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高度关注与破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

潘英丽^[1]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一两年，国有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频发生。企业债务总量及其占GDP比例的增长速度更是令人吃惊，也引起了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为了避免债务危机的发生，政府已先后推进债务转换和债转股等政策，并鼓励产业内的并购与资产重组。我们认为，企业债务风险的持续积累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资源的错配，源于国家信用担保基础上的金融体系的扭曲，亟需标本兼治，加快推进金融结构改革。

国内外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金融摩擦和资源错配导致效率损失的不利影响以及造成金融资源错配的相关因素，如杰弗里·沃格勒（Jeffrey Wurgler，1999）用65国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揭示资本配置效率与国有化程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法律制度对小股东的保护正相关。西蒙·吉尔克里斯特、杰·W.西姆、埃贡·克拉伊舍克（Simon Gilchrist，Jae W.Sim，Egon Zakrajsek，2013）估算了金融摩擦与资源错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吉纳维夫·博里德博拉、尚—金伟（Genevieve Boyreau-Debray，Shang-jin Wei，2005）以中国为例讨论了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存在资源错配、市场分割等缺陷，降低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可提高效率和增长。加仁·庞和吴海宾（Jiaren Pang & Haibin Wu，2009）指出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使成长产业得到更多投资，并从衰退行业抽离更多资金，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国内学者邵挺（2010）、曹玉书和楼东玮（2012）、张佩和马弘（2012）等人分析测算了中国金融错配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潜在损失。韩剑、郑秋玲（2014）、靳来群、林金忠和丁诗诗（2015）还对影响金融资源错配的政府干扰因素如财政补贴、金融抑制、市场准入和要素流动限制等进行了回归分析。

现有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在相关模型或假设的基础上，运行宏观数据或行业及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讨论金融资源错配的现状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相关性。其局限性在于无法清晰把握中国金融资源错配的复杂成因及其全局性的影响，从而无法从战略高度把握问题的严重性和金融改革的紧迫性。本文从中国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宏观债务比例相背离的现状出发，揭示其背后投资效率下降和金融资源错配的真相；系统探讨了国家信用担保、金融体系扭曲以及金融成为国家第二财政的深层体制和结构原因；分析了金融资源错配引发经济结构失衡、企业债务危机、社会资源耗散和未来老龄化社会危机的隐患，提出金融增量改革与存量结构改革思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供政府宏观决策参考。

二、企业债务的结构性特征与金融资源错配

2016年初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去杠杆专题研讨会”，从与会专家提供的数据来看，2015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与GDP比例已达156%，大约是发达国家的2倍和新兴市场国家的3倍；债务规模在2008年的26.6万亿元基础上增加了4倍，约为106万亿元左右；期间债务与GDP的比例增长了87%。由于企业借债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与资产相比的负债率其实是下降的。钟宁桦等学者（2016）基于1998—2013年间我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400万个企业样本数据的研究，得到平均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已从1998年的65%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51%。从经济学逻辑上看，如果投资有足够的产出效益，宏观的债务/GDP比例也应随微观资产负债率一起下降才是。为什么两者会背道而驰呢？

为了分析宏观债务比例的动态变化，我们可将增量债务与增量GDP的比例ΔD/ΔY写成：ΔD/ΔY=ΔD/I×I/ΔY。那么导致债务增长（即ΔD/ΔY＞1）的原因可归为两个因素：一是I/ΔY变大，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I/ΔY）上升，增加一单位产出需要比以往更大的投资额，也即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二是ΔD/I＞1，即债务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一部分新增债务可能被“僵尸企业”用于借新还旧，也可能被企业用于发工资或交纳税费等其他用途。

图1显示了资本形成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两个口径计算的ICOR。以资本形成计算的，记为ICORf，已从2007年的2.21增加到2014年6.21。说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实际投资的效率已出现严重的恶化。另外，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算的，记为ICORi，则从2011年的4倍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10.51倍和2015年的17倍。李迅雷（2016）认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土地溢价、拆迁费用、之前生产并已计入GDP的产品购买、利息成本和回扣等挪用资金计入固定资产投资而不计入资本形成所造成的。由于PPI不断下行，拆迁和产品购买费用明显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再假定回扣挪用等占比给定不变，那么最大的变数应该是土地溢价和利息成本。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1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

