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研究成果

二、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研究的文献综述⁽²³⁾

冷战的结束使旧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获得独立表达利益诉求的新契机，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扩展深化而日渐增强。当国际社会无政府的既有逻辑遭遇上两极格局崩溃的时候，便呈现出地区冲突日渐增多的现象。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论述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利益集团等等。苏东剧变带来民众对意识形态广泛怀疑的舆论氛围和心理环境，给予了宗教以发展的机遇。这种新的拓展对于曾经一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被“流放”⁽²⁴⁾出国际关系实践视野的宗教来说，不妨看作是宗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回归和复兴。关于冷战后宗教复兴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²⁵⁾至于散见在各学者研究成就之中的片言只语就更是层出不穷。正如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教授所断言: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宗教的消亡，因而简单化得出世界已经“世俗化”的结论是不确切的。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前后到金融危机引发人心惶惶的今天，针对宗教与当代国际政治事务，尤其是针对宗教与冲突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冷战前较为局限的国内政治讨论阶段、《国际宗教自由法》颁布前视宗教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地域性讨论阶段、“9·11”之前相对乐观的全球性宗教积极作用讨论阶段、“9·11”之后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进行细致划分和全面讨论阶段。冷战末期，西方学术界就对宗教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有所涉猎，但主要是一部分学者将宗教视为利益集团、政党联盟的思想基础，基本从国家内部政治制度角度出发，略有对外部影响的触及。这一部分研究者的议题也比较微观，大多是一些宗教信仰人群认为的伦理问题、政治家眼中的社会问题，比如:抗击艾滋病、死刑存废、环境保护和健康福利保障问题等等，当然也并不乏提倡以提供军事援助制裁非正义异教这类比较有“世界视野”的热心群体；另一部分研究者的立足点是以政治势力斗争的眼光考察诸如中东战争、伊朗什叶派革命之类涉及宗教信仰抗争的重大突发事件。⁽²⁶⁾研究的第二阶段是自冷战之后到世界上仅剩的唯一霸权国美国1998年出台《国际宗教自由法》之间。这一时期，针对宗教与国际冲突领域的各种论著主要是将宗教视为替代意识形态统治的新载体，⁽²⁷⁾代表着冷战后西方理论界逐渐跳出国家内部政教关系格局研究的窠臼这一趋势，同时涌现了大量对宗教与国际关系进行宏观性抽象探讨的理论成果。这个阶段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选取宗教性极强的典型地域（如印度、伊朗）来分析论证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共存图景。世贸双子塔倒塌之前，西方学界价值研究的主要论题是宗教与和平、宗教与冲突、宗教与调解等，在价值判断上多数持积极的态度，对宗教抱有极大的信任。众多学术研究的结论大多落脚在以下观点:虽然宗教有引发暴力的记录，但是宗教是双刃剑，是“神圣的矛盾”，宗教是可以被归置管理的。比如宗教多元化就能够促进和平建设，因而学界和政界基本并不悲观看待宗教复苏的景象。⁽²⁸⁾“9·11”之后，以宗教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不仅数量上极大增加，而且逐渐细化和深化，进一步加强了地域性和针对性。这一时期研究者对宗教的看法和立场逐渐分化，除了一些人仍然肯定宗教有促进和平方面的功用之外，⁽²⁹⁾有不少研究者谨慎地反思，不再过于乐观，甚至感慨于传统宗教美德的衰败，抑或忧心于某些地区宗教复兴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甚至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学者们运用经验的、历史的、实证的多种分析方法试图理论化全球化时代宗教与冲突这组矛盾关系之间的来龙去脉。⁽³⁰⁾就本书个案选择的科索沃地区宗教状况与冲突的相关研究而言，也与大多数地区性研究一样，伴随着铁托去世、冷战结束、科索沃战争直至科索沃独立这些节点或重大突发事件，而逐渐引人瞩目。不论是对笼统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还是具体到科索沃地区的宗教与冲突，现有的西方研究侧重于从有争议的“屠杀”“种族清洗”是否造成人权悲剧和外部据此施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两个角度来进行。

（一）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的专项研究现状

宗教不是绝缘于政治、经济、科学、发展、教育、战争等世俗社会事务的私人化物件，而是被无数事实佐证的毋庸置疑的国际市民社会现实。2000年8月，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千禧年论坛绽放着玫瑰色的光泽，各大宗教友好共存、共同创建和平的远景似乎并非海市蜃楼。可是寄希望于宗教实现冲突转化功能以推动和平建设的设想尚未有所建树，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涉及宗教问题的暴力冲突就扰乱了全盘理想主义规划。面对后冷战以及后“9·11”时代的宗教和暴力冲突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往复，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各自的解释框架，以期推导出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

