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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人文论丛:中国女性文学纵览

时间:2023-12-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关键词:女性文学妇女解放女性意识回首20世纪的中国文坛,女性文学的兴盛已经成为一道多姿多彩的风景。与此同时,女性文学的研讨会也在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召开。本文试图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历史回眸,从中寻觅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女性文学滥觞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中国文坛,对女性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是丁玲和张爱玲。

西部人文论丛:中国女性文学纵览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纵览

王亚丽

(西安工业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 要:中国女性文学是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才形成的,20世纪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逐步成熟,女性对自身的认识由物—人—男人—女人,女性文学才演变到现在呈现多元化走势和五彩缤纷的局面的女性文学兴盛时代的。

关键词:女性文学 妇女解放 女性意识

回首20世纪的中国文坛,女性文学的兴盛已经成为一道多姿多彩的风景。一批女作家的创作锐利的耸起于文坛。许多耳目一新的作品都出自女作家之手。像“风头正健女才子丛书”“她们文学丛书”“红罂粟丛书”“红辣椒丛书”“海外女作家丛书”等等。还有很多的女性文学、女性文化理论专著出版,像《性别与政治》、《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等等。与此同时,女性文学的研讨会也在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召开。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正像目前女性文学的佼佼者——徐坤所说的:“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体验’。”[1]

“女性文学”已经成为当今文坛熟悉的话题.但是,究竟什么是女性文学,理论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笔者援引了一被较多的人所接受的女性文学的界定,即“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观照和表现女性生存本相的作品”来作为女性文学的定义.女性文学由淙淙流淌的小溪发展到现在的汪洋大河,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才形成的。本文试图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历史回眸,从中寻觅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过去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人仅仅是玩物、是东西,惟独不是人。那么相应地,在男性文学传统中,妇女形象只是男性愿望的载体,她们或是天使或是魔鬼,以满足男性愿望来衡量。这种现象真正有所改变的是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李大钊说:“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时代,亦是妇女解放的时代,是妇女们寻觅她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的时代。”纵观20世纪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你会发现,每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都会极大地推动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文学在新文学的历史中,大体走过了几段历史进程。我们来分析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性文学是怎样演变到现在呈现多元化走势和五彩缤纷的局面的女性文学兴盛时代的。

中国女性文学滥觞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秋瑾称得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她创办了第一份妇女报纸《中国女报》,呼唤在黑暗中的我,“中国女性觉醒冲出封建传统禁锢的小我天地,必须投身求民族解放的大我时节,才有存活的出路”[2]。秋瑾的贡献在于她意识到女性解放绝不仅仅是个人自己的事,而与社会解放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

秋瑾就义19年之后爆发了五四运动,西学东渐已成为一时潮流,人的解放命题以前所未有过的震撼力,惊醒了所有的中国人,当然包括女性。于是一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子,和男性觉悟者一道,从禁锢他们的闺房、三寸金莲里挣脱出来,而参与到新文化建设中去。这样,中国破天荒的第一次诞生了一个女作家群:冰心、庐隐、冯沅君、丁玲、绿漪、凌叔华……于是,表现女性意识觉醒、关怀女性存在价值的女性文学第一次“浮出历史地表”[3]。五四时期女性文学追求的是把女人作为与男人同样的人而不是物,是向社会讨回女人作为人的权利。反映了女人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中国文坛,对女性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是丁玲和张爱玲。女作家丁玲是以对女性人生的特别关注而崛起于文坛的。她的处女作《梦柯》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女性仍然处于被观赏、被玩弄、被损害的不平等的地位。丁玲的成名作《沙菲女士的日记》,可以称得上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打破了男人对女性文学的所有审美期待。作家宣泄了一种尖锐的、狂悖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节奏和情绪。丁玲是站在赤裸裸的女性立场上,描写了女性的生命意志及其痛苦。《沙菲女士的日记》冲破了千百年来男权文化封建壁垒,因此是一篇真正离开了男性所容许的“女性文学”的传统作品。

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女性意识的作家,这可直接获证于她的小说《霸王别姬》里。对中国这一著名的散发着典型男权气息的传奇所作的颠覆性改写。我们看到,女性作家张爱玲是怎样解放了二千年前她的一个美丽同性的生命意识。

那苍白、微笑的女人,仅仅控着马缰绳,淡绯色的织锦斗篷在风中鼓荡。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的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4]

没有任何人能够无视这字里行间闪现出来的一个女性对于男权,对于千古以来“英雄加美人”的性别歧视的故事模式,对于女人必须充当男人腰带上漂亮的坠饰和他的伟大业绩的殉葬品……不公正现实的叛逆之光。

从五四初期的女性作家一直到二三十年代的女性作家丁玲、张爱玲,她们的写作都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改变女人对男人的附属地位,是这些女性作家关注的焦点。后来由于五四文化运动的重心由人的问题转移到民族的问题。这样,女性问题也随之沉寂了。

