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兴起了一股“开发西北”的热潮，国民政府要员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张人杰等均先后前往西北考察，并提出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经济的计划。[55]与此同时，许多民间团体和个人积极参与其中，赴西北的各类考察人员络绎不绝，上至政府官员下到普通百姓皆对西北产生浓厚的兴趣，全社会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发西北运动。此次开发、建设西北的热潮几乎席卷全国，不仅国内不少实业家、舆论界人士、学者、学生等纷纷赴西北考察，身处海外的华侨亦积极投身于这次活动之中，或组织团体，或派代表赴西北考察、开发。
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大致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界限，前期虽对西北进行过简短考察，但具体的开发计划尚未明确，加之政府内迁后提出了“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西南地区的地位明显重于西北地区。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边境成了抗日的最前线，“无论从哪一方面去估计西北，西北在今天实不容再忽视了。它的资源开发，它的国际运输，它的拓殖增产和它的文化再发扬，都足以补足抗战根据地西南的不足”。[56]这一时期报纸上有关华侨开发西北主张的报道比比皆是，[57]不仅舆论鼓励华侨回国开发西北，行政院、陕西省建设厅、宁夏省主席吉鸿昌也纷纷撰文，鼓励华侨回国考察西北。“陕省据黄河之上游，扼西北之要冲，山脉纵横，地多未发之实，风俗淳朴”，“查陕西土厚山高，蕴藏至富，若延长之石油，若镇安之铜铁，若神木之番埨，若镇坪之石棉，若商县之笔铅，若横山之石板，若韩郃澄白同官永寿之煤炭，皆历经中外人士之探访调查，认为含量最富而最有希望者也”。[58]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列铁路、水利、特产（盐、碱、皮毛、甘草）、烟煤四项为华侨投资产业的指导，并宣扬“宁夏省既为入西北之门户，而门户之内，有如此雄厚之蕴藏，可资吾人企业之经营”。[59]
华侨开发西北也有移民垦殖的考虑，这一时期“因世界经济恐慌，而产生之华侨失业问题，日形严重，在本年内，记载华侨失业归国消息，几每一艘轮船由英法荷属来港都有志及”。[60]与国内政治家、舆论界不同的是，华侨将移民的群体由国内扩展至国外，即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而失业的海外华侨，提议“政府苟筹集巨资，以助侨胞归国，然后移往西北工作”。[61]对此，行政院也将“开发西北，收容失业华侨”作为国内救济失业华侨的办法之一。[62] 另外，“华侨虽然离去国内，但其在各国居留地中，仍继续从事于农垦者实在不少，试观安南、暹罗各地，华侨从事于农殖方面者常占全侨总额百分之二十强，且能在当地农业上占有优厚的势力”。[63]
（二）华侨西北实业考察
关于这一时期华侨赴西北的考察情况大多见诸于报端，根据笔者统计有30多人次，以考察西北投资环境、经济基础、资源分布等为重点。
1. 林义顺考察西北
亲赴西北考察的侨领当属林义顺。1931年，林义顺因足疾从新加坡到上海治疗，适逢“国难会议”在洛阳举行，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会后被邀与张继、居正等国民政府要员一同赴西北考察建设“陪都”[64]及开辟西北事宜。此次考察由陈立夫、褚民谊带队，1932年3月10日一行人从郑州搭平汉快车北上，过石家庄转往太原，分两批于12日和14日下午先后抵达潼关、临潼，4月16日在西安民乐园开欢迎大会，张继、褚民谊、林义顺分别发表演讲。[65]随后林义顺又分别与阎锡山、赵戴文、傅作义等人会面，洽商西北之事。考察历时六个月，至年底林义顺才返回北平，后又赴南京，与张溥泉、刘守中等会商开发西北进行办法，并于次年1月11日下午至中国广播电台讲演开发西北富源问题。