1.既有研究的学科分野

（1）宗教社会学角度:西方宗教社会学重要代表人物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相当注重对宗教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热点的研究，2008年夏初，伯格教授在复旦演讲的时候就提及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几个时代课题，包括伊斯兰教的强力复兴、基督教福音派特别是五旬节教派在拉美以及全球的大规模增长、世界基督教中心向南方国家转移、原教旨主义和新宗教运动在主要宗教中的出现、世俗化的西欧和非世俗化的中欧、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宗教结社方式的自由化转变等。这基本囊括了西方宗教社会学当前可能涉及的国际政治交往的主要现实研究问题。伯格教授认为宗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有些人群力图抗拒被同化的工具，但是其代价高昂。⁽³¹⁾另外，宗教社会学的分支宗教经济学将教会、寺院类比于经济生活中的公司这样的功能单位，认为存在着不同宗教间相互竞争宗教资本的宗教市场经济，在某些环境中冲突和竞争都能创造更活跃的宗教团体。⁽³²⁾国内的宗教社会学相较于西方则更侧重于中国本土，目的是“分析一般宗教问题以及中国宗教的功能、组织、教徒心理、宗教领袖及其历史演变”⁽³³⁾，以强调国内主流宗教作为推进社会和谐的因素为主切入点。

（2）宗教心理学角度:依据宗教心理学的观点对宗教冲突根源的解读。宗教是基于信仰的文化，信仰主体将信仰对象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产生强烈的心理定势，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一旦信仰主体认为自身的宗教文化受到外来因素的破坏，就会产生激烈的抵触情绪。⁽³⁴⁾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通过要求其成员有一种群体情感来保护自己。密切的群体纽带是通过使一切敌对情绪或消极情绪外化而得到维持的。⁽³⁵⁾根据玛丽·乔·梅多（M.J.Meadow）和理查德·德·卡霍（R.D.Kahoe）《宗教心理学》一书的观点:“宗教里的许多差别——许多各异的信条、礼仪、戒律、实践和态度等——暗示着人类需要这些差异。在给定的宗教传统内部，气质与人格不同，使多样化成为必要。”⁽³⁶⁾排他性总是作为“区别宗教群体的最主要观念依据”⁽³⁷⁾参与人类的宗教、政治、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将宗教冲突的原因归结为，在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偏见加同情模式和面对外部冲击的受害者心理，也是宗教心理学的答案之一。比如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Holsti）在其《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一书中提到“同情心往往比权力或者领土更加难以安抚……，二战之后世界爆发的冲突之中，20%以上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同情心”⁽³⁸⁾。

（3）宗教神学角度:从对宗教教义和宗教经典文本的解经、释经出发研究冲突，最典型的是“正义战争论”。其实，从中世纪起，基督教在为十字军东征找神学依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正义战争”的研究，时至今日能修正为一度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宗教自由和平论”都可看出此研究角度的影响之深之广。再比如马克·杰根史迈尔（Mark Juergensmeyer）的观点引发宗教想象迫使作出暴力行为的善与恶之战。⁽³⁹⁾形而上的善恶之争是基于大多数宗教的、神学的，以三个最主要的一神教为例，形而上的善恶之争是末日审判的善恶之战，是神对自己创造的最终目的的实现。在这种末日情怀的招引之下，冲突方都自认为是占据道德正义优势的一方，试图将教义中的神圣审判搬到现实世界中来操作和解决现实问题。迈阿密大学的库巴科娃（Vendulka Kubalkova）更提出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的概念，认为国际关系不仅需要关注权力与财富，更需要关注价值观念和人类生存的意义。⁽⁴⁰⁾宗教神学以特有的思辨模式为宗教暴力冲突行为给出了从认识论出发的例行解释。

（4）政治学国内政治角度:政教关系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是宗教学者研究的主题，当代西方学者对政教关系研究的典型案例就是宗教游说在国家政体中的作用⁽⁴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政治的立场战争”概念有助于理解利用宗教牟取政治利益的行径。⁽⁴²⁾人为简化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教代表政教合一的立场，基督教代表政教分离的立场，而以色列则代表含混的立场。宗教与政治以何种方式结合更具攻击性并非绝对，在宗教与冲突纠缠不清的历史上，侵略者和受害者的身份也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Leslie Lipson）就认为宗教以多种方式作用于政治分层，成为分裂和对抗的依据。一旦某一群体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宗教通常会提供组织和讲坛，而宗教制度化的发展使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进一步分裂，民族主义不过是宗教的替代物或补充。⁽⁴³⁾

（5）国际关系学角度: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宗教与地区冲突之间联系的理论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为暴力冲突的微观理论⁽⁴⁴⁾和文明冲突论⁽⁴⁵⁾。除此之外，《新冷战:宗教民族主义对峙世俗国家》⁽⁴⁶⁾认为宗教冲突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宗教，治国术的缺失向度》⁽⁴⁷⁾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⁴⁸⁾等论著则把宗教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维护国家安全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强大的精神权威和伦理价值观目前正在日益成为各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参考因素。对于全球化语境下宗教因素在地区冲突中的作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界学者至目前为止的相关研究向度按照斯科特·托马斯（Scott Thomas）的归纳⁽⁴⁹⁾:第一，将宗教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基于宗教交织着封闭的核心价值判断，大肆强调宗教理念和宗教本身的差异最终造成潜在和既有的冲突积重难返。第二，宗教作为个体和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模式是区别群体的主要识别来源，全球化在拆分和削弱传统身份认同的同时，进一步构建和强化了基于宗教的社会认同。宗教的认同比其他所有的认同在一定条件下更起决定作用，但也更为排外。第三，跨国宗教给予原本不同主权国家内的民众以相同或者相似的信仰体系、道德概念和对某些国际法规的信念，也正是这样的观念造就了泛伊斯兰主义、泛非洲主义等反民族主义之声。第四，宗教作为“软实力”的一种形式，以跨国观念为表相，冲击不同信仰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第五，宗教以跨国行为体的表现形式，比如非政府组织，来影响国际政治的内容。第六，宗教作为文明或文化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吻合。第七，在后冷战的世界里，宗教作为跨国认同共同体，为战胜冲突敌对方增加了理念上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第八，将宗教视为一种“阐释共同体”，从而避免了以往将现代化与宗教割离的错误判断。托马斯从国际关系理论向度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宗教在国际冲突问题上对从国际社会到个人数个层面的影响方式。

