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学〔283〕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长久以来（至少延续到60年代男女同校的引入）都是罪恶的温床，在那里同性恋是司空见惯的。这并非英国的专利，寄宿学校、教会中学都有这样的坏名声，这通常与封闭的住所和大规模的群居相关。然而，英国的公学从多方看来都是独特的。首先，对于主要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公学是唯一的就学方式：与法国和德国不同，那里的儿童有多种可能，〔284〕英国儿童在寄宿制中教养，只与伙伴们分享生活。他们与父母的联系很少，除了在假期。他们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与女孩子也不接触。〔285〕随后，如同我们所见，等级和自治的作用使学生之间织起亲疏联系。总之，英国的公学通常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不同时期的学生可能会认为表现同性恋关系是最时髦的。而且，这一主题在英国文学中很普遍，虽然学校的领导者和教育当局对之进行打击。〔286〕所以，应该对这种大大超过简单的“特殊友谊”的现象进行探询，如果视其无关紧要将是轻率的。公学部分地决定了学生未来的人生，构成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个参照。由于把少年期的同性恋经验视为平常，助长了成人以后有较大的宽容。公学在精英中传播同性恋崇拜，为公开的同性恋行为打通道路。
公学，同性恋崇拜的摇篮
公学接纳年龄约10-18岁的少年。寄宿制度几乎影响到所有学生，他们在6年中每年大部分时间共同生活在一个纯粹男性的环境。在一个完全性觉醒的年纪，这样的生活状况对性和爱的发展不算有利。虽然假期是结识异性的有利环境，但男孩子并不总能把握。他们按照“公学”中严格的荣誉规则教养成人，他们有歧视女性的倾向，或者至少对她们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浪漫的和情爱的友谊在学校内部发展并不让人吃惊。
公学一直都是性放纵的场所。尤其是在伊顿，宿舍（“长房间”）里睡着52个学生，是著名的性凌虐和性嬉戏的场所。家长们被极力建议不要把孩子送到那里，如果他们的健康脆弱。〔287〕在整个18和19世纪，放纵和虐待在这些学校中司空见惯。二三十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但是，情爱的激动仍然笼罩着这些宿舍。分配单人房间由达廷顿和伊顿开始，却方便了性行为。在罗宾·毛姆的自传《逃离阴影》中描写了他1929年在“伊顿”的生活。他14岁时同一个同学有了第一次性经验：“——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疯狂地爱上你，德鲁说，疯狂地爱上。……——等到明晚，我迟疑地说。给我时间想想。但就在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了现在是我想要……这个男孩坐在我的脚头。他突然站起，我害怕他会离开。但他没走。他缓缓脱去睡衣，扔在一把椅子上，裸露着对着我。他的肩膀很丰满，皮肤光滑，腰和大腿那么细使性器显得粗大得下流。‘我求你了’他说。……我笑了，因为我很快乐。我知道我自身一部分所一直向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好吧。’他慢慢地、平静地钻上我的床，用胳膊抱住我的脖子。我抱紧他柔软的身体。他的胯很热很光滑。我真想留在这种奇妙的状态里，平静中混着我从未领略的至乐。但很快德鲁的身体开始动，他转过身去，我可以抚摸到他瘦削的脊背和丰满的肩膀。这时他拿起我的手，引导它，我们的身体合在一起。”〔288〕
同性恋是否时尚要根据学校和年代。只要在一届学生中有大比例的男孩达到性成熟就会使这些活动推广。昆廷·克里斯普记述，在他的公学中通常每学期最后一天都会是放纵之夜。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也回忆起“贝奥蒙德”的大宿舍里的气氛：“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想起一个画面，在我们运动后更衣的房间里一个稍大的男孩抵着一个较小的手淫，在一群崇拜者中间。”〔289〕塞西尔·比顿1918年1月进入哈罗，在那里呆到1922年，据他说每座房子情况不同。有些房子很少有性，另一些房子“明目张胆的恶行”占上风。比顿本人获得了坏名声，因为他英俊，大家为他假设了很多艳遇：“我在哈罗是平静的，弱小的，有些女性气质的。我从没玩过足球和这类运动。我穿得很好，我想穿得漂亮因为我喜欢，有些可怜的家伙认为因为我不可思议地漂亮和迷人，我一定是个小婊子，穿得漂亮是为了与人出去。这使我感到难受，我做的所有事都被理解成坏的意思……多数人惊人地放荡，与成堆的人睡，但我不。我只跟G（戈登·费尔－克拉克）睡过。”〔290〕这样的一届学生之后可能接着一届比较克制的，甚至是反对同性恋的。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1919-1933年的特别之处在于同性恋似乎无所不在。那个时代的一名证人讲述：“我在学校很开心。我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在那时，同性恋是好事。几乎所有男生都与其他人有过性经验。”〔291〕1920年在昂多公学，当桑德斯顿校长问有谁向同学传小条，学校中一半人起立。黑尔斯伯里的一个老学生，当被问及他在1921-1926年间的学校生活，他解释说：“有很多的性，很多。我也有过，但我还想要更多。你递给某人一张纸条：‘你想跟我去高地散步么？’如果他同意，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同好。男生们喜欢通过别人传信，如果他们住在不同的房子。大家没有很多时间。要赶快。晚饭和自习之间是做爱的理想时间。可以和自己找到的人溜到自习室。”〔292〕
