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新型都市区生产空间结构

新的发展背景与趋势不仅在全球层面上引致了经济结构的空间调整，在城市自身层面也引发了一种相互关联的地域集聚和分散运动为特征的重组趋势，表现在性质相同的城市功能在空间分布上更趋为集中。城市空间在这种集聚与扩散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新特征：一方面城市功能分区的融合和土地使用的兼容化，改变了城市土地传统利用模式；另一方面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空间区位的影响因素大为减弱，城市不同地段的区位差异缩小，经济活动由于克服了空间障碍而出现加剧的扩散。但在扩散的同时，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的某些功能以节点的形式延伸到整个大都市区域并形成新的次级中心，大都市向分散的结构收敛，这一结构具有多个亚中心、分散化集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个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正在形成。

（一）生产网络的扩散与价值区段集聚

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全球化进程中的服务活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进行远距离的整合与沟通，似乎预示着服务业的分布将呈现必然的空间分散特征。但与纯粹生产制造环节活动不同，包括管理、营销、法律、广告、咨询等管理控制价值链区段的商务活动更多是建立在对市场信息的掌握程度上，“服务业的复杂性、市场的多变性以及交易活动对时间要求的迫切性都构成了新型集聚经济的动力。”（S.Sassen，2001）事实上，除了规模经济的效应和平衡商务成本的超强能力外，包括发达的金融机构、高效的办公场所、便捷的交通通信网络、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以及各类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等，都保证处于生产网络管理控制区段的生产者服务业倾向于集聚在中心城区。大量同类知识信息密集型价值区段的空间集聚，正好为企业之间通过信息共享来获得完备的市场信息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中，近距离面对面交流（face to face）以形成彼此之间信任的网络互动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例如企业联盟间一项重大策划的出台，往往需要联盟企业所有管理、设计、财务、广告、会计、市场营销及专业技术等多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因此生产者服务业一方面要求所在城市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实现良好工作环境及与远程客户的及时沟通；另一方面要求同业之间的规模聚集，实现信息共享和项目协作。这两方面需求共同推动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空间上的集中化分布，且往往倾向于大都市的中心区。据纽约市1993年统计调查，各行业在曼哈顿集中的情况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简写为FIRE）企业数量占全市89%以上，商业和商务服务业将近86%，制造业总部59%，服装业高达69%。信息技术的协同效应则使城市中区位最好、基础设施最完善的中心城区成为信息流通和管理服务的中心，生产网络中管理控制功能区段的集中化，使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枢功能进一步加强。

在生产网络价值链高端向城市中心集聚同时，城市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则进一步向郊区工业区和高科技园区集中（图4－10）。工业园区是发展中国家地方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主要平台，具有地价低廉、基础设施齐全、资源共享以及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等特点，加上政府的各种优惠条件，而成为价值生产制造以及组装测试等区段最佳空间选择。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以高科技园区（包括以研发设计为主的科技园区和高科技产品生产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代表的新产业空间得到了快速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基本生产资源就是创新的科技信息，而创新资源只有在一流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政府或企业兴办的研发中心以及企业联合体的研发网络中才能得到，除此之外高科技产业的空间选择还要具有舒适的环境、交通的可达性以及必要的集聚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建世界第一个科学研究园区硅谷开始，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相继建立类似的科技园区，例如东京的筑波、中国台湾的新竹、德国的斯图加特等都是依托大都市地区而发展，在中国有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工业区与高科技园区的兴建，带动了周边地区房产开发及商业和服务设施等的生活配套建设，使城市经济空间呈现中心的商业金融区和外围的高科技园区相互联系又保持一定距离的两极化发展，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形象地称之为“对偶城市”。

图4－10　全球生产网络中价值链构成与城市生产空间要素之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李健（2011），图6－15。

（二）多中心的形成与大都市区空间结构(www.xing528.com)

生产网络价值链区段的扩散是有时间顺序的。其中生产制造环节扩散并在工业园区镶嵌是这种趋势的先导，继而越来越多的管理控制和研发设计劳动过程也趋于去中心化，包括后台办公业、物流管理、新的公司总部、媒体中心以及大规模的娱乐和体育综合体，都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在大都市区空间范围内再区位的趋势（P.Hall，2001）。而在大都市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生产网络各价值链区段往往并非均匀分布，在整个生产网络空间扩散过程中仍倾向于同类区段的集聚，无论是管理控制、营销等高端环节，还是研发设计等中端环节，乃至制造组装环节均如此，其中规模经济和商务成本的博弈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商务成本的提升导致规模不经济，引导生产网络低端价值链区段的郊区化的发展，这无疑可以降低空间成本，但区位的均匀分布明显不能发挥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效应。相反，在远离中心地区的地方实现新的集聚，不仅能够继续保持特有的外部规模经济，同时其商务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学基础上，经济活动在扩散的同时，传统中心城市地位在区域的经济控制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郊区价值区段的集聚辅以各种商业、娱乐及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形成新的次级中心。由此，在全球生产网络内在逻辑的支配下，大都市区最终向分散的多中心网络式空间结构收敛。

