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最终成为药商界的佼佼者。药商人文：探索中华药商的智慧与创造力

文化既可以是名词，还可以是动词。如作动词之用时，那就是“以文化……”之义了。因此，文化药商，即有以文化商、以文成药、文化药成等含义了。人文药商，既是对以上各部分药商文化的概括凝练，也是对宁波药商精神的核心概括。人文与文化虽有密切关联，但人文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品性、一种精神和一种积淀。所以，用人文药商概括宁波药商的特色更加恰如其分，更能体现药业本质，更具有当代意义。

矢志不渝的专业态度

纵观历史，除了家庭，大学大概是人类最长寿的一种组织形态了。中国传统的书院虽有办学的属性和学校的特质，但毕竟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且随着大学在中国的兴起，书院也就完全式微了。所以，在中国，传统的药铺、药店是完全可以与国外大学媲美的社会组织。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进程中，保存和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百年药铺、药堂和药业门店，现在都转型成了新型的现代企业，但相当多的老店及其品牌依然历久弥新，而且一定会持续传承下去。毛泽东1956年12月7日在同民建和工商联同志的谈话时指出：“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毛泽东选集》第七卷171页）我觉得，同仁堂只是老字号药铺的一个杰出代表而已。实际上，包括宁波药商在内的中华药商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知名品牌系统，包括文化子系统和药物子系统。这一集成系统，既集成了历史，也集成了药业。它们不仅代表一个时代，并且超越那个时代；它们代表一种精神，并且超越那种精神；它们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与人类。毛泽东极言“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那是一种态度、一种眼光和一种情怀，因为同仁堂十三代打造出的一个中药品牌，乃是志业精神与初心意识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我们永远需要的圭臬。同仁堂正是宁波药商创造的辉煌成就之代表，可以与之比肩的宁波药商品牌还有很多。通过这一商业现象，我们可以深入分析出很多重要信息，并在这些商业奇观中推进企业家精神建设。品牌熔铸着品质，浓缩着时间，凝练着特色，夹带着基因，留存着人文。宁波药商创立的著名品牌不仅数量多、延续时间长，而且品牌内涵丰富、生命力强盛，其中深刻地透露出宁波药商矢志不渝的专业态度——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事进行专业的做。这一点，北京同仁堂还郑重其事地写入了自家的家训堂训，那就是做药这一行，一不能见异思迁、动摇初心，二不能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这样的祖训，看起来似乎只是守成，实际上从根源上防范了逐利忘义，防止了偷工减料，防堵了南辕北辙。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如果说矢志不渝的专业态度，反映的是宁波药商锲而不舍的事业追求的话，那么将这种追求具体化的是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职业当事业，家族的事业、医药的事业、文化的事业、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专业精神和工匠精神互为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宁波药商用时间为纵轴、人文为内核，久久为功，止于至善，用工匠精神浇铸出了自己药店、药品和药人的卓著信誉与响亮品牌。我们只要引用一段《同仁堂药目·叙》中乐氏五世祖乐梧冈追述其先父乐尊育事迹的文字就能观照出宁波药商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尝语人曰，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平日汲汲济世，兢兢小心，凡所有丸散，无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虽不能承先人万一，而至于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可以质鬼神，可以应病症，庶无忝先君之志也。”这段明志、明道、明理、明史的质朴话语，在告诉我们好药是怎么炼成的同时，更告诉我们宁波药商是怎么成就中国药业的，以及为此作出的思辨、探究与建树。