公学中的同性恋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不排除极端暴力的。G. 洛斯·迪金森谈到在查特豪斯公学的野蛮行径。在威灵顿，30年代一些男生被强奸。同一时期在贝德福德，一个老学生承认他和一些同学定期对一个叫纽的同学手淫。有一天，他们发现天花板上两根裸露的电线。他们把纽举到电线的高度，用一把军号放在电线和男孩阴茎之间：“有一道可怕的闪电，他惨叫。我向你们发誓他的鸡巴变了颜色。我至今能听到他的叫声。”另一些手段没有这么危险。J. R. 阿克利如此描述了一个学生经典的性爱历程：“我那时是个有天使般举止、闪亮的大蓝眼睛的小男生。我的第一个外号叫‘小妞’，年长的男生很快就开始追求我。班长看起来像个男人而不像男孩，整个学期他都习惯晚间坐在我床上，一晚接一晚，求我让他做，对我嘀咕一些话吓得我流泪。我不记得自己何时开始手淫，但那是我首次恋爱。一个叫祖德的无耻而逗乐的男生，他上课时坐在我旁边，他拆掉了裤兜的缝线。这样他的手和他同好的手可以直达里面的宝库。”〔293〕不可能知道有多大比例的男生之间有性关系。约翰·盖索恩－哈迪提出25％的学生定期做爱。可以肯定在情爱激情以外，同样建立起更“浪漫的友谊”（romantic friendships）。实际上，害怕被发现，加之害羞和按年纪分隔使性关系比较困难。约翰·贝杰曼讲述：“唯一让我坚持的事就是爱。我本来也许永远也不会碰一个人。那时我想我会进监狱或者地狱。”〔294〕通常，以比较自然的方式看，男生们仍然太年幼，太羞怯，太害怕，不敢付诸行动，即使是跟自己喜欢的男孩。作家兼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回忆了一次流产的经历：“我想，我向你提过，我的致命的挫折，我们最后的一夜在浴室里，当他想拥抱我时，我是那么羞怯和笨拙，当时他的腰上围着浴巾，他额上的棕发闪亮，他的胡桃形的眼睛非常温柔，他的小嘴唇半张着。”〔295〕
这些行为的差异只反映性发展的一个不同阶段。在学校中，早熟、群居与最纯净的贞洁相伴，有时是由非常崇高的感情维系，是不玷污初生的爱情的愿望。其中一个男生应该是年轻、漂亮，如果可能的话是来自另一个社会阶层。他需要保护，某种程度扮演女孩的角色。首先，年幼男孩和大孩子之间的关系保持着纯净。欲望的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征服意中人所面对的众多困难。有时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起的关系也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待。T. C. 沃斯利在一所著名的公学（他未提供名字）做助教时注意到：“在那里，多数老师也程度不等地有明显的同性爱。”〔296〕沃斯利本人是同性恋者，他清楚地描写出教师面对自己的爱恋和欲望的处境：“这是我的职位的缺陷，因为我不如更谨慎的同事那么能控制自己的表露，但也许尤其因为我对此有意识。并不是我真有犯错的理由，因为我对任何男孩都没有欲望，即使是对那些我最后‘爱上’的男孩。而我的同事们也是同样情况。我们最终发现其中只有一个行为丑恶。”〔297〕似乎确实有相当比例的“公学”教师是同性恋者，多数从未实现他们对学生的倾向。沃斯利推想主要是因为那里一直占上风的同性爱的气氛：“我从运动场的仪式中发现的广义的同性之爱足以满足我的性倾向使我能将之保持‘纯洁’。”〔298〕
在女子学校中，框架比较相似，虽然缓和些。主要是学校没有那么多，见证稀少，丑闻很少，而且更难下结论。性关系似乎比男生中少得多，虽然每所学校都有女同性恋的案例。但是没有任何见证提到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相似的放纵的场景。最普遍的现象似乎是种迷恋（crush），一种年幼女孩对一个稍大的女孩的单方的恋情。如同在男生中一样，这种浪漫友情是按照异性恋的构架铸成。年长的女生代表男生，但她也可能是一个女英雄的化身，或代表不在场的母亲的角色。年幼的女孩对她表示依恋，为她拿作业本、书籍，在她枕头下放糖果或为她铺床。无休止的讨论分析爱人的服装、言谈、动作，但每个女孩秘密保持一种效忠形式，是她个人对爱人崇拜的供奉。关系是十分纯真的，一个微笑，一句简单问候足以成为一星期的快乐。似乎性关系恰恰意味着爱恋过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对爱人的替代。年龄和威信的差异加强了欲望。15岁时，暗恋的对象更多是女教师，学生们争夺宠爱：“——西班牙语老师是朱莉小姐一伙的。——你们想得到么，另一个说，德语老师是个寡妇！——对，头一个又说。但这个是卡拉小姐一伙的！”〔299〕
同男孩中间一样，教书似乎吸引了数目众多的女同性恋者。在英国，如同在法国和德国，教师必须单身。这些女性通常教书，因为她们未能结婚，她们的态度有时透露出一种对男性报复、恐惧和反感的感觉。但对于学生，她们代表着社会成功的范例，这增长了她们的威望。这部分解释了在“公学”中成长的女孩对同时代男人感到的常见的恐惧和厌恶。当她们离开学校，她们请求最喜欢的女教员写信给她们。老师很乐意，通常借此给她们提些建议使她们能够对付外面的世界，不会屈从它的诱惑。
体制的暧昧
公学中的性状况显示了制度的虚伪。虽然有清教的镇压性的言论，似乎某种放任占了优势。少年同性恋行为被看作无关紧要，几乎是性生活的必经之路。〔300〕然而，后维多利亚朝言论的卫道狂热在这些机构中达到极点。比如查特豪斯公学的校长“对性丑行（手淫）做了含糊的、令人不安的评价”。〔301〕对手淫的恐慌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对之有专门的布道文，男孩们祈祷能从中解脱，他们必须就这一主题忏悔。为了与诱惑斗争，学校有时会实行非常复杂的制度。比如在罗塞尔公学，教师无权与一个学生单独呆在房间里超过10分钟，而且必须开着房门。年长的学生必须远离年幼的，所有学生都在持续的监视之下。所有与性相关的都是无情镇压的对象。所有被看作是危险的著作都被禁止，比如D. H. 劳伦斯的作品。在昆斯伍德，一所女子学校，在30年代《飘》是被禁止的，学生通信要检查。T. C. 沃斯利在马尔伯勒的老师解释说：“你可能会看到一种白色物质从你们的隐秘处流出，沃斯利。不要担心。这只是一种病，就像麻疹。”〔302〕校方处理他们认为是大规模犯错时通常表现得很严厉。在兰辛，汤姆·德莱伯格被小男生向校长揭发他晚上骚扰，被取消了“学长”（prefect）〔303〕资格，学期的剩余时间被隔离起来。实际上，浪漫友情有着禁果的魅力，这种游戏使学校生活的常规被动摇。正因如此它不大可能被抛弃。昆廷·克里斯普就讲述了他的学校里一起同性恋丑闻的故事：一天晚上，一个男孩穿过整个房子去他朋友的宿舍。如克里斯普所述，两个男孩本来可以毫无危险地在白天找个偏僻地方会面，但这种挑战、面对危险的气氛激发了欲念。这个男孩被抓住。他在全校面前遭到责打。结果是在这个男孩周围发展起一个“崇拜者团体”，他被当作英雄而更令人向往。为了结束这一切校方把他开除了事。
