界普及美国的价值观和维护美国的利益。

在当前世界人民呼唤世界新秩序的关键时刻，美国大力推行文化霸权政策，有着很深的用意，与美国的整体国家战略步调一致。2005年，美国推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在美国以武力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后，为进一步推动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加速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按照美国的模式来重建中东地区的统治秩序，小布什政府提出的这一计划，涉及范围包括了二十二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阿富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美国政要们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声称“要让民主之风吹遍中东每一个角落”，为此，美国国会还专门拨款三百万美元用于支持伊朗“发展民主”，在全球推行民主也成为小布什第二任期的政策重心。

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文化霸权主义不但没有减弱其发展势头，反而变换各种新的形式，活跃于当今世界的国际舞台上。

(二)文化霸权主义的渊源

文化霸权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历史现象，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根源。要想深刻认识文化霸权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实质，就必须对其理论及历史渊源进行研究。

首先，从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渊源上看，自葛兰西首次提出文化霸权主义的概念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这一问题给予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主要有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以其著作《文化帝国主义》[3]为代表。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模糊、散漫的概念，他论述到，“就是一个国家有那样一种权力，可以把他们的文化转置到别的国家。这牵涉到对文化的理解。在我看来，文化是人们对他的日常生活的理解，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它的传播与扩散是非常复杂的。就像我在书中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有转置文化的可能。”[4]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汤林森认为，理解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途径有四种：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作为一种对现代性批判的话语。总之，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论调，是维护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之一。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理论的又一典型代表。福山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制已彻底战胜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旧的敌手，而新的敌手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又由于自身的缺陷不足以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因此，历史已经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留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5]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与最后形式，消费文化必将造成一个全球同质的、西方化的社会。福山说，原来那种被视为唯一、一贯的演进过程的历史现在走向终结的思想，是与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观密切相关的。福山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有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终极形态的看法，对黑格尔来说，社会发展的终点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来说，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已先后战胜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于是自由民主在目前就普遍存在于全球不同的地区与文化之中，成为唯一的政治憧憬对象。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以说是文化霸权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为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个理论基础并不能让人信服。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代表之一。与福山不同的是，亨廷顿并不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他坚信的是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竞争性。他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民主并不是普遍的模式，被西方文明视为世界性的东西，其他文明则视为帝国主义。他指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它确定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同一性。冷战结束后，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上正在取代由经济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同经济利益、实力等物质因素相比，更能影响政治结果。他把世界文化分为八种，认为“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想在残骸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在全球和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6]所以，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对处于上升势头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充满忧虑，为对抗这两种文明的结盟，他的策略就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保卫和维护西方文明。从亨廷顿的这些理论主张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暗含的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文化霸权主义思想。

其次，从文化霸权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看，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是其产生的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对世界文明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都阐述这样一种观点：只有一种真正的文明，即西方文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是缺乏生命力，就是汇入了西方文明的潮流之中。西方文明是适合所有人的“普遍文明”，西方价值观是全球的价值观。如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带着欧洲人的自豪庄严预言：“一部人类历史重心的发展，犹如太阳的行程，东升西沉。所不同的是，在历史的太阳西沉之后，它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西方将占据世界的中心。”[7]近代西方文明的传播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相伴随。西方中心主义者否定任何文化类型的发展都是根据自身不同的文化背景、条件和需要进行选择和创造的结果，而坚持认为只有他们看待世界的态度、价值标准、行为模式才是正确的、文明的。所以，他们总是不认真、也不愿意倾听东方的声音。即使在近年来东亚国家相继崛起，创造经济奇迹的事实面前，一些西方思想家依然对东亚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一事实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或者认为这是西方输入的结果。

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一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而产生的优越感；二是由于西方基督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所以，他们不能容忍地球上出现同西方文化价值观相悖的现象，这种思想是文化霸权主义之所以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历史根源。

另外，冷战思维的战后影响，是文化霸权主义在战后得以发展的又一历史根源。冷战后，一些习惯冷战思维的国家或组织，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将争斗转向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西方就有人扬言要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被美国视为是和平演变策略或者说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胜利。老布什曾在《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8]美国一些政府要人也多次在一些外交政策演说中，提出“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展战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超越不出长期适用的冷战模式，忽而积极插手拉美，试图建立一个“民主化半球”，忽而以当年“自由欧洲电台”为蓝本，设立了“自由亚洲电台”，并坦言：“自由亚洲电台也将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言论和行为一方面清楚表明美国在本质上依然一如既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文化霸权与政治霸权的内在关系以及文化霸权主义政策在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三)文化霸权主义的当代表征

