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已发生了根本的改观。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稳居世界榜首，经济总量迅速扩张^[15]。2010年7月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总量最新修订数为340507亿元，比去年公布的较初步核算的335353亿元增加515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9.1%，比初步核算数的8.7%提高了0.4个百分点。多名经济专家指出，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已经毫无悬念^[16]。2010年二季度我国GDP总量超过1.33亿美元，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我国居民储蓄总额由1979年的281亿元增至2010年的20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1000倍^[17]。此外，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政部2010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为68477亿元，同比增长11.7%，是1978年1132亿元财政收入的60多倍^[18]；截至200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23992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500多倍，位居世界首位；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较之改革开放初期206亿美元的进出口额，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由2009年的近2.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降至2.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五位^[19]。2010年，全球经济的温和复苏将促使中国出口形势有所好转；据预测，2010年中国进出口增速将恢复增长，进出口总额约为23146亿美元，增长8.2%，其中出口将增长6%左右，进口增长11%左右，有望实现外贸顺差1840亿美元左右，同比下降15.5%^[20]。农业生产迅猛发展，我国耕地仅为世界总面积的7%，但每年却生产出全世界25%的粮食，养育着全世界20%的人口^[21]。科技实力显著增强，1980年我国作为所谓的“科技边缘性国家”，其科技实力仅为全世界的0.81%。近五年，我国科技实力大幅增强，科技创新指标已达人均GDP 5000美元国家水平，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世界第一^[22]。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供给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加，由最初大多数产品供不应求，到目前，我国粮食、棉花、肉类、禽蛋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钢、煤、水泥、化肥等210种工业产品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成为电脑、移动电话等新兴电子产品和彩电、冰箱等现代各种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大国^[23]。私人产品的供给呈现前所未有的丰裕景象。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高速增长与相应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的脱节，凸显了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短板”。我国的增长与发展还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第一，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难以突破4000美元，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远远被甩在100名以外^[24]。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比较穷的大国。同时，人民“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5]。

社会生产的动力不是来源于生产本身，而是源于消费。“落后的生产”不只是生产技术手段的落后，还有消费动力的不足与滞后。金融危机前，我国的出口商品占GDP的比重较高，其中生活消费品的比重很大，而我国消费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较弱。我国消费水平滞后的原因在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不足，因此生产才不得不去满足他国的物质文化需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在我国有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目前，我国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比较低。《新京报》报道，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近20个百分点^[26]。并且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的公共服务还不足；集中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约1/4的人口仍没有达到小康水平，其中还有2300多万贫困人口，刚刚脱贫的5000多万人口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社会生产的下一步任务应着重关注如何保障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针对积累过高和内需不足，注重调整城乡之间、企业劳资之间、事业和公务员等各种分配关系，完善和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促使我国社会消费力迅速提升。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特质，代价巨大。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法工作会上的讲话透露^[27]：中国GDP占世界的4%，却消耗了全球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中国每生产一美元的GDP，耗费的资源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7倍多。我国综合能源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为实现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实施资源全球化战略，资源争夺局势愈演愈烈。以资源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更凸显了我国资源的瓶颈制约，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不断加大。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供给制约也越来越突出。经济的高速增加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必然导致高排放与高污染。我国单位GDP的废弃物排放量远高于发达国家，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位居世界首位。同时，高污染引发的生态退化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增多，社会财富减少，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降低人民的生活质量，影响社会稳定与环境安全。

低碳经济作为目前大国博弈的新焦点，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竞争力在国际社会上已不再受怀疑，而更应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垒的两大阵营中，充分掌握话语权，作为减排的表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www.xing528.com)

第三，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比重最低。农业基础薄弱，城乡之间农村经济发展迟缓，“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虽然工业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高，但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处于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产品的层次与附加值低，产业的竞争力差，增长的代价大。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2.6%，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更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28]。这说明在“落后的社会生产”中还有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服务业的相对滞后发展不仅成为产业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的障碍，影响竞争力的提高，也弱化了第三产业吸收农业与工业“双重挤出”的劳动力就业的功能，加大了就业压力，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亟待强化。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定位，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从总体上说，政府工作的着力点过于“聚焦”于经济建设，而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种类、数量、效率及提供的方式与公众的需求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越位”“错位”“缺位”现象普遍，同时一些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也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以政府监管为例，目前我国政府监管在社会性监管领域存在大量的监管空白、监管真空，对涉及国民安全、健康、卫生、环保、防灾等问题的监管制度供给明显缺失。

总之，社会主要矛盾转型呼唤经济发展的理念、路径、动力等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转变，转变发展方式则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的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