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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学:剩男剩女与新相亲时代

时间:2024-02-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强城市性,都市“剩人社会”与新相亲时代2010年3月江苏卫视电视相亲栏目《非诚勿扰》热播之后,安徽卫视的《缘来是你》、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一并形成了热播局面,举国“围观”“剩男剩女”相亲的娱乐盛会到处上演。不仅是都市“剩女”数量激增,都市“剩男”也只增不减。城市性要素增长最终导致了“剩人”社会的形成。

城市社会学:剩男剩女与新相亲时代

强城市性,都市“剩人社会”与新相亲时代

2010年3月江苏卫视电视相亲栏目《非诚勿扰》热播之后,安徽卫视的《缘来是你》、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一并形成了热播局面,举国“围观”“剩男剩女”相亲的娱乐盛会到处上演。再结合各个大城市的“万人相亲会”的盛大场面,我们忽然发现,“剩人社会”已经突兀地降临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大都市。相比于传统乡村社会“适龄而婚”的自然而然,大都市社会却正在经历着从“晚婚”到“超晚婚”的攀升。大都市精神与城市性,在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开始在个体婚姻层面发力,并逐渐开始蔓延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

电视相亲栏目热播的“人口学”语境。全城热播的电视相亲栏目,追本溯源是一个人口学上的结构化问题。正因为有了我国大城市日益增加的“剩男剩女”的数量和“一个剩,全家愁”的适龄未婚人口所导致的普遍化社会焦虑,才让打着“电视红娘”的电视相亲栏目有了广大的受众目标。近些年来的适婚人口的变化,特别是适婚而未婚人口的大量增加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发展趋势。据200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表明,从1997年到2005年,30~34岁的未婚女性比率激增,并且大龄未婚女性主要集中在城镇,尤以特大城市、大城市为最,占全部大龄未婚女性的72.1%。根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截止到2009年底,北京市的“剩女”数量超过50万。据上海市统计局和上海市社保局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09年6月,上海全市出现了100万“剩女”。而广州市截止到2009年,“剩女”已超过50万,深圳市“剩女”已经超过120万,南京市的适龄单身人数也已超过100万,其中男性40多万,女性50多万。不仅是都市“剩女”数量激增,都市“剩男”也只增不减。

学术界、媒体一直没有把“剩男”作为一个显性话题来讨论。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与社会心理的流变,大城市社会那些原本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或者超过25岁晚婚年龄依然未婚的“剩男”也飞速增长。“剩女”与“剩男”也是一种伴生关系。以1982年中国性别比106.27[1]的数据来看,“剩女”的数量增长,必定引发“剩男”数量同比增长。因为从人口性别比分析,首先“剩男”将成为一种一夫一妻制前提下的绝对剩余人口。其次,在一夫一妻制条件下,“剩女”不嫁,必将导致适婚男难娶,从而“剩男”数量必然增加。也因此,最少可以理解为,一个“剩女”的出现,也将促使一个未婚男的出现。从各种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剩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更何况我们国家的男女性别比还在逐年扩大,到2010年,我国的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10,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男女性别比已经接近120。据相关数据显示,我们国家到2010年,将有近5000万适婚男士找不到伴侣。而且从社会生活层面观察,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里、婚恋交友网站里的大龄未婚男女青年到处可见。所以说,“剩女”、“剩男”数量的快速增长,早已成为了中国大城市的普遍现象。因此,可以说,“剩女”、“剩男”成为人口结构变迁的新趋势,更是导致当今“婚恋焦虑症”、“剩(圣)斗士”时代与“相亲综合征”的社会缘由[2]

城市化时代的“剩人”定律。城市化是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的世界性趋势。城市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大量流入城市,人口的职业异质性与多元性大大增强,人口密度也呈几何级增加。这种由于“人口规模、人口异质性、人口密度”[3]所生成的城市性,将大大改变城市社会生活的特征。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青年人为了出人头地,将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城市人口异质性的增长,导致了城市匿名性的生成。人们之间因为各自工作性质不同、场所不同而互不相识,难以形成熟人社会的那种交往关系。而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大增,更加形成了都市生活的拥挤和压力。这些城市性特征,投射在都市青年阶层身上,形成了全新的婚恋时间观念、社会观念与文化观念。