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扩大了国际交往和合作。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发达国家在有选择地输出经济和技术的同时，大量和无保留地输出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对人类的文化格局的变化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文化霸权主义有着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首先，以经济实力为基础，推行西方价值观念。西方的外交决策者将西方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念简化成一套意识形态教条，主要是政治民主化、人权等方面的内容，并把其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借助经济科技优势，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在具体措施的运用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利用经济援助，推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年来，美国积极援助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借此推行美国民主思想。据美国媒体报道，2001年3月19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统2002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01年贸易协议报告》，该报告回顾了2001年美国主要贸易政策发展，并提出2002年贸易政策重点的指导原则，并指出，布什政府把与国会合作、利用贸易授权拓展国际市场作为突出重点。美国国会也已通过相关议案。在全球贸易谈判方面，美国将在新一轮谈判中鼓励并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参与贸易谈判，并鼓励发达国家、多边发展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为不发达国家参与谈判和实施贸易协议提供技术援助；美国将协助俄罗斯进行入世准备，支持俄罗斯实施改革、推行法治经济、履行开放承诺，等等。同时，美国在区域贸易、双边贸易谈判方面都为相关国家提供了援助。当然，这些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报告宣称，美国将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继续强调美国价值观，通过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鼓励法治、经济自由化等方式促进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普及。

其次，是利用全球化教育和文化交流拓展其文化影响。借助因特网及先进的通讯技术，基于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教育大大便利了全球的学习者，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了个别灵活的课程和教学，关注了学习者的个体需求，但是，全球化教育的背后往往隐含着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全球化教育中的文化渗透与侵略并不只是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上，发达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这种问题。例如，美国不仅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也对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美国文化产品占其电影市场的95%，电视剧的93%，英语节目的75%，书刊市场的80%。[9]对发达国家来说，教育的国际化直接或间接地给他们带来了文化和人才的双重收益。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居于优势地位，教育的国际化可以增强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和影响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的国际交流过程中以廉价的方式吸引大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一流人才。发达国家充分利用本国教育资源的优势，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优势，向外国开放，大量招收留学生，向外输出教师，形成了教育产业的国际化。美国教育产业的总收入一年高达两千亿美元，占美国经济所有产业的第三位。美国是世界上接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仅留学生在美国的花费每年就有七百亿美元。[10]可见，利用教育优势，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不断从发展中国家的高等院校乃至中学选拔比较优秀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高薪、优越的生活条件等吸引其中的杰出人才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的代理人。

除此以外，西方发达国家还以文化交流为借口，把本国的强势文化、西方价值观大量输出到第三世界，以实现其文化霸权主义的政治目标。通过鼓励技术移民、培养形成美国价值标准的“白领文化”、设置研究基金或组织向学者们输入西方政治理念，以学习、考察为诱导，传播民主、人权和自由思想等等政策手段，向外扩张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

最后，借助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进行文化扩张。大众传媒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成为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的文化策略就是“国际化”，以达到文化渗透的目的。

美国政府积极地利用大众传媒，向全世界宣传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试图使全球“美国化”。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美国的国际新闻机构不断合并、扩大：1942年美国成立了战时新闻处；1945年成立了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处；1952年美国政府将二者合并，成立了国际新闻署；1977年美国国际新闻署和国务院的教育文化事务活动中心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文化交流署。美国新闻署自成立以来，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扶持，其每年的经费均保持在一亿美元以上，保障了文化渗透的持续性，同时也保证了美国新闻机构能够长期吸引国际化的新闻人才，从而进行国际性的渗透活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除了一部分是美国公民，还大量聘请当地或其他国籍的人担任。