在兰辛做学生时，伊夫林·沃企图讨论关于同性恋的话题。为此，他在校刊编者按上发表了虚构的一个来访者和一个像他一样的男孩的谈话。他想借此说明学生之间的激情友谊不一定是败坏和混乱之源，校方错误介入了一个与他们无关的领域。他的哥哥亚历克曾经在数年前通过其获得成功的小说《青春隐现》（The Loom of Youth）〔304〕（1917）攻击公学。在一本不大有名的作品《公学生活：男孩、父母、老师》（1922）中，他仔细描写了公学中的同性恋，为浪漫友情辩护，揭发关于这一话题的虚伪态度。〔305〕他认为“公学系统在这方面是违反自然的，应该可以料到会有违反自然的结果。”“公学”阶段标志着性发育的一个阶段。“多数学校中活跃的不道德行为发生在15-16岁的男生中间，而不是像常常想象的那样发生在小孩子和大孩子之间。”同性恋首先是一种从众行为：“一所公学中的一切都必须符合一个模式，有规则来很好地处置任何局面。友情如同个性都由一个模子来铸造。”正是围绕同性恋的无休止讨论维系了对它的兴趣，保证了这一现象的衍生。沃同样指出公学中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被忽视的一些侧面。首先，在一些18-19岁男生宿舍中只会营造一种有害气氛，因为在这个年纪性冲动必然更需要生理满足。再者，浪漫友情可能会对男孩造成有害后果。比如，一个小男孩成为一个大孩子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推到学校等级的顶端，他认识另外的大班男生，成为特权的对象，同班的男生忌妒他或憎恨他，他与现实失掉接触。当他的保护人离开学校，他将发现自己独自一人，一文不值。而且，爱与性的持久分离可能导致成人后的生活困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沃为男女同校辩护，他特别提出了对这些问题自由讨论，对公众进行宣传：“如此之多的无知需要驱除。母亲的无知，父亲的无知，他们自己没上过公学，学生们、校友和教师沉默的密谋。关于不道德主题的谈论太滥，却又不足。学校老师向我们保证这种现象的出现纯属偶然，但他们对之的态度是一个医生怀疑病人患了重症，不断观察他，为了探知症候。”
这些对同性恋进行讨论的企图并非孤立，也不仅仅来自学生。比如沃斯利作为助教曾试图借助几位年轻教师、“学长”、学生来与老教师的顽固精神斗争，他称他们为老卫队：“霍夫曼比任何人都坚持一种暗自的疑惑，认为只要有一线机会，性罪恶就会在学校蔓延。塔尔博伊用一句话来形容他：‘霍夫曼盯着每个男孩，就像在怀疑他们怀了孩子。’这真阴险，在空气中感觉得到，让人厌恶。这就是老卫队抵触所有自由进展的根源。”〔306〕老卫队以抓有同性恋嫌疑的学生典型而著名。学校的气氛不仅恶劣，充满了报复和怀疑，而且还被告密、“性错误”批判、“召唤哭泣的家长”和“反恶行运动”后开除所毒化。沃斯利认识到这种持续暧昧的状况，他了解为学生辩护并不比竭力责难他们更好：“我准备以道德的愤慨来反对霍夫曼对性问题的态度，却没有发现我的宽容态度的理由可能是可疑的。”〔307〕他的斗争首先是通过揭发教师对学生生活的无休止的审查和他们对学校的专制控制。当校委会讨论是否应该取消在学校内必须戴帽的规定时，老卫队坚决反对，沃斯利指出这些教师的执著是因为帽子上丝带的颜色因宿舍而不同，使他们能够借此很容易抓到与别的宿舍男孩交谈的人。戴帽子很快被废除，而且宣布学校中所有学生可以自由交谈。在另一个场合，一位性学家被请到学校发言：“因此造成的羞辱感是不可思议的。但使这个问题更加羞辱的是当这位性学家来的时候说自己是个女人！”〔308〕
无论其形式，公学构成一个同性恋主要的传播、讨论和理解的场所。对同性恋的担忧如此深重以至于校方希望即使学生离校仍然影响他们。当西里尔·康诺利离开“圣西普里安”后仍然受到神甫和校长惯常的“播种善因劝诫”：“我们前往一个诱惑的世界。我们必须举报任何企图上我们床的男孩，决不与同校男生一同走路，绝不同比自己大一岁半的男生做朋友（或者更小的），特别是不要玩弄自己。”〔309〕面对这种想在公学中保持高度道德水平的愿望，同性恋的大规模传播是引人思索的。在伊顿，威廉·科里赞成对美的崇拜，尤其是个人对漂亮男孩的崇拜。他自己与某些学生有着浪漫友情。某些学校，不仅是公学，可能成为同性恋的家园。瓦伦丁·阿克兰转到一所职业学校——伊斯特本的“家政训练学校”，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女同性恋的世界。校长是一个“男人”，其他的女教师鼓励“迷恋”（crush）和“热恋”（pash）。〔310〕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要能避免丑闻，学生的性关系是被默许的，甚至得到赞同，对于领导者来说，最主要的是培养“绅士”，尊崇传统、效忠国家的英国公民。这种敬意从公学就学会的，由于老学生对学校的依恋和成年后形成的“老校友网”（old boy network），一种类似大学中共济会的东西使老学生得以重聚，在社会中互相找到或者是在职业生涯和社会晋身中互相提携。这种友谊和忠诚关系以简捷的方式凝铸了学生未来对他们祖国英国的忠诚。男孩们被号召以后共同领导国家或者至少为学校中灌输的理想而工作，他们之间的同性恋的、强烈爱意和生理激情的关系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组织。