西方对科索沃的研究沿袭对巴尔干半岛一贯的热衷，相关论著材料很多，至于单独针对宗教与科索沃冲突的研究却远算不上充分，但就目前可循的基本研究主流有偏重历史学和偏重政治学两大学科分析视角。抛开亲阿尔巴尼亚裔或亲塞尔维亚裔的政治歧见不论，以英国波斯尼亚学院（Bosnian Institue）主席诺尔·马尔库姆（Noel Malcolm）为代表的历史学观点认为，科索沃是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两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地，科索沃的冲突的祸根是从古代帝国统治下就埋藏下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方基于这种巨大历史文化差异争夺优势地位造成相互攻击不断。⁽⁵⁰⁾因此，难以断言科索沃究竟是属于塞尔维亚还是归于伊斯兰世界。⁽⁵¹⁾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有三种观点⁽⁵²⁾:其一，科索沃的冲突是因为前南斯拉夫不当的民族宗教政策侵害了相应宗教群体的利益，产生培养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乃至发展到对基本人权完全无视的相互杀戮；其二，外部主观的“人道主义”干涉加深了冲突双方彼此的误解，最终促使这一地区走向进一步分裂；其三，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科索沃问题和谈与救济难民方面有其功绩。而现有对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的专门介绍尽管带有深层族群立场偏见，但其表现形式基本上都是从建筑流派、壁画艺术和文化旅游角度出发的。

2.既有研究对象层次区别

（1）强调宗教个人与冲突相互作用的研究，借用前联合国秘书长科非·安南（Kofi Annan）的言论，宗教冲突问题“从来不在于信仰，不在于圣经、摩西五经和古兰经，而在于信徒，在于人的行为”⁽⁵³⁾。对个人层面的研究有两种侧重倾向，多数的论著都着重于认定精英，包括政治领袖人物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领导人，都在涉及宗教因素的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关于教宗影响力、重要宗教领袖、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等主题，国内外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⁵⁴⁾此外也有为数不算很多的论著从基层的或者边缘的宗教教职人员的角度，侧重研究容易被忽视的他们在冲突激化或者和解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隐秘性关键作用。至于专注于个人宗教身份认同与冲突之间的辩证联系的相关论述，也应归属于广义上以个人层面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的研究，这类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色彩的论述就如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一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极受关注和推崇，因而数量繁多。⁽⁵⁵⁾“9·11”之后，对宗教恐怖主义个人的研究也引发学界热议，比如马克·杰根史迈尔的《从神的恐怖:宗教暴力的全球兴起》⁽⁵⁶⁾。

（2）强调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在宗教或者宗教精神传统之上的群体性社会行为体与暴力冲突之间相互联系的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基于信仰的政党、宗教制度化教会、宗教和平运动、宗教非政府组织机构（包括慈善救援组织）等四个领域。政党的宗教背景或者说政党的宗教倾向会反映到政党的政策诉求上，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统右翼“反共十字军运动”⁽⁵⁷⁾，强大的宗教利益团体游说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法》法案通过⁽⁵⁸⁾。一般西方宗教非政府组织与冲突的研究多从人道主义救援立场进行分析；⁽⁵⁹⁾而我国国内对宗教群体性政治行为的研究略有不同，具体表现在:基于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客观综合地评价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间接传教、影响东道国民主形态等方面的潜在目标和现实效应。⁽⁶⁰⁾严格说来，从制度化宗教的组织角度研究宗教在冲突中运作的思路并没有跳脱出宗教研究的传统逻辑。然而，从基于信仰的相关团体和宗教组织角度分析，宗教在冲突以及冲突解决中的积极抑或消极作用的成果目前似乎仍不算很多。纽约世贸大厦倒塌之后，西方理论界引用率较高的学者有史考特·艾波比（Scott R.Appleby）、马克·戈平（Marc Gopin）以及大卫·斯莫克（David Smock）等。此外，还有宗教极端势力控制下的宗教恐怖组织也应划归于宗教团体组织层面的考察范畴。⁽⁶¹⁾

（3）近年来，关于宗教在国家层面发生冲突和内战时的作用的理论探讨，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llan University）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教授的研究成果较为典型，福克斯在其多部论著里的主要观点是:宗教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重合或者叠加的，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是政治国家内部群体身份认同来源之一，宗教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如果对国家内部宗教事务处置不当则极易引发冲突。⁽⁶²⁾基于民族国家层面的宗教与冲突研究，还有另一部分专注于政教合一国家与武力冲突之间联系的分析，主要涉及伊斯兰运动之后伊斯兰国家介入的伊朗问题、中东问题等等。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倡导政教合一的宗教其排外性强于倡导政教分离的宗教，前者导致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更大。⁽⁶³⁾宗教与国家安全之间有着从无形到有形，从局部到整体多重紧密的联系。⁽⁶⁴⁾

