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19世纪思想界的主宰！

在19世纪思想界，还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如伊曼诺尔·康德的哲学那样主宰过一个时代。经过近60年的沉寂，世界终于被哥尼斯堡^[1]的那位苏格兰后裔在1781年以他名闻遐尔的《纯粹理性批判》从“独断的昏睡”中唤醒。从那以后，“批判哲学”始终统治着欧洲思辩哲学领域。叔本华哲学乘着1848年的浪漫主义思潮一度成为权威；1859年之后，进化论清除了以前的一切思想成果；19世纪结束之际，尼采以其振奋人心的捣毁偶像运动占领了哲学舞台的中心。但这些仅仅是次要、表面上的发展，在它们的底部，康德思潮那股强健有力、绵绵不断的急流滚滚向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直到今天，它的基本理论仍是一切臻于成熟的哲学的公理。尼采接受了康德学说，并将它传给后人；叔本华曾称《纯粹理性批判》是“德语文献中最重要的著作”，认为不懂康德，就说明一个人还不成熟；斯宾塞不能理解康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学说未能攀上哲学的最高峰。用黑格尔评论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如果要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要成为一个康德学者。

那么，就让我们快点成为康德学者。但这明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在哲学中，犹如在政治上，直线反倒是两点间最远的距离。要理解康德，就不应先急着读他的著作。我们的这位哲学家同耶和华相比，既像又不像。他的讲话穿透云层，但却没有闪电来照耀他的思想。他不屑举例和谈及具体事物，他说因为那样会使他的著作冗长拖沓（尽管如此简化，他的著作也还有大约八百页）。只有专业哲学家才能看懂他的书，因为这些人不需要什么举例说明。但是，当康德将《批判》手稿交给他的朋友赫茨——一个擅长玄思的人——阅读时，他才读了一半就还给他了，他说：要是再接着读，自己大概就得发疯了。面对这样一位哲学家，我们如何对待呢？

让我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去靠近他，开始时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让我们从外围上和不同要点着手，然后慢慢向奥秘的中心摸索，那里隐藏着康德哲学最难捉摸、最宝贵的财富。

1 从伏尔泰到康德

这是一条由没有宗教信仰的理论理性至没有理论理性的宗教信仰的道路。伏尔泰意味着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与理性时代。弗兰西斯·培根深信科学与逻辑的力量最终能将一切问题解决，并证明人类“可以无限地接近圆满”。他的这一热情激励了整个欧洲（卢梭例外）的思想。孔多塞^[2]在狱中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Historical Tablean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Spirit1793）一书，道出了十八世纪对知识与理性的崇尚，并将普及教育看作通向乌托邦的唯一秘诀。甚至在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德国人中，也出现了他们的启蒙运动，也有他们的唯理论者克里斯琴·沃尔弗^[3]与很有前途的莱辛^[4]。法国大革命中激动的巴黎人通过崇拜由一个美丽的街头女郎扮演的“理性女神”，将此神化的理智戏剧化了。

在斯宾诺莎的著作里，这种理性的信仰繁衍出几何学和逻辑学构成的超巨结构：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数学体系，可以通过对己知公理的推论，用纯粹的演绎的办法先验地对它进行说明。在霍布斯的著作里，培根的理性原则变成了无比坚定的无神论与唯物论除了“原子及虚空”，别无一物。由斯宾诺莎至狄德罗，理性所向披靡，宗教信仰彻底破灭；旧的信条相继消失；代表着中世纪信仰的哥特式教堂连同它使人偷悦的奇特艺术风格一起衰败了；古老的上帝随着波旁王朝一起被从宝座上扯了下来；天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片晴朗的天空，而地狱变成仅仅是某种感情的宣泄而已。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在法国沙龙里无神论蔚然成风，并成为一种时髦，竟使牧师们对它也争先恐后地崇信了；而拉美特利则在普鲁士国王的帮助下，将它带到德国兜售。1784年，莱辛宣布自己是斯宾诺莎的信徒从而使雅可比^[5]大为震惊。这表明，宗教信仰已跌入深谷，而理性则在奏着胜利的凯歌。

大卫·休谟在启蒙运动中充当了主将，他说，当理性与人性互不相容时，人立刻就会反对理性。在欧洲大地上矗立着的千千万万个教堂尖顶所代表的信仰与希望，已经根深蒂固地深入到社会机构及人们的思想，它们不会轻易地屈服于理性的敌对裁决。这种信仰与希望在遭到遣责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对遣责者的资格提出疑问，并要求除对宗教进行市查之外，也要对理性进行审查。现在，作出最终判决，并对这位把一切古老希望都施以极刑的无情法官进行审查的时机已经到来。

大卫·休谟被人称为一个温和的怀疑论者，他的著作《人性论》被认为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核心经典之一。