二(www.xing528.com)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妇女整体性地被解放、被塑造的“社会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妇女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群体“社会化”过程。与历史上所有女人划开了鲜明的界限。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中国妇女几乎没怎么争取便在法律上获得广泛的平等权利,诸如,妇女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男女同工同酬等等权力。新中国妇女的解放,妇女地位的提高,激励了新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她们满怀激情极力书写新中国女性的人生理想。于是女作家写出了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为自我人生归宿的一系列具有该新人特质的女性形象。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对女性因素的极端忽视和一系列有损妇女健康的极端行为,如文革初期“破四旧”中的诸多男性化行为,以及日后以“三八”命名的“铁姑娘”运动等。女作家的昂扬创作激情被抑制。我们根据女性文学的定义,五六十年代的女作家以描写个性鲜明、近似“假”小子的女英雄、女知青、女青年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更不用说文革十年样板戏作品。作品中女性“一个大姑娘,身穿红衣裳,站在西南方,用手指方向”,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

1977~2000年,是中国妇女在“社会性”解放基础上“女性意识”和“主体意识”觉醒的转折时期。文革结束了,社会各方面都步入正轨,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和写作推进,社会理想表达偏向两性关系思考。妇女解放问题从人的解放问题中抽离出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女性主体意识复苏了,女性不仅要作为一个人而且要成为一个与男子具有同样权利的个体,此时的女性已走出家门,走入社会,同男性一样面临严峻的生存竞争。敏感的女性作家已经意识到在表面男女平等形式下女性在面临强大的男权社会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本来,男人同女人已经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但是,“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张辛欣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她”割舍母性,割断夫妻情谊,凭着“撞得头破血流,但却是属于自己的感受和仍然没有被磨平的想要点什么的固执念头”[5],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争得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在心理上,却又接受不了丈夫对她的“要强”界定。在张辛欣的另一篇《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她”,不屈从社会给定的公共汽车售票员的角色,当上了业余编剧,并爱上了导演,“他”却因为“她”的“男子汉气”而拒绝接受这份爱。

女性为了在社会中争得同男性一样的权力,她们表现出“要强”和“男子汉气”。这样,女性就既不为男性也不被自身接纳。

女性过分追求与男性平等,会矫枉过正,变成雄性化的女性。张洁的小说《方舟》写了三个女性梁倩、柳泉、曹荆华的遭遇。她们三人经历了离婚、流产、抛夫别子,她们还和男人一样抽烟骂娘,不知不觉中她们变成了“雄性化”的女性。表面上看,她们独立了,解放了,但实质上却反映了当代中国女性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危机和自我迷失,反映了女性角色意识的紧张和不健全。张辛欣、张洁的小说重在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批判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不公及虐待,带有激烈的社会抗争。但对于男权文化侵扰下的女性自身角色意识的弱点和偏狭,缺乏必要的女性自省意识。但是,女性追求在社会上具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利,较之以前的五四时期,又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历史进入90年代,特别是从1993年筹备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开始至今,中国妇女发展与国际社会和妇女运动全面接轨,因此也就是它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时期,“国家的”和“国际的”两种力量同时作用于妇女,成为引导妇女发展的主流因素。

9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全面转型,国际妇女运动的影响,妇女解放运动的全方位推进,女性文学探求女性的主体意识有了质的飞跃。这同五四女性写作和80年代女性写作对于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不同。90年代的女性写作要求绝对独立的女性世界的表达。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和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的创作,主要以女性成长和女性之躯与世界的相互切入为主题,往往采用自传体或自我独白的叙述方式,从性别立场出发,把大量的私人经验和幽闭场景带入公共文化空间。她们从男女两性的关系场去浮现女性经验、放大女性感受,她们把文学引向了微观世界

90年代先锋的女作家们迥异于男性写作的新女性话语、对女性成长经历隐蔽揭示,对女性躯体的欲望化书写等等写作,惊动了文坛。人们争相传阅女性文学的作品。商家利用女作家的煽情,或是女性作家站出来以隐私大甩卖的自由形式及津津乐道于坦露性体验之类的煽情,在文化市场可能贩卖出史无前列的好价钱。那么,女作家们在标榜“反文化”“超道德”写作的同时也为自己打开了精神炼狱之门。女性作家在忘情歌唱之余,是否发现她们自己在成为路标的同时,也误导着女性走入路标旁边自己挖的坑。

90年代的女性作家们意识到“女人是人”,同时“女人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性别的人”,也就是说,女人既是人又是一个女人。女性作家要求与男性同时站在历史上。而在以往的男性中心历史时期,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但女性一直在历史边缘存在着。女性文学通过想像去填补女性的历史,通过想像性意象营造时间和空间,也就是以女性的个体经验体验历史经验。对个人生存经验的发掘,由个体经验推及集体经验,这是女性身体记忆提供给女性写作的基本方法。“人类走向个人”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飞跃,人的发现与觉醒,从有了清醒的个人意识才是真正的现代性的意识的觉醒。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已逐步走向成熟。那么女性文学的兴盛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人们不再以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来为作家分类,并以此衡量作家的文学成就时,也就是如同波伏瓦所说得那样,“男女之间的差别不再比男女在个人水平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时候,女性主义也就真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女性文学走向自在的成熟的标志也就是到达人类双性文化的构建目的。

【注释】

[1]徐坤.《女性写作:断裂与结合》、《作家》.1996年第7期。

[2]见《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

[3]孟越、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5]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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