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人的阅读困境：失落的辉煌

演讲与阅读

诗人马提雅尔在厌倦了乡村生活，回到家乡西班牙3年后，尽管和一个有钱的女人结了婚，他还是对朋友倾诉道：“我怀念罗马的那些我所熟悉的听众们，他们让我感到自己就像在一个异国法庭上为人辩护。在我的小书里面，如果有一些让人欢喜的东西的话，那应该归功于我的那些听众们。如果没有那些深刻的思想批判、丰富的发明创造，以及图书馆、剧院和各类社会聚会的存在，我们就会特别难过——我从所有的这一切中不知不觉地学到了那么多东西，可我当时呢，对它们却是那么地藐视和挑剔。”

显而易见，罗马是博学多思之士的理想去所。当时比较流行的消遣娱乐，就是到广场上，去倾听在大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展开的辩论，那些论辩者言辞铿锵有力，法律知识渊博。在共和国时期，这样的活动让人们强烈意识到口才的重要。由此，演说术的应用普及和学习练习活动得到很大的促进和发展。对此，当时的罗马人比我们现代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位优秀的演说家也能给广大民众留下深刻印象。公元前54年，刚刚从罗马市政广场上走下来的卡图卢斯写道：“方才我真是不得不笑，我的朋友卡勒乌斯正在以他那华美而有力的言辞控告瓦提尼乌斯，突然人群中有人举起手以示敬意，并说道：‘天哪！这小伙子的口才真是好！’”正如历史学家塔西佗后来所特意强调的那样，此种公众演说集会“将整个社会凝聚为一体”，故此，几乎任何一个冷漠的听众都能被演说家的激情所感染。“一个面向大众的演说家定会赢得掌声。”然而，到了帝国时代，仅仅是在小的房舍里能听到控告辩护声，在此，那些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们已无用武之地。接着，过去元老院中所进行的那种政治演说也销声匿迹了，而这些活动曾经对共和国时代的演说事业起到过极大的促进作用。其结果是，古罗马的演说术，从当年西塞罗及其同僚所苦心经营出来的高水平上迅速下滑。如塔西佗所说：“由于庞大的帝国系统的运作，演讲事业已归于沉寂，情况也确是如此。”导致演说术衰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帝国的法律越来越复杂而精细，所以，将内容庞杂的法律条文与精妙动人的举证说明结合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拥有几分文化雅致和闲暇时光的罗马人而言，总会有一些活动继续吸引他们。到了共和国时代末期和帝国时代，参加公共的朗诵会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在那样的场合，诗人们诵读他们的诗篇。然而，看起来这样的活动也不是特别普及。“那少之又少的朗诵会如要举行，这消息就会成为整座城市的新闻，况乎整个行省？”大概在公元85年，塔西佗这样问道。一百年后，罗马文学家尤维纳说：“如果有沽名钓誉的心思，你可以去筹办一场朗诵会。”言下之意是在抱怨当时文化事业赞助者的吝啬：

赞助者会借给你一间破旧的老屋，几扇门板将屋子围成长条状。他不会忘了送几个被释奴隶坐在后面充数，也不会忘了再雇几个人附和着大声鼓掌。但是，再没有一个大人物愿意掏钱买几条长凳，或者在租来的板凳架上添几条凳子面儿，或者买几把椅子。房子前排现在的那几把椅子在朗诵会结束后即须归还。

对于共和国早期那些非常讲究实用主义的罗马人而言，可绝不能说文字读本是他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之物，只有为数很少的罗马人有机会接触书籍。在罗马，恰如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欧洲一样，图书起初可谓十分昂贵与稀有。每一卷、每一册都须由手写完成。草纸的使用是一个重要的发明。罗马市面上出售的书写纸分很多等级。最好的产品出自提纯草纸加工中心，这种草纸也被称为“圣纸”，因为它曾经用作书写圣书，以使其长存不朽。据老普林尼讲，有一位卸任的学校总督、被释奴叫法尼乌斯，曾尝试着从第三等的草纸精料中提纯出一等品的草纸，把这种纸拿到市面上卖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法尼乌斯纸。

到今天仍然清晰可辨的罗马黑墨，由薰烟、松香、沥青和章鱼墨汁制成。据普林尼记载，公元1世纪时罗马引进了印度墨，但他承认不知其制作工艺。看起来，老普林尼对印度墨中那种紫靛色的染料很是疑惑不解。笔往往是用芦苇秆儿或羽毛做成，在其一端削个尖儿做笔头，其形状就像中世纪欧洲人所使用的鹅翎笔或火鸡毛笔一样。专事书写的人需配置一个小工具袋儿，里面装满了他们工作所需的各种家什。还有一种“硬笔”，头儿很尖，杆儿用木头、象牙、芦苇或金属做成，细细的，可用于在涂蜡的木板上作速写。这些木板用今天所谓的订书钉一类的线绳串联起来，古希腊文法学家塞尼加说：“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堆这样串联起来的速写板称为‘册’。”这所谓的“册”就构成了人们今天所用的“册”（caudex）这个词的原形，只不过这个词后来被用作指一页一页的图书，而不是像当时那样指代用线绳串联起来的书写卷轴。

