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认同不能简化为一系列医学的套话。在缓慢的认同进程中，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不论是社会环境、与同性恋生活的接触、个人的经验。成为同性恋者，首先是自己这样定义，承认自己的特殊并试图接受它。因情况而异，认同可能很快便确定，或者可能是痛苦历程的结果。有多少个体无疑就有多少认同的建构，但对见证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除了命运的偶然性之外还有恒常的框架类型。
同性恋者的自述数量众多，〔59〕通常是以辩解的方式，以出版为目的的回忆录、私人信函或日记，作者首先试图解释自己的不同。异性恋个体无疑认为向读者交待自己性取向的秘密是无用的。同性恋者则害怕对其倾向的错误解释。讲述自己对同性恋的觉悟可以使他强调自己性取向的先天特征，去除任何对变态的怀疑。积极斗争的同性恋者更为稀少，他们的见证是为了推动事业前进，他们为了挑衅而毫不犹豫地添加些内容。这些见证使我们能衡量每个个体的接受程度，这当然是根据个性和教育而大不相同的。然而，年龄起主要作用，虽然很少发现第一代同性恋者（1870-1890年间出生）平静地体验自己的倾向，但我们注意到下一代（1900-1910年间出生）却越来越不同。虽然要考虑到这些建构是人为的，但这些见证对于了解同性恋者想要赋予自己的形象是有益的。
早熟的揭示
对于很多同性恋者，同性恋的揭示很早，通常是在童年。比如莫里斯·萨克斯：“我热切地希望自己是女孩，我无视男性尊严而假装蹲着小便。还有更过分的！如果保姆苏不对我发誓说我醒来后性别会改变我就拒绝睡觉。这发生在大约4岁时，必须相信我从很小时就有导致同性恋的倾向。”〔60〕同性恋可能由早期的性经验揭示，有时是早熟的经验。通常，男孩由一个更大些的男孩引导入门。马塞尔·茹昂多在8岁时与一个19岁的职员有了第一次性经验，那人给他看自己的性器。10岁时他与一个替他手淫的同学第一次体验快感。随后，许多次明悟发生在中学。〔61〕多数作者乐于袒露年少时的冒险。这种将同性恋归入遥远的几乎难以界定的过去的愿望反映了个体要将性生活与更深层的自我结合的需要，同样与医学的决定性影响吻合，特别是心理分析对认同感形成的影响。当变态被定义为先天的或者是控制不好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同性恋者便竭力将个人经验纳入一个普遍性框架。这个入门阶段以及同类的承认是根本性的。
同性恋者的苦恼
然而最初的觉醒很少是正面意义的。多数见证人承认了他们的苦恼。一些人们以为没有心理情结的公认的同性恋者承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倾向斗争。比如摄影师塞西尔·比顿承认：“我与男性的友情比与女性的更美好。我从没爱过女人，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像爱男人那样爱一个女人。我真正是一个可怕的同性恋主义者，而我竭力不成为这样。”〔62〕汉斯·亨尼·雅恩1908年14岁时在圣保利中学遇到他的挚爱戈特利布·哈姆斯。一直到1913年他都在同自己的性取向斗争。1913年7月，他们在“新婚”之后仍不能协调肉体欲望和精神渴望：“我们相互交谈。他对我说睡在一起让他发疯。我的男人，他当我是性欲变态的妓女。他对我的身体和灵魂感到反感。现在我是肮脏的罪人，他也同样。而我们不能够净化自己。”〔63〕萨默塞特·毛姆一生都生活在忧虑中，害怕自己的同性恋公布于众。他总是使传记作者们泄气，他坚持在其死后烧毁所有信件。在剑桥毕业之后，他遇到约翰·布鲁克斯，于1895年即奥斯卡·王尔德案件那一年发现了卡普里岛（Capri）。