霍尔（1997）认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在代表新的空间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是城市社会和历史的空间累积，不同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由不同类型中心所组成的城市多中心体系。这些中心包括：①传统商业中心，一般处于城市核心地区，建成于城市产生之时并保留有城市传统的街道格局和大量的历史建筑，集聚了政府机构和传统生产服务业，如银行、保险等。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下城、上海外滩—人民广场地区属于此类。②新的商业中心，通常是在高尚住宅区基础上发展起来，包含了大量的商务办公（主要是大型企业的总部）和文化娱乐等功能。伦敦的西尾区、纽约曼哈顿的中城、上海陆家嘴和南京西路属于此类。③内部边缘城市，通常是在中心城市更新地区上发展起来，包括大量办公和娱乐在内的综合性区域，通常与传统商业中心和第二层次的商业中心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如巴黎的德方斯、伦敦的道克兰、东京的新宿等属于此类。④专业化副中心，主要是为休闲、商务会议、展览和大型体育运动等所提供的专门活动区域，比如巴黎迪士尼乐园、上海的国际展览中心地区。其区位比较灵活，既可能接近传统CBD，又可以远离市区，主要根据其功能而定。是城市内的大型开放空间。⑤新城，其表现形式十分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人口、商业和制造业郊区化在一定地域集合形成传统的新城；二是霍尔所谓的外部边缘城市，即位于主要的机场、高速铁路站点周围，服务业主要是物流，制造业以出口加工为主；三是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相结合的新城，制造业活动依赖于科技园区集聚的内勤、研发、设计等劳动过程。

大都市区空间经济结构呈现出一种多中心主导的格局，随着全球生产网络在地方的镶嵌按照一定规则实现空间扩散，地方集聚的各价值区段在空间上就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综合体。商务成本曲线随着距离递减，由内至外可分为中心城区、中心城市、大都市区、大都市区域四个圈层。其中总部管理与市场营销类企业主要位于商务成本最高的中央商业商务区（CBD）；研发与设计类企业主要位于中心城区与中心城市连接处的科技园区；区域运营与后台服务继续外移布局，空间形态以服务业集聚区或者城市副中心（sub－CBD）为主；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品生产制造环节则主要位于交通便捷的近郊地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制造与组装环节因为对土地需求大及污染的问题，以工业区的形式存在于远郊区。

而就生产网络价值链生产支持性环节考察，金融服务与贸易位于中央商业商务区，多以金融贸易区的形式存在；信息服务与联系由于对空间需求不大，分布较为自由；物流服务与对外贸易则以空港、海港的形式存在于远郊地区，其与信息服务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中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的最根本支撑条件；另外如人才服务与劳动力供给方面以培训学校的形式存在，其空间集聚则形成大学城，由于对土地需求量大兼需成熟基础设施的支持，大学城多跟新城共同布局于大都市区远郊地区。进一步扩展到大都市—区域范围，一些已经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的腹地城市也成为核心城市产业转移的重点基地，尤其是那些对商务成本较敏感、交易标准化的生产制造区段，而地方政府通过园区建设提供优良服务进一步迎合这种趋势。但这种扩散并不是均匀的，交通条件、信息通路及地方彼此间的竞争都会影响扩散的路径。规模经济决定制造业的扩散存在“乘数效应”，最终通过产品上下游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集聚效应形成产业群，这无疑会大大提升地方产业的竞争力和价值生产与提升能力。

大都市—区域各专业化功能区之间通过可见的商品／生产物质流和不可见的信息／服务流相互实现协作。占据价值高端环节的核心大都市区以垂直分工形式通过信息／服务流控制郊区及其腹地的生产活动；而郊区与腹地系统的城市承载大量的生产制造和开发价值区段，它们之间的价值链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相同区段的水平分工合作，彼此间存在大量的信息和物质流。通过这样一个价值链高低端垂直联系以及价值链相同区段的分工合作，即形成大都市—区域的崭新格局，并在全球化和本地化的互动中实现区域经济和空间系统升级。

以上多中心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分析，其主要依据是传统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和阿隆索的经典土地利用模式。但宁越敏（2000）指出，阿隆索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分析既忽略了城市土地利用具有社会性和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也忽略了城市规划在土地利用中的作用，因而和实际状况有较大出入。事实上即便是市场经济国家也需要政府干预城市的土地利用以防市场经济失效，最通常的做法便是通过城市规划及相应的管制条例来控制土地利用的格局。如美国在“区划条例”（Zoning Regulation）基础上形成的规划体系及英国的规划体系均对各自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城市包括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变动，除受市场经济机制的影响外，也受政府管制的强烈影响。其中既包括中心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空间规划和组织，也包括产生伊始就作为城市规划产物的大都市区副中心、新城、卫星城等，另外还包括通过规划出现的能左右企业空间区位的新产业空间，如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