林义顺关于西北开发的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人要有开发西北的信心和决心。记者曾在采访林君时问道：“以目前国家与人民如此贫乏，恐不易于进行耳。”林义顺则认为“无钱亦可进行，若待国家与人民均已富裕，开辟西北，则恐终无开辟之一日矣”。他以自己的好友孙中山为例谈道：“孙总理之从事革命，其初虽无钱复无兵又无一军舰，而革命卒得成功，此何故耶。盖三民主义即其资本耳，吾人今言开辟西北，虽云无钱，而土地（矿产）与人工，即为吾国之资本。若能善为利用外国资本及科学，则开辟西北不难进行也。”[66]第二部分是成立具体的组织机构。林义顺建议“成立一开辟西北委员会于南京，而设一办事机关于上海，并附设一陈列于上海办事机关之内”。至于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则“应以西北各省之建设厅及实业厅之厅长为当然委员，而由中央更委派人数参加组织之，凡委员有所决议，须经实业部及内政部批准，始得实行”。[67]第三部分是开发西北的具体举措。林义顺主张“开辟西北应以修筑公路及广植森林为首要”。至于筑路，他大胆地提出“可利用本地之犯人为之”，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省犯人坐吃耗费，一方面可减轻犯人的铁窗痛苦。如犯人不够，还可招募当地军人及居民。如此为之，“则十年以后西北之交通可不患阻滞矣”。而“植广森林，亦关重要”，“十年二十年之后，西北当可不致再有旱灾之发生及今日缺材缺水之现象”。
此外，林义顺还从实业家的角度对开发西北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细节进行了论述，认为“开辟西北各种事业，均可与外人合股经业，惟董事人数须相等，董事长须属于中国人”，发行的股票亦分为两种，“一种为白纸，一种为红纸，白纸者属于外人，红纸者属于中国人，红纸与白纸之股息虽相等，但红纸之股权则大于白纸者，是则虽系合股经营。主权仍属于我”。“至于开辟西北实业，应分为甲乙两种进行。其大规模者属于甲种，小规模者属于乙种。甲种者，规定由中外合办（倭寇及苏俄除外），而由开辟西北委员会其管理其事；乙种者，则由国人自办。”[68]
最后，林义顺以美洲为例，谈及“华盛顿革命以前，一片荒芜，人烟稀少，较之我国现在之西北，殆尤过之，后经续渐加以开辟，……至今遂成为世界第一繁华之所在。今吾国西北各省，人民如是之多， 人工如是之贱，苟亦能实地作去，积极加以开辟，他日何患不能如今日美洲之繁盛”。
2. 西北视察团
1934年国民党海外代表为参加原定的五全大会陆续抵达南京。因国民党党内斗争，会议突然宣布延期，已先期抵达的海外代表遂决定前往西北及各地考察。[69]此次考察团共计15人，分别为德国康士品，法国丘正欧，暹罗梁士俊、陈寄虚、李显庭、温燮南，缅甸黄壬戍，印度张国基，英属北婆罗洲伍朝海，英属雪兰莪朱普元，安南郭恨刼，古巴黄魂醒、陈孟瑜、何麟溪（夫妻）[70]。考察团此行主要前往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一带，调查垦殖、牧畜及矿产各方面的情况。临行之前，此次西北考察的发起人陈寄虚曾言及考察的缘由在于“吾国号称‘地大物博’，然苟舍边疆各地而言本部，实无当于此‘地大物博’四字也。今东四省已失，内外蒙事实上亦非我有。新疆青海康藏，或则为独立之状，或则为外人之势力圈”。[71]同时，“海外侨商，皆知爱国，年来受世界经济恐慌之影响，外力之压迫，正苦投资无所，若得归国投资，宁非甚愿？侨工方面，亦遭同样之困厄，正苦于失业流离，果能向内开发，亦所求之不得”。[72]因此，华侨投资开发西北“既可拯救无数痛苦之侨胞，亦可增加国家之富源”。
行政院对于这批考察团极为重视，训令“交铁两部转饬沿途国营舟车免费，并令沿途各机关照料，且由中央发给各代表每日津贴食宿费三元”。[73]至于考察的其他经费，共计一万五千四百元，均由中央统一拨付。同时，还派出罗光海、曾剑鸣二人沿途照料。[74]考察路线原定为由津浦路经华北战区至西北，由平汉经豫鄂赣匪区返京，并拟于西北考察告竣后赴四川西康一行。[75] 8月28日上午十时考察团由京经津浦、龙海、平汉，北上至北平，30日赴张北游览，9月5日抵西安，邵力子在省府设欢迎宴，由省指委张志俊等作陪。在陕西停留约十天后转绥远，沿平绥路赴张垣、大同、绥远、包头等地，原意乘绥新汽车道入新疆，后因交通关系于10月初由包头过北平，21日即返回南京。[76]古巴代表陈孟瑜将漫游西北的所见所闻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华侨半月刊》上，并编成《西北考察日记》一书，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出版分赠海外华侨。[77]