城市社会结构变迁首先表现为城市白领阶层的兴起。城市作为商业、居住、休闲、交通中心,工业化与服务业的发达造就了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数量的逐渐增加,成为就业人口的主流阶层。根据现在普遍的大学本科生毕业22岁,硕士研究生毕业25岁,博士毕业28岁的标准年龄,如果硕士毕业三年内未婚,那么女性年龄将达到28岁,自然便成为了剩女。而且随着年龄增大,女性开始逐渐失去了“婚姻市场”的竞争力,由主动转变为被动,机会自然逐渐减少[4]。这种因为毕业年龄的推迟而导致的婚姻年龄的延迟,成为当今大城市“剩人时代”一大主要原因。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公布的“2009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有41.2%的女性和8.1%的男性担心自己找不到配偶。[5]

与此同时,都市白领因为职业特征和生活方式原因,使得很多人为了奋斗和生活得更好而错过了适龄结婚的机会。按照米尔斯的观点,大都市白领阶层大多属于工作狂(workaholic),他们往往表现为天天关在写字楼,除了工作伙伴之外,交往圈子狭小;由于城市交通的紧张、通勤距离长,白领们经常处于交通瞌睡状态;同时,由于住房价格高涨,生活成本趋高,白领阶层也处于租房一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白领阶层,往往还成为了蚁族。所以,因为工作忙碌、空闲时间有限、社交圈狭小、居住困难,造成了大都市白领阶层很难有谋求婚姻的动力和机会。再由于城市社会的匿名性、冷漠性、孤独性和事本性特征,导致都市青年白领阶层难以结识到自己满意的异性。

都市蓝领工人因为工人相对条件的局限,使得蓝领青年工人在当今社会普遍弥漫的求富、求安、求体面的婚恋文化心理背景下,更难以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笔者在2009年对南京熊猫集团生产事业部3000名一线员工所开展的生存状况调查中,发现有359名女性员工年龄超过25岁仍未婚,418名男性员工年龄超过28岁仍未婚。除了因熊猫集团生产基地位于南京郊区之外,蓝领工人的“身份标签”与“社会地位”,极大地制约了他们适龄婚恋的可能性。

城市性要素增长最终导致了“剩人”社会的形成。大城市所呈现出来的高工作压力、高生活成本与职业高流动性,让越来越多的白领、蓝领在为“三十而立”奋斗不息,从而不得不推迟了自己谈婚论嫁的年龄。同时由人口规模、人口异质性和人口密度所催生的城市孤独、焦虑、冷漠、匿名性、事本性、陌生人社会等城市心理特质,让城市青年难以获取令人满意的婚恋机会。又因为城市物质主义生活观和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出现了如《非诚勿扰》电视相亲会中有很大代表性的“宁在宝马车上哭泣,不在自行车后座上欢笑”的“拜金女”或“物质男”。这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也使得大都市青年开始形成了新的择偶观。非富不嫁、非贵不娶的婚恋心态,大大扭曲了当代青年的婚恋心理。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交友的“非情感”因素占据上风,因挑花眼而蹉跎岁月的案例举不胜举,从而也大大地加剧了“剩人时代”的形成和盛行。概因城市性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生成,有别于传统乡村社会与单位社会的新特征,所以都市“剩人时代”可以被认为是城市性的某种必然社会后果,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剩人定律”(见图1)。大龄青年的“婚嫁困境”很难解决且非中国独有,早已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难题。[6]可见,城市性要素的增长在全世界都有相似的轨迹。大龄未婚男女人口数量的增长,与城市化、城市性要素增长保持正比例关系。