丑闻使他动摇，他那时明白了不可能兼顾同性恋和职业生涯：“我当时试图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而只有四分之一是同性恋——而实际上正相反。”〔6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努力继续异性恋关系，但他的男性友情总占上风。比如，当他在1917年娶西莉·伯纳多为妻，他却与秘书弗雷德里克·杰拉尔德·哈克斯顿一起生活，他是于1915年在佛兰德遇到他的。婚姻是一次失败，毛姆认为西莉应该负责。从1920年起，毛姆是单一的同性恋者，他与访问他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保持多种关系，比如戈弗雷·温、贝弗利·尼克尔斯和艾伦·弗兰克·塞尔。然而在他招待朋友的摩尔庄园中，同性恋仍然是隐蔽的。
对于一些人，承认自己的同性恋或者至少是双性恋还是可能的。比如D. H. 劳伦斯在对同性恋行为的强烈反感（他特地表现出对布卢姆斯伯里的蔑视）和男性友情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恋爱中的女人》）之间犹豫。警醒的人不会弄错，比如瓦奥莱特·特里富西斯说：“大家不难从‘伯金’和‘杰拉尔德’的关系猜出劳伦斯先生是怎样的人。他随时在暴露自己。”〔65〕事实上，似乎是战争唤醒了劳伦斯害怕成为同性恋者的恐惧。他被战争的影像、强奸的想法困扰。他承认强烈憎恨鸡奸，并抱怨关于这一主题的噩梦。但是与一个女子肛交并不让他反感。在他与伯特兰·罗素讨论时对他说无法忍受剑桥的气味，他将之与腐败和堕落联系起来。他向大卫·加内特解释：“我只是不能忍受男子间的性爱。那真糟糕，就像从内部的污泥中出来——一种下水道！”〔66〕但似乎他成功地与一个农夫威廉·亨利·霍金发生了这种关系，可以在《袋鼠》〔67〕中找到这种关系的余响。劳伦斯对同性恋持暧昧观点，对于他，如同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圈子，这是爱情的一种“高级”形式，超越简单的性爱，应该达到两个伴侣完全的神秘的交融，但同时两个男人间的性关系让他觉得不洁、变态、逆反天性，女性的身体“自然”比男性更美。这两种倾向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不断对立，阻碍了任何完全的满足。
T. E. 劳伦斯同样是一个不适应性生活现实的绝好例子。他被男人吸引，却从未逾越柏拉图式的热情，抑制了他认为不健康的欲望。他在牛津时面对一些同性恋者的追求，他假装不理解。他的朋友维维安·理查兹苦涩地回想起这段往事：“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类型的肉体和感观，他就是不明白。他接受我的感情，我的牺牲，最终我的完全附庸，就好像理所当然。他从来不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他明白我的动机或猜到我的欲望。”〔68〕他一生最痛苦的往事是被土耳其人俘获强奸，这加重了他羞耻感和负罪感。〔69〕他对于性的反感不断确立，从未得到解决。在1937年致朋友的信中，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贞洁的单身汉”。他不否认有处境的限制，但他说相对“可以轻易转变为性变态”的友谊他宁愿如此。军营生活因其情欲气氛让他觉得丑恶，他对于肉体本能的庸俗感到愤怒。但是在另一些时候，他坚决否认军队内部存在同性恋关系，那里的男人都太脏，在体貌上太接近，不会互相吸引，而且他们渴望保持身体健康。RAF（皇家空军）的年轻飞行员对他的吸引似乎在生理上实现。
