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驿道：古代交通工具与路线网络

一

驿道是我国古代道路的一种，因它是为驿马、传车的通行而开辟的，沿途置有驿站，故称驿道或驿路。古代各种道路中，以御路最好，其次就数驿道。唐宋驿道较之其他道路，更为平直、宽阔，交通运输的承载能力较强。杨炯《骢马》诗形容通向京城长安的关中驿路是“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这是唐代最好的驿路。而自河内入汲郡的驿路也相当宽直，人称“大驿路”（《太平寰宇记》卷五六卫州新乡县）。河北邺城境内驿路，宽阔平坦，“使命往来，宾客纵横，马少憩鞍，人当倒屣”（《唐摭言》卷一一《怨怒》）。这条路从河南向北延伸，直通澶、幽，是著名的两河驿路。这些驿路无疑代表了唐代陆路建设的最高水平。宋代也不逊色于唐，河南河北的水陆交通相当发达，从“河阳南至偃师，东由凤台、孝义，次入巩县，最为顺便，皆有亭驿道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连陕北绥、延等边境州县驿路也十分“宽平”（同前卷一三一）。川峡为宋朝重地，自宋初就在成都府至凤州修成“大驿路”，此后历朝不断整修。仁宗朝，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直入益州，有桥阁九万余间，每年都令铺兵于近山采木整修。神宗朝，范百禄又于褒斜道改修大驿路。即使边远地区如岭南的邕州间道路，也都“是平稳径直道路，已令起置铺驿”（《宋会要辑稿》卷三〇五四四《方域十》）。各地驿路交界处还立有界标，自湖南入桂林界，就“有大华表跨官道，榜曰‘广南西路’”（《骖鸾录》）。

驿道的路况好，通过能力大，但路面还只能依地形起伏，其宽度和平坦程度毕竟远逊于今天的公路，免不了车马停拥，即使最好的两京驿路也有部分路段“驰道隘陋，车骑停拥”。渑池县官道也是“隘路”，阻碍官私客旅通行。驿路上来往最多的是各类公使与官员，张籍《洛阳行》：“百官日月谢拜表，驿使相续长安道。”是对当时情形的绝好形容。长安至荆南驿路的繁忙亦不逊于两京道，不少唐诗写到这条路上夜半还有铃声过驿。韩偓《早发蓝关》：“路盘暂见樵人火，栈转时闻驿使铃。”杜荀鹤《秋宿临江驿》：“渔舟火影寒归浦，驿路铃声夜过山。”可见行旅之盛。即使相对偏远的江西、湖北等地，驿路上也是使节憧憧，车马不绝。白居易《望江楼上作》：“江畔百尺楼，楼前千里道。凭高望平远，亦足舒怀抱。驿路使憧憧，关防兵草草。”袁皓《重归宜春经过萍川题梵林寺》：“村烟不改居人换，官路无穷行客多。”这些形象描写，有助于了解当时交通实况。梁州、凤州地当川陕交通要道，也是“驰驲奔轺”，不绝于途，地方官不得不“崇侈其驿，以示雄大”（孙樵《兴元新路记》）。北宋时，都城迁移至河南东部，南阳、许昌等城市重要起来，交通比唐代还要繁忙。

驿道由官方开凿和管理，唐宋载籍因称之为“官道”或“官路”。王建《原上新居》：“墙下当官路，依山补竹篱。”徐铉《寒食宿陈公塘上》：“垂杨界官道，茅屋倚高坡。”《太平广记》卷一七引《仙传拾遗》：“遗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惨别而去。”与它相对而言的是非驿路，其中包括私路。《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渠州）西北至蓬州官路二百二十里，私路一百九十里。”李商隐《雨中长乐水馆送赵十五滂不及》：“碧云东去雨云西，苑路高高驿路低。”都将驿路与其他道路对举。

