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基督教新教（1807—1860年）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远比天主教和东正教为迟⁽¹⁷⁾。第一位来华的是英国伦敦会⁽¹⁸⁾派遣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年）。他出生于英国北部的贫寒家庭，毕业于高斯坡神学院，旋被封立为牧师，奉派来华。他首途赴美国纽约，继从美国横渡大西洋，绕非洲好望角，入印度洋赴马六甲，最后于1807年9月4日抵澳门，开始了他一生在华的传教事业。

马礼逊曾说我是冒着个人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服务的。”⁽¹⁹⁾从1807年来华至1834年病逝于广州，其间除返英作三年休假之外，在中国传教达二十五年之久。那时清廷的禁教还没有解除，同时天主教传教士对他也很排挤，二十五年中，马礼逊没有建立任何教会，由他私下洗礼的信徒不过五人⁽²⁰⁾，但他毕生的工作，却为新教在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一）他翻译了《圣经》和编纂了《英华字典》。从事此项艰巨的工作，乃出于伦敦会的指示。马礼逊来华之前，曾在大英博物馆找到1793年由一英人带回英国的一份天主教传教士巴色译成中文的《圣经》手稿。从1808年开始，马礼逊殚思竭虑，历时五年之久，将《新约全书》译成中文，并在广州秘密排印二千部。从1814年起，马礼逊与另一位传教士米怜（1785—1822年）合作，又花了五年时间，将《旧约全书》译成中文。基督教的《圣经》得以完整地介绍入中国，马礼逊为第一人。他曾如此叙述了译经的甘苦：“为完成这大任务起见，我不惮长期工作并杜绝社交，持以耐心、毅力、镇静，及不偏颇的判断；既不徒因其为新奇的工作而迷于偏爱的情感，复不因其为古代的经籍而固执私人的成：“，见：惟希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而期得免误传上帝神言之可怕的责任。”⁽²¹⁾在译经的同时，马礼逊以非凡的毅力，着手编纂《英华字典》。从1808至1815年编完并出版第一卷，名为“字典”，它按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以汉字笔画分成214个字根排列；第二卷于1819和1820年分两次出版，书名《五车韵府》；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书名《英汉字典》，合计三卷六大本4595页，均由马礼逊独自编纂，成为中国英汉字典的嚆矢。他说：“我希望这部字典会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²²⁾（二）鉴于当时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建立教会和布道，马礼逊决定先在华人聚居而又邻近中国的南洋群岛上建立宣教基地，设置印刷所和学校，既向当地华人布道，同时传教士也就近向当地华人学习汉语和中国的文化礼俗。1813年，马礼逊向伦敦会提出了“恒河外方布道计划”：（1）由于中国的现状不允许传教事业举办印刷和其他几种事业，甚至个人居留亦不能确定，故必须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政府治下的地域，另觅一处邻近中国的基地，成立中国传教事业总部；（2）一俟米怜到马六甲，立即购置地产；（3）尽快开办免收学费的中文书院；（4）拟在马六甲发行中国期刊；（5）总部将以中国事业为对象，但也包括其他；（6）联合中国、马来亚及印度的其他传道会；（7）举办中文、马来文及英文的印刷事业；（8）拟编一份英文期刊，促进教会之间的联合；（9）总部常以中国语言礼拜，等等⁽²³⁾。根据此一计划，伦敦会于1818年在南洋群岛中最大的马六甲城兴建了“英华书院”。这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其课程有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历史、伦理和哲学等，聘请西人和本地华人任教习。马礼逊说英华书院的“宗旨是向中国的年轻人教授英语和基督教教义，同时为了向传教士和其他人教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地上建立基督教的国度，文字是手段，不是目的”⁽²⁴⁾。由马礼逊等传教士所拟的《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曰，所谓书院，有涵盖中学、小学及其他称谓之意，其宗旨则为交流教育及中西文学，传播基督教教理，造就欧洲人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字的机会，使恒河外方各民族如中国人、印度支那人、中国东南诸藩如琉球、高丽、日本人能以英语接受欧洲之文学及科学。书院开设中文图书馆以及西欧文库，专以收集有关东方民族的语言、历史、风俗之西书论著，聘任欧洲的基督徒教习教授欧洲学术，同时也聘任本地的华人教师；书院供给部分学生膳宿，设有基金以帮助清贫的学生；用中文教授欧洲学生各科目，也让他们按各自意愿在宗教、文学以及经济诸科目上有所选择；同时用英语教授本地学生学习地理、历史、数学以及其他科学，也可教授伦理哲学、神学及马来文。学生应尽量利用伦敦会总部设立的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入学对象为（1）欧、美教会的信徒；（2）由欧洲大学提供资助的游学者、传教士、商人及由领事介绍的人员；（3）自费或由传道会及私人资助的本地青年，旨在接受英语教育，无须强制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也不强制他们参加礼拜，只是他们必须参加学校的公开性的学术讲演。