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困难因人而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些人能够克服恐惧和焦虑，有时是因为外部的帮助。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就是这种情况，直到26岁他没有任何性关系，对任何的生理关系表示出极大反感。他的朋友W. H. 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非常开放，他们用一些好心的建议来骚扰他，但没有什么效果。在他写于1936年3月的诗作《垂柳荫下》，奥登提到了布里顿的生理反感，鼓励他卷入一场爱恋关系。似乎1937年母亲去世对于布里顿构成了真正的解放，摆脱了母亲的裁判，他从此可以为自己生活。他1937年遇到比他年长三岁的男高音彼得·皮尔斯。在兰辛公学，随后在牛津，皮尔斯有过几次冒险经历，是在传统的框架之内，他对于承担自己的同性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很长时间才成熟，皮尔斯最终在1939年6月在美国旅行时在大急流城勾引了布里顿。从此，他们互相的依恋牢不可破。他们的典型关系与公学的少年模式相符，皮尔斯是主导性的、百无禁忌的、生理性的情人，而布里顿更加依赖、焦虑和浪漫。
J. R. 阿克利以另一种方式通过他对“理想朋友”的追寻表现出不满足感。虽然过着完全放纵的性生活，总共有200到300次征服，阿克利仍然对绝对的爱情心存浪漫信仰，他总结如下：“因为似乎无法在爱情中找到性的满足，我开始通过性爱进行长久的追寻。”〔70〕如同当时的许多其他同性恋者，他认为其他同性恋者并非真正的男人，而他们因此并不令人渴望。异性恋者却相反，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征服。阿克利倾向于相信接受与他睡觉的男人一定爱他，然而对他们来说这往往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艳遇，比对情妇更容易控制。福斯特和戴利一直尝试引导他注意这种矛盾，但并不成功：“当你想跟一个正常的年轻男子长长地接吻（喔！），同他无休止地对永久的爱情发表浪漫言论（你和我在绿篱下，噢，我的爱人等等）之时，必须了解在酒吧里同意为10先令被你玩弄的士兵都不大可能同意。”〔71〕阿克利的显明的自传似乎部分是为了面对这些问题而写的。〔72〕
对同性恋的弃绝可能会更激烈。比如，马塞尔·茹昂多就不能协调自己的精神渴望和性生活。他的《下流》一书是自我否定的可怕见证：“腐烂！我只是肉。难道仅仅为了这个做出那么多那么高贵的许诺？”〔73〕这种肮脏感和挫折感之上还要加上对破碎的人生和前程的意识。同性恋在此处是决定整个生活的最大罪过。
自我的肯定
同性恋不一定被看作是一种负担。比如，哈罗德·尼科尔森似乎对自己同性恋生活没有很大困难。他成功地在平静中并行传统的家庭生活、外交生涯和同性恋关系。与他的许多朋友不同，他从未表现出受到工人阶级男孩的吸引，偏爱与自己社会出身相同的知识青年的陪伴。对于他来讲，同性恋只是他个性的一个侧面，生活的一部分，有趣、散漫，不应该当真，也不必要夸耀。〔74〕但是完全接受自己的性生活和生活方式并敢于要求的同性恋者很少。据达尼埃尔·盖兰的《青年自传》（1972），他有很多没有心灵感受也没有浪漫幻想的艳遇：“对于裸体的接触，教会和我所接受的教育都大惊小怪，但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生理形式，就像喝水和吃饭。至多，我敢于摩擦的皮肤是属于一个禁止的性别。禁忌被击败。自由胜利了。我品尝到纯态的快乐，不掺杂感性、智性、自尊。我不再困扰于对我已成为次要的东西（崇高的嘈杂和吹嘘），我追求的是本质。本质就是干净床单里一个年轻的裸体。”〔75〕