此外，美国的新闻机构在业务上也表现出国际文化渗透的特点。美国共有外文报纸、杂志四百多家，包括八十多家日报在内，是用大约三十多种文字刊印的。美国著名的三大报纸之一的《纽约时报》，不仅向全国报馆发布新闻稿，而且还远销五十多个国家。美国对外宣传的喉舌“美国之音”至1970年便已使用四十多种语言，通过九十多个发射台向国外广播。随着电子新闻采集系统，包括卫星、电缆、电视、光纤、激光束迈向人们的生活，美国国际电视通讯组织成功地发射了一系列卫星，实现了向全世界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提供电视频道的计划。早在1977年“国际通讯卫星四号”系列载着有四千条或六千条声音线路和两个电视节目频道，通向八十多个利用这个系统收录电视广播的国家中的一百五十多根天线。[11]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媒体向外扩张的势头更加猛烈。重点对象是亚洲，因为亚洲的独特魅力在于人多而市场广阔，未来十年内亚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2/3，也就是说全世界潜在的电视观众有2/3在亚洲，传媒巨子默多克为了实现他的全球电视帝国梦想，于1993年7月以5.25亿美元的高价买下了香港卫星电视63.6%的股权，掌握了这个亚洲最大的卫星电视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进军香港，目的是为了夺取亚洲这块“电视的最后疆场”。

从全球传媒的情况看，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趋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了平衡，呈现出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传媒产品的国际市场也逐步形成，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威望迪环球、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美国电报电话宽带公司、索尼、康姆卡斯特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甘乃特十大全球媒体支配着大众传媒市场。在这些传媒产业巨头的引导下，全球五十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上95%的传媒产业市场。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的大公司垄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的内容来自于美国；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有1.2%。美国公司出产的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领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12]

总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传播市场的严重失衡，致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产品大规模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宣扬了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美国文化因此空前扩张。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互联网也日益在西方文化扩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信息革命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它从根本上变革了通讯工具和交流手段，开辟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信息革命大大便利了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互联网为文化霸权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信息时代的文化霸权主义比过去传教士的文化殖民主义要隐蔽和快捷得多。据统计，因特网用户的88%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美国拥有的电脑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所拥有的电脑总和还多。2000年1月，EXCITE公司对全球6.4亿左右的互联网用户进行语言认证，结果是英文信息占71%、日文占6.82%、德文占5.08%、法文占1.75%、中文仅占1.52%。[13]凭借这种优势，目前美国文化占据了网上信息资源的80%-90%，人们一进入因特网就好像进入了美国文化的环境之中，使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伴随着西方信息的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霸权思想，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霸权主义。

二、文化霸权主义政策下的文化扩张与抗争

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在不断上升，文化扩张与文化抗争因此而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持续不衰的热点。西方强势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文化外交中奉行文化霸权主义政策，向其他民族和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不考虑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中断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而使整个世界的文化同质化，使全球文化朝着单一的向度发展。当代西方国家借助于他们对全球化的主导性作用以及西方中心论、种族优越论、文化冲突论等文化霸权理论的支持，在全球化时代全面来临的当今世界里大肆进行文化扩张，从而导致文化上的纷争与冲突。

(一)文化霸权主义政策的运作程式

西方国家实施文化霸权主义政策的运作程式具体说来可以从媒介霸权、话语霸权、意识形态殖民等方面进行分析。媒介霸权提供了文化霸权的技术基础，话语控制疏通了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文化产品隐含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在被输入国的广泛渗透与认同，最终也能实现文化霸权的目的。

西方国家在文化传播媒介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和霸权地位，为他们实施文化霸权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通过传媒的绝对优势力量，西方文化在走向文化霸权的过程中，首先形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话语控制。福柯在论述知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时，提出了话语就是一种权力的观点，这种观点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在特定的文化领域中某种话语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那么这种话语就成为普遍性的话语，但它实际上约束、限制了文化创作及其传递，所以话语占领也就是权力占领。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独立性的国家政权之后，大都致力于经济、政治方面的建设，而在文化建设方面和西方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就借助于强大的资本支持和媒介力量入侵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国家文化发展的引导者、启蒙者，并在这些国家的文化领域占据核心地位。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创作、发展过程中则模仿外来的西方国家文化，其文化话语规则、程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文化话语的复制。

在媒介霸权和话语控制的基础上，西方文化产品所隐含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内容在被输入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渗透，造成了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殖民，从而不断侵蚀着被输入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甚至中断该国独立自主性的文化发展过程。内含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西方文化，在传播中极大地影响了输入国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文化认同，特别是西方的大众文化通过夸张式的处理，以富于诱惑力的、美化了的形式把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展现在受众面前，这些被输入国的受众在接受的同时产生了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渴望、向往。这种来自民众的心理愿望在被输入国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冲击力，乃至于造成该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例如，法国著名学者马特拉在《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片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详细分析了迪斯尼卡通片的现象层面和文化内涵之后认为，卡通片内含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主题：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到落后地方发财的成果及其惊喜；弱肉强食规则和对落后地区、种族的有意嘲讽等等。因此他们提出“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它的后面顶着整个的上层建筑，充溢着各种各样的期望和行为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社会观念，以及对于过去的种种诠释”。[14]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殖民效应，著名的卡通文化研究者伯克结合美国卡通片指出，大众文化使被输入国的受众产生了这样的观念结果：“美国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美国人的优越感是自然而然的，符合每一个人的最佳利益。”[15]