⁽²⁵⁾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办了25年，于1843年迁往香港。1818年仅有学生7人，1821年为11人，1823年为17人，1827年30人，1835年达70人。以后又设华人女童学校以及妇女成人学校。⁽²⁶⁾作为“恒河外方传道计划”的一部分，在马礼逊的倡导之下，伦敦会在南洋地区创立了几份重要的中文期刊：（1）《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5月在马六甲由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署名“博爱者纂”，木版雕刻印刷，刊有宗教、新闻和西洋史地新知，并首次在中文印刷中采用西洋标点符号；初印500册，三年以后增至1 000册，免费在当地华人中间散发，也有一些刊物被带到广州，免费赠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文人学士，1821年停刊，共7卷80余期，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基督教教义，少量刊载世界历史、天文地理、民情风俗，其中比较瞩目的是哥白尼日心说的介绍。（2）《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3年7月在巴达维亚创刊，伦敦会麦都思（1796—1857年）主编，署名“尚德者纂”，刊有宗教、时事、历史和杂闻；1826年停刊，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以后继其余绪而创办，1826年停刊，共4卷。开始印1 000册，后有所增加，深受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欢迎。（3）《天下新闻》，系1828—1829年马六甲出版之月刊，属铅字活版之新式印刷，由麦都思、吉德（1799—1843年）主编，内容有中外新闻、科学、历史和宗教各类。（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创刊于广州，1834年迁往新加坡，除1836年停刊外，至1838年9月才停办，郭实腊（1803—1851年）创办，署名“爱汉者纂”，此刊被带往北京南京等地散发。内容有新闻、宗教、历史、地理、哲学、时论、自然、天文、工艺、商贸、文学及杂闻，影响很大，如该刊曾经连载郭实腊所写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犹太国史》等等，是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人向中国士人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的较为完备的著述，其中还有介绍拿破仑一世以及法兰西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论文、介绍英国司法制度的论文等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能在中国境内散发、不但在中国报学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像鸦片战争一样是一件大事。这份刊物发行的目的虽然在传教，但在方法上由传播西方知识入手，其中新闻报道占极重要的地位。此后中文定期刊物的发行，多少模仿《东西洋考》的格式和内容。诸如香港的《遐迩费珍》、宁波的《中外新闻》、上海的《六合丛谈》和《格致汇编》，以及北京的《中西见闻》等等，均受此影响。”郭实腊自述创办此一杂志的宗旨为消除中国人对西方的偏见，便于中国人了解西方的艺术、科学和教义⁽²⁷⁾。为配合期刊的发行，在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等传教士的努力之下，1817年成立了马六甲印刷所，1821年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也开办了印刷所，从事译经和办报的工作。（三）作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一开始就涉入了英国对华的政治和外交活动。1809年，他被从事对华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聘为翻译，1821年东印度公司一艘船只的船员与中国当地乡民发生冲突斗殴，马礼逊在英中谈判中多方斡旋。尤其在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为使臣出使北京，马礼逊被任为翻译官，先行抵达天津与清朝官吏会晤。同年7月，因英使不肯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被责令离京，事后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会秘书长说：“这种偏离我本来追求的事实使我变得有点可叹而非可笑，我一到北方就想离开，然而我也理解您的想法是让我留在那里。”⁽²⁸⁾可见马礼逊参与政治和外交事务是出于伦敦会的指示。后来，他本人对外交和政治活动有助于传教事业的推广也抱有确定的信念，所以当1834年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为商务监督（领事）时，马礼逊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律劳卑升任他为副领事的任命。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这对于一个传教士是颇不寻常的，穿上一身副领事的制服而不是传教士的道袍。”⁽²⁹⁾一个月以后，他为调停律劳卑和两广总督卢坤的冲突而奔走于广州与澳门之间，因辛劳过度患急病去世，年仅52岁。