以社会凝聚为名义默许同性恋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新生配学长”（fag and prefect）〔311〕制度。本来是用来保护年幼学生免于年长学生欺负，很快就成为一种奴役，不排除性奴役。这使得公学越发由“学长”自治，教师和主任不再直接插手关系和纪律问题，这有时会导致过分行为。男孩们互相非常依赖，学习着去领导，获得责任感，但仍被广泛的情爱感情联系在一起，正如直率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证词所指出的：“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两个新生做打扫。两个新生叫贝里和达令。每次我在走廊里叫‘贝里，达令’或‘达令，贝里’都让朋友们觉得好笑。我和多数同学一样不善领导，与另一些比就更不行了。开始时本着友好的意图，很快我变得不稳定，为一些臆想的叛变征兆不满。我的情绪好与坏的交替使我的两个手下狼狈不堪，我通常的表现就像任何一个部门的小头头那样。我们学校中办公室的执掌者可以打他们的手下，我们甚至被鼓励行使这一特权。”〔312〕总的说来，领导者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似乎特别虚伪。性作为所有禁令的对象变得尤其让人向往。公学男生为性所困，由此反映出“后维多利亚朝”体系核心中的基本矛盾：“任何人不得手淫，而所有人都做。所以所有人都变成白痴，没有人能免。同性恋的引诱是一种罪，然而却在肆虐，无法抵御，哪怕是优秀的教师。”〔313〕
1919-1939年间在公学中进行的同性恋是否造成学生形成同性恋倾向？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确实一些有过深度同性恋关系老学生后来结了婚，并坚决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一个黑尔斯伯里的毕业生这样回忆说：“噢，对，有大量的性。这会让你成为同性恋，当然不会。我那时认识的最积极的人变成了出色的泡妞老手。”〔314〕同样，亚历克·沃在《快乐》（1921）中描述了一桩走向终结的浪漫友谊。步入成年和社会是通过婚姻和异性关系。谁要是不明白学校只是插曲那他就完蛋了：“他应该对他说出将会发生的事。他将会忘记梅里克，爱上一个姑娘，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序幕。”〔315〕但那些因求学经历而揭示未来的同性恋行为的人的名单也很长，单一的同性恋或者成年后保持双性恋。〔316〕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公学不生产同性恋，却可能使男孩们了解自己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因而使许多男孩确定了自己的性认同。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对同性恋的谴责。一旦成为社会活跃的一员，毕业生们可能难以承认他们有时认为是年轻时的错误的东西。比如西里尔·康诺利在致伊顿旧友诺埃尔·布莱基斯顿的信中意图向他证明他们的关系从来是正常的，他们从未曾是同性恋者。当西里尔·康诺利在36岁结婚时，他承认：“当然，问题是我在感情上仍然是同性恋者。”〔317〕所以，极大的不理解存在于两性之间，这部分解释了经常性的婚姻失败和资产阶级中的性的不满足。男孩们的遗憾之上还要加上女孩恐惧和遗憾。马莎·维奇努斯认为：“许多妇女似乎是在少年期找到了比她们对男子的爱更完整的爱情。”〔318〕(www.xing528.com)
体制对少年同性恋的暧昧有着双重后果：因为接受特定年纪的同性恋行为，以后要打击就变得困难；另外，有了经验的学生有在未来继续的倾向，至少用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英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在各方面都是同性恋的，除了在他们的性生活中。”〔319〕这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揭示的，集体去俱乐部，去狩猎，去城里，他们生活在单一男性的环境，努力重建公学里的气氛。之所以20年代同性恋成为时尚，同性恋者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那首先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与之秘密联系在一起。
失乐园：英国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崇拜的根源在于英国的教育体制，在事实上宽容了同性恋行为。其传播首要通过对少年之爱的褒扬，由公学文学和老学生们的回忆所神化。这是英国的特殊性。确实，虽然法国和德国的寄宿学校也有同性恋行为的多种见证，但少年之爱并不造成同样的迷恋，同性恋从好处讲被看作一个必经阶段，从坏处讲是败坏的教育体制造成的恶果。为了理解英国模式的特殊性，研究其在邻近国家的反响看起来是有益的。
在法国和德国如同在英国，中学被教育当局看作是一个危险场所，助长同性恋的滋长。在德国，学校中展开过一些调查以确定同性恋行为的比例。1928年“国家教育、文化、科学部”发表一份总结题目为《中学校中的猥亵行为和纪律处分》。调查在1921-1925年展开，针对552名学生，467名男生，85名女生。调查统计出总共36名男生有同性恋行为，而没有一个女生。这是一个很少的结果，应该将未被发现的案例考虑在内。调查的作者区分出两组，年长的男生，他们是主动的，与处于被动的年幼男生交往。通常没有性行为，仅仅是相互的激情，亲吻、抚摸。还有一组是“受成人诱惑的牺牲者”，他们被礼物吸引（戏票、烧酒等等）。这些结论在1936年格哈德·赖因哈德·里特尔的《德国民众教育中的性问题》中被重新提起。他强调在他看来中学中的同性恋行为的比例很高，但他认为只是习得性的同性恋。事实上，很难确定法国和德国学校中的同性恋比例，因为毕业生对这一问题的见证很少。某些经验似乎可以当作参考。比如戈洛·曼在其回忆录《德国的青春》中非常自然地谈到他少年期的恋情：“一天，在学校或是在院子里，我看见埃利卡和克劳斯同一个男生在一起，我喜欢他，但不知为什么。但打那以后，我恋爱了，没有理由也无法言传。这是我对那些课间休息院子里的大男生的第一次恋情，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这是我旧习中的又一个因素。”〔320〕在沙乐姆学校，尽管这是由库尔特·哈恩领导的男女混合学校，但校方对任何同性恋威胁都表现出恐惧。因为库尔特·哈恩本人就是一个抑制型同性恋者，他对他称为“群居”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当一个学生的手搭在另一个学生的肩上“群居”便开始了。1925年春，一个新生到了寄宿部，戈洛对他有了朦胧爱意。寄宿部主任觉得事有可疑，禁止他们与他前往五旬斋的自行车郊游。