通常情况下，罗马人只在书写板的正面一行一行地写字，每行有2到3英寸长，每面板页有25到45行。一般规格的书写板上，每行可以写18到25个字母。要想在这样的面板上写好字，必须格外小心，这样才能使每页的上下页眉空白及行间距保持恰当的比例。由于面板页是半透明的，所以在面板背面写字尽管简省，但却让人很不舒服。不过，人们还是发现有学生在一些面板页的背面做练习，还有人在上面做算术。一本普通规格的罗马卷册在书写容量上，只相当于《圣经》中“马太福音”那一章。一本大规模的著作，如古罗马史学家李维所做的整部《罗马史》需要142卷册来书写，就像诗人马提雅尔在当时抱怨的那样，对于穷苦人来说，他们可收藏不起这样规模的图书。像这样的图书，翻阅起来肯定也特别费劲。为了查找某些篇章或只言片语的信息，必须把整套各个卷册都展开浏览。此外，草纸也不像今天的纸那样很容易被撕裂，但是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卷册图书和今天的图书一样禁得住经年的翻阅。

借助一种产自埃及的沙子，很多罗马古卷（大多以希腊文写成）得以很好的保存。这些古卷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难于辨识与阅读，这是由于卷中字句间缺少停顿的标识，罗马人的书写习惯是词与词之间紧挨着书写，中间一点空格都没有。卷册的开头也没什么标题页，如果有标题的话，也是被置于卷末，所以为了领会一本书的中心思想，必须展阅整套卷册。由于古罗马人尚不知有什么眼镜，年老的学者不得不放弃阅读，因为他们实在无法聚精会神于卷册上的蝇头小字。如果视力不济，很多有望成为学者的人将无法在学术上施展抱负。直到13世纪，欧洲人才知道借助眼镜看书。

在罗马帝国时期，上等皮纸或羊皮纸以及纸张开始用于图书制作。最上乘的皮纸出自小牛皮、羔羊皮或小山羊皮，人们把这些纸张清洗刮擦得十分柔顺，再用白粉予以抛光。

接着，人们将纸张或羊皮纸折叠成页，统一装订。这样制成的书册，也就具有了现代图书的形制。很多年来，用纸张和羊皮订成册的书不断地被制作出来，当然，用草纸做的卷轴书也在其中之列。羊皮纸在当时非常贵，所以羊皮书上的字往往很小。诗人马提雅尔曾用一卷本抄写大文学家维吉尔的作品，其中他写道：“羊皮卷虽短，却包容了伟大的维吉尔。”公元3世纪很多作家也用装订成册的书，因为这种书比较耐用，尤其是羊皮书。比照用草纸卷成的卷轴书，以各种纸装订而成的书在容量上要大得多，同时翻阅它们也更方便些。《圣经》中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很容易就能在一册纸书中写下，而在过去则需要整整5卷轴的草纸。(www.xing528.com)

下面这个事例，可以很好地说明古罗马人对于图书的冷漠。这就是，一直到了公元前1世纪，私人藏书才开始成为令人垂涎的战争掠夺对象。在公元前86年和前67年，罗马统帅苏拉和卢库鲁斯分别从雅典和近东地区运回价值连城的大量卷册。自此，罗马人对于图书的热情和兴致才日益滋长。哲学家、演说家西塞罗就有藏书癖。当时，书商已经在罗马开店设铺。西塞罗的嗜书情趣，感染了他身边的朋友，其中一人就是博学多闻的彭波尼乌斯。由于他对所有希腊古物的倾力钻研，又得名阿提库斯，并由此名垂青史。此人可谓精明而勤勉，通过购买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奴隶并把他们训练成图书抄写工，赚得了鸿利。在抄写工作中，其中一人负责诵读拟被抄写的篇章，另有一帮奴隶抄写工随声照录。这可谓是古罗马批量生产图书最快捷的办法，其产品很有可能产量更大、价格更低廉。在中世纪的很多修道院，这样的图书制作流程一直沿用不衰。

慢慢地，随着岁月的流转，一大批图书积存下来，其中有很多在面世之初价值连城。不单单是在罗马，图书市场也在西班牙和高卢的行省发展起来。富有学养的书商阶层也在成长，他们的书店吸引着识文断字的罗马人去留意张贴在书店外墙上或柱廊间的新书广告。随着书籍的增多，很多普通读本的价值随之遽降，如果有人在二手书店中偶然淘到孤本一卷，他定会狂喜不已。

西塞罗留下来的大量文稿，尤其是他的书信，都表明身陷藏书之癖为他的生活平添了几多情趣。他曾写有一篇支持其朋友阿基亚斯——一位诗人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演说词，可能没有哪一篇文稿能比这篇演说词更能畅快淋漓地表达书籍和文学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人生中的诸多兴趣爱好，仅仅适宜于个别时段、场合以及生命中的某个特定年龄，而唯有对于文化的兴致和阅读的乐趣能一直令我们受益良多：书籍，能让青壮充满力量，让老者魅力无限；它会给富足的生活带来几分雅致，身陷烦恼中时，它又给我们以可靠的庇护和慰藉。在家中，读书让人轻松愉悦，可它却从不给我们的公务平添任何负担。书籍始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无论是在夜晚里，旅途中还是乡野间。