虽然马礼逊无法在中国本土开展实际的传教工作，但是他为新教向大陆的推进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恒河外方传教计划”，也引起了欧洲教会的重视。在他有生之年，已有24位英美传教士来华工作，其中英国系统的著名者有米怜、麦都思（1796—1857年）、杨威廉、粦为仁（1807—1895年）、宏富礼（1822—1824年在华）、柯大伟（1822年抵华，1828年逝世）、吉德、戴尔（1826—1843年在华）、汤雅各（1826—1836年在华），等等。⁽³⁰⁾

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裨治文（1801—1861年），他于1830年受美部会派遣来到中国。最初，他继承了马礼逊的事业，从事译经，由于他注重从原文逐句直译，而不在意文辞典雅，所以与伦敦会意见相左，遂与美国克陛存、文惠廉两位牧师另行重译，分别于1857与1862年译就《新旧约全书》。⁽³¹⁾

但裨治文一生的事业，并不在译经，他以非凡的能力，组织和参与了四个传教组织，表现出异常的组织才能。这四个组织为：（1）“广州基督徒联合会”。广州是清政府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欧美商人居于十三夷馆，其中大多为基督徒，以前无任何宗教组织。1830年裨治文来华以后，与马礼逊、雅裨理（1804—1846年）联合发起该会，其宗旨为联合西国教徒，设立资料库与图书馆，出版华文《圣经》，承担即将开办的《中国丛报》的经费。《中国丛报》是由裨治文一手创办的英文期刊，1832—1839年在广州出版，后因中英战事而迁往澳门，1844年再迁香港，次年重返广州出版，到1851年停刊⁽³²⁾。由裨治文执笔的《创刊词》说，该报之宗旨为调查中国的气象、土地、出产、商情。“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加调查，在考查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的长时间的不断观察。”⁽³³⁾（2）“益智会”（即“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这是广州的外侨于1834年成立的，会长为英商马地臣，美商奥立芬为司库，裨治文为该会的秘书。其宗旨为在中国刊行中文书籍，推广实用知识，开启中国人的思想⁽³⁴⁾。裨治文在1835年提出过一个出版计划，准备印行世界通史、世界地理和世界地图⁽³⁵⁾。1841年，在该会资助下，裨治文出版了英文的《广东方言撮要》。（3）“马礼逊教育协会”。在广州的外人为纪念马礼逊于1836年成立，其宗旨为“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教中国少年读中文和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中。英商颠地为会长，查顿为司库，裨治文为秘书⁽³⁶⁾。裨治文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教育肯定可以在社会、道德、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³⁷⁾他还向美英呼吁派教师前来中国。美国耶鲁大学特派该校毕业生布朗（1810—1880年）偕夫人于1839年抵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4）中华医药传教会。早在马礼逊来华时，就曾倡导以施医赠药的方式作为布道手段。他于1820年在澳门开设中医诊所，为贫苦的人民治病⁽³⁸⁾。1827年，在李文斯敦医生协助之下在澳门开设医馆，医务日增⁽³⁹⁾。裨治文深受马礼逊的影响，极力呼吁美部会派传教医师来华。1834年，美国著名的医药传教士伯驾（1804—1889年）应征来华。1835年11月，他在广州租得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医院。1838年2月，在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的倡导以及裨治文、伯驾的共同努力下，英美在华商人纷纷捐款响应，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为扩大与欧美各国的联系，该会在美国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设立代理处，向英美各界陈述向中国派遣医药传教士的重要性。由郭雷枢、裨治文、伯驾共同起草的宣言指出：“……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⁴⁰⁾(www.xing528.com)