虽然戈洛·曼毫无问题也不曾被怀疑地度过少年时期，这像是一个正常的、过渡的时期，但另一些人却相反，他们被中学的经历持久地打上印记。小说家恩斯特·埃里希·诺特就曾处于施特格利茨中学一场悲剧的中心。1927年6月27日，京特·舍勒用手枪打死见习厨师汉斯·斯特凡，然后自杀。舍勒想要报复他得到一个富有保护人更多恩宠，这个人因为邀请他的被保护人去巴黎旅行而著名。诺特本人也曾经利用过自己的魅力：“我那时看着像是个漂亮男孩，也许我真的是。老头的抚爱不总是那么规矩，但他很衰弱，确实，使他不能给我更具体的恩宠。”〔321〕对于诺特来说，同性恋是平常事，可以从中获利：“然而，虽然公众舆论非常‘假正经’，狎玩儿童在当时的德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一些同学，全是良家子弟，他们定期去拜访一些无耻的柏林佬来赚些零花钱。”〔322〕此类见证虽然极端，但却证明同性恋经验在德国学校中相对普及。
法国学生也不例外。在《白皮书》（1928）中，让·科克托描绘了巴黎孔多塞中学颇有启示的一幕：“感观不受控制地觉醒，像杂草一样生长。只有破洞的口袋和脏手帕。”然而他指出：“但孔多塞是一所走读学校。这些行为不会达到爱恋。几乎不超过私下游戏的范围。”〔323〕在《调皮的孩子们》（1925）中，他回忆了中学中对一个神化了的学生形象的热情：“苍白的学生绕过人群，穿过弹雨杀出一条通路。他在寻找达尔热罗。他爱他。这爱意摧毁他，超过此前对爱的认识。这是种模糊的痛，强烈，对它无药可救，没有性也没有目标的一种贞洁的欲望。达尔热罗是学校里的雄鸡。他喜欢那些顶撞或追随他的人。每当苍白的孩子见到剃光的头发，受伤的膝盖，暗兜的上衣，他就会发狂。”〔324〕
同样，莫里斯·萨克斯在《巫魔夜会》中讲述自己在一所英国制中学受的教育（1919年于吕扎学校）。萨克斯与他的队长经历过一次“贞洁的激情”，后来被一个同学开了窍。另有一个同学送网球拍讨好他。整体的气氛让人联想到英国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s）和小班学校：“一股感性的浪潮席卷了这所中学。淫乱在各班泛滥，不夸张地讲100个学生里超过50人与同学做爱。只有最小的孩子幸免，还有一些品行坚定的男孩自发地排斥这些游戏。年纪大的孩子追求年纪小的。有时在课间休息，我们七八人滚在一团，在仓库的草堆里互相拥抱。”〔325〕像别处一样，放纵被熟视无睹，甚至一段时期内受到校方纵容。然后突然重建健康的环境〔326〕：“让人吃惊的是校方竟看不见这些。某一天他们看到一些事情，就进行大规模清洗。如大家所想，我有幸名列开除学生名单，幸亏他们对我们家长很客气，他们并没有知道。我认为这种宽容的理由应该是不少老师，尤其是我们的英国老师都有问题。”〔327〕
因此，同性恋在法国和德国的中学中并非没有。但若要谈到其中有同性恋崇拜却是不恰当的。确实，比较三国的教育体制，有一个重大差别：在法国和德国，寄宿制也存在，但虽然全无男女同校，〔328〕寄宿制却不是独一的就学方式。其后果，学生之间的关系较少，受到家庭接续的影响，保持同社会的接触。虽然特殊的友谊可能存在，但发展成一种“同性恋崇拜”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这要求建立一个微型社会，部分独立于成人，并由学生协同形成的一套规则体系来管理，不从者予以排斥。我们可以假定走读制解除了群体权威对学生的影响，只能允许形成“不可避免的”同性恋友谊，也就是说这些男孩不论在怎样环境下都会成为同性恋者。男孩子们在寄宿学校出于模仿、社会压力、简单好奇或信任尝试同性恋，在更自由的学校体系中却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或欲望。因此，同性恋大规模发展和持久影响一代人的机会较少。这就解释了作为个人的不牵涉群体的同性恋结果，“法国同性恋个人主义”与“英国同性恋崇拜”的对立，那是集体同性恋的文化和过往的果实。
对文学的考察在这方面特别有说服力。公学小说几乎是英国文学中一个完整的单独门类，除了直接针对少年的作品，还有这对怀旧的成年人的故事。通过表现团队精神、“光明正大”（fair play）和一个单性社会里潜在的同性之爱，作者使认同变得容易。读者将同性恋经验归整为一种必经之路，一种证明社会融入的决定性考验。非常惊人的是法国文学连同德国文学从来只把同性恋经历看作与团体性的断裂，是对本我的肯定，是特异化的意愿。读者即使从小说中认出自己，却重见弃舍的境遇，可能是极端化的，也可能是隐蔽的（对秘密的爱好、暗语、口信等等）。同性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构成成人社会的一个共同参照。同性恋是沉默的，作为独特经历来体验。一组事例可以使我们验证这个假设。在德国，恩斯特·冯·萨洛曼的小说《士官生》（1933）将与英国在性方面最解放的公学中相同的词汇、约定、规则照搬到一所普鲁士军校〔329〕：“6号宿舍进了新麻包。埃米尔·蒂利希是伙里最小的家伙，但他的肢体柔软，眼中充满生气，他长得不坏。‘一只可爱的兔子’，格勒肯说，我为此恨他。这是我头一次为这样的评论不高兴。我嘟囔说：‘你，你总是立刻就想到那些事情。’他只是表达了一种普遍观点。麻包蒂利希引起所有人好感。”〔330〕漂亮新人的到来引起同学们行为的转变：敌对加剧，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与他呆更长的时间：“在游泳池，戈斯拉尔设法把麻包加到他的学生中间。