大卫·休谟的著作《人性论》

2 从洛克到康德

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著作为这一审查铺平了道路，但是，审查结果显然对宗教充满了敌意。

约翰·洛克（1632—1704）提出将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法用之于心理学；在他的名作《人类理解论》（Essay on Hum an Understanding 1689）中，理性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反躬自省，而哲学也开始审视其久已信赖的工具。这种哲学上的内省运动与理查森^[6]和卢梭的内省型小说同步发展：正如《克拉丽莎·哈娄》和《新爱洛绮丝》^[7]中的感伤情调同哲学中推崇本能与情感、贬抑理智与理性的趋向相呼应一样。知识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经验之前，像是非、上帝之类的观念是与生俱来的吗？忧心如焚的神学家们惟恐人们因为不曾在望远镜中看到上帝而失去他的信仰，便以为若能够说明信仰和道德的基本观念是每个人心灵中早有的，这样二者就有可能得到永久的保持。但是，洛克却不能接受这些臆测，虽然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乐于随时为“基督教的合理性”进行有力的辩护。他冷静地宣称所有知识来源于经验，而且是通过人们感官获得的——认为“除非先通过感观的感知，否则心里不会有”。人在出生时，心是一张干净的白纸，感觉经验用千万种方式在上面书写，直到感觉产生记忆，记忆再生发观念。所有这一切好像都在倾向于这一令人吃惊的结论：既然唯有物质才能影响我们的感官，那么除了物质，我们别无所知，所以就必须接受唯物主义的哲学。如果感觉是思想的原料，急躁的人争辩说，那么物质一定就是精神的素材了。

乔治·贝克莱主教（1684—1753）的看法却迥然不同，他认为洛克对知识的分析只是在证明物质是精神的一种形式，它本身并不存在。通过表明我们并不知道物质是什么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反驳唯物主义，这倒是一个高妙的主意；在欧洲，只有盖尔人的想象^[8]才能构想出形而上学的魔术。但是这位主教说：一切是多么显而易见，洛克不是曾说过我们的所有认识都来自感觉吗？那么，我们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只是对它的感觉与从这些感觉中得到的观念而已。一个“事物”只是一点感觉罢了——也就是经过分门别类和选择的感觉。它仅是一点感觉或记忆，是一种精神状态。就我们所知，所有物质都是一种精神状态，我们直接认识的唯一实在就是精神。

在贝克莱看来世界中只存在着主体及其经验，别无它物。人们感知到的不是事物，而是颜色之类的性质，这些性质因人而异。

但是，这位爱尔兰主教却没有将那位苏格兰怀疑论者考虑进去。大卫·休谟（1711—1776）26岁时以他充满异端邪说的《人性论》（T rcatise on Human Nature）——近代哲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和奇迹——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大惊失色。我们认识精神，休谟说，与我们认识物质相同：凭着感觉，尽管此时是通过内在的感觉。我们不会认识到像“精神”这样的实体；我们认识的只是独立存在的观念、记忆、感情等等。精神不是物质，不是具有观念的器官，它只是一些观念的抽象名称；感觉、记忆和感情，它们的总合才是精神，思维过程的后面并没有任何“灵魂”。结果好像是，就如贝克莱有效地消灭了物质那样，休谟也有效地消灭了精神。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哲学落进了自己造成的废墟之中。难怪有位才子在奉劝大家放弃这种争论时说：“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9](www.xing528.com)

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反对抽象观念的思想。

然而，休谟并不满足于以驱除灵魂的观念来破坏正统宗教；他还打算取消规律的概念从而摧毁科学。休谟说道，我们不能视察原因或规律；我们观察到的是事件和结果，从中推断出因果关系和必然性；规律并不是事件所必须服从的一成不变的、必然的法则，而是我们对各种千变万化的经验所作的主观概括和总结；我们不能保证以前观察到的种种结果会在将来的经历中一如既往地再现。“规律”是一种人们在看待事情的关系时信守的习惯；然而，习惯是没有必然性的。

只有数学公式具有必然性——唯有它们是真实的、不可改变的。这是因为这些公式是同义反复的——谓语的内容已经包括在主语当中：“3×3＝9”是一个千古不变、必然的真理，因为“3×3”同“9”是二而一的一回事，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谓语并没有给主语增添什么东西。所以，科学必须严格局限在数学和直接实验之内，而不能信赖由“规律”中得来的未经证实的推断。“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些原则，翻遍一座又一座图书馆时”，我们这位不可思议的怀疑论者说，“我们必定会造成巨大灾难！比如说，我们拿起一本形而上学教科书时，不妨请教一下：‘它涉及到有关量和数的抽象推理了吗？’没有。‘它涉及到有关事实和存在的实验性推理了吗？’没有，如果是这样，那就烧掉它，因为它包含的只有诡辩和幻觉而已。”