从陈孟瑜发表在《华侨半月刊》上的报道来看，由于考察团员皆为参加五全大会的海外代表，西北各地政、商、社会界人士均十分重视，与之座谈不断，而深入实地的考察并不多。
3. 赵昱携全家考察西北
在所有考察西北的华侨中，赵昱的经历颇为引人注目，从当时的报纸以《华侨赵昱变产开发西北实业》为题进行报道，足可见其考察西北的决心。赵昱为粤籍旅美华侨，同盟会元老，曾与宋子文同时留学美国，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达数十年，寄迹南洋群岛、菲律宾群岛及澳大利亚等地多年。“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国难日急，为唤醒国人注重实业起见”，加上旅美侨胞的推派，赵昱回国将其位于上海的私产尽行变卖，率同家眷十口，不避艰险到西北各省作实地工作，经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等省，时间也从1934年一直延续至1943年前后。(www.xing528.com)
赵昱的考察路线大致“先至绥远探矿，由宁夏转兰（州）来青（海），前往亹源、八宝、转风窑一带探采金矿”，后又“转往贵德、同德，由同德再溯河而上至星宿海一带探采，此期工作完成，再赴金沙江上游之通天河沿岸探查”，并打算将来再行前往新疆。[78]由于赵氏对矿产及畜牧均有深刻研究，因此其考察的重点也在农业及矿产方面，“尤其对于金矿，如有发现可以开采时，即拟投资，其次为牧畜，因甘青等省系属高原地带，颇宜于牧畜，倘能将牛羊种加以改良，其生产率必大”。[79]对于赵昱的此次考察活动，《申报》《华侨先锋》《开发西北》《蒙文周报》《边疆》等均有所报道。[80]
赵昱还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与阎锡山关于开发西北有过详细探讨。而在绥远考察完毕后，赵昱也“呈请绥远省政府，请依照中央颁布之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法，指定绥远地方单行奖励办法，以利侨胞投资”。[81]
除了亲自参与西北考察外，赵昱还电邀其他有志于开发西北的华侨实业家参与进来。南洋华侨实业家甄建文就曾受其邀请，“组织边疆实业考察团赴绥、包等地考察，并在绥远城南八十余里之太水营子地方觅得良田八百余顷，计划筹办农林场及牧畜场”。[82]同时，赵昱还将自己在西北各地的考察情况分类撰写，“投寄海外各报纸发表，以唤起华侨投资之兴趣”。
4. 其他考察团体及个人
在当时无数考察西北的华侨团体及个人中，林鹏侠是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并以独行考察西北而闻名海内外。林鹏侠祖籍福建莆田，少年时期曾求学于天津、上海等地，并赴美、英等国留学学习军事航空，时称“我国唯一女飞行家”。“一 · 二八”事件后，林鹏侠奉母命回国，“服务战地”。后在偶遇自西北归来的女教士及母亲的鼓励下，决意赴西北考察，“以开发西北，为侨胞辟新生路以济其穷”。临行前，父母资助路费一千六百金，并勉励其“努力前进，勿坠志”。1932年11月24日林鹏侠从上海出发，抵南京，再由平浦线至徐州，换陇海线抵潼关，30日到达西安，开始对陕、甘、宁、青开展考察活动。[83]考察活动历时半年，林鹏侠将自己沿途的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写成《西北行》。根据日记记载，此次考察路线可分为5段，乘坐的交通工具包括火车、汽车、骡车、马、皮筏，途中“四肢酸软，几难举足，乃紧扣牙关，奋力踏雪，出众前以进。寒风拥雪，扑面如剑刺，步步喘咳”，[84]其路途之艰辛可见一斑。关于此次考察的情况，她在《西北行》中有详细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林鹏侠虽注意收集有关西北各方面的资料，但在民族、妇女、宗教、教育等方面笔墨较重，是其关心的重点，这与其女性身份、宗教信仰有关。而对于华侨如何投资、开发西北，她虽在书中专门辟有“敬告海外侨胞”一节，但未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其后，林鹏侠还曾于1933年底赴新疆考察，[85]但关于此行的报道极少，对于此次考察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