（4）全球体系层次与全球宗教布局构成:持这一整体主义观念的学者分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比如早期的彼得·伯格⁽⁶⁵⁾）认为宗教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整体式微，世界是“世俗化”的，研究国际政治应抛开宗教的影响而专注于政治实体。虽然这一研究成果对于西欧社会现实是相对吻合的，但对东南欧宗教局势来说却有所疏离。另一派则认为当代世界恰恰是“非世俗化”的，全球政治的现实是宗教的复兴。上帝不仅没有死，而且上帝还来“复仇”⁽⁶⁶⁾了。世界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何者更有利于人类和平并没有定论，仅就持非世俗化观点的派别来看，认可宗教聚合功能的人群内部大多肯定非世俗化对世界伦理道德的正面建构，从而认为世界非世俗化有助于实现世界范围的公平与正义；但是如果强调宗教的排他性和传播性，则非世俗化可能会加剧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研究领域在没有掺杂北约、欧安会等外部政治军事因素干预之前，往往从宗教领袖和宗教人群的角度将科索沃的宗教情况放到前南斯拉夫的地域之内加以综合考察。比如波士顿大学杰拉尔德·鲍尔斯（Gerald Powers）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科索沃和黑山）民众的宗教差别是群体认同以及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核心来源，但是民族主义认同差异和对立才是冲突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宗教认同差异。他提出的减少冲突的建设性解决办法是:宗教领袖继续反暴力、反人权迫害，赞美和平，同时加强相同信仰民众间的宗教纽带。⁽⁶⁷⁾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研究的年轻学者戈尔兰奇鲁斯·杜伊辛格斯（Gerlachlus Duijzings）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于2000年修订出版了《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⁶⁸⁾。书中同样基本选取宗教教派、宗教领袖与国家互动的研究视角。杜伊辛格斯分析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间的历史与现实后提出，失败的民族融合、民族国家碎片化和宗教身份认同含糊不清是地区动荡的主要根源。科索沃战争之后，关于宗教作为冲突的调解者的研究日渐丰满。有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专注于研究宗教情感激发和平调解的成就，其中针对利用信仰洞见和专业技能积极参与、努力缔造和平的宗教“草根”教职人员的研究论述更为引人注目。如《行动中的和平缔造者》一书中专门设单独章节，详细介绍科索沃塞尔维亚裔兼有政治和宗教身份的著名代表人物德卡尼修道院副主教萨瓦神父（Father Sava Janjic），并生动地将这位神父称为“数码僧侣”⁽⁶⁹⁾。

3.现有宗教与地区冲突研究存在的主要分歧(www.xing528.com)

宗教与地区冲突研究观点上的主要争议，基本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宗教对地区冲突产生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宗教信条往往倡导仁爱，因而宗教可以有效减少信徒们的攻击，并且宗教在冲突破坏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卓有成效。再进一步，受安全阀理论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即便出现宗教介入冲突的事件，但其客观结果仍然以缓解和释放对立紧张的张力为主。反对的观点则认为，纵观人类历史，常常是宗教分歧本身挑起了残酷战争。当然这组争辩常以折中又两可的“双刃剑”观点告终。其二，宗教对地区冲突是否负有主要责任。在亨廷顿看来，宗教断裂线是识别冲突地理边界的最根本依据，是塑造冲突和分裂心理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宗教人士也悲观地承认，目前媒体大量灌输且人们也广泛接受宗教是冲突爆发的原因而不是冲突解决的良方之类的观点。⁽⁷⁰⁾这一类观点并不否认宗教教育客观地造成暴力合法化，并且将“9·11”视为支持此类论调的明证。但不同的是，比如查尔斯·彭特兰（Charles Pentland）的观点即从反功能主义出发，最终认为冲突的发生根本原因是技术和经济增长差异，宗教不过是在发展不平衡基础上导致的局部身份重新定位。⁽⁷¹⁾其三，宗教对冲突的作用方式是积极介入式的还是消极膝跳式的。在大多数冲突研究者看来，含有宗教因素的冲突中宗教介入基本都是积极的，不论是宗教价值观、世界观相悖引发冲突，还是宗教志愿者中途加入战团，都是主动施为。而相反的观点认为，宗教不过是冲突的受害者，所有涉及宗教因素的暴力行为都是因为相关利益受到损害之后被动的消极应对，宗教并不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绝对强者。以上三方面的论点各执一词，难以避免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困境，同时也都容易遇到削弱理论的现实经验的反驳而捉襟见肘。

从上述宗教与地区冲突的专项研究文献综述可见，无论是就本书的理论研究对象即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冲突而言，还是就本书个案选择对象即科索沃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与科索沃冲突不断状态之间的作用、互动与影响而言，目前研究仍然有许多可以值得补充、调整、修正和完善的方面。

