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巨变：网络舆论更激烈、更复杂

社会环境是网络舆论的客体，环境变化对于网络舆论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十分低下，综合实力十分弱小。6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因此，社会环境最大的变化当然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综合国力大增强，国际地位大提升。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开放式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升至第二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仍在朝着更加国富民强的道路阔步前进，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梦”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坚守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群情振奋，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同时，我们的发展和建设仍然继续面临很多困难和矛盾，这些困难和矛盾有时还表现得异常尖锐和复杂，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的那样，“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和正在经历巨大变化。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当前社会环境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大的新形势。

概言之，影响一个国家发展和舆论情况的不外乎内部和外部两大因素，我们开展网络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工作，必须兼顾国内国际、网上网下多个舆论场。这里我们重点看挑战性较强的三个方面：

（一）社会阶层的分化使社会和谐成为时代课题

笔者曾针对接连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发了一条微博：“这两天，连续看到打死人的新闻，什么宝马男打死三轮男、什么‘官二代’打死大学生、什么电影学院奥迪男打死清洁工，此类种种，痛心疾首。唉，如何非要他人性命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很快一些博友评论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如“＠老梁”回复评论道：“宝马奥迪怎么能跟扫大街的三轮车一个根呢？”

简单对白，道出的是重大社会背景，即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

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中国革命搞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立场问题，指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的方向问题。

如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经过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巨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多个阶层构成的社会，而且阶层分化速度日益加快，分化程度日益加深。有研究表明，这样大的社会结构变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周秦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是农业社会的结构，直到1978年，农民仍占82.1%。真正发生农业社会结构转变为工业社会结构大变局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也带来了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必然存在潜在的不和谐的因素。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强研究认为，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身份的变迁。农民对户籍限制的突破；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迁，有官定的工资级别在巨额的财产分层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档案身份已被突破，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等等。二是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什么意思呢？直白点儿说，在改革开放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人们的地位高低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而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因素作为地位差异的区分标准逐渐弱化，经济分层取代了政治分层。这应该是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三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李强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动力不足是个严峻的问题，但是如果追求金钱的动力过大也会成为严峻的问题。贫富分化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刺激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四是社会中心群体与社会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在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关系上，中心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特征显得愈来愈突出，无论是就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比较，还是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比较，我们都会发现，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的差距正日益扩大。五是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30年多来我国阶层结构最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认为，新阶层为六部分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李强教授研究认为，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是一种客观结构，它确实是产生社会矛盾有力且重要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利益格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深刻变动，推动中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年轻一代，是最值得重视的群体。2012年8月24日至25日，博鳌亚洲论坛创始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一个高峰论坛上发言时表示，进城农民特别是他们的第二代已经不会或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种田，这部分人留在城市中又不能得到平等待遇，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心态很可能成为“定时炸弹”，所以城镇化宁可搞慢一些，也要扎扎实实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城镇化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怎样把成千上万已经进城和即将进城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使他们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特别是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服务方面享受真正的平等的待遇。所以最大的挑战是把城镇化的水分挤掉，这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解决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就容易出现很多年前美国黑人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动荡。”

一些学者普遍认为，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进入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而且社会问题。这并不是说我国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而且当前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

（二）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社会矛盾和各种诉求与日俱增

也正如中共中央所做的判断：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难度也与日俱增。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正如2013年3月17日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有关改革深水区的利益触动问题时说的那样，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目前，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各种热点难点增多，许多矛盾叠加，机遇与风险同在。改革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引发社会结构要素的裂变或分化，导致社会主体关系的复杂化、社会主体构成的层级化、社会利益矛盾的激烈化、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式的对抗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凸显、突发性群体事件增多、社会秩序紊乱、社会关系不和谐，使社会矛盾问题成为影响“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等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1]

对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共睹，感同身受。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再加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拉大，更容易诱发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企业转制、工资社保、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土地承包、涉法涉诉、教育公平等方面。譬如住房改革。这些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小，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建设廉租房等，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立竿见影的缓解。教育也一样。教育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仍然不公平，这些改革的成果与大多数民众的预期相差太大，由此产生的不信任也必不可免。

从表达诉求看，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行为主体的群体性，二是各类因素的关联性，三是表现形式的激烈性，四是人员结构的组织性，五是问题处置的复杂性，六是社会危害的严重性。^[2]其中，社会危害主要表现为部分群众越来越多地通过集体上访、聚集抗议这一特殊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发泄不满情绪。有的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打砸行为，造成了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影响社会治安。有的上访群众围堵党政机关，干扰了党委、政府的正常办公，同时也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普通上访事件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的甚至造成恶劣影响，破坏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虚拟社会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国情决定网情，实情决定舆情。社会情绪和种种矛盾又可能通过网络形成民众意识上的聚集和互动，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而这些舆论背后的情绪和矛盾就是我们引导舆论需要面对的新的形势。因此，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我国目前面临诸多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社会不公、阶层对立、利益冲突等。尤其，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增多，表明人民内部矛盾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有激化趋势，这一趋势要求我们有效预防和及时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事实上，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运行的一个过程，或者一种状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想的状态是不让矛盾发展到冲突阶段，将其解决在潜伏状态和初显状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运行到冲突、激化、最后转化的结果。^[3](www.xing528.com)

因此，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特别注重增加人民共同利益，二者同等重要。

（三）社会问题和不良社会现象接踵而至

如今，社会环境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渐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贫富悬殊拉大、道德水平滑坡和社会责任感降低、社会公平正义欠缺、社会矛盾异常凸显等也相继呈现。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官员腐败、环境污染、征地拆迁、国企改革、警民冲突等敏感问题此伏彼起，社会方方面面都面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现实就是这样。