图1 城市“剩人”定律示意图

“剩人社会”催生“新相亲时代”。城市化的宏大语境下,“剩人社会”型的人口结构得以最终确立。因应这种人口结构与现象,新旧媒体都寻找到了新的栏目增长点。各种以婚恋、交友、相亲为核心的电视栏目、网站、报纸媒介都从中挖掘到了自己的商业机会。当“剩女”、“剩男”成为一个日益显现的社会问题时,无论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抑或是学术层面、政策层面,都开始了全方位的关注。据百度搜索,有关“都市剩女”的条目,到2010年6月25日,总共有1530000条,数据表明,“剩女”早已进入话题高峰期。因此,在社会舆论广为关注“剩女”问题的时候,各种媒介所开展的相亲会,将中国拉入了一个“新相亲时代”。

报纸与传统婚介公司等中介组织拉开了万人相亲会的巨幕。报纸最早与婚介联姻,是传统婚介广告的典型投放媒体。1949年的香港《星岛日报》,就有刊登过“欢迎佳人来相会”[7]的求偶广告。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逐渐兴起了杂志与报纸的求偶广告。如当时的《知音》杂志、《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等都有数量不等的征婚广告发布。到21世纪,各种晚报、都市报的征婚广告已经是层出不穷。2006年,南京市《金陵晚报》在南京市白马公园组织了盛况空前的“万人相亲会”,吸引了大量的家长和未婚人士前往参与“相亲”活动。此后南京市的《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扬子晚报》等报纸,都先后组织过规模宏大的广场相亲活动。国内其他城市如北京、上海、大连、武汉等,先后有专门的媒体或其他婚介组织所开展的“万人相亲会”。这种以“剩人社会”为背景的“万人相亲会”,经过媒体的发酵,真正拉开了“剩人社会”“新相亲时代”的巨幕。

2003年,以婚恋交友为核心的“世纪佳缘”网站诞生,以每年5万新注册会员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共计注册会员超过50万。“世纪佳缘”网站自2004年开始,每年都在数个会员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展网下的“佳缘相约”类型的主题见面会,到2010年已经在超过40个城市举办过见面活动。而后于2008年,“世纪佳缘”网站获得风险投资基金的商业性青睐,获得了数千万人民币资金已提升服务水平和营销能力。其他相关的婚介、婚恋型网站层出不穷,代表性的还有“嫁我网”、“爱情公寓”、“缘分空间”、“江南情缘”等数十个全球性、全国性、地区性的网站。这些网站的雨后春笋般的兴起与兴旺,折射了城市化加速发展与社会转型期,在网络信息技术普及的时代,因其匿名性、多交互型的特征,使得都市“剩女”、“剩男”们通过网络的交互性和便利性,积极踊跃地投入到征婚求偶的洪流之中。这种通过网络开展的相亲活动,从本质上理解,正好揭开了巨量“剩女”、“剩男”相亲欲望的遮羞布。

相亲主题影视剧的繁荣,塑造了“新相亲时代”的艺术标签。同样是基于大时代的“剩人”背景,源于生活的影视艺术,也跟进了新相亲时代的节拍,出品了一些热播、高票房的影视剧。2008年年底,冯小刚葛优合作的年度贺岁片《非诚勿扰》,形象、生动、幽默地演绎了中国“剩人”们的都市“相亲记”。2010年热播的《大女当嫁》、《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十几部电视剧,则以“剩女”、“剩男”相亲、婚嫁作为主题,反映了当今中国城市化浪潮之后遭遇“剩人”社会的客观生活状态。也因为电影《非诚勿扰》的高票房和巨大的影响力,以电影艺术的崭新方式,为中国“剩人”时代的相亲事实塑造了某种浪漫且无奈的艺术标签。而各种电视剧的流行,则进一步强化了“剩人”们的“生活世界”因时代变迁而遭遇的深刻心路变迁。