可以想象，这些言论在正统派来说是多么刺耳。在此，认识论的传统——对知识的性质、来源和可靠性的探究——再不是宗教的支柱；贝克莱主教用来宰杀唯物主义巨龙的利剑掉转锋芒来对付非物质的精神与不灭的灵魂了；在这场混战中，科学身受重创。无怪乎康德在1775年阅读德文版的大卫·休谟的著作时，对这些结论感到万分震惊，并且，像他所说的那样，从“独断的昏睡”中被惊醒了。在这场昏睡中，他曾经认为宗教的本质和科学的基础全都勿庸置疑。难道科学与信仰都要向这位怀疑论者缴械投降吗？如何才能拯救它们呢？

3 从卢梭到康德

启蒙运动提出理性倾向于唯物主义，对于这一论断，贝克莱曾试图以物质并不存在作为答复。然而休谟反驳说，如果这么说，那么精神也不存在。还有一种答案也是可能的——理性并非最终的检验标准。有些理论上的结论是与我们整个存在相悖的；我们无权自以为是地这样认为，我们本性中的某些要求应该遭到某种逻辑的扼杀，因为这种逻辑仅仅是我们新近创立的、脆弱的、极富欺骗性的东西罢了。那种演绎推理想要我们的行为举止都如几何图形，并具有数学的精确性，但我们的本能与感情将其抛置一旁，是十分经常的事。勿庸置疑，有时——尤其是在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中——理性是更好的向导；但是在生活中的紧要关头，面临行为准则与信仰之类重大问题时，我们信赖的是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我们的图式。如果理性反对宗教，理性只能更糟糕。

实际上，这就是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Pousseau 1712—1778）的观点在法国独行侠似地同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进行斗争。一个柔弱而内向的人陷入了粗野的理性主义及百科全书派几近颠狂的享乐主义①的重重包围之中，他的命运该有多么不幸！卢梭年轻时就体弱多病，羸弱的体质和父母、师长的冷漠无情养成了他沉思、内省的性格；他逃避荆棘遍布的现实进入到梦幻的暖房世界中，在那里，生活和爱情方面未能获得的可以在想象中得到补偿。他的《忏悔录》表明了纯真的情感与隐秘的体面、荣誉感之间不协调的情绪，并且通过这一切表明了他自己在道德上处于优越地位这一坚定的信念。

《爱弥儿：关于教育》完成于1762年，是卢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这是卢梭的著作《爱弥儿》中的一幅插图，这本书阐述了卢梭对于养育儿童的观点，即“顺其本性”，但有趣的是卢梭本人与人所生的5个孩子却都被送进了弃儿医院。

1749年，第戎学院举行了一次关于“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促使道德的败坏还是净化”的有奖征文活动，卢梭的文章获了奖。文化的恶远大于善——他好像一个在发现文化是自己不可企及的以后，便打算要证明文化一无是处的人那样争辩说。看一看印刷术在欧洲引发的那些混乱现象吧。哪里兴起了哲学，哪个国家的道德就会腐败。“自从有了博学之士，老实的人便无处可找，这甚至成了哲学家们中间流传的一句名言”。“我敢冒昧地说，沉思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一个有思想的人”（即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堕落的动物”。抛弃过速的理智发展而转向心灵与感情熏陶，那会更好。教育造就不出完美的人；它只会使人聪明——通常是教人使坏。本能与感情要比理智更为可靠。

(页下注)①享乐主义（Hedonism）认为寻求快乐是一切行为的动机。

在著名的《新爱洛绮丝》（La Nouvelle Hcloise，1761）中，卢梭以大量的笔墨颂扬感情，贬抑理智；多愁善感在贵妇，乃至在一些男子中间成了一种风尚；整整100年间，法国先是沉浸在文学泪水中，继而被真实的眼泪所代替；18世纪伟大的欧洲理性运动终于在1789至1848年间让位于浪漫文学。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宗教感情的复兴；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1802）中的心醉神迷全都是卢梭划时代的教育论文《爱弥尔》（Em ile 1762）中“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的回声。

康德读到《爱弥尔》时，为了一鼓作气地读完，他暂停了每天菩提树下的散步。发现还有一个人正在摸索着走出无神论的黑暗，并就感觉论问题大胆地断言感情优于纯粹理性，是康德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这里，他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给蔑视宗教信仰的另一半答案，如今，所有嘲笑者与怀疑者都将被驱散了。将各种论点串联在一起，将贝克莱及休谟的观点与卢梭的感情连结在一起，从理性中拯救宗教，同时又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这就是伊曼诺尔·康德的使命。

但是，伊曼诺尔·康德是如何的一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