当然，文化霸权的真正实现必须是建立在文化受众对外来文化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上，如果被输入国的文化受众并没有接受和认同西方大众文化所内含的意识形态，那么文化霸权政策就没有真正实现其目的。英国学者汤林森在其著作《文化帝国主义》中就是以文化受众的主动性为由否定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本文认为，人在文化活动中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他是主动性的、自主性的，他们在对各种文化产品的接受中具有选择性、创造性，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文化背景、理想追求对产品所内含的意义进行诠释乃至重构；另一方面，他又是被动性的，他不可能完全拒绝产品的意义，经过不断的冲击和渗透，文化产品的意义多少都会在他的思想观念上留下印记，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尤其是对于文化素质比较低的文化受众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殖民效应就不可能不发生，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受众中程度不同而已。

了解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运作程式，对我们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发展和创新民族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大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决不能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漠然视之，而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及早着手，提出有关理论，制定有关政策，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更好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

(二)强势国家的文化扩张

从历史上看，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在世界近代史上占据霸权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在这个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欧洲列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霸权。“在这期间，欧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便随之传入这些地方。这些殖民主义者立脚之后首先要按照他们本国的政治经济司法体制管理和统治这些地方，同时把本国的宗教带进来，让当地人改变信仰，他们也办教育，学校里自然用的是欧洲学校的课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带进了这些远比欧洲落后的国家……诸如此类的事情自然而然地使殖民地的人民接触到了迥异于本土文明的欧洲文明。”[16]以印度为例，马克思曾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做过精辟论述：“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7]从欧洲文明向外传播的第一天起，世界各地便不可避免地、或先或后、或深或浅地处在欧洲文明的影响之下，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谈到日本的发展道路时也说：“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要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18]可见，从整个世界近代史来看，西方列强不仅占据着世界政治的霸权地位，而且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征服，西方文化也随之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扩张。

即使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19]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回到自己国家后运用本土化来创建并维护自己的国家，但在他们所领导的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乃至生活方式上，仍然能够看到西方文化的痕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0]进入近现代以后，西方强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其中以美国的文化扩张最具有代表性。

以美国为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着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稳坐世界霸主的地位，在政治上，相当程度地影响着世界舆论的导向，左右着国际规则的制定；在文化上，他们将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简化成一套教条，并以“超文化”手段，如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等形式向世界各地输出，从而赋予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主义。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总裁迈克·艾斯纳曾洋洋自得地说：“全世界都渴望美国文化。”其野心昭然若揭。因此，有的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武力、经济与政治的扩张最终必然要转型为文化形态呈现出来，所以哪里有文化扩张，哪里就有殖民文化。”[21]在冷战时期，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无时不在西方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杜鲁门的“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肯尼迪的“和平战略”，还是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卡特的“人权外交”、里根的“新遏制战略”，都把文化渗透作为一个重要的砝码加以利用。这一点诚如尼克松所言：“思想有其自身的力量，我们可以使思想穿越屏障”。[22]“国家意志远远超出了准备使用军事——不管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的范围”，“国家意志还包括一个纯真的基本信念，相信美国在斗争中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们在世界上所代表的一切是值得保卫的。”[23]冷战后，老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和“世界新秩序”战略，克林顿政府的“人权外交”和“输出民主”战略，同样具有浓厚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今天存在一种打上‘美国制造’的世界文化”。[24]总之，利用文化进行扩张贯穿于西方大国的扩张史中。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扩张的途径也更加便捷。如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消费方式和竞争对抗方式，其对文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产生了所谓的网络文化。正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说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正在逐渐变成现实。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霸权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其唯一的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据2002年4月25日《参考消息》报道：目前“美国、日本和欧盟控制了全球90%的媒体。1980年世界上每发布五条消息，就有四条来自美国。每天的情况与之类似，但在新科技和图像领域内的垄断更加明显，例如世界上80%的视听节目是美国制作的”。[25]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国家大量输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艺术品、广告等等，从而潜移默化地输出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西方文化的时尚，逐渐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熟知、羡慕，并可能形成竞相模仿之态势。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被同化、瓦解的危险，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将成为一道世界性的世纪难题。