电视相亲栏目的流行则掀起了大众围观并热议的娱乐高潮。电视相亲节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五男五女的现场问答与选择,曾经创造了高收视率和大众热议局面。后来上海东方卫视也开播了一档《相约星期六》的电视相亲节目,并持续到今天。真正引发流行且形成了某种娱乐高潮的,还是2010年春节后开播的与冯小刚贺岁大片《非诚勿扰》同名的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电视相亲栏目。期间还同时开播有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安徽卫视的《缘来是你》、浙江卫视的连续17天《为爱向前冲》,创造了电视相亲栏目的盛行。由于各栏目的某种设计和女嘉宾的言语表达的“出位”与“后现代”以及“赤裸裸”,反而满足了观众的娱乐诉求,从而引发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讨论与争议。尽管最后因为被认为栏目庸俗而收到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限播令与整改通知,但其造成了2010年中国电视媒体的“相亲现象”的流行,并掀起了大众围观与热议的娱乐高潮。这种娱乐化的电视相亲会,却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中国“剩人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社会事实,电视相亲会的流行,恰恰反映了日益盛行的“剩人现象”引起了国人的深切关注。(www.xing528.com)

大都市精神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必然在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增长。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刚刚接近50%,未来30年还将有25%~30%的城市化率的增长。这种城市化持续增长,必将形成中国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进程。而更为特别的是这种城市化增长的宏观背景源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社会加剧转型的时期,各种经济体制与社会机制的变迁,使得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更为剧烈与复杂。社会分化、城乡二元结构、消费主义弥漫、高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导致当代青年在面对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中承受了更多的生存与发展压力。而普遍的价值观的物质主义转向,让城市青年的婚恋观、择偶观发生异变[8]。因此,城市化的持续增长与大都市精神和城市性的持续生产,导致世界性的“剩人困境”必将在中国今后一段较长时期继续存在,或者有某种加剧的可能。

“剩人定律”的打破,有待于社会整合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看,中国城市“剩人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竞争加剧而导致的平均学历提升和工作年龄推迟,以及因为推迟的工作年龄所带来的心理变化,与此同时,还在大龄时期承受着城市高房价、高工作负荷、高生活成本压力,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大龄青年必须面对城市性所产生的低社会交往频率、缩小的交往圈、异变的婚恋观、择偶观等残酷的社会现实。这也让百千万的都市青年陷入了一个“高压力、低交往、难交往、高压力”的恶性循环漩涡。因此,如果要打破这种“剩人怪圈”,还需要从就业观念、住房保障、婚恋观念、价值观等层面进行系统的改变。

就业观念的改变,核心在于改变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就业地域局限,扩大就业地域的视野,到一些日渐发展起来的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乃至中小城市、城镇工作。这是摆脱大都市精神与城市性的根本途径。从而也是跳脱“剩人怪圈”的根本方式。其次在于大城市住房保障建设的加速推动,通过保障性的经适房、廉租房建设拉低城市过高的房价水平,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改善住房条件,从而提升婚姻的自信心;再次是需要引导社会普遍“恶化”的婚恋观、择偶观、价值观回归到更为自然、朴实、真爱情感导向的层面,勿让目前过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婚恋观、择偶观、价值观加剧占领青年人的心灵

城市化的增长如果能够呈现出一种均衡化的发展格局,并且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的优化调整过程中,因城市性增长而形成的“剩人定律”,或许能够得以消解。否则,我们将不得不迎来一个更加无奈与焦虑的“剩人社会”。

【此文已发表在《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9期】

【注释】

[1]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中国人口年鉴198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47

[2]沈晖.都市“剩女”现象的后现代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0(5)

[3]Wirth L.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4,1938

[4]唐利平.社会变迁与“剩女”现象:当代大龄女青年婚嫁困境探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0(5)

[5]2009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精选)[EB/OL].http://bjsite.sohu.com/20100112/n269516739.shtml

[6]徐安琪.剩男、剩女是个什么问题?[N].解放日报,2008-01-19

[7]“欢迎佳人来相会”香港《星岛日报》广告,1949年1月16日。

[8]魏彤儒,张刚.中国现代社会“城市剩女”问的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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