虎患是对驿道行旅的最大威胁，唐代江淮、襄汉、西川、峡中、江淮、岭南植被繁茂，人烟稀少，虎害严重，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特殊行业——捕兽业，《太平广记》中颇有记载，多数成效不著，但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江淮，读读韦应物“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登楼寄王卿》）的诗句，就可以想见其地的荒凉。这里的驿道侧近常有猛兽成群，侵害行旅。玄宗朝，有个叫李全确的人担任宣州秋浦县令，设法诱捕，收效显著。开元四年（716），朝廷选派他驰驿前往淮南指授捕兽方法，去除虎害，并令“缘官路两边，去道各十步草木，尝（常）令芟伐，使行人往来得以防备”（《册府元龟》卷一四七），这些措施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入蜀驿路的白卫岭、石筒溪一线，崇山峻岭，猿径鸟道，鸷兽成群，食啖行旅，“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太平广记》卷四三二引《北梦琐言》）。绵、汉、嘉州暴兽成群，搏噬商旅。宋朝收复西川，开通纲运，使命商旅相继，人口增长，庐舍骈接，虎豹才渐绝迹。河南陕县南硖石镇，亦号“税人场”，韦庄《南阳小将张彦硖口镇税人场射虎歌》有“关东驿路多丘荒，行人最忌税人场”之句。商山驿路多鸷兽，攻击行人，还有野骡成群，出没其间。李商隐《昭州》诗也描绘了岭南西道馆驿“虎当官路斗，猿上驿楼啼”的恐怖场景。洪迈《夷坚支志》丁卷四有一篇小说，题《武昌客舍虎》，写绍熙中鄂州驿舍两虎相斗的场面，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奇特的景观，唐宋时却是难以去除的公害。

驿路都是土路，水冲沙压，容易毁坏。为了维护好驿路，唐朝将驿道分别划归所经州县管理维护，下令禁止在道路上开凿营种，“所在桥路，亦令随要修葺”（《唐会要》卷八六《道路》）。并且加强绿化，植树造林，规定：“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同前）

宋朝政府在道路维护方面亦不遗余力，诸路转运司、提刑司直接负责道路整修，常年差官相度。其有岩险崩摧者铲平之，无桥阁者添置之，路面过狭者拓宽之，居民竹屋侵占官道者毁撤之，务使宽阔，通过无阻。雨冲沙压、道路侵毁者或修整，或改建。兴元、凤州便有数次改建，有所谓“褒斜新路”、“凤州新路”。褒斜旧路自凤州入两当县，十程四百零九里，“阁道平坦，驿舍、马铺完备，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不为艰难”（《宋会要辑稿》卷一〇四七四九《方域十》），比老路还要好。真宗、仁宗朝，河东、河北连年积雨，冲注道路，朝廷下令逐处官吏随时修补，并在河北官路两旁各开挖出一条阔五尺、深七尺的深堑作为排水沟，“以泄水潦”（同前），这些措施对于保护驿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唐朝还在河北、河南、福建、川陕沿路官道栽种地土所宜林木以为养护，驿树屡见于时人诗文。朱庆馀《种花》：“忆昔两京官道上，可怜桃李昼阴垂。”卢纶《与从弟瑾同下第后出关言别》其二：“杂花飞尽柳阴阴，官路逶迤绿草深。”写到两京驿路沿途植有槐柳桃李等树，风景秀丽。宋代自河南通往川陕的驿路，江西通往福建、广东的驿路，都被绿化，以休行者。

唐宋驿道分布的重点在以长安、洛阳和汴京三座城市为中心的方圆二千多里范围内，而以京畿地区最密集，周边地区则较少。唐代自京城长安东至宋、汴，西至岐、秦，南达荆、襄，北至范阳，西南至蜀中，都有驿路。西北的驿路甚至西达安西，远接中亚。秦陇以西至于河源，有驿路以通吐蕃，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写的就是这条路。北疆的驿路早在太宗朝就已开通，时称“参天至尊道”。商、邓、襄、荆四州为驿道所出，使人商旅络绎不绝，耗费巨大。京城北面军镇密布，至灵州、天德、胜州、大同，都有驿路，从天德军取夏州路乘传入京奏事，四日余便至，交通之便利，在古代亦属少见。总之，唐代以中原地区驿路为骨干，确已建成严密的交通体系。宋代大河南北的驿路，从澶州之西，经黎阳由白马县往北，可直通幽州，这条驿路是辽使往来的主要通路，宋朝常以使官经阅，并且慎择地方官，交通常得维持不废。