举贤任能的选人机制

孙思邈有感于“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崇高医药使命，呕心沥血地写就了医药名著《千金方》。应该说，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源远流长，反映在医药业界就是大医精诚、济世活人为至要。确实，成就任何一项事业，人，特别是人才是最根本的基业，尽管成事在天，但谋事还在人，事在人为。这一点，宁波药商不仅有深刻的体认，而且形成了独到的选贤任能之举措，那就是通过传、帮、带，教、学、做，在办药行商中不断地培育和壮大着药商队伍。从人文的视角观照，宁波药商师徒传承的制度与做法，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宽阔的胸襟，因为这种师徒传承虽然条件苛刻，遴选严格，关卡重重，但毕竟已经跳出了家庭与家族的宗亲范畴。因此，即使还存在着浓重的地缘、业缘特征，应该说已经不再狭隘、封闭和排外了，做到了选贤任能，唯德才兼备者是传。《礼记·礼运》中早就描绘过“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宁波药商对药业接班人的选育机制，不正是大同境界的一个生动写照吗？这种药业人才的选育机制，不仅较好地满足了药业传承的永续需要，更体现了同仁、重道、种德等优秀药业伦理精神，建构出了开放包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生不息的药业人才成长、发展、培育的生态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人文药商的人文特征。

永不自满的进取品质

宁波有着丰富的药用资源，现实生活中，自然禀赋往往成为制约这一地域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才匮乏的毒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资源依赖导致的贪图安逸的后果。但包括宁波药商在内的宁波人，似乎从来没有把禀赋当作依赖，相反转化成了原动力和资源库。也就是说，宁波药商从来都不只是贩运自产的药材，他们做以货殖天下药材为己任的药业，做到了为天下人买天下药，把天下药卖予天下人。正是宁波药商永不自满的进取精神，造就了宁波药业经久不息的发展壮大和宁波药商一次次的转型升级。由于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矿物所具有的特殊性，宁波药商以母土宁波为大本营，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用双脚踏遍千山万水，找好药、采好药、卖好药，足迹遍布神州大地，商旅劳顿在所不辞，岁月悠悠，生生不息，完美地做到落地生根与叶落归根的有机统一，成为历代宁波商人的一种典型生命轨迹。从经营规模的扩展共性看，宁波药商的进取品质同样令人钦佩，他们从药摊、药室起步，在积累了经商资金的同时，日渐积累办药的经验，开药栈、设药局，再到创药堂、扩门市，不断地超越着自己，也不断地成就着更大的药业梦想，走出了一条平凡而又壮阔的进取之路：从家庭小作坊到家族合伙经营，从传统的滚动发展、分红发息到现代的股份合作、产权分离，从谋生创业到济世立业，从各美其美的自立门户到美美与共的相互帮衬，从创立品牌到打响品牌。

相得益彰的产业模式

药商毫无疑问是以卖药制药为职责的一个商人群体，但中医药的特点决定了药商从来就不仅仅是卖药的，因为中药涉及极其重要的环节——炮制加工。所以，宁波药商在侧重于药物流通活动的同时，早就跨出了药物流通的边界，涉足到了药物加工乃至药品制作。因此，宁波药商实际上是横跨农、工、商等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一个复合型商人群体。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模式，除了能有效地从源头开始保证药物、药品的质地、质量外，还能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经营成本与药品的价格，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市场竞争，有利于产业融通。这种产业链的有机延展，有效地扩大了业务范围，有助于形成经营特色，所有上规模的宁波药铺、药堂，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产业模式：既采购生药，又加工成药，还制售保健产品。产销接通的产业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市场资源、扩大了市场份额，同时还能减少对原料市场的依赖、满足定制生产的需求，更好地打造品牌，在激烈的药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形势，和而不同化解同而不和的经营风险与同业之间的不良竞争。