社会是否公正是决定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问题时说：“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曾经讲过，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占大多数。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能使每个人也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以后的领导人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的确，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不适应。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我对社会感到有些忧虑。”他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对此，在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学者杨继绳在其著作中写道：政治体制改革讲的最多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最集中的还是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公正问题凸显以后，就可以看到邓小平这些话的现实意义。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强调“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政治报告中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且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共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其中，特别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上层建筑适应新的经济基础。

（四）世界局势剧变与国内的关联日益紧密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对国内舆情变化和舆论引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二者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的态势日益明显。目前，我们对世界局势的总体判断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总趋势并未改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雅尔塔体制的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的轮廓初步显现，世界也开始出现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9·11”事件虽然使美国受到沉重打击，但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从综合实力来看，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未动摇。欧盟、日本仍然具有相当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能在军事上同美国抗衡的国家，并有着巨大潜力；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迅速增长，国际影响日益增大。各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交合点和冲突点，力量对比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平衡。由于美国是当今仅存的超级大国，其走向影响极大。近两年美国在国际上不时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显露出过强的主导欲望，并过度依赖军事实力解决问题，这给国际安全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在美国解决恐怖主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手段以及所显露的战略意图也值得关注。

右为洪博培

美国正在竭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包括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日本、韩国、印度及南海周边国家也对中国进行干扰，渲染“中国威胁论”。历史上的大国崛起都伴随了战争，并造成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遏制“老二”因而是国际政治的习惯动作。《环球时报》的评论认为，中国不愿意戴“老二”这顶帽子，是因为我们隐约感到“世界老二”不好当。的确，20世纪政治军事的“老二”苏联，和经济的“老二”日本都被“搞垮”了，历史上的地区“老二”也有很多悲剧故事。如果从概率本身说，中国成功度过“老二”阶段，并不比在这个位置“被搞垮”的机会更多些。尤其需看到，中国不是普通的“老二”，中国同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崛起，在它的四周是西方的政治铁幕，它所刺激出的警惕和妒忌将是历史上“最高等级的”。令人担心的是，恰恰在中国最需要团结的时候，我们失去它的危险在增加。中国社会多元化带来了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分杈，这一方面激发了我们社会不同于以往的活力；另一方面，这些变化积累的指向不明确，使得中国社会处在很多可能性的十字路口。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2011年11月间在CBS辩论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他们是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中国有5亿互联网用户，8000万博主。他们将带来变化，类似的变化将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与此同时我们将获得上升机会，并找回我们的经济生产力量。这就是我作为总统所要做的。”当中国有一大堆内部问题的时候，其中的某一些和外部压力挂上钩是完全可能的。这甚至不需要外部“阴谋”的预先编制，这类“一拍即合”早已经过国际政治的千锤百炼，有无数驾轻就熟的模板。

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战争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势日益加剧。

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国际社会中仍然存在局部的战乱、紧张和动荡。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不断增多，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西亚北非局势动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民众不满情绪增多、连续掀起抗议浪潮，国际和地区热点此伏彼起。2011年，在西亚北非地区，抗议示威、暴力冲突如惊涛骇浪滚滚而来，掀翻了一个又一个老牌政权。突尼斯的本·阿里亡命天涯，埃及的穆巴拉克铁笼受审，利比亚的卡扎菲最终战死、叙利亚战火纷飞前途莫测……西方负责发号，动荡远未止息，未来迷雾重重。总之，当今世界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

占领华尔街

在信息时代，信息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网络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程度将日益加剧，而且将成为一种长期的战斗。以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为代表的信息化扩展了战争和武器的概念。互联网开辟了战争的新空间，即数字空间。破坏数字世界可以达到破坏物理世界的目的，攻击对手的信息系统比直接摧毁其军事力量来得更有效。当前全球网络空间的关键基础设施、主要软硬件服务和内容提供服务，基本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嫁接到互联网向全球大举进攻，一些小国迅速被冲垮，大国变得不平静，美国开始有了当年尼克松讲的“不战而胜”的期待，而且，价值观把欧洲同美国重新黏合在一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进行网络渗透、谋取网络霸权。西方社会某些人仇视中国的崛起，把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对西方价值理念、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竭力在战略上围堵、安全上威胁、发展上牵制、统一上阻挠、责任上施压、形象上丑化、思想文化上渗透。这种战争从2012年10月间中国网络通信运营商华为、中兴遭到美国众议院封杀的事件可见一斑。长期以来，美国也确实从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出发，对试图进入本国市场的信息网络企业进行严格控制，在美国安全市场，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各个企业，采用的信息安全产品大多是本土产品，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所有外国企业，只要是和信息网络安全沾边，要想进入美国市场，比登天还难。与华为、中兴在美国遭到封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信息网络公司却在多国长驱直入，就是在中国也是攻城略地，占据了大半江山。

2013年6月，美国“棱镜”门事件暴露出，美国网络秘密机构“网络攻击中国”长达15年。其“网军”实际上并不完全在“军事领域”活动，而早已延伸到工商业和金融服务业等国计民生领域。这再一次说明信息时代国际斗争的长期性、严峻性和复杂性。

现实表明，国际动态必然传递到国内，并通过舆论等渠道表现出来。一些涉及国家关系、领土争端的事件以及其他敏感的国际事件，都会关联到国内。如南海争端、钓鱼岛问题、诺贝尔和平奖等。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自己发展停滞或出现问题之后，总是想法设法阻挠中国的发展。“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4]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必须加快内部问题的解决，同时要引导全民提高认识，看到中国之大之复杂，大多数问题被迅速解决的难度和循序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