地域不同，驿路的自然环境、地貌特征也不一样。凤州以东、兴元以西的褒斜驿路，从褒斜谷口经过，形势险要，深林密竹，皆原始森林。剑、利诸州驿路多栈道，蜿蜒盘旋于悬崖绝壁之上，极为险峻。贾岛《喜李余自蜀至》描绘道：“迢递岷峨外，西南驿路高。几程寻崄栈，独宿听寒涛。白鸟飞还立，青猿断更号。往来从此过，词体近风骚。”把入蜀驿路自然环境的独特之处生动表现出来。商山驿路从蓝田东到内乡七百余里，全在深山涧岭中穿过，景象奇特。王维《送李太守赴上洛》：“商山包楚邓，积翠蔼沉沉。驿路飞泉洒，关门落照深。野花开古戍，行客响空林。”祖咏《长乐驿留别卢象裴总》：“灞水行人渡，商山驿路深。”李商隐《商於新开路》：“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穽日初曛。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都生动地描绘出这条驿路幽深、险峻、崎岖的地理特征。某些地区的驿路，为特殊地势所衬托，显出别具一格的美感。刘长卿《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苏州次前溪馆作》：“渐入云峰里，愁看驿路闲。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白居易《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祖咏《观华岳》：“西入秦关口，南瞻驿路连。彩云生阙下，松树到祠边。”四诗所写驿路，一在苏州，一在京西，一在兰州，一在华山脚下，面貌各异，气象峥嵘。

唐宋驿程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直接统计里程，表明数字，地志中常用这种方式。《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兴元府）东北至西京，取骆谷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取斜谷路一千七百八十九里，驿路一千七百八十里。”另一种则是以驿数为程，史籍、文集中常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时戍卒拒彭城，止四驿。”《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引《惊听录》：“缘淮南九驿，便至泗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驿，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凤又远于此。”沿用的都是此法。宋代甚至连介绍外国辖境也使用了这一方法。《隆平集》卷二〇：“（夏国）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

二

早在先秦时，古人就创造了表明驿路里程的方法，相传黄帝有记里之车。宋人高承说：“按黄帝游幸天下，而车以记里，疑道路之纪以里堠，起轩辕时也。”（《事物纪原》卷七）周制是“列树以表道”（《国语·周语中》）。北周改为立堠，境内驿路之侧，“一里置一土堠”（《北史》卷六四《韦孝宽传》）。唐人继承北朝立堠表道的遗制，筑驿堠以表路程远近，驿路两旁每隔十里就立有一个高约一丈的土堆。宋代仍之，堠制“十里一双堠”（文天祥《固陵道中》）。这些土堆对于帮助人们计算行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元稹《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一：“双堠频频减去程，渐知身得近京城。”宋祁《晚眺》：“双堠驿边道，孤烟山下村。”刘克庄《馆头》：“雨雪潇潇驿堠长，不堪流潦入车箱。抚州城外黄泥路，即是人间小太行。”这些诗篇就是最好的证明，也说明驿堠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设施。

不仅沿途有堠子，每一座驿站门前也有，因主要用于表示时辰，故称“辰堠”。陆游《自江源过双流不宿径行之成都》“斜日驿门双堠立”写宋代西川馆驿驿堠，这显然是承袭唐制。

但驿堠之制只通行于中原内地，周边民族政权境内并无此制。幽州以北的辽国就“无里候，其所向不知为南北”（《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第二》）。檀州以北“无复里堠，但以马行记日景，而约其里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