开宗明义的店名堂联

中国传统文化素有讲风水、论阴阳、重名分的特色，脱胎于中医药的药商当然也不会例外。但他们这样做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图吉利、求发达、保自身、享安逸，而是重内涵、显个性、消病患、利百姓，这集中反映在宁波药商所取的店名堂联里。宁波药商用让老百姓与药客看得见、感知得到的具体行动书写着店名堂联所追求的精神，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无时无刻不在凸现宁波药业、药商与众不同的人文品性。宁波药商童浩山创办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的童宁远堂，是常州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中药铺。宁远即取“宁静致远”之意，堂匾出自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礼部尚书孙慎行之手，店堂屋檐下高悬“精制饮片”“丸散膏药”等店招，店内端竖着两块白底金字青龙招牌，上书“金匮正宗”“清古精修”，清朝末年因自制“林文忠公丸、膏”而名声大噪。林文忠者，林则徐公是也。顾名思义，林文忠公丸、膏就是用来根治鸦片烟毒的专用药物，本身疗效就很出色，又巧妙地借助于林则徐禁烟销烟的名人效应，童宁远堂真可谓名利双收，利国利民利自己。天津达仁堂取自创始人乐大仁，体现《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及仁者爱人的思想，巧夺天工地嵌入了“达仁”之名撰成“达则兼善世多寿，仁者爱人春可回”的堂联，称得上天造地设、妙趣横生，真感佩乐氏十二世孙乐达仁把书读活了、把名用好了，集古义、人名与堂号于一体，浑然天成、回味无穷，昭示出宁波药商的儒商本色和以仁存心的药业情怀。之后，乐达仁又先后在全国开出了十八家达仁堂分号，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达仁堂系列，为乐家老铺注入了新元素、开辟了新天地。在这里还需要向读者指出的是，宁波药商开店卖药的真心善意，招徕了名人贤达的共鸣与同振，寿全斋为翰林学士杨亨泰所题，童涵春堂则为光绪皇帝之师陆润庠所题。(www.xing528.com)

一店多点的品牌复制

现在为大家熟知和推崇的品牌店连锁经营模式，实际上宁波药商早就发明并一直不断发展着，这就是一店多点的品牌复制。这方面做得最早、最持续、最广泛、最成功的非北京同仁堂莫属。早期的同仁堂采取的是1+X的复制模式，它们的标配是门店当中悬挂从北京同仁堂拓来的“乐家老铺”匾额，左右两边各为“本店采购生熟地道药材”“精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的对联，另亮出自己的堂号，表明为乐家老铺的分号。据不完全统计，在乐家老铺这艘旗舰下汇聚着多达34个分号，覆盖到京、津、鲁、苏、晋、鄂等区域。当然，分号也能继续扩展，如乐氏十二世孙乐达仁，在遵守有关规则的前提下，于1912年创办达仁堂，并按新的标配——正楷书写的达仁堂牌匾、行书写成的“灵兰秘授”“琼藻心裁”牌子及乐达仁先生刊印的《达仁堂药目》，先后在京、津、沪、汉及香港等10多个重要商埠开出18家分号。这样，达仁堂进入到了新品牌复制、海内外连锁经营的药业新时代，规定各分号一律只售达仁堂生产的成药，药酒、药胶、膏滋也由总号统一配送，有条件的分号，蜜丸由总号供应统一配方、统一炮制加工的药粉，而后自行制丸和封装，产品外观则与总号完全一致；各分号的查柜（经理），要按期向总管理处写号讯、汇报业务。类似这样开分号的宁波药商还有慈溪人徐芝萱1920年在上海创办的浙东良医徐重道国药号，后通过拉存款聘储户开分店的形式，在上海各处开出了16家分店，被誉为沪上“规模最大、分店最多、药品最全、收入最高、价钱最巧”的国药店，形成了以药业为主导的多元一体的经营新模式，在吸纳储蓄、兼营金融的同时，实施准会员制和价格优惠，多措并举，盛况空前。慈溪人方庆彩、方庆禄伯仲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创办的台州第一家国药号——方万盛药铺，鼎盛时期成为拥有14家分号的国药业联合体，门店遍布台州城乡，家族合伙经营达五代之久。