考虑到听众可能会觉得这段话有些过头儿，西塞罗又补充道：“即使上述阅读活动吸引不了我们的兴致，或者我们觉得书籍索然无味，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对它们表示自己的敬意。”

从那时起，罗马人每建起一座大厦，就要在里面配设图书馆，馆里的层层书架和文案柜中，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卷轴。跟现在一样，在当时，有些富人对知识本无兴趣，他们的书房仅仅是作为摆设，这就激起了塞尼加等真正文人的轻蔑不屑。塞尼加自己也身资巨富，但他谦逊传道，劝人远离歧途，并斥责那些暴发户“缺乏最基本的文化教养，他们占据书籍不是为了钻研知识，而是作为餐厅的装饰”。他批评道：没有哪个大款不给自己的高堂阔室配设书房，“那里面的书架用名贵的雪松木和象牙制成，从地板到棚顶，乃至于他们那配有冷热出水管的浴室里，都堆满了书”。当看到“那些伟大天才的作品被买来，仅仅是为了装点墙面”，西塞罗差点被气炸了肺。可是，任凭西塞罗苦言相讥，新的暴发户们照旧我行我素，这就让那些老实巴交的书商们开始忙个不停，由此，真正的学者也能从中受益。

在共和国时代的古罗马，就如同在18世纪之前社会并未得以充分发展的英格兰一样，没有可供公众自由查阅图书的公共图书馆。到了罗马帝国奠立之初，曾帮助奥古斯都取得政权的阿希尼乌斯·波立奥，将自己的风烛残年献给了图书馆事业。公元4年，波立奥年界八旬而辞世。据老普林尼讲，临终前，他“已经通过筹建一所公共图书馆，而成为了第一个让博学鸿儒的知识宝藏为大众所共享的罗马人”。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极受拥护的举措，因为奥古斯都接着就增建了两座公共图书馆，一座位于他建造于帕拉丁山的阿波罗神庙里，馆中藏有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品，另一座则位于他为纪念妹妹屋大维娅而建造的柱廊建筑群间。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们继续施此仁政。到了公元2世纪，仅在罗马就有公共图书馆25座之多。到了帝国时代的后期，罗马人甚至能把图书馆中的书借回家来读。当时的大型公共浴池也附建有诸多公共图书馆。但是，帝国后期的战乱环境阻碍了罗马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饱学之士渐趋稀少，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最后一位大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满腹哀愁地感叹：“由于缺少读者的造访，罗马许多图书馆关闭了，那里一片死寂，如同坟墓。”

如果要问罗马普通百姓对书籍的喜好究竟到了何种程度，阅读习惯在民间流传有多广，那我们几乎就碰上了一个尚未可知的历史盲点。对于其阅读习惯而言，老百姓们没留下什么信件、回忆录或者其他信息提示。但令人称奇的是，人们可以从有关其他历史盲点的信息中了解有关罗马人读书和学习生活状况的蛛丝马迹。像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庞贝城的居民曾经在墙上涂鸦。当人们从灰烬和火山岩中重新发掘这座失落的城市时，当年人们的涂鸦书写残迹也得以重见天日。庞贝城学校里的孩子们能够拼写出维吉尔用过的一些单词，情侣们记得住奥维德、提布鲁斯和普洛佩提乌斯那温情脉脉的诗句。墙上的句子绝大多数是韵文，尽管罗马诗人们从未以一种可以让人轻松牢记的韵律来从事创作。这些涂鸦之作，有很多是源于人们学生时代的记忆，因为，孩子们读到的作品皆出自最负盛名的罗马作家，如普劳图斯和德伦斯。他们也读大部头的书籍，如卡西里乌斯、阿弗拉尼乌斯、帕库维乌斯等人的剧作，这些人的作品都没有流传到今天。孩子们在学校里可能尚未读到卡图卢斯、普洛佩提乌斯、提布鲁斯和奥维德的那些爱情诗，但诗中的片段却已上了墙。

在帝国时代的罗马，大概有20到30座公共图书馆，图书交易活动也很活跃，从这一事实可以得知，比照现在的人们在书籍和阅读上所投入的兴趣，当年的罗马人可能不会落后很多。西塞罗能肯定，自共和时代那相当早的岁月里，罗马人绝对不缺乏文化上的洞察力，“他们能马上挑出修辞上的错误，会欣赏措辞优美的篇章和卓越的思想”。公元前163年，当德伦斯在剧场中首次公布他的“我是人，凡为人者，皆非我异类”的观点的时候，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罗马民众们也愿意将敬意献给真正有才学的人。据记载，当诗人维吉尔进入剧场就座的时候，全场的人统一起立致敬。然而，一般来说，越是机敏的观念、越是高尚的情感、越是经过精心锤炼的成熟观念与谈吐，就越不会在民间广为流传。罗马的广大民众，尤其农民，对文化仍然不那么感兴趣，西塞罗就把曾送给乡下人一本书看作是他一次愚蠢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