1931年，长江通讯社西北考察团主任记者罗靖带八人考察西北，华侨罗正刚一同随行。[86]长江通讯社为国民党的情报机关，除组织西北考察团外，还组织过华北考察团等。除了长江通讯社的身份外，考察团员还是由罗靖、蒋继中等发起组织的开发西北同志会会员。[87]此次考察的行踪极为神秘，除《长江通讯社西北考察团史料两件》外，当时的报刊上没有任何关于考察活动的报道。从罗靖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呈送的报告可知，此次考察是为开发西北实业做准备，考察的重点集中在垦牧、石油、毛呢、纺织、煤铁五个方面。报告还详细阐述了开发西北的理由、策略、步骤等，并提出引进侨资等措施。
跟随其他团体到西北考察的华侨亦有白晓农。他“幼侨南洋，服务陈嘉庚制帽厂”，[88]1934年跟随国货西北流动展览团至西北宣传国货，[89]并考察陕西、甘肃、宁夏三省，更由宁夏到达绥远，将由绥远到察哈尔，完成考察工作。“根据绥报所载白君谈话，此行采得各种原料甚多，一俟整理化验后，即寄往海外向各华侨报告，以便研讨投资办法。”[90] 除白晓农外，还有部分东南亚华侨企业加入了此次国货展览团，各厂家皆派经理货物人员，每厂三四人不等。[91]据此来看，此次展览团中应该还有部分东南亚华侨的身影。
1934年，《时事月报》报道“南洋华侨陈振奎等五人，近以中央力谋开发西北，奖励投资，决回国兴办实业，现已筹集巨款一百三十万元，特先推派陈振奎回国接洽，并将赴平津及西北一带考察，据陈氏云，彼等拟赴新疆致力于开矿及交通事实云”。[92]但此后并未再见有关报道，此次考察最终是否成行未知。
1937年，越南华侨郭流尧、澳大利亚华侨叶某来到张垣，调查察省收畜皮毛矿产情形及兴业投资手续。此次考察活动仅见于《西北导报》报道，据称“郭君等均为华侨巨商，富有资财，对于兴办商业，颇具热心，尤注意于边地实业情形，此次来张调查，即为准备回越集资，从事开发云”。[93]
1942年10月5日，中央海外部海外工作检讨会开幕，会议通过了组织侨领西北考察团的决议，并言明此次考察的目的在于“就近投资兴办实业，加强抗战力量案”。考察范围“暂定为川、陕、甘、青、宁、新疆等省，由侨领十人以上组成，并请中央派遣专门人才同行”。[94]准备工作进展极为缓慢，至1943年6月才再次召开筹备会议，“决定由陈庆云、黄铁铃、何葆仁等七人为筹备委员，团员人数暂定十五名，并由侨领中推选马来西亚归侨五人、缅甸四人、越南二人及美洲、菲律宾、印度、泰国各一人组成，经费由该部转谓中央拨发。考察范围暂定为兰州、迪化、西安及沿途各大要镇”。[95]此后的考察活动未见记载。
（三）华侨开发西北的实践与困境
华侨考察西北的热潮大多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年内，其开发西北的实践也大致循此踪迹。
作为东南亚侨领的胡文虎热衷公益事业，虽未亲自赴西北考察，但曾在陕西、察哈尔、甘肃捐资建校各十所，每所国币三千五百元，并捐助陕省产科医院一万元。[96]
华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天津，“由回国华侨所组织”，总经理全景琮，“该公司是以集资兴办实业，开发富源，其经营目的，系以提倡农垦改良畜牧为宗旨”。[97]虽然未从报纸上查得有关该公司考察西北的报道，但根据“铁道部对于该公司之转运驼毛、羊毛等，特分饬平绥北宁两路，令按照四等最低价格收费，以示奖励云”可知，公司的主要经营地域在西北地区，营运模式是将西北地区特产通过陆路转运至天津。
至于金融业方面，抗战时期成立的侨资银行大多在西北设有分行或办事处，如华侨兴业银行在西安、兰州、南郑成立分支行，在平凉、武威设立办事处。[98]此外，这一时期成立的侨资银行华侨建设银行、侨通实业银行、华侨联合银行、南洋华侨银行、中国侨民银行等也多在西北设有分支行或办事处。
从上文所述的华侨考察西北和开发西北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华侨考察西北的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实际投身于开发的华侨公司及个人少之又少，且设立的侨资公司大多集中分布在西安、兰州等西北经济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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