堠子本身就在驿路边，与馆驿相连，故唐宋人有时也将其与馆、驿、亭并称作亭堠、驿候、邮堠、邮候、堠馆、候馆。高适《塞上》：“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新唐书》卷一四三《徐申传》：“未几邑闬如初，创驿候，作大市，器用皆具。”《玉壶野史》卷八：“孔承恭……乞置木牌，立于邮堠。”《长安志》卷一七：“（渭南驿）南至商州洛南县秦岭为界，无堠馆。”变称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亦为研治唐宋文史者所应当了解，故加罗列，略作说明，以为读史之助。

驿堠年年岁岁屹立在路旁，默默注视着行人，唐宋文人长期行役在外，都视驿堠为自己旅途的忠实伴侣，向它倾诉自己的旅途感触。韩愈《路傍堠》：“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入秦关，送我入楚泽。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王珪《楼上会友述怀》：“江帆来往年光度，驿堠东西客意长。”杨万里《午热憩中义渡》：“单牌双堠头都白，万壑千岩眼强青。”陆游《月中归驿舍》：“岁岁常为锦水行，驿前双堠惯逢迎。”都很好地表达了他们这些行役者对驿堠的特殊感情。

驿堠作为历史的见证，亲眼目睹了大唐帝国的盛衰。张籍《泾州塞》：“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道边双古堠，犹记向安西。”元稹《西凉伎》：“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西京（凉）之道尔阻修。”白居易《西凉伎》：“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自注：“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为万里行，其实就盈数也。今蕃汉使往来，悉在陇州交易也。”三诗都提到中唐以后河陇陷落，万里江山尽为戎有的惨痛事实，都以驿堠作为凭吊的凭借和抒情的映衬，加深了诗篇的悲情。

三

驿马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略资源，唐宋政府“设驿马于四郊，来远客于千里”（《武夷新集》卷六《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表明它的设置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凡有驿路处必有驿马，不置驿的山路险阻之处及无水草镇戍者，亦“视路要隙置官马。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随便翻阅唐诗，都可见到驿道上驿骑星驰、前后相继的场面描写。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韩愈《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翻翻走驿马，春尽是归期。”写唐人驰驿赶路的情形，即为明证。唐宋政府为了用好驿马，作出许多规定，如朝官出使，不限高卑，都只许乘坐驿马，不准随便乘坐其他交通工具。乘驿马者皆依驿路而向前驿，不准别行。每驿都必须备足法定的驿马数，驿马有阙，则令诸府州勘具“每驿见欠多少”（《册府元龟》卷五一六），及时上报，足额填备。尽管如此，还是经常出现乘驿无马的情况。据颜真卿回忆，他有一次出行，只因“驿上无马，私乘泡转几死，前进不得”（《与李太保帖》）。长安至荆州驿路，唐前期还相当落后，属于“小道”，满足不了交通的需求，过使极多，驿马却总是供不应求，严重短缺。

驿马之外另有传马，是别于乘舆马、苑马、驿马之外的另一种官马，专供拉传车之用。韩愈《答张彻》：“毕事驱传马，安居守窗萤。”表明传马用于不急的公事。此外还有“递马”之称。但唐代文献中的递马实即驿马，而非一个新马种。宋代文献中的递马，则主要指递铺马，其身高有明确规定，身高在四尺一寸或四尺二寸以上者为递马。宋朝规定，新除近边知州军臣僚属，乘递马赴任。人臣得罪，远州安置，亦给递马发遣。递马的遣发凭证，称为“递马券”，又作“头子”，由枢密院发给，令兵部尚书以下书押券头。

驿马用途很广，资源却总是有限，长期供不应求，人们只得乘驴。若应乘驿驴而乘马，则属违法，当追究法律责任。咸通末，举人进京，骑马者渐多，气势颇盛。执政者见之，立即奏请禁止，进士、举人只许乘驴。当时有人作诗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唐摭言》卷一二《轻佻》）可见直到唐末未仕的文人仍只能骑驴。驴体力好，耐力强，因而成为驿马之外的另一类重要交通工具，使用尤广。(www.xing528.com)