西方国家费尽心机地大力推行文化扩张战略，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实现其战略利益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以及其所作所为的合法性。早在1938年，美国一位国务院官员理查德·帕蒂就说：“政治渗透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经济渗透往往被斥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着思想交流和无拘无束。”[26]这些政策思想十分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冷战后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冷战后世界蓝图的设计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苏联的政治变动被西方许多人归结为“民主制度的胜利”，甚至将它说成是“历史的终结”。[27]为此，美国积极推行和扩展西方文化，老布什政府认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利益与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28]老布什认为，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敌人是我们的目的，武力则是手段。”[29]可见，没有文化霸权主义提供理论上的论证，西方国家的政治号召力和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在约瑟夫·奈等人看来，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中斗争的新领域，通过文化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谋求“文化霸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国家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们必然会为扩大自己的文化权力及影响力而不断地努力。随着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西方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西方文化的影响，才能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对其他文明中的人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即使是信奉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也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而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30]

总之，当今世界上的某些强国在文化上奉行霸权主义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向其他弱势国家进行文化扩张，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警觉。文化的发展不能照搬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一个时代和一定民族的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之中，这是人类社会得以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背景，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个性，人类文化应该保持多样性，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人类大家庭的文化丰富多彩，才能显示出各民族人民的智慧，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当然，警惕文化霸权主义，不是简单地、盲目地搞“文化排外”，如果这样，就是文化愚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不可以的，我们要抱有正确的态度，在反对西方强国文化扩张战略的同时，加强与世界各民族的广泛交流，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要以开放的心态，热情地接纳世界上各种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而不是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弱势国家的文化主权意识与文化抗争

由于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地位，世界文化交流呈现出单向流动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有些国家甚至被迫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外国的文字、宗教，使民族文化的内核发生了根本置换。被动的文化趋同在大众文化领域更为突出，由于大众文化具有容易传播和模仿的特点，其生产和消费又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因而在当今大众传媒时代，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呈现出较强的趋同化倾向，西方流行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事实上就是全球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进而导致民族生存竞争的空前激烈，那些文化弱势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其文化主权意识不断觉醒，与西方文化强国的文化抗争势所难免。

随着二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非殖民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意识不断觉醒，与西方大国的文化抗争也不断加强。“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日益接受全球文明的各种新习惯，另一种矛盾进程也同时存在着：各种古老的传统正在复兴，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正在意识到存在的各种新方式，寻求生存的新空间，带着日益炽烈的热情挣扎着要实现对它们来说是独特的东西和使它们有别于其他的东西，最终它们寻求赋予它们个性的一种政治表达。”[31]

人类长期分离的历史使各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地域化、民族化特征。因此，出于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考虑，强化地域性、民族性成为众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战略选择。所谓文化的地域化、民族化实际上就是保持、强化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主权”，抵制自外而来的其他强势文化的侵蚀。在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抵制似乎越来越强烈。一位著名非洲中心主义者阿桑特曾经提出一种多中心的文化多元主义构想。在他看来，文化多元主义首先意味着“有很多文化，而不是只有一种文化”；其次，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关系，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视界，都是一种中心主义，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之外，还有非洲中心主义、亚洲中心主义等等。文化多元主义可以为欧洲中心主义留有一定的空间，即各种文化中心主义都是平等并列的。“只要欧洲文化不以暴力开道，只要它不自诩为普遍主义，它就拥有和其他文化平等的权力。”[32]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全球化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卷入了现代化的过程中，但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尽管也受到全球化的压力，但大体处于受益者的地位，他们的文化精神、价值观等得到扩张，主体性得到发挥；全球化虽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但面对发达国家的先进优势，其民族文化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有失去自主性的危险。”[3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它们在世界文化交流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一样，与之远远不能适应。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新兴国家的建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控制，实现自身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逐步意识到国际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等问题给国家安全和发展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并要求打破这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局面，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各国围绕国际文化交流领域引发的争论逐步在国际关系中凸显出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步成为国际文化关系中的焦点。