尽管本书论述的重点在国药业宁波商人，但谋篇布局是着眼于整个药业范畴的，虽对西药业着笔不多，而在业脉梳理中始终是连贯考察的。有鉴于此，在论及品牌复制的一店多点经营模式时，必须对鄞县籍宁波药商、西药大王项松茂参与创办并发扬光大的上海五洲大药房再作适当介绍。

五洲大药房最初虽由余姚药商黄楚九、药剂师谢瑞卿和出版商夏粹芳于1906年联袂创设，但1911年起就聘用项松茂为总经理。1916年，黄楚九因与项松茂在经营发展理念、思路上意见相左而辞别五洲大药房，项松茂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项松茂不遗余力地扩展公司业务，在海外的泰国曼谷、印尼三宝垄和国内的北京、天津、广州、重庆、南昌、扬州、杭州、汉口、营口、厦门、济南等18个城市开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24家分店，并与53个市镇的独立经营药店联手，形成了覆盖海内外69个市镇的庞大销售网络。项松茂在各地开设的每一家分店都进行过统一的形象设计——采用西式的建筑风格、使用砖砌或混凝土材料、外墙有西式阳台、栏杆和时钟、门面上方都镶嵌着一个象征“五洲”的大型世界图雕，药店内部布置宽敞明亮的玻璃窗和陈列柜，使之既不同于西方药店，也不同于中国老药铺，成为非常能吸引大众眼球的本土化西式建筑体，各分店又绝不雷同。为防止分店失控而走向地方化，项松茂着力培育同乡新人，通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和企业文化熏陶，择优选派到各地的分店任职，形成了控制严密的管理体系，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创新之路，成为家喻户晓的“药店之王”。

规范完备的制度体系

宁波药商创办的形形式式的药铺、药堂，不管规模大小，各自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体系，起到了约束职员行为、规范药品经营、确保用药安全、促进健康发展等作用。北京同仁堂及其分号，拥有诸多分号的徐重道堂、方万盛堂及五洲大药房，以及其他一些开办时间长、经营规模大的药堂、药店无不如此。这里仅举温州叶同仁堂和广州敬修堂作简要说明。温州叶同仁堂独具特色的“公堂”制度，不仅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互相分离、彼此制衡，而且形成了严谨的全链式闭环管理，集中反映在十条店规上，包括外聘经理、股东与店家的边界、职员的纪律等一应事项。广州的敬修堂也有类似的九条规定。1976年秋天，广州敬修堂为了扩大生产场地，决定对位于人民南路太平桥脚的生产楼房（砖木结构）进行重新拆建改造。当建筑工人在拆地基挖泥土的时候，无意间掘出了一块长约2米、宽约0.5米的背面刻有文字的光滑石板。于是，一段尘封多时的敬修堂历史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原来，由宁波药商钱澍田始创的敬修堂药铺，最初开设在省城太平桥门外桥脚之地。清同治六年（1867年），钱家后人分作了乾、坤两房，乾房下分金、玉两房，坤房下分仁、义、礼、智、信五房。光绪二年（1876年），各房立下详细而严密的协议，但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七月初三，药铺因为旁边的茯苓店油灯失火而受到殃及，将所有房屋的协议毁于一旦。为了复兴旧业以及整顿店规，各房重新共同商议，订下店规7本，各房均存1本，并于光绪九年（1883年）农历八月立碑。石碑共有条款9条：1.关于利益分配；2.关于制约透支行为；3.关于分红方式；4.关于用人；5.关于亏欠的追债；6.关于保存世业；7.关于屋契的保管；8.关于药料和药方的管理；9.关于置办义田。从刻在石碑上的9条协议，可以清楚地看出敬修堂的先辈们严谨的管理意识与现代的管理制度已经不相上下了。