上述因素也促成了唐代北方民间一种新兴产业——驿驴租赁业的兴起，很多路边旅店中都有驿驴租赁。《通典》卷七：“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册府元龟》卷一五九：“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以上三例说的都是盛唐，下面所举则都在中晚唐。《太平广记》卷三四六引《续玄怪录》：“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卷三八四引《广异记》：“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尝因选集至东都，骑驴行。……时府门有赁驴者裴，呼小儿驴，令送大郎至舍。”《宋高僧传》卷二二《周伪蜀净众寺僧缄传》：“次嘉州罗目县，有诉孙山人赁驴不偿直，乞追摄。”所载都证实了唐代驴骡的实际使用。

驿驴骑乘起来稳便快捷，为下层士人所喜爱，举子、进士、僧道出门，都骑驴。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之句。韩愈《孟生诗》称孟郊应举，也是“骑驴到京国”。蜀人段文昌微时，常跨驴而行，为乡里所笑。三十年后衣锦还乡，蜀人有诗赠曰：“昔日骑驴学忍饥，今朝忽著锦衣归”（《鉴诫录》卷八《衣锦归》），表明唐代举子出行，主要以驴为脚力，久而久之，骑驴似乎成了唐宋举子的身份标志，“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成了唐代举子形象的活写真。唐代还出现过犯罪分子乘驴逃逸的事件，也是利用了驴的足力。

不仅无官者骑驴，小官吏也只能以驴为交通工具。《朝野佥载》卷四有“闾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的笑话，白居易亦有“龙钟校正骑驴日，憔悴通江司马时”（《岁暮寄微之三首》其二）的诗句。马吉甫是武后朝人，这个笑话产生时，他只是直崇文馆这样的小吏。白氏初仕为校书郎，阶九品，因官卑，只能骑驴。《邺候家传》称，德宗之乱，“京师街衢乘大马者，行路之人皆识其名位，乃给舍丞郎大卿监以上。否则，贵臣及方镇子弟、郎官皆乘蜀马，遗补或骑驴”（《类说》卷二引），所举官员中以拾遗、补阙官位最低，因此连最劣的蜀马也无资格骑乘，只能骑驴。

驿驴有时也被用于递送流人。咸通十年（869）二月，宰相杨收被除名配流州，诏锢身递送至流所，路次州县给递驴一头，大概因为是不急之务，故以驴递送。

驴的另一作用是负重。唐代诸州每年送上都的租庸杂物，主要就靠驴马牛牵引搬运，其中“驴载曰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胡注），“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其山陵险难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唐六典》卷三）。每次出兵征讨，也是令“沿路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谓之“递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胡注）。

骡子和骆驼也是重要畜力。唐人常以骡子搬运兵器粮草等物资，谓之骡纲。《唐会要》卷三一：“其骡纲、车纲等，缘常押驴骡于诸州府搬运，及送远军衣赐，须应程期。”《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濬传》：“贼犯京师，僖宗出幸，途无供顿，卫军不得食。汉阴令李康献粮饵数百骡纲，军士始得食。”骡运的情况还见于唐人小说。《太平广记》卷三五〇引《纂异录》：“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王维的绘画中也有《骡纲图》，都证实了驿骡的广泛使用。唐人还以骆驼驮运货物，行驿骑乘。天宝年间，哥舒翰镇陇右，遣使奏事，常“乘白槖，日驰五百里”（《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其脚力连一般的马都不及。安禄山攻陷两京，“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旧唐书》卷二百上《史思明传》）。在宋代，骆驼也是重要畜力，宋朝常在西北购买骆驼，运军储粮草货物，每驼可负重三石，是驴骡的三倍。