在裨治文的倡导之下，一些美国传教士纷起效尤，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其中业绩卓著者除上文提及的伯驾、雅裨理之外，还有卫三畏（1812—1884年），他于1833年来中国，协助裨治文办理《中国丛报》，后赴日本、琉球游历，1856年受委任为美国派往北京的外交使团的秘书，后来曾著《中国总论》，是美国第一部汉学著作，退休以后任美国东方学会和圣经公会会长。罗孝全（1802—1871年），美国南浸礼会传教士，1838年抵澳门传教。晏玛太（1819—1888年），美国南浸礼会传教士，1847年抵达上海。嘉约翰（1824—190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8年到达中国广州，开设了著名的博济医院。丁韪良（1827—191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抵香港，后来到宁波传教，60年代后成为著名的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59年抵上海，以创办杂志和学校而闻名。

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时，早期基督教新教的宣教活动，大致可以分为：（1）中国本土区域，主要是近海的澳门、广州、香港三地。澳门是葡人的居住地，那里的天主教传教士对新教采取排挤的态度，至于广州，外人只能在夷馆里活动，而香港则于1842年英国强占之后，才有传教士迁入。（2）南洋地区，包括马来半岛、爪哇群岛、暹罗、婆罗洲一带。尤其是马六甲、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曼谷等城市，它们都处在西方商业扩张的范围之内。由于西方列强殖民当局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因而成为日后向大陆传教的基地。（3）中国沿海地区，1831—1832年，郭实腊曾作中国沿海的游历布道活动，同时亦协助东印度公司调查中国沿海的商务和气象、航道与防卫情况。（4）中国邻近地区和国家，包括朝鲜、琉球和日本。当时，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都与中国取同样的排外态度。郭实腊第二次北上时，曾访问琉球和朝鲜要求传教，均被拒绝⁽⁴¹⁾。1837年，郭实腊、伯驾、卫三畏护送遇难的日本船员回国，至鹿儿岛与日本当局商议传教事，也被拒绝。可见这些国家排教态度的坚决。