昆廷·克里斯普（Quentin Crisp）是张扬的同性恋的最佳代表，他在二三十年代英国的历程是独特的。在其自传《裸体公仆》（1968）中他重新勾画出自己的青年时期，文官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放肆而滑稽。他在书中对那个时代的同性恋关系显示出批评态度，是因为他很难正面地认识自己：“我注视着所有的异性恋者，即使是最卑贱的，也认为比任何同性恋者哪怕是最高贵的同性恋优越。”〔76〕昆廷·克里斯普对同性恋的评价并不是单方面的。虽然他个人不可抑制地感到一种自卑，他并不认为其他人尤其是异性恋者会有同样想法。比如，他面对一个朋友被窃时说：“我不反对这些罪行因为他们是对抗法律的。我的生活本身就不合法。他们的狭隘让我困扰，愤怒，因为如果我被认为跟他们有染，我开始不断树立的同性恋者的清白形象会被玷污。”〔77〕确实，昆廷·克里斯普以教育对同性恋的公众舆论为己任。他并不试图屈从于主导模式，他决心通过公开的表达来加强自己的特殊性：“我不仅成为清醒的同性恋者，而且是一个醒目的同性恋者。也就是说我不仅将我的情况交付与认识我的人，还要交付与陌生人。这并不难做。我化浓妆，在那个年代即使女人涂眼影都是罪过。”〔78〕这种在世人的眼前肯定自己的愿望促使他在任何场合都表现自己的差异，去面对各种挑战：“我想从正当职业中获得的是某种能使我对付异性恋世界的东西，即最终被作为同性恋者接受。”〔79〕出于同样的理由，昆廷·克里斯普喜欢在街头表现。必须认识到在20年代要让街上的人接受张扬的同性恋他所肩负的是自杀使命：“压低了声音，警察恳求众人快点走。我对群众感到兴奋、疲惫、厌烦，但既然他们没有把我撕碎，我就不害怕。因为我相信可以教育他们，我很高兴。”〔80〕
同性恋者并未将认同建立在单一经验上。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找出循环论证，昆廷·克里斯普如下总结：“我很快心里便觉得在这个时代几乎所有论据都可以被提出来反对迫害同性恋者。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情不自禁，而且虽然从司法的观点看是并非不可辩驳，但我们已经忍受了许多了。某些鼓吹者不但为我们的罪过辩解甚至引以为荣，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一个源泉。从莎士比亚以来的历史上的伟大名字被一个个当作念珠上的珠子拨来拨去。”〔81〕可以肯定，同性恋者主要是在这些自我辩解中在两次大战之间建立了共同的认同。这是一场根本的颠覆。昆廷·克里斯普如下总结：“由于这一进程我成功地将同性恋从负担转变为事业。”〔82〕同性恋认同的建立所依靠的是同意其他人或者反对他们。但是，第一代的倒错者通常把同性恋作为秘密甚至耻辱，不总能达到性满足，而二三十年代的20岁的同性恋者享有医学的进步、更好的社会形象、更多的性机会和为事业积极斗争者的榜样，两代人在认识上有很大差距。
一代人的榜样：托马斯·曼和克劳斯·曼
托马斯·曼和克劳斯·曼的事例使我们得以平行研究一个第一代成员和一个第二代成员。两人都是同性恋者，他们性生活体验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将他们激荡的叙述当作20世纪上半叶同性恋认同建构的隐喻来阅读。(www.xing528.com)