四

除畜力外，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驿车。其中一类为传车，即以传马拉行的车辆。春秋之时，传车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左传》有“晋侯以传召伯宗”（成公五年）、郑商人弦高“使遽告于郑”（僖公三十三年）的记载。据后人注释，这里的“传”和“遽”都是指传车。根据拉车马匹多少的不同，传车有一封轺传、一乘传、四乘传、四马传、六乘传、七乘传之别。传车之制也有相应变化：所拉的车辆为轺车，则称轺传；普通传车，则为乘传。

汉代传制最为发达，举其显著者，有四马高足的“置传”，四马中足的“驰传”，四马下足的“乘传”，其余大大小小的“传”有近十种，这里的乘和传都是驿车。王莽杀害公卿，“皆驿车载其尸，传致”（《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文中的“传致”即以传车运至。

最普通的驿车是传车，以两匹或数匹传马拉行，一般供高官和公使乘坐。汉代帝王公卿多乘传车。汉武帝求仙，与方士同乘传车而行。南越、番禺、西蜀所置十七郡上贡货物，往往遣吏卒，以传车及马匹驮运而至。西汉刺史常以秋分行部，御史驾四封乘传巡行天下。东汉刺史所乘的传车是“骖驾，垂赤帷裳”（《后汉书》卷三三《贾琮传》），即以三匹马驾行，外施赤色帷幕。魏晋南北朝，传车仍是常用的驿车。

在唐代，人们普遍骑马，古老的传制被馆驿制度所代替，而渐消亡，但传车之制却仍存在。天宝初，太仆卿张暐还乡拜扫，玄宗御赐诗以宠异之，乘传来往。史书描绘他“鬓髪华皓，在舆中”（《旧唐书》卷一〇六《张暐传》），这里的“舆”显然就是传车。传车奔走，车轮飞转，因称“飞传”。卢照邻《至陈仓晓晴望京邑》：“拂曙驱飞传，初晴带晓凉。”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飞传自河陇，逢人问公卿。”诗中的传都指传车。我们在典籍中经常看到“驰传”、“驱传”的记载。如开元十二年（724）四月，玄宗命太史监南宫说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传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测候日影。宋初江南旱灾，太宗命太常丞冯拯驰传前往振贷贫乏。所谓驱、驰，都是指驾驶马匹。

传车笨重，但较之乘马要舒适，故事情不紧急的，如士人被征入朝，官员出使，多乘传。张九龄《初发道中赠王司马兼寄诸公》：“肃命趋仙阙，侨装抚传车。”孙逖《送靳十五侍御使蜀》：“天使出霜台，行人择吏才。传车春色送，离兴夕阳催。”宋祁《杨太尉神道碑》：“于时以传车召公入议，至则赞书已具。”诗文中乘坐传车的都是王命在身的公行人，然因使事不是特别紧急，故命乘传。

传车的发遣，得有敕命允许，唐宋载籍中都有“诏乘传赴军”、“诏乘传赴都”的记载，表明此制。即使皇室公主入京乘传也得诏许。宣宗之妹安平公主下嫁驸马都尉刘异，随异住邠宁节度使府，宣宗特许其“岁时乘传入京”（《东观奏记》卷上），可见传车的使用同样有严格的限定。

古书中，传与驿的含义常混淆不清。扼要言之，二者最显著的差异是“以车曰传，以骑曰驲”（《六书故》卷一七）；“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六），传用车，驿用马，此其大较也。

轺车也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究其性质也属传车的一类。唐制，皇太子出入、太子率更令从皇太子释奠讲学，乘轺车。臣僚亦有乘轺者。《旧五代史》卷九〇《安崇阮传》载，上党人安崇阮供职后梁，深受梁太祖信任，常衔命出使，“每岁乘轺于江浙间”。南宋张棣除湖北提举常平，“乘轺，一日而殂”（《挥麈录》后录卷一〇）。唐宋诗中亦颇见乘轺的记载，如薛逢《醉中看花因思去岁之任》：“去岁乘轺出上京，军机旦暮促前程。”翁承赞《奉使封闽王归京洛》：“客程回首瞻文陛，驿路乘轺忆故乡。”赵抃《再经江原县有作》：“徙命乘轺入锦川，岷沱寒霁好人烟。”检查上述诗文作者的身份，都是官员和使客，可乘轺，这就不同于唐以前，轺车主要为“古将军所乘传”（《通典》卷六五）。