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越发相信，国家的传播实力是与其国际地位相对应的，没有强大的大众传播系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由此引发的国际传播关系的问题在6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1973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指出，绝大多数国家已处于少数几个中心播发的消息情报的消极接受者的境地。与会的首脑一致同意必须加强国家的传播工具，以求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际传播中的现状。1976年8月，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高级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首次提出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号召，并明确提出要把这种新秩序的建立作为争取政治、经济、社会独立的一部分。然而建立国际新秩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他们的努力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严重阻挠。这些享有信息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以维护新闻自由为借口竭力维持信息流通不平等、不平衡的现象，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一再强调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现状存在着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为信息自由流通、促进教育以及文化交流使用卫星广播原则声明”中，文化主权得到相当的尊重，例如第二款明确规定“卫星广播必须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及平等”。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后，关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日益激烈，支持建立与反对建立的两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85年，双方的激烈斗争导致美、英两国相继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这一斗争仍在继续。1996年9月，来自八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第五届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会议发表的《最后宣言》号召不结盟国家向西方传播媒介对不结盟国家进行的“充满偏见和歪曲的报道”作坚决的斗争，并指出在人类进入新纪元后，大众传播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平等地报道别国事务，必须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进步承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在价值观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与西方强国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抗争。亨廷顿指出，“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然而，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是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充满生机的文明。伊斯兰的挑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34]“‘文化复兴’正在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35]这种阐述尽管有夸张的成分，并体现了“文明冲突论”理论体系的色彩，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文化抗争的现实。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化扩张有着深刻的认识，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1997年对新当选的哈塔米总统及内阁说，新政府应当非常重视伊斯兰教和革命的价值观——重建国家、社会正义、解决贫穷问题和抵制霸权国家在各方面，尤其在文化入侵方面贪得无厌的行径。[36]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表示，“美国人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那些无法适用这套东西的社会。”[37]副总理吴庆瑞也说，“不能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翻版，要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继承和保持东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38]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西方传媒把危机的原因归于亚洲价值观的失败。其实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与“亚洲价值观”本身无关，目前学术界很多学者都认为，东亚拥有这样一种潜能，即在21世纪挑战西方在经济上、文化上、知识上及道德上的支配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弱势民族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进行文化抗争的最典型代表当属伊斯兰文化的复兴运动。当然，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这一点并不是本文所提倡的。但这一运动本身也反映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抵制西方强势文化侵蚀，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努力与追求。

总之，由于历史原因，西方文化在全球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正受着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这使我们环顾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时难免总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然而，保护民族文化并不能采取封闭自守的做法。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新与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换言之，民族文化需要在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的环境下得以锤炼和发展。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时，民族文化在努力抗争的同时，也要有勇气融入这一潮流，在接触中不断发展本民族文化。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引发的广泛争论成为各个阶层的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话语”。德国的哈拉米德·米勒也承认：“《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宣扬的概念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它包含了一个世界观”[39]。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立刻有人宣称“这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战争”，使这一争论更加激烈和敏感，这一切都表明，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文化冲突的关注与重视在不断增加。

自从人类开始自己的文化发展历程以来，人类文化的冲突就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形式，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态势。从蒙昧时代与自然界的物质争夺，到文明时代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较量与抗衡，文化的冲突也经历了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也日渐丰富。在今天，这种态势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出了新的形式和内容。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时代背景，从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入手，对人类文化冲突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是我们探寻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建构的必要方式。

(一)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新表征

对文化冲突的探究，首先必须立足于对现实社会文化冲突现状的分析与把握，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进行研究的起点，也应从当前文化冲突的现状开始。总的说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不同地域文化冲突的中心化；相同地域文化冲突的深入化；世界范围内文化冲突形式的复杂化，本文将对这几种特征分别加以分析。

首先，不同地域文化冲突的中心化。所谓不同地域文化冲突的中心化，是指存在于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成为文化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使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洲与洲之间的联系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全面展开，这种范围的扩大，首先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及其发展产生强烈冲击，以前局限在某一特定范围内的文化形式，不得不面对新的竞争对手，接受新的挑战。可以说，这种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冲突的加剧，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自觉，为越来越多的认识主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他们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提供了新的条件，从而使得强调地域文化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同地域文化形式在文化模式、文化内容等方面发生很大差异，造成相互之间冲突的加剧。