托马斯·曼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难于接受，他总在试图克制自己的同性恋本能，或者通过禁欲，或者通过婚姻。〔83〕在25岁时，他爱上了保罗·艾伦贝格，这位年轻画家让他联想起当初他对同班同学阿明·马滕斯的迷恋，后者成为《托尼奥·克勒格尔》中的汉斯·汉森。艾伦贝格是一个吸引女人的男人，他并不回应托马斯·曼的期待，托马斯一直以来都被一些可以满足他的男人吸引，他们正是他的反面。这是些蓝眼睛金发的异性恋的少年，他们有艺术天赋。通过对他们的欲望，他渴望成为与他们一样，与“正常”的世界会合。四年以后的1905年，他娶了卡佳·普林斯海姆，她让他着迷。但是，他1918-1921年间的日记显示他很难克服自己的同性恋欲望。比如1911年5月和6月，他与妻子和弟弟海因里希到威尼斯小住，在那里他遇到一家波兰人和那家的美少年，他们为《魂断威尼斯》提供了原型。托马斯·曼被华沙的莫斯男爵的儿子迷住，少年名叫弗拉迪斯劳，昵称阿德齐奥。托马斯·曼不掩饰自己的热情：“看见他让我丈夫很触动。他立刻对这个少年着了迷，非常喜欢他，不断在沙滩上盯着他和他的伙伴们。他没有跟着他走遍威尼斯，这倒没有，但这少年迷住了他，他经常想起他。”〔84〕托马斯·曼出版了这部小说，他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他的人物塔德齐奥同样显示了他在性方面的演变，这不是一个成年男人，而是一个少年。自此，托马斯·曼通过对未发育的男孩的口味标志对自己性取向的重新掌握，他勾引他们，控制他们。
托马斯·曼的日记使我们能更加接近他的心理演变，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软弱、错乱、欲望。他想使自己的婚姻成功，但对自己的缺陷过于清醒：“靠近卡佳。我不太清楚我对这方面的状态。无疑不是真的阳痿，而更像是困惑和我‘性生活’的惯常的不可预见。不容置疑，存在一种缺陷，可能因为向另一方向的欲望而加剧。如果我‘手里’有一个少年会怎样？任由自己因一个错误而消沉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的，错误的原因在我已经不新了。无忧无虑、好情绪、无所谓、自信心是适宜的行为，不正是因为它们是最好的‘解药’。”〔85〕困扰随着他的儿子克劳斯进入青春期而加剧，兼具两性的美貌使他变得让人渴望。在日记中，托马斯越来越多提到孩子暧昧的魅力：“这些天爱上了克劳斯。一种新型‘父与子’的元素。”（1920年7月5日）“被埃希（克劳斯）迷住，他漂亮得让人害怕，在洗澡的时候。……埃希正在床上看书，他晒黑的上身赤裸着，这让我慌乱。”（1920年7月25日）“我昨天读了埃希的小说，带有忧郁的痛苦的印记，我在床头一边批评他一边抚摸他，这让他高兴，我觉得。”（1920年7月27日）“我听到男孩子们的房间有动静，发现埃希全裸着在戈洛床前正在做傻事。对他光亮的身体印象强烈，几乎已经是男人了，惊慌。”（1920年10月17日）父亲对儿子的感情非常暧昧，曼家族的传记作者格哈德·黑勒和玛丽安娜·克吕尔认为父亲的欲望对儿子造成毁灭性后果。〔86〕克劳斯·曼意识到父亲受到他的吸引，但他必须掩饰。他自己已经体验到同性恋的感情，但在父亲的态度中只见到隐藏和困窘。这种虚假状况大大影响到他自身的同性恋认同历程。他将会选择相反的道路，具有挑衅性、有所作为的道路。因此他在1926年准备迎娶帕梅拉·韦德金德，她确定无疑是他姐姐的情人，而她的姐姐则在同时嫁给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一个同性恋演员。他们1929年就离婚了。这些虚构婚姻计划是刻意追求怪异，像是对父亲的榜样、他虚假的规矩生活、他对正常性的让步的一种揭露。婚姻没有任何意义，并不表现存在的真实，而这使婚姻完全变得可笑。因此，父亲所缄默的一切，克劳斯以夸张的大肆宣扬的方式公开表达，结果招致父亲的反感。托马斯·曼发现了自己的翻版，他淫荡放纵，是他自己一直以节制和社会习俗的名义拒绝承认的个性的一部分。