他甚至拒绝表演跳水，这是他平素所擅长的。他真是太卖弄自己游泳教师的身份，通常并没有几个爱好者。”〔331〕叙述者施密特爱上了蒂利希，但他担心戈斯拉尔已经得手。他很快便发现他一无所获：“在一次校外散步中，他一下拉住我的手。这先是吓我一跳。他动作很冷静，我先是以为他没有多余的想法。然后到了草地旁边的石板路，由一条神圣约定规定那里只属于高班学生。因为蒂利希走到哪里，所有人都明白我对他动手了。他肯定不是不知道。”〔332〕从此，两个男孩体验一种完全古典的浪漫友情。在学生的荣誉规则中，非正式地建立了一套体系等同于英国“新生配学长”制：“他戴着我的友情印记。如果有人伤害他，就是在伤害我。当然，我们之间没有秘密，除了有关感情的那些，一种微妙的羞耻心阻止我们表达。虽然他必须擦亮我的纽扣，整理我的物品，在课间休息时把他最大的黄油面包片给我，这只是既定的传统。但是，作为交换，当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总会在那里。”〔333〕施密特像很多公学男生一样，想防止自己的爱恋有任何性的诱惑和任何道德败落的危险。戈斯拉尔这个人物使得贞洁的愿望和学校内的性压力之间的反差显现出来：“当然，仍有可能互相亲吻。但在欲望和实现之间竖起一堵墙。戈斯拉尔那方面似乎受此类抑制。我觉得他的行为粗鲁、低下、‘普罗’，就像我们通常说的。他对蒂利希保持一种喧闹的快乐，在锻炼时粗暴地掐他的屁股，在工作时间，走过他椅子时从来不会忘记亲切地拍拍他的脸。”〔334〕这种境况以幻梦结束。施密特发现了蒂利希从一开始就同戈斯拉尔欺骗他，他通过侮辱他来报复。系统却继续运作。如同格勒肯在书中指出的：“一只真正的兔子害怕任何持久的关系。”〔335〕小男生在学校的同性恋微型社会中，如果他漂亮，如果他有幸讨人喜欢，他就对同学们有相当的左右。他远非制度的牺牲品，他往往是主要受益者，当他长大后保留拥有自己的“兔子”的权利。〔336〕那些浪漫的男生，如同施密特，他们最终对周围的玩世不恭更加感到痛苦。
另一部德国作品更能表现寄宿学校中同性恋的传播，这就是克里斯塔·温斯洛的《曼努埃拉或穿制服的女孩》（1934）〔337〕。作品因为改编为戏剧而得到很大知名度，随后被改编为电影。克里斯塔·温斯洛的灵感显然来自个人经历，因为她少年时被送入德国北部一所贵族女校。书中以一种简约风格描写了年轻的曼努埃拉因为一起丑闻被送到一所军事管理的女校，因为她被认为与一个青年男子相恋，而实际上她是爱上了此人的母亲。寄宿学校中的气氛隐藏着浓重爱意，学生们在制服上佩戴一个徽章，背面一个被射穿的心中刻着一位老师名字的首字母。同时在学生中间爱慕友谊在发展，她们互送礼品，交换情书。校中最受欢迎的老师是伊丽莎白·冯·伯恩博格小姐，她28岁，而曼努埃拉痴迷地爱上她。她向她承认自己想做一个男人：“为了永远与您在一起，小姐。”女教师本人并非对这些感情流露无动于衷，但却小心地掩藏着。情势的结局悲惨，在一次化装戏中，曼努埃拉成功易装为男人。酒醉后，她向整个寄宿学校坦承她爱冯·伯恩博格小姐，而且这爱情是相互的。丑闻是巨大的。校长称之为“变态感情”。她提醒这位教师：“您知道我们的社会对这类妇女怎么想？”曼努埃拉被与同学们和她的老师隔离，绝望中她从窗口跳出。她倒卧在地面上，冯·伯恩博格小姐最后一次把她搂在怀里。
确实，关于学校中同性恋爱的德国作品比之英国作品其特点是更加强调这些机构中的病态的、虐待狂的气氛。男孩之间的关系明确地用力量和敌对来表述，对纯洁和绝对的渴望在幻梦中被有系统地销蚀。在女子学校中，无情的规章阻止任何个人的表露，否定学生们对柔情和放任的权利。这种对教学机构状况的消沉的、负面的表现解释了为何同性恋崇拜未能得到发展，那些可能会在这些书中找回童年记忆的读者并不被鼓励以正面方式来理解。这种情况在法国没有这么严重，那里的多数同性恋者回忆的少年时期是在区别于寄宿制的环境，避免了压力和秘密。而且，教育制度特别强调智力的成绩，而不是体育的表现。身体暴力、粗鲁的游戏也不是男孩间关系的基础。总之，关于中学同性恋的文学通常不是那些试图重新找回过去爱情的幸福的同性恋者的作品，相反是同性恋的反对者的作品，他们企图贬低某种教育形式。
法国最著名的作品是《克洛蒂娜在学校》（1900），早于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但却保留了其影响力。与其他法国作家不同，柯莱特并不以道德和病态的方式处理这一主题。克洛蒂娜和朋友们的经历被表现得正常、有趣，属于少年之爱的准许范围内，是更持久的依恋——对男人的依恋的前奏。唯有艾梅和塞尔让小姐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隐晦，正是因为校长已经不是小女孩，她将艾梅置于一个变态的，在社会意义上不可接受的境地。与英国小说不同，此书目的首先是愉悦读者，此目的之外加以对萨芙之爱的间指。〔338〕最接近英国式同性恋崇拜的见证是亨利·德·蒙泰朗，如同他在其《男儿们》一书中用非常小说化的手法表现的。蒙泰朗从中讲述他在讷伊圣十字中学的少年时期，从1911年1月入学到1912年3月被开除。这一短暂的插曲对他造成持久影响，他此后对之不断回顾。他在《王子童年的城市》中首次回忆这一段，这个剧本写于1929年，但直到1951年才出版。〔339〕他对这一时期保留的回忆让人联想到英国的见证：“爱意使学校变得神奇。”〔340〕在《男儿们》中，蒙泰朗发展了两个主题：少年恋情及其对成人的吸引。作品的核心是阿尔邦·德·布里古尔和塞尔日·苏普里耶的关系，安置于一个极端精确和规则化的框架中。园中圣母院学校的男生按美丑标准和性觉醒程度分成群体。“他们称作团队的小团体成员都在马甲外打领带，作为归顺标志。但卢沙尔不属于小团体，他也开始把领带打在马甲外面。于是团伙里所有人都收回了领带。”〔341〕“被保护人”名单流传，甚至被老师知道，他们维持这种同性之爱的气氛：“比内对萨兰说：‘要布吕拉做被保护人，怎么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选他，看他的大耳朵！选被保护人的时候要选脸蛋漂亮的。’我问他：‘那您呢，先生，像您这把年纪还找一个小伙计？’他回答说：‘噢！我有成堆的！’”〔342〕实行的这套体制是传统的：“一大配一小，也许吧。但也有大孩子之间的！是反叛的，或者不如说是不可想象。”