但这种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其表现形式已经与以往的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完全不同，以往的文化冲突是以征服或者消灭对方为目的，所以往往采取比较激烈的对抗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世界人民的战争就是这种文化冲突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而现在的地域文化冲突则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大背景、以争夺领导权为主要目的，强势文化参与文化冲突的目的，是维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领导地位，并试图继续实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弱势文化参与文化冲突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强调自己存在的重要性，试图实现自己的发展，因此，这种文化冲突往往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无论经济全球化的经营者们如何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他们所推进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但全球化过程本身就带有跨国公司自己以及它们母国的文化烙印。”[40]这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新的表现方式。

其次，同一地域文化冲突的深入化。同一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地理空间、心理意识或者历史传统等方面具有较大相似性，充分体现地域共同特点的文化形式，这种同一地域文化具有多种多样的层次，不同层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经济全球化在给不同地域文化的发展带来强大冲击的同时，也对处于相同地域的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形成相同地域文化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等冲突形式。在面对更加广阔世界的时候，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必须吸取与其原有形式完全不同的新因素，才能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但是，这势必使原来长期发挥作用的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受到剧烈冲击，使文化发展面临新的抉择。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也对原有文化形式提出质疑，促使地域文化的冲突更加深入。“在今天的美国，自由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文明的道德经济制度分道扬镳了，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41]这种现象在美国的出现，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也是这种文化冲突深入化的典型范例。从1978年始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企业化改制，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受到冲击，“面对社会冲突，不论入世的态度还是出世的态度，都不能超越社会的价值冲突，都是对社会价值冲突的一种反应。”[42]总之，社会转型时期的风云变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也在不断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深入反思已经成为一个与时代发展同时进行的过程，对于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意义深远。(www.xing528.com)

最后，世界范围内文化冲突形式的复杂化。从当前人类文化发展进程来看，人类文化冲突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这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形式空前复杂化。随着交往范围的空前扩大，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锋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呈现出空前的全新态势。原来以苏联为旗帜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发展过程中经受了严重挫折，但这并没有使得美国实现其“一统天下”的愿望，相反，各种势力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专属于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式。而各个地区经济集团的发展，更使得各种摆脱美国文化束缚、强调本土文化存在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种背景下，其他地域文化形式的发展，已经使得原有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在不同的领域，这种冲突的具体内容和激烈程度有所差异，但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这种冲突形式的复杂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重要特征和表现。

(二)文化冲突的本源探析

只有深入探究文化冲突的本质和根源，才能把握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才能找寻到建构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有效途径。关于文化冲突的本源问题，学术界有着纷繁复杂的论述，综合各方面不同意见，本文认为，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本质和根源主要有几下三点：

首先，文化本身差异性的恒久影响。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化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自己的文化。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和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促进世界文化进步发展的一个积极重要的因素，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差异性，包括内容的差异、形式差异、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才会有文化对话和交流，才会有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也才会有文化冲突的发生。

其次，国家利益的内在驱动。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是文化冲突最根本的本质和根源。德国学者米勒论述道：“稳定和开放是破译未来之门密码的关键。这首先是指全球范围内综合竞争能力的普遍提高，而不是把社会上处于不太有利地位的成员推入被社会遗弃的角色。”[43]他所指的“综合竞争能力”，最根本的方面就是经济实力，经济利益的获取，需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而在全球化中如何按照不同国家的意志安排其秩序，也需要文化价值观加以维护，文化的冲突也就成为利益冲突的副产品和伴随物。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原来追求的生存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始关注其发展利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对这一国家利益的追求势必对西方文化强势国家现有的文化地位及其文化利益形成挑战，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所以，从根本上说，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其本质还是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强调的还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这个根本点。

最后，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紧张关系有所激发。同时，随着文化霸权主义的加强，也激起了不同国家对自身文化阵地的坚守和价值观念的强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开始加剧。“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44]总之，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为文化冲突提供了新的舞台。

(三)文化冲突的未来走向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文化冲突的跌宕起伏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话题。根据人类文化冲突的发展，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文化冲突也表现出一些新趋势。只有把握文化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才能够建构一个合理的、符合现实要求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从人类文化冲突的发展态势看，文化冲突在全球化时代主要有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首先，冲突主体日益多元化，导致冲突范围不断扩大，文化冲突涉及的层面更加广泛和多元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参与文化冲突的主体也日渐多样化。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化主体有机会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竞争，他们之间的摩擦、碰撞时有发生。“民族文化的存在本身可能表现出来，它是栖居于全球文化的显现之中的。”[45]这种“显现”的过程，就是不同地域文化的冲突过程，民族文化的表现也必然因此而更加复杂和多样，从而导致文化冲突层次的广泛、复杂和多样性。