克劳斯·曼的同性恋意识很早就形成了，从1921年起，他爱上班上几个同学。他遇到乌托·加特曼时16岁：“我不敢弄清楚自己命运的警告和讯息。”〔87〕他当时读王尔德、惠特曼、韩波、魏尔伦、斯蒂芬·格奥尔格。虽然他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毫不迟疑地在作品中多次涉及这个问题，与当时的所有同性恋知识分子交往，科克托、萨克斯、格林、纪德、克勒维尔、奥登、斯彭德、衣修午德、福斯特，但他宁愿不对这个主题当众讨论，在与亲近的人的通信中也避而不谈。尽管如此，他的同性恋行为迅速为大众所知，同他的姐姐一样他不断造成丑闻。他们一同陷进柏林违法者的漩涡，克劳斯很快就在两种倾向间挣扎：对与同性恋快感相联的自由的向往和与其布尔乔亚教育相关的罪恶感。20年代柏林风俗的大解放没有使他喜悦却使他失去平衡。当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允许的时候，去抨击什么，要求什么？“我们不能偏离道德标准，但没有任何这类的标准。布尔乔亚年代的道德老调、富裕社会对返祖的禁忌同时被因其引起的神经官能症的抑制在战争和革命的年月里失去了权威和说服力——完全地失去，像我们当时以为的。这种清教徒和布尔乔亚的性生活在我们看来已经彻底被清算，完全成为‘过去’，甚至让我们觉得不值得成为我们论战的目标。”〔88〕这种目标的空缺解释了他为何没有投身德国同性恋运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主席很客气地邀请我在他的‘学院’就情色在现代文学中的作用发表演讲。《唯一者》以最使我名誉受损的方式向我致敬。”〔89〕他的特殊处境似乎在一段时间内使他失去判断，他意识不到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享受与他相同的自由。比如他在发表《感情的迷惑》之后寄给斯特凡·茨威格的信中说：“谢天谢地，像教授如此可怕的命运如今已不可能——或者至少不再无可避免。”〔90〕对于他的朋友编辑弗里茨·兰兹霍夫，这种态度不仅因为一种自我的无意识，而且因为一种对同性恋者得到接受的过分确信：“同性恋者的权利平等对于他是如此显而易见，他不认为应该将其列入斗争‘纲领’。”〔91〕从1933年起这种态度彻底改变，克劳斯·曼意识到同性恋者属于纳粹的第一批靶子。
价值观的解体伴随着对情爱行为和性选择的习以为常。克劳斯·曼完全清醒与柏林的解放相关联的颓废的分量。他的浪漫渴望在交换伴侣的“轮舞”和对身体的麻木中无从表达：“所有人都很配，这没有意义。这个姑娘跟这个小伙子比跟另一个更配，而如果这位小姐扭捏作态（她也可能跟她的马或者厨娘关系特别），那两个小伙子——呵呵！——他们没有姑娘照样可以很好很快活地对付。”〔92〕他的小说《虔诚的舞蹈》（1925）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公开的同性恋小说，刻画了失控的德国青年一代压抑的画面，他们在性爱、毒品和艺术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多数人物同巴巴拉小姐一样是同性恋者，她“强壮而阳刚”，“明目张胆地跟一个面色苍白的舞女作伴，经常同她度夜”，而小保罗绝望地爱上主人公安德里亚斯，而安德里亚斯却徒劳地爱慕面首尼尔斯。爱情的失意以自杀或缓慢地衰弱结束，如同安德里亚斯在一家夜总会懒洋洋地唱的歌里所回顾的：
现在我们拉客
脖子上红色的披肩，
我们我们拉客，
而这些，我们不在乎！
很快，我们会死，
就像，这不会长久，
我们会完蛋会毁灭。
然后，最后的审判将要来临！〔93〕
他演完一场，就有布尔乔亚的先生们来敲化妆间的门，对他“可疑的美貌”满怀着欲望。