（二）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的文献分布

本书旨在分析宗教因素在地区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以社会生活中兼具客体性的相关场所的宗教基本功能单位为考察对象。需要说明的几点是:其一，因为目前针对地区暴力冲突根源的研究有许多都对宗教因素有所涉及，本书仅对以宗教为研究关键词的地区暴力冲突问题相关论著进行整理。其二，本书收集文献的时间节点的选择限定于冷战结束至今。其三，本书检索文献偏重于宗教与国际关系学科及宗教与政治学学科领域。

1.西文文献分布

历史上，大量的区域内群体间暴力冲突都难以摆脱宗教因素和宗教力量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宗教与冲突之间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暴力冲突与宗教之间的因果联系、地区冲突过程中的宗教介入、宗教与冲突后重建三大部分。宗教与冲突之间何者为自变量何者为因变量的探讨力图解答的疑问是:宗教是引发冲突的原因吗?为什么宗教会引发冲突?宗教引发冲突的条件变量是什么?由宗教引发的冲突可以预防和消减吗?地区冲突的宗教介入将宗教力量视为政治与军事力量交锋过程中的参与者，实际上是将宗教假设为政治军事对抗引发暴力冲突这组因果变量关系里的中间变量或者条件变量，要回答的问题是:宗教介入是否应为冲突升级负责或者宗教介入是否对冲突缓解有贡献?宗教介入为什么能够起到影响暴力冲突进程和走势的作用?宗教介入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对宗教介入加以控制的必要性有多少?宗教与冲突后重建的关系探讨更接近和平研究的范畴，着眼的是冲突后宗教和平运动和宗教力量间结构的变迁。这一部分研究的变量假设是将暴力冲突终结后的社会政治局面拟定为自变量，而将宗教应对行为和宗教转化结构拟定为因变量，其致力回答的预设难题是:宗教在冲突后重建过程中的作用是抚慰心灵、消弭分歧，还是预埋下新一轮争端的种子?冲突后重建能否屏蔽宗教的影响力?

就英文专著而言，根据笔者对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检索，从系统宏观宗教角度专门归纳宗教冲突根源的论著主要有:美国天主教历史学者、圣母大学的史考特·艾波比所著《神圣的矛盾:宗教、冲突和调解》⁽⁷²⁾认为，在多元化世界里激进的宗教身份认同导致对暴力的理解是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激进主义者看来他们无法规避暴行这一“神圣义务”。社会学学者马克·杰根史迈尔开创性的著作《新冷战》⁽⁷³⁾提出，宗教民族主义者引发暴力冲突的根本目的是寻求其政治身份的合法性，最终形成的政治局面并不会偏离西方期望的民主太远，而他的新著《全球叛乱:世俗国家的宗教挑战》⁽⁷⁴⁾仍维持前作的基本观点:只要加以引导，宗教激进主义可以与世俗世界调和存在。英国学者奥利弗·麦特南（Oliver McTernan）《神义的暴力:冲突时代的宗教》⁽⁷⁵⁾认为，宗教激发的冲突尤其是宗教恐怖主义的普遍目标是使宗教成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石，偏激的暴行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长期以来政治家和社会人士在世俗论者主导的世界里人为地排除原本实质存在的宗教。近年来，在冲突的宗教介入方面理论的研究成果应以以色列学者乔纳森·福克斯最为典型。福克斯利用成熟的MAR⁽⁷⁶⁾数据库，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综观冷战后对国际安全局势两大威胁——宗教和种族冲突。他2002年的专著《二十世纪晚期的民族宗教冲突》⁽⁷⁷⁾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只有与社会生活中的少数民族结合才具备冲突潜质，宗教若遇上主流民族不见得对冲突有效。福克斯在两年之后完成的《宗教、文明和内战:从1945到新千年》⁽⁷⁸⁾中提出，宗教即便影响冲突也只是冲突的中间变量。着眼于解决冲突和建设宗教和平共存的专著，主要有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冲突问题学者马克·戈平撰写的《伊甸园与末日大战之间:世界宗教、暴力与调解的未来》⁽⁷⁹⁾，书中认为虽不能否认宗教可能导致冲突，但宗教更给予了建构全球性共同体所需的可供分享的共同道德准则，有益于冲突解决策略的形成。他的另一部著作更明确地将关注重点指向中东地区，《圣战、圣和平:宗教如何能带给中东和平》⁽⁸⁰⁾将中东问题积重难返归咎于相关个人和群体所采取调解策略的失误，同是一神教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基于宗教的和平新关系需要结合宗教和世俗两条路径。聚焦于从教际关系考察地域性宗教冲突的代表性理论专著有《宗教少数派、民族国家和安全:从巴尔干到东地中海的五个案例》⁽⁸¹⁾，它选取生活在基督徒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边界区域内少数派宗教族群为个案，波斯尼亚学者马里奥·阿波斯托洛夫（Mario Apostolov）在此书中考察了信仰交叉地带的集体暴力与国际安全问题。宗教与冲突化解、和平重建方面的典型性研究著作有大卫·斯莫克的《战争的宗教视角: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军事观》⁽⁸²⁾与《和平主义: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非暴力与国际冲突观》⁽⁸³⁾等，这一系列著作比较了当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神学家与激进分子对解决冲突与建设和平的观念交锋。伦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海恩斯（Jeffrey Haynes）的《宗教与发展:冲突还是合作?》⁽⁸⁴⁾则给出了有关发展的宗教回答，本书考察了活动于第三世界国家内那些基于信仰的组织，为冲突后当地的自然可持续发展、医疗、教育等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研究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热潮的兴起，针对宗教恐怖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论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比如美国路德宗宗教学者马丁·马蒂（Martin E.Marty）和史考特·艾波比合作主编的百科全书般宏大具体的五卷本《基要主义研究》⁽⁸⁵⁾是目前宗教冲突研究领域中引用率极高的学术著作。