其次，冲突内容的日益深化和丰富，导致文化冲突的深层化。随着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文化冲突也逐渐超越了生活习惯、礼仪风俗等等表层现象的局限，开始深入社会生活的基层，侧重于关注不同地域文化发展中的本质差别。文化冲突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和威力，突破原有的传统形式的局限，把对立和斗争的焦点集中于经济利益和个体生存权的斗争，这对世界的总体发展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就是“一切关于生活的问题已经被考虑到了极限，已经达到了知与不知的一种最后的、明显的境界”。[46]斯宾格勒所设想的这种人类文化发展的“结局”，就是人类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深入发展的突出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必然会对文化冲突的深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最后，文化冲突的持久化。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文化冲突将是长期的持久过程，是不可能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消失的，正是文化冲突为不同地域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基础，也只有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才能被人们重视起来，成为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相比较而存在的理由。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主体意识将不断得到增强，这也是人类文化展现其多样性的重要方式，随着这种多样性的保持与发展，文化冲突也必将伴随其整个过程。

对于以上人类文化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几种趋势，我们应该将其与当前的时代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的理解，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文化冲突，必须强调以下几点问题：

其一，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式，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也不会改变。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人类文化的发展都不能在一种没有冲突的“和谐”局面下实现自己的发展，这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本要求，是人类文化多样化的重要体现，所以说文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会消失的。不管是一种文明形式独霸世界的企图还是形成具有普世性的“大一统”文化的设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发展是伴随着文化冲突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冲突，有碰撞，才有文化火花，才有思想活力，正是在撞击过程中，才可能萌发民族文化新的发展生机。从文化发展史看，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创造也常由外部刺激引起，异质文化的冲击对自身发展有其重要意义，有时还会催发新型文化的降临。像目前正在风靡的日韩文化以及港台文化，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所以我们应以一种理性的方式看待和应对文化的冲突问题，一方面使文化冲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避免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冲突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正题”，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表现方式。

其二，文化冲突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的嬗变，是与全球化的进程相协调、相一致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进程，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的，它推动着文化冲突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文化冲突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根本依据就在于它以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它不可能超越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进程，不可能以某些人设想的方式实现。

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形势变化是文化冲突实现新发展的动力。突出时代特点，是理解文化冲突发展趋势的根本要求，当前，全球化的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全新变化，是理解文化冲突最基本的时代背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为文化冲突的深入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手段和更加广阔的历史舞台，只有把文化冲突放到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才能对其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认识。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文化冲突作为不同文化主体存在和发展的“象征”，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为我们展示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风貌。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特点的首要内容，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更是我们构建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1]戴从容：《从〈东方主义〉到〈文化帝国主义〉》，《国外社会科学》， 1996年第6期。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283页。

[3][英]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郭英剑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4]王玮、宋晶：《从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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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丹林：《东方复兴之路》，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8]古平：《亚洲厌恶冷战噪音》，《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1日。

[9]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10]同上，第265页。

[11]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12]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13]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北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14]A.Dorfman and A.Mattelart How to Read Donald Duck：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 NY， 1975.97

[15][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16]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55-25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18][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1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1]同上，第97页。

[22]刘洪潮：《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和手法》，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23][美]尼克松：《现实的和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24]罗荣渠：《开拓世界史的新视野》，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译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3页。

[25]《参考消息》， 2002年4月25日，第2版。

[26]Frank A.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U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81， P27

[27]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Free Press，1992， P.11

[28]George Bush，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1990-1991， Washington D.C.：Brasseys Press， 1990， pp7-11

[29]转引自杨运忠：《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1992年第2期，第58页。

[30][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31][捷克]瓦斯拉夫·哈维尔：《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1期。

[32]M.K.Asante， Multiculturalism：An Exchange， The American Scholar， Spring 1991

[33]戴路：《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几点思考》，《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6日。

[3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35]同上，第105页。

[36]王京烈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中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37]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第12期，第2页。

[38]《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39][德]哈拉米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40]杨伯淑：《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41][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42]兰久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43][德]哈拉米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44][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4期。

[45][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46][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