托马斯·曼对他儿子的公开坦白难以接受，但在当时他正沉沦于与一个17岁男孩克劳斯·霍伊泽尔的关系，向克劳斯和埃利卡显现出自己的情感。奇怪的是，他警告克劳斯－埃希不要插手，他不愿他的关系为人所知，另一方面他似乎为自己同样能屈服激情而得意，似乎克劳斯的榜样说服他投身生活的漩涡。人们的印象是父子互相影响，却从来不能达到共识：“请求埃希自觉地不要张扬，别打扰我的客人。我已经老迈而且有名气，难道因此有过错了？生活中秘密的、几乎是缄默的冒险更加伟大。”〔94〕托马斯·曼对克劳斯·霍伊泽尔的爱情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这是他终生渴望的最终实现和经历，是对他最深层本能的唯一一次放纵：“这个经验是我一生眷恋的不期而至的实现，是载于人类之书的‘幸福’，即使不是通常的意义，因为对它的回忆意味着‘我也曾’。”
最后，完全实现自己的同性恋的唯一手段对于克劳斯·曼和他父亲来说都是写作。在《堕落儿童的休养所》中，是两个女孩有同性恋的关系。在《逃向北方》中，同性恋被以女性的观点来看待，女主人公约翰娜是“一个像男孩一样的姑娘”，是克劳斯·曼的翻版。克罗斯·曼在文中回忆了1932年的芬兰之行，他在那里爱上一个年轻地主汉斯·阿米诺夫。在《悲怆交响曲》中，他向柴可夫斯基表示敬意，意味深长的是他改变了他的死亡：柴可夫斯基没有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身亡。事实上，在他的多数小说中，同性恋总是被阴郁地表现，死亡或自杀似乎在窥伺着主人公。比如在《火山》中，马丁·科雷拉是克劳斯·曼的隐身自画像，他与基久保持关系，却无法挽救他的衰颓。他周围的许多同性恋朋友自杀，尤其是里基·哈勒加滕和勒内·克勒韦尔。〔95〕托马斯·曼不曾帮助过儿子接受自己的性态，而他儿子却多少自觉接受许多敌视同性恋的偏见。比如，他在日记中回忆起一个极有揭示意义的梦：“我在海水浴场被警察追捕，因为多种动机：羟二氢可待因酮（eukodal，违禁麻醉品——译注）、同性恋……但他们希望因为我的同性恋关系获取一些关于奥地利军队位置的情报。”〔96〕但是，克劳斯·曼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阻抑和怀疑，他维系着一种完全解放和有担当的性行为的神话。他与父亲的关系纠缠着他，在日记中他比较每一代人的同性恋认同：“今夜，读瓦格纳的时候记下‘色诱’的主题是魔术师（托马斯·曼）的特征－与我正相反。诱惑的主题：浪漫主义－音乐－瓦格纳－威尼斯－死亡－‘与深渊的亲切’－狎童。对狎童的压抑是这个主题的原因（于尼采那里是对‘色诱’的超越；还有瓦格纳）。跟我不同。最初影响：韦德金德－乔治。‘罪过’的概念——未体验过。原因：完整地生活。狎童。沉醉（包括死亡的沉醉），总是被作为对生命的颂扬而绝非‘色诱’来接受。”〔97〕因而，根据这种解释，对于第一代人，同性恋是一种“色诱”，是一种外界影响，对之可以抵抗，可以与之斗争。同性恋与一些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死亡、堕落。故而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至少向世人掩饰。相反，对于第二代人，同性恋不是一种罪过，也不是外部的引诱，而是自身存在的组成原则，必须对之屈服，应该对之承担。然而，死亡的想法仍在，与吸毒和自杀相关联。被父亲的否定、情感的挫折、朋友们的不幸结局困扰，克劳斯·曼渐渐消沉。纳粹的镇压正面触动同性恋者和他少年时柏林的生活，加重了他的苦涩和恐惧。他旅行、斗争、写作，但注定失败。在几次自杀企图之后，他最终于1949年5月21日死去。认同的长路在一条死胡同里结束：克劳斯·曼是柏林黄金时代的象征，他的自杀说明了被承认的、积极斗争、正面的同性恋的梦想的失败，同性恋退缩到私密空间，如同他的父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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