有关巴尔干地区，特别是科索沃境内东正教与穆斯林之间，即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域发生的暴力冲突的专著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路径一，主要由传统教会主持编纂，通过表现受害者处境旨在谴责外部对待不同宗教群体采取双重标准。比如数次再版修订的《十字架上的科索沃:被摧毁与被亵渎的科索沃塞尔维亚正教教堂与修道院》⁽⁸⁶⁾和《天使为何降临:从拜占庭到科索沃的东正教欧洲》⁽⁸⁷⁾。路径二，用文化人类学的范式探讨科索沃族群间的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对当地政治局势的影响。比如《科索沃的宗教和认同政治》正是作者杜伊辛格斯建立在科索沃地区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路径三，以军事和政治战争为切入点，以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外交行为为展示舞台，仅对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在暴力冲突中起到的作用略有提及，且也多局限于以教派宗教领袖为考察对象。科索沃宗教冲突方面第三种路径的研究著作最为主流，但往往并没有能够深入探究信仰在科索沃动荡的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具体模式，也缺乏对宗教学意义上宗教本身多层面完整的分析判断。比如媒体人蒂姆·尤达（Tim Judah）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出版的《科索沃:战争与复仇》，书中多次提到德卡尼修道院，⁽⁸⁸⁾但并未将其作为专门的分析单位。还有相隔两年后的昆士兰大学亚历克斯·贝拉米教授所著的《科索沃与国际社会》⁽⁸⁹⁾，以及专注于后共产主义时代巴尔干地区冲突的英国学者汤姆·嘉拉格（Tom Gallagher）新著《新千年的巴尔干:战争与和平的阴影》⁽⁹⁰⁾都以军事战争为主要论述方向。应该说大量科索沃宗教冲突著作集中于1998年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内战之后到2004年之前，近几年相关研究略显沉寂，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这一话题再次成为研究出版热门。

至于在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英文论文，通过对国外期刊数据库EBSCO和JSTOR的检索可知，宗教与暴力冲突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下列杂志:《和平研究》（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当今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及《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而较少刊登于国际关系专业类期刊。其中关键词含有“religious conflict”或者“religious violence”，或者与群体间宗教冲突、宗教暴力主题契合度较高的近年来相关文章有《冲突解决、文化和宗教:宗教间建设和平的试行模式》⁽⁹¹⁾、《我们因循神之路:宗教、身份和群体间冲突》⁽⁹²⁾等，这些论文的结论大多归结于:虽然宗教默感（inspiration）是反暴力的，⁽⁹³⁾但是在多元的世界里，尤其是宗教断层地带（religious fault lines）上，宗教之间相互适应、混居与同化之类的关系即便存在也是极其脆弱的，避免宗教暴力冲突的策略在于保持不同宗教群体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力量间的微妙平衡。试图对科索沃地区宗教暴力冲突进行研究的期刊论文仍然集中于几个塞尔维亚科索沃问题研究学者，比如蒂姆·尤达的《塞尔维亚人:历史的香甜与腐朽之气》⁽⁹⁴⁾，乔纳森·福克斯的《国际政治中被忽略的宗教因素》⁽⁹⁵⁾，诺尔·马尔库姆的《古老仇恨?》⁽⁹⁶⁾，圣母大学杰拉德·鲍沃斯（Gerard F.Powers）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的宗教、冲突与和解的前景》⁽⁹⁷⁾，乔治敦大学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L.Esposito）的《对科索沃危机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重新思考》⁽⁹⁸⁾等。在针对科索沃暴力冲突的研究中涉及德卡尼修道院或希南帕夏清真寺的论文有《民族主义、暴力和调解》⁽⁹⁹⁾、《数字战争还是点缀事件?因特网与巴尔干战争》⁽¹⁰⁰⁾及《南斯拉夫的民族与教会》⁽¹⁰¹⁾三篇。鉴于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在建筑史上的突出地位，有必要提及《纪念碑与罪行:科索沃历史建筑的毁灭》⁽¹⁰²⁾和《民族主义和建筑:塞尔维亚建筑国家风格的创造及其政治意味》⁽¹⁰³⁾，这两篇文章从宗教建筑遭人为损毁的悲剧来讲述暴力对和平的伤害。