而同样是乘传，其含义也因文而异。有时指乘坐传车，如白居易《驯犀》：“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这里的“传”就是指承载犀牛的传车。有时指乘坐传马，如姚合《送韦瑶校书赴越》：“寄家临禹穴，乘传出秦关。”韦庄《梦入关》：“梦中乘传过关亭，南望莲峰簇簇青。”诗中的“传”都是指传马，而非传车。

轺车始见于先秦，其制“轮轱广十尺，辕长丈，为三辐，广六尺。为板箱，长与辕等，高四尺”（《墨子·杂守》），车顶张开一个伞形的盖。汉武帝时有算轺车，颜师古解释为“小车之传”（《汉书》卷六七《梅福传》注），即出使者所乘的一种轻便小车。汉代轺车之外别有轺传，系两马拉的小车。平帝元始中，有轺并马车，也是一种轺传。但汉人不重轺车，魏晋则颇重之，高官方能乘坐。晋代驾一马者曰轺车，二马者曰轺传，用途不一。轺车车制有文武官品高低的不同，“三品将军以上、尚书令轺车黑耳有后户，仆射但有后户，无耳，并皂轮。尚书及四品将军则无后户，漆毂轮。其中书监令如仆射、侍中、黄门、散骑”（《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晋代卤簿使、御史使也常驾轺车出行。据说之所以称轺者，“盖言遥远四顾之车也”（《隋书》卷一〇《礼仪志》）。隋代的轺车“青通，驾二马。王侯入学，五品朝婚，通给之。司隶、刺史及县令、诏使品第六七，则并驾一马”（同前）。

唐宋还有一种形制和用途都很特殊的驿车——槛车，它从秦汉而来，专供流人囚犯乘坐，顶部和四周钉上粗大的木栏，四周钉以厚实的木板，与外面隔开，看起来像个关押野兽的“槛”（大木笼子）。唐宋抓捕和流放重要犯人，常用槛车。《旧唐书》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传》：“（霍王元轨）坐与越王贞连谋起兵，事觉，徙居黔州，仍令载以槛车。”《宋史》卷三四五《刘安世传》：“时邹浩既贬，诏应天少尹孙鼛以槛车收二人赴京师。行数驿而徽宗即位赦至，鼛乃还。”使用亦相当普遍。

篮舆也是唐宋时期的交通工具，用人力抬行，竹制，北方人称为篮舆、担子，东南地区称轿子。它轻便，卧乘，但行进缓慢，广泛使用会阻碍交通，故不常用，一般只有年老体弱或行人生病才准许乘坐。《邵氏闻见录》卷一三载，绍圣初党祸起，刘安世远谪岭外，盛夏奉老母以行，“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篮舆憩树下”。白居易《华州西》：“上得篮舆未能去，春风敷水店门前。”刘攽《蔡州路中作五首寄都下》其五：“自是老身无宿分，卧乘篮舁一鸡栖。”前二例都是老人乘坐，第三例据刘攽诗题下注，因他生病，故只能卧乘。

晚唐以来，官员贪图安逸，出门乘坐篮舆的渐多，于是朝廷下诏明确限定它的使用范围，称：“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请不限高卑，不得辄乘檐子，……节度使有病，亦许乘檐子，不得便乘卧轝。宰相三公师保尚书令正省仆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许乘之，余官并不得乘限，其三品已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任所在陈牒，许暂乘，病瘥日停，不得驿中停止。”（《唐会要》卷三一《杂录》）将乘坐范围严格限定在高官及有病者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