早期基督教新教传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宣教的同时辅之以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传授。在明末清初时代，耶稣会士曾经担任了沟通中西学术文化的桥梁作用。近代以后，新教传教士则更多地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除早期马礼逊、裨治文等在南洋地区创办了中外文期刊、学校和印刷所之外，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新教的文化事业也从南洋迁往新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五口遂成为西学传播的主要窗口。举其要者有：（1）传教士在广州的西学传播活动。广州在开埠以前即有新教传教士的活动。开埠之际，十三行的博济医院即新豆栏医局一度中止活动，不久即恢复了活动。184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1816—1873）来到这里，在金利埠创办了惠爱医院。合信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医科，1845年前妻去世以后，续娶马礼逊之女为妻。他后来在1857年又来上海，任仁济医院的医生。他于1849年出版了《天文略论》，此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1840年代以前西方天文学的成果、伽利略的学说以及天王星及海王星的发现；1851年又出版《全体新论》，这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共3卷39章，将人体主要器官及运动、消化、呼吸、循环、泌尿、内分泌、神经和生殖系统作了全面的介绍，并附有人体解剖图；有关人体结构，虽然明末耶稣会士邓玉函所著《泰西人身说概》中有所介绍，但国人大多不太了解。1840年代以后，随着五口的开放和教会医院的设立，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此书的出版，对当时中国医学界和知识界的影响较大；1855年，合信又出版了《博物新论》，此书共分为3集，第一集为物理学，有地气论、热论、水质论、光论、电气论；第二集为天文学，即《天文略论》；第三集则为《鸟兽略论》。这部博物著作对后来中国科学家具有一定的影响。⁽⁴²⁾（2）“花华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前者英文名称为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它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设在澳门的一个印刷所，建于1844年，一年以后由美国传教士谷玄提议迁往宁波，理由是在宁波可以减低印刷的费用。谷玄为美国印第安纳州人，精于印刷业务，他于1845年9月正式在宁波开始了这个印刷所的业务。第一届出版委员会由谷玄、娄理华与克陛存三位传教士组成，后麦嘉缔等参与其事。其印刷机器主要购自美国，铅字字模即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戴尔早年在新加坡制作，另为谷玄在宁波自制。这个印刷所在1859—1860年间迁往上海，改名为美华书馆。它在1858年时由姜别利（？—1886年）接任，姜氏原籍爱尔兰，后来到费城一家大公司任职，他发明了用电镀法制造中国字模，制成铅字七种，销售海内外，被称为印刷史上的一场革命。⁽⁴³⁾美华书馆的出版物以《圣经》和赞美诗集为多，也有不少科学和医学书籍。（3）墨海书馆，这是上海开埠以后最重要的西学传播机构，它由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于1843年12月23日创办于上海县城北门外，后迁到山东路一带的“麦家圈”，其最初印刷设备是由麦都思从巴达维亚迁到上海的，在开始几年，麦都思既是监督，又是主笔，后来美魏茶、施敦力约翰、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都参加了书馆的工作，尤其是伟烈亚力于1847年8月抵上海以后，他不但协助麦都思出版《圣经》，而且还与中国学者李善兰合译了《续几何原本》、《谈天》等科学著作。⁽⁴⁴⁾他还主编了《六合丛谈》，这是上海第一份综合性的杂志，出版于1857年1月至1858年中，共15期，内容有科学、文学、新闻、宗教、从上海口岸进出口的货单，作者除伟烈亚力以外，还有艾约瑟、韦廉臣和慕维廉等等；伟烈亚力在创刊号中述其宗旨为“通中外之情，载远今之事，尽古今之变。”⁽⁴⁵⁾墨海书馆的译员除西方传教士以外，还有中国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等，他们与西方传教士合译西学书籍，一般由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录。王韬曾记麦都思从南洋带来的印刷机械曰：“以铁制印书厂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用明胶、煤油合搅煎成。印铁两头有墨槽，以铁轴转之。运墨以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间排列，又揩平板之墨、运于字板，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字迹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书车床，重约一牛之力。其所以用牛者，乃以代水火二气之用耳。”⁽⁴⁶⁾时人惊异而赋诗云：“车翻墨海转圆轮，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1857年由墨海书馆出版的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续几何原本》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6卷，前6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于明末译出。出版不久以后，两江总督曾国藩将前6卷与后9卷合并付梓，时为1865年。⁽⁴⁷⁾

除了介绍西学以外，传教士也向西方译介中国的文化。其中最卓越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1815—1897年）。他于1843年由英伦抵香港后不久，即决心要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为英文。到1850年代的末期，他已完成了“四书”的翻译，以后开始译“五经”及其注释。理雅各对中国经史的研究虽颇为精到，但翻译时仍持谦逊的态度。他先后聘任黄胜、罗祥和王韬三位中国学者为其助理。其译书方法是先请中国助理代为搜集历代有关经书的注释，他自己则以客观的态度加以研读、考核、分析，绝不囿于汉儒或宋儒的任何成见，以经文为主，再平衡各种注释，不偏不倚，作客观的结论⁽⁴⁸⁾。理雅各的译经，阐释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精义，其贡献远在语言文字的沟通之上，它奠定了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理雅各曾经告诫外国在华活动的传教士：“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⁴⁹⁾

随着鸦片战争后五口的开放，传教中心从南洋和澳门移到了通商口岸。第一个到香港开教的是美国传教士罗孝全（1840年）；最早到厦门的开教者，则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和文惠廉（1842年）；首次前往福州的开教者，则是美以美会的柯林和怀德，那是在1847年；第一个到上海的开教者，则是麦都思（1843年）。后来英国都柏林圣三学校派遣麦格基代表英国圣公会到上海宣教，1845年和1847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裨治文和晏玛太也来到了上海。烈亚力于1867年出版之《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一书分析，自1807至1860年英美各传道会遣派来华的传教士合计二百五十四人之众，除三十人于1842年前未能到华传教外，实有二百二十四人⁽⁵⁰⁾信徒从六人增至二千人⁽⁵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