别具一格的药目载体

凡药铺都会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介绍自己的产品，包括主要成分、生产工艺、功能效用、使用方法、储藏保存等，大的店家不仅会在门市上张挂匾牌，而且还会编印药目、药说、药谱等文字资料。当时，这些内容和形式只是为了推介药品、服务药客、传播用药知识。但现在看来，这些介绍医药知识的文字载体，已经成为一份重要的知识财富，在记录堂铺创立、发展的同时，更保存了传统配方的精华，彰显了宁波药商的行商理念，透露着宁波药商对中华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凸显了宁波药商文化底蕴和人文风貌。《同仁堂药目》《冯存仁堂丸散膏丹全集》《敬修堂药说》等至今传世的珍贵文字材料，浓缩着宁波药商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进一步引起我们的重视，着力加以开发挖掘，从而尽可能地还原宁波药商的历史全貌，汲取宝贵的文化营养，传承和弘扬好以宁波药商为代表的宁波帮优秀的人文精神。

在众多的宁波药商群体中，创办温州叶同仁堂的叶氏家族在行医售药之余，组织诗社，其成员各自将诗篇结集成稿，用诗篇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药谱，特别是不少篇目直接与药有关，呈现出鲜明的职业、药业特色。这在宁波药商中非常罕见，因此弥足珍贵。叶家素有写诗的传统，叶心培之父叶士俞就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学者诗人。可能是受家族诗书传家的门风影响，加上事业兴旺后的诗兴使然，叶锡凤在往返宁波、温州的六次旅途中，“情之所触，托之篇什”，著有《瓯游草》四卷。之后，叶氏子孙乐此不疲，代际传承，结社行吟，蔚然成风。叶锡凤曾孙叶元墀、叶元堦兄弟推动成立了白湖诗社，《慈溪县志》是这样述评的：“元墀和仲弟元堦倡诗社于月湖之揽碧轩，白湖之小隐山庄，名流觞咏无虚月。”这个主要由叶氏家族成员组成的民间文学社团，被《宁波市志》认定为宋元明清以来宁波地区唯一一家家族诗会。对这样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当地政府和浙江医药高专联袂进行了整理和集成，已出版了姚桃娟教授编著的《白湖诗选三百首赏读》，其中《瓦楞子（蚶子）》《老少年（美人蓼）》《题沈啸斋宏开医室》《岑淡人洁出听月图索题，淡人时卧病，服药颇杂，作此慰之》等篇都是有关医院题材的，“其药亦不多，味味同菽粟……还请药再炼，仍把书三复。”“余甘及僮仆，空壳留医家。香螺亦尔族，美不数鱼虾。”“五蕴皆是贼，药饵不在外。明镜本无尘，展图得禅界”等诗句充满着药性药理、药道药味。

推己及人的施药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总量不足，政府对民众和民生所需的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当遇到天灾人祸等极端情况，都需要大众自救自助。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宁波药商都会自觉地慷慨出手相助，力所能及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传递人文关怀，共克时艰。有关内容以上章节已多有论及，在此只作提纲挈领式的提示。在这里，仅举天津达仁堂和温州乾宁斋的两个例子予以阐释。由于公共卫生设施缺失和大众的卫生习惯，天津经常发生瘟疫灾情，见此情状，达仁堂会夜以继日地熬煎汤药免费发给民众，从无例外。温州的乾宁斋不仅施药供茶，还经常开展义诊，尤其是三伏时节每天赠送凉茶防暑解渴，同时常年免费提供医治不孕不育的药品。应该说，在宁波药商身上，舍医施药成了一种习惯和共同品质，这完全出于他们内心深处对社会大众的关爱和对仁者爱人价值观的实践。急公好义的背后，实际上饱含着朴素的职业精神和纯真的家国情怀，体现出推己及人的价值伦理，在善小而为中源源不断地传递、强化和凸现着宁波帮精神，汇聚成宁波帮的鲜明特征和核心价值观，那就是在商言商，但在商不尽言商，践行着“恒其德，大有年”的执着信念，写成了宁波药商在商界、在药界、在社会大众心中的卓越口碑和大写形象，为顶天立地的宁波帮撑起了精神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