英文文献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各类组织公布的研究报告和统计分析，比如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宗教对和平建设的贡献:宗教何时带来非战与和平》⁽¹⁰⁴⁾、《世界事务中的宗教:宗教在冲突与和平中的角色》⁽¹⁰⁵⁾，兰德公司（RAND）的《宗教的冲突》⁽¹⁰⁶⁾，受联合国资助的NGO科索沃问题独立国际委员会（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于2000年发表细致的战争总结《科索沃报告》⁽¹⁰⁷⁾，国际危机监察机构巴尔干系列报告中的《宗教在科索沃》⁽¹⁰⁸⁾等等。另外还有许多大学内部设置有宗教暴力冲突方面的研究中心和机构，它们也发行了数量庞大的公开出版物，但一般以会议文集和研究论文编著为主，本书就不再赘述。

通过对贝尔格莱德大学图书馆目录的检索可以发现，冷战后关于德卡尼修道院的塞尔维亚文文献，除了新闻综合报道和对文化遗产的介绍性小册子，研究性著作仅有艺术史专家巴尔沙·久里奇（BalŠa Duric）主持修订的《德卡尼修道院1941—2005:历史艺术考察》⁽¹⁰⁹⁾一部，作者们倾注大量心血，满含激情地赞美“历史珍宝的捍卫者”——德卡尼修道院，期盼它能获得更多的外部同情和帮助。除了塞尔维亚文及阿尔巴尼亚文文本，还有基于联合国、北约、欧安会托管国家科索沃任务区分布的动荡方面其他语种的书籍。比如希南帕夏清真寺所在的普里兹伦地区UNMIK驻扎部队为德国联邦军提供的文本，Google德语图书搜索显示有三本相关出版物《科索沃模式?UNMIK和未来托管的结构》⁽¹¹⁰⁾、《科索沃的人权和选举问题及NATO、KFOR和UNMIK占领下的梅托西亚（2000年10月）》⁽¹¹¹⁾和《维持和平:UNMIK为个案》⁽¹¹²⁾UNMIK（法律）⁽¹¹³⁾都选取科索沃冲突特别时期临时行政的外部力量介入角度，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任务性和机构针对性。

从冷战后西方学界研究宗教地区性暴力冲突的文献综合来看，虽然其研究成果在暴力冲突的宗教根源、宗教在冲突过程中的介入和宗教参与冲突后和平建设三个方面都各有侧重，但是受西方特有的信仰传统和思维惯式局限，目前仍存在三个值得商榷的内容:其一是“政教分离”的内定逻辑。源于西方长期以来自认成功的政教分离经验，许多学者在关注卷入冲突中的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人士和宗教组织时，往往先验地认定他们是并且应该是与现实政治斗争绝缘的。这样的心理暗示会造成两个后果:要么人为地淡化了宗教对暴力的鼓动，要么过分高看宗教对和平调解的推动能力。其二是当民族、种族、文化与宗教这几组相互交织的因素同时出现在暴力冲突中时，西方研究倾向于把冲突的主因和祸首归咎于世俗的因素而并非宗教的因素。一方面认可宗教是双刃剑，另一方面又认为宗教产生的负面作用是被其他博弈力量利用的结果。这类冲突研究忙于表达对精神灵性的尊重，却很少拿出一般剖析民族主义的中立立场。其三是在宗教冲突研究中将宗教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其他宗教运动割裂开来。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宗教现代化运动是宗教应对现实世界高速发展殊途同归的应对策略，其最终目的都指向肯定和维持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地位。西方研究存在用强化宗教极端主义对暴力冲突负有责任的方式，来掩盖主流宗教运动的负面效应，这种带偏见的认识有碍正确看待宗教极端主义，也不利于对传统宗教的全面理解。西方文献中关于巴尔干地区冲突的研究成果虽然颇丰，但往往有几个极端取向:要么怀古，以浓重的文艺气息，从拜占庭缅怀、歌颂、比较到奥斯曼；要么势利现实，重视寻求以整体、宏观或者强大外部政治群体的立场来审视巴尔干，从东方问题剖析到南联盟解体；要么源于对大战的不安回忆而谴责发生在巴尔干或真或伪的暴行，最终还是回归到对文化因素与民族行为模式的声讨。西方对于科索沃地区宗教性暴力冲突的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一方面沿袭了宗教暴力冲突研究普遍的价值局限以及巴尔干冲突研究传统的思路取向；一方面缺少中立地将冲突对立各方宗教（无论是基于教会层面的还是基于信仰层面的）作为研究主体的思考，而宗教却是科索沃社会生活重要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科索沃与外界交往的重要载体和媒介。

2.中文文献分布

就中文文献而言，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学者致力于宗教与地区暴力冲突的论述，尽管其数量并不能说很多。一般而言，内地学者的研究大多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结合起来，并且大多从单一宗教入手，其最终目的是寻求民族宗教和解的解决之道。⁽¹¹⁴⁾香港⁽¹¹⁵⁾和台湾⁽¹¹⁶⁾学者的研究大多将宗教的神学思想融入政治学和社会学，并未将宗教视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独立的世俗行为体，严格说来更接近宗教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在科索沃问题上，中文文献基本都是从新干涉主义角度切入的，迄今未见集中研究所在地为巴尔干地区或科索沃地区的具体宗教类别、宗教团体、宗教个人、宗教寺院与地区暴力冲突的专门著述。