〔343〕爱慕通常以“肉刑”的形式出现：大孩子折磨小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关心。整个学校似乎都以爱恋关系为中心：“自习后（或之前），园中圣母院唯一的事由也是唯一关心的就是特殊的友情。”〔344〕气氛富于性意味，整个日常生活都是情爱性的：“‘瞧园中这些词汇！贴、粘、一路走、把一个马子等等。大家还以为自己是在红磨坊的走廊里。你就不能换种说法？’——‘这里所有人都这么说，修士和老师还有其他人，你知道。’”〔345〕阿尔邦和塞尔日之间的友谊是以比较传统的方式开始：崇拜、亲吻、抚摸，大家叫他们“理想的一对”。在这一封闭的少年世界，复杂性来自接触到的极少成年人，阿尔邦的母亲起着混乱的作用，值得仔细分析。纵容她的儿子，渴望了解他的秘密，她明显在享受这种不健康状况和这个纯粹男性的世界，保留独一无二的女人的地位，获得不同的情色感受。但只有那些修士维系着这种有害气氛。虽然他们宽容特殊的友情，但他们不允许这干扰到他们的权威，也不愿助长年幼学生的解放。如同阿尔邦的母亲，他们享受这种旁观者的状况，男孩们的情感骚动引起他们的回应，深深地困扰他们。少年同性恋行为只有在揭露出成人同性恋时才最终成为过错：普拉特修士爱上了苏普里耶，因为自己无法接受而找尽理由。他说服阿尔邦认为自己的爱并非纯洁，必须注意小男孩的道德观。很快便见到了形式的逆转：“时尚转向美德。”最后，阿尔邦和苏普里耶被发现关在一起，机构发动起来：普拉特获准开除阿尔邦，但上级觉察到普拉特的倾向，也将苏普里耶开除。作品的结尾是说教性的，因为它极好地总结了同性恋崇拜。机构的丑闻被揭露，修士们被驱除，换成了一些不知名的人。园中新一代将不再知道保护制度。阿尔邦发现了女孩子，他的“场景性同性恋”很快成为过去。少年期是个封闭的世界，他最终不可能回去：“当谈到某一天再找到苏普里耶，普拉特修士对院长说：‘太迟了。’然后对阿尔邦说：‘孩子们，这很快会过去。’所以，一切都是年龄的问题。”〔346〕尽管如此，蒙泰朗并不将少年同性恋问题作为一种过渡经历排除在外，他有意或无意地指出这将决定未来的人生：“德·普拉特撕掉了塞尔日的照片。为了不经过他的房子，阿尔邦绕开走。林堡更喜欢不与孩子们见面。”后来，他们所有人都把孩子送入园中，就像那些英国父亲把孩子送到自己上过的公学。
教会学校中的同性恋问题是一个相对典型的主题。达尼埃尔·盖兰在“波舒埃”学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发现了，因为我迟钝的不谨慎，他们互相拥抱时很用力，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靠近礼拜堂，一些修士和他们宠爱的学生。”〔347〕在《灰色本子》（1922）中，罗歇·马丁·迪·加尔以朦胧的方式回顾雅克·蒂博和达尼埃尔·丰塔南之间的浪漫友情，这里绝无寄宿制中淫秽的气氛。男孩们正派，有热情，他们交流永久忠诚的感情和激情的诗篇。他们甚至对自己的过错毫无疑虑。修士发现了本子，将这种关系斥为一种罪过：“这些信件的语气、内容，唉，使这种友谊的内容再无疑问。”〔348〕平庸的通俗小说利用教会中学里的特殊友情做文章，言下之意这些场所本身要对变态行为负责。这种论调是由长久以来的反教会传统造成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举出让·罗德的《少年们：中学风俗》（1904）、阿梅代·吉亚尔的《安东纳·拉蒙》（1914）、阿尔贝·诺塔尔和夏尔－埃蒂安的《激情少年》（1927）、勒内·埃蒂安布勒的《唱诗班的孩子》（1937）。罗德在前言中宣称不愿意只批判教会教育，而是要批判整个学校体系和风气的根本。他的小说以加斯科涅的圣－樊尚·德·艾格拉腊克中学为背景，是耶稣会办的“英国味”的中学。由于“变态的教育”和“经院哲学的男性退化”，特殊友情从中发展。人物是漫画化的，比如乔治有一副“邪恶女子的面孔”，是“十足罪恶的化身”。恋爱的把戏的观察者是一个贞洁的学生，他严厉地批判这种制度，留下一封信给校长后离开学校。对他而言，这种风气源于“这种主导圣－樊尚的奇怪教义，根据这种教义，女性的亲吻是不可去除的耻辱，是比同性的荒唐更严重的罪过。”〔349〕在《唱诗班的孩子》里，我们可以找到同样论调。主人公安德烈·斯坦岱尔是莫里斯的朋友，同他一样是个新生。他们的浪漫友谊受到老生的嘲笑：“啊！啊！这可真是的！已经玩兔儿爷了。你们也行动太快了。这家伙没规矩……。一个认不得面孔的家伙阴阳怪气地喊。只有大孩子才有权找兔儿爷。”〔350〕很快他们就被整体气氛感染。安德烈成了一个大孩子的“兔儿爷”，而“莫里斯，被环境战胜，在圣诞前，拆掉了左边的裤兜。”〔351〕安德烈和莫里斯一起成为唱诗班的歌童，他们在教堂圣器室里做爱。一些比赛举行，评比“地图作业”，选床单上最漂亮的“地图”。安德烈经常得第一，他的眼圈发黑，脸庞消瘦，他的脸看着像死人。没有人注意到的他的情况，因为“所有学生都一个样子”。1924年，气氛有所转变：新生不再被强奸，放纵的情况减轻。作者的意思是同性恋的时期是风气涣散的生活方式和战争后家长丧失权威造成的。随着时间情况会恢复正常。在《安东纳·拉蒙》中，学校的名字叫“圣弗朗索瓦·德·布尔格”，主人公安东纳·拉蒙13岁，被同学起绰号“妮耐特”，他爱上一个保护他的大孩子乔治·莫雷尔。经过一系列的误会，某些同学的恶意捣乱，再加上乔治父母的反对，他失去了他的朋友。他接受种种妥协。小说以他的意外死亡结束，像是对他所犯罪行的正义惩罚。阿尔贝·诺塔尔和夏尔－埃蒂安的作品是反对教会教育的一枚炸弹。前言中就定下基调：“友谊关系的平静比忏悔隔间里的平静更可取，忏悔室里教士的口臭、阴险的提问能够产生火灾一样蔓延的罪恶，挑起淫邪。”〔352〕三位主人公是圣阿莱中学的学生，学校是由神甫们办的，他们的故事编排也是漫画式的。罗贝尔·埃利17岁，“身体柔弱，被发育迟缓困扰”；费尔南·帕日，“13岁的纤细身材，金色头发下脸庞牛奶一样白皙，散发这一种不无危险的魅力”；还有“暗淡苍白的费拉里，他的黑眼睛中的惆怅，娇柔而野性的优雅与同班同学们青春迸发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争夺让－路易·马西亚斯，“一个可怕的媚惑者，拥有毁灭性的肉感。”在自习室中，“淫乱的思想同样在蓬勃，粗暴、短促，以便很快逃逸，因罪恶而羞耻。”小说对男生中复杂的情爱关系津津乐道。