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¹¹⁷⁾的检索，与宗教冲突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中文专著有两部:台湾问题学者辛旗的《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¹¹⁸⁾和中国政法大学曹兴教授的博士论文《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录:民族宗教冲突出路的反思》⁽¹¹⁹⁾。前者以诗化的语言阐明西方基督新教的商业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与世界其他宗教背景的文明相互冲突是宗教争端的根本，后者认为中国民族宗教和谐的经验可以为解决世界民族宗教冲突所借鉴。王志平主编的《硝烟中的沉思:当代世界武装冲突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¹²⁰⁾是国内近年出版的宗教冲突领域综合性编著。港台地区宗教冲突的著作有香港中文大学黎志添主编的论文集《宗教的和平与冲突》⁽¹²¹⁾，香港吴天安牧师《宗教、暴力、和平》⁽¹²²⁾。台湾地区宗教与冲突研究学者往往立足于我国本土，如郑弘岳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中国历代的宗教冲突:一个冲突社会学的考察》和林本炫《台湾的政教冲突》⁽¹²³⁾。就宗教冲突专著中研究个案选择而言，中文文献研究的兴趣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东地区，关注巴尔干地区尤其是当代科索沃地区宗教与冲突的论述并不多，主题比较接近的仅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余建华研究员的博士论文《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¹²⁴⁾一部。其他的科索沃问题著作多从历史和大国政治角度加以分析，比如中国社科院历史学者马细谱的《巴尔干纷争》⁽¹²⁵⁾，民族问题学者郝时远的《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从南斯拉夫的历史解读科索沃的现实》⁽¹²⁶⁾，王逸舟主编的《单级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¹²⁷⁾，北京大学国际共运学者孔寒冰（孔凡君）的《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景》⁽¹²⁸⁾，淡江大学谢福助的《新干涉主义:科索沃案例议题研究》⁽¹²⁹⁾。香港出版的俞利编著的《台湾≠科索沃》⁽¹³⁰⁾以美国和北约的科索沃战术对比台海军事未来，虽然与宗教议题距离较远，但却丰富了科索沃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翻译出版了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的《科索沃问题》⁽¹³¹⁾，该课题组在对科索沃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总结批判了1999年科索沃危机至2005年联合国启动科索沃未来地位问题谈判七年间国际社会对科索沃成效甚微的干预，反思了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策略。国内以国际视野探讨宗教政治性问题，并且涉及与宗教和暴力冲突相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¹³²⁾项目；⁽¹³³⁾北京大学张志刚主持的致力于研究世界宗教冲突加剧形势下宗教多元化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¹³⁴⁾。

公开发表的中文论文方面，通过对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¹³⁵⁾的检索，结果显示，时间节点设置在冷战之后的兼有以“宗教”与“地区冲突”或者“国际冲突”为题目或者主题词的重要期刊论文主要有: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张志刚《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¹³⁶⁾，山西大学政治学系梁丽萍教授《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¹³⁷⁾、《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¹³⁸⁾，复旦大学张家栋《当代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¹³⁹⁾等。这些文章都从宏观的角度对宗教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做出了解释。另外还有部分研究论文集中在对宗教原教旨主义或者印巴之间的冲突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宗教冲突进行探究，比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吴云贵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¹⁴⁰⁾，亚太研究所的朱明忠研究员《宗教冲突是影响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¹⁴¹⁾，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教授《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功能评估》⁽¹⁴²⁾，西北大学闫文虎博士论文《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¹⁴³⁾，北京大学东语系吴杰伟教授《属灵的冲突来自属物的冲突——东南亚宗教冲突初探》⁽¹⁴⁴⁾等。

根据对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检索，与科索沃地区冲突和科索沃宗教有关的论文与中文论著的情况相似，大都集中于新闻性报道综述和历史性介绍回顾，理论的研究文章有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教授《科索沃战争后的巴尔干》⁽¹⁴⁵⁾，余建华的《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与冷战后国际关系》⁽¹⁴⁶⁾、《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¹⁴⁷⁾、《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¹⁴⁸⁾等。这些文章的重点多是结合宗教因素对前南地区民族团结、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族宗教政策进行述评。大量科索沃研究论文集中从地缘政治与霸权主义角度分析1999年科索沃战争，如马细谱的《科索沃危机与北约的军事干预》⁽¹⁴⁹⁾。2008年科索沃独立之后，一些论文将研究方向转向科索沃分裂独立行动对大国关系、地缘政治的影响，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的《科索沃“独立”折射出国际斗争的深层问题》⁽¹⁵⁰⁾等。

客观地看，总体上国内学者对冷战后宗教暴力冲突尤其是巴尔干科索沃地区的宗教暴力冲突的学术研究算不上充分，许多著作仅停留在新闻综合性质层面，即便有案例分析也多从米洛舍维奇这样极受关注的重要政治个人或者重大战争和突发事件着手。鉴于巴尔干地区对欧洲乃至亚欧大陆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宗教冲突频发的现实，目前的国内相关研究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首先对宗教和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进行细化区分，进而厘清作为民众社会政治生活中主体身份的宗教和权力政治、霸权争斗、战争冲突中客体身份的宗教之间的差异，继而超越对形成宗教性暴力冲突模棱两可的根源性分析，最终还原暴力冲突前后宗教不同于其他政治因素生动的行动特质，这也是本书尝试接近与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