埃利长得丑，满足于看看美男照片。帕日绰号“宝贝”、“兔儿”、“耶稣”，受马西亚斯控制。他们的关系以交换情书开始，而通常“这类结合的开端是拳头暴打或者揪耳朵。”〔353〕竞争是激烈的：“贝戈亲了我的脖子，巴耶想拽我去小便池。”〔354〕风气败坏，帕日和马西亚斯一起睡，但从假期回校后帕日被费拉里代替。马西亚斯另一方面还暗恋他的表弟。费尔南沉沦于性爱和群交，他的体貌发生恶化，目光呆滞、面色铁青、两腿发软。在一次拷问中，他强奸了一个体弱的同学。在这次丑闻之后，我们的几位主人公被开除。马西亚斯没有通过中学会考，虽然他是最有天赋的。当他向表弟坦承自己的爱意，表弟用这样的话来谴责他：“我生来正常，这是种运气，而不是例外。所有中学生不一定都坏。”他在父亲的书房里读到一些医学著作，理解马西亚斯忍受着怎样的“病痛”。他想带他去找一位医生，但马西亚斯向他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引述奥斯卡·王尔德、让·洛林、皮埃尔·路易、拉希尔德、普鲁斯特、纪德和哈夫洛克·埃利斯！在一夜沉醉中，他与表弟一起睡。在一些旁支的波折之后，小说以马西亚斯自杀结束。再一次，少年同性恋似乎是腐朽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在学校内部维系一种不健康的气氛。学生们只可能有两种命运：在邪恶中自弃并沦落到卖淫或者是自杀。
因此，法国和德国的中学生活是以破除幻想为标志的。少年恋情留下背叛、放纵和负疚的回味。那些公然的同性恋者后来都不愿唤起这些回忆。至于那些成年后转向女性的，他们宁愿忘记这些迷途。在英国则相反，文学致力称颂少年年华，将同性恋崇拜最终与公学崇拜联系在一起。公学代表着少时年华，纯洁而自由，一种友谊的理想一去不返。在学校里结成的激情关系之后，成年的恋情总是显得缺乏少年时光的自发和热情。公学的崇拜同样在女子中发展。从1902年起，“罗丹”的校友就每周末回学校，她们重新穿上自己的旧校服，把头发扎起来，就像什么也没有改变过。其他的公学也举行类似的聚会，大家唱校歌，交流回忆。从中也有一种文学发展形成，虽然规模较小。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发表了十多本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355〕安杰拉·布拉奇尔（Angela Brazil）的系列小说尤其成功，颂扬女孩们在公学的青春时光。〔356〕她的关于少年学生间的友谊故事，有时也包括教师在内，带着某种天真来表现亲吻、拥抱、嫉妒。很难知道女读者们是否投入名叫莱斯比亚·费拉尔或莱斯比亚·卡林顿的女主人公一边，她的绰号“薰衣草女士”和“可怕的假小子”。〔357〕据吉利恩·弗里曼说，安杰拉·布拉奇尔的写作来自少年的回忆和既往的经历，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小说的性内涵。但对于读者来说，学校的气氛似乎富含情色和感伤。数以千计的女读者从某些描写中找到自己，这说明不管在性的方面的真实状况如何，女性之爱是怀着很大的激情在日常中体验的。这些作品颠覆性的一面不容忽视，这些小说很不讨好女校校长们。1936年，伦敦圣保罗学校的一个新生受到校长埃塞尔·斯塔德维克的严厉斥责，她在早祷后宣布收走并烧掉所有安杰拉·布拉奇尔的书。〔358〕
公学成为神话，与之内在相关的同性恋从中找到一种合法性和荣耀。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确切地描写出这种成年期产生的理想化的进程：“逐渐地，在最绝对的隐秘中，我在开始发展一种公学的崇拜。当然，假装自己的求学生活毫无浪漫、英勇、危险、传奇是毫无意义的，那并无必要。我建筑起一个英雄的求学历程的梦境，梦中的主角是想象中的自我，是一位古板的年轻教师，意外地被要求去领导一所‘坏学校’，他被蔑视的批评和公开的敌意环绕，与精神的放任和腐败开战，严厉地镇压着自己对一个小男孩的浪漫情感，最终展示一切阻碍，成功通过考验，终于成为一个男人。”〔359〕神话、理想化在衣修午德和他的朋友爱德华·厄普沃德的想象中达到顶点，还有此后和W. H. 奥登的关系。对于后者，他想象出一些英雄传奇，其中的主人公都是他们学校的校友。对于奥登和衣修午德，少年的性爱是参照、理想，同时是一种他们力图尽可能长久保持的不成熟状态的标志：“他们的友情根植学生时的回忆，他们性爱的性质是少年期的。他们一起睡过，没有浪漫但在最后十年中有许多快乐，只要每次一有机会，就像他们现在做的这样。他们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像从前一样，但是性带给他们的友谊一种附加的维度。他们对此有意识，这也让他们有些为难，实际上，复杂的成年人因为学校中的性伴侣而困扰。”〔360〕同样对于西里尔·康诺利，公学代表了他的爱情生活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永远定型了他未来的情爱氛围，当他30岁时这样回忆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青春时光：“在圣沃尔夫里克（圣西普里安）最后三年里，我所爱的男孩叫托尼·沃森（特里·维尔森）。他矮个子、棕发，有活力，体育好。整个一生这个家伙定期会来找我，给我找麻烦。12岁时，我喜欢的四个家伙出现了。牧神、红毛、黄毛和棕毛。”〔361〕当男孩们在18岁分开时，他们交换了各自地址，许诺永不相忘。这是无用的担忧，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当西里尔·康诺利数年后同一个朋友去剧场，他突然发现一个红脸男人，白色胡须，他盯着他看了很久。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突然痛哭失声，最终说道：“在学校他身上有橘子味。”〔362〕作为逝去的青春、逃逸的爱、隐去的梦想的象征，同性恋因此成为一代人的理想。公学对神话的产生有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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