由此可见，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下降的同时宏观负债率却大幅度上升，原因首先在于投资是低效的，债务可能支持着过剩产能的扩张，无法有效增大GDP分母，致使D/Y上升；其次在于新债大量被用于支付越来越多的利息费用和不断上涨的土地费用。

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债务在效率不同的企业之间分布的结构性特征。资金或信贷资源实质上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我们需要知道，银行如何以及为何将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配置给低效率企业使用。

学者发现，在工业企业中，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的56%上升到2015年的61%，私营企业同期从59%下降到51%。另外，重工业和大企业的负债率比轻工业和小企业高；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比非上市公司高。企业债务并非普遍增长，而是集中在不多的几千家企业，大部分是大型、国有和公开上市公司。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35万家企业中，负债最多的2000家企业在总债务中占比48%，其中最靠前的500家企业占比27.5%。2015年负债最多的50家上市公司债务高达11万亿元。中国石油一家负债就超过了1万亿元。

中国企业债务的真正问题不是简单的高杠杆，而是信贷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李迅雷（2016）指出，2015年国企债务占GDP 116%，以此可算出国企在全部企业债务中占比约为74%，债务规模78.82万亿元；当年债务增长18.5%，高达12.3万亿元。麦肯锡在2016年最新报告中指出，2015年私营企业和国企的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2%和4%，私营部门的表现要远远优于国企。国企的就业贡献也已显著下降，其雇佣人数已从20世纪90年代城镇就业人口的60%下降到2015年的15%。

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不仅体现在企业层面，而且体现在对地方政府的过度放款上。在潘英丽等主编的国际论文集（2013）中，瑞士学者（Jean-Louis Areand）用中国1658个县市的8248个样本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国家信用担保导致信贷规模超出社会最优水平。中国县市贷款与GDP比例每增加1%，当地人均GDP下降0.164%，贷款与GDP比例从20%增加到120%，人均GDP的增长从正的2%下降为—4%。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银行信贷支持了低效或无效的投资项目（诸如没有企业进驻的工业开发区和没人居住的“鬼城”），利息支付成为向银行输送资源并导致当地人均收入下降的渠道，但最终银行贷款本金显然也难以收回。

三、金融资源错配的制度成因

首先，金融资源错配与银行体系的国家信用担保有密切联系。一是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对国企和地方政府的放贷具有共同的所有制基础。借贷双方共同的国有制基础给政府协调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利益划拨和财政转移提供了便利。贷款的所有制偏好建立在“肉烂在口锅里”和“资金从左口袋转放右口袋”的认识之上。这也是中国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而不至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制度基础。二是政府在国家信用担保下名正言顺地干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通过各种产业政策和银监会的信贷政策调控银行的信贷投向。由于商业银行缺乏独立性和多样化，整齐划一的信贷政策在中国巨大经济体量下极易造成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行业的快速衰退，进而加剧经济的波动与不稳定。三是国家信用担保助长借贷双方的道德风险，使信贷扩张超出合理边界，造成投资泡沫和投资效率的急剧下降。

其次，“大而不能倒”或“大而不会倒”定律为大型国企和大型银行奠定天然的信贷伙伴关系。大型国企具有更多固定资产、更多就业员工、更大经济影响，出现债务清偿问题时更易得到政府的救助，相比较中小型国企破产、重组或拍卖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另外，不同规模贷款的审批与发放成本几乎相同；因此出于安全和收益的考虑，大银行偏好给大型国企放款并提供优惠利率。新浪财经网曾经报道，2013年地方国企和央企在影子银行领域作为放款人的信托贷款分别占到41%和30%。国企通过贷款转手套取风险利差的行为说明，国企从银行获得的信贷已经远超其投资或经营活动的真实需要；国企在获取利息的风险溢价收益时也将高利率借款企业的更多信用风险传递给银行。

再次，股票市场功能的扭曲与瘫痪是投资活动过度依赖银行，进而导致高杠杆和金融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股市设立以来曾有9次中止IPO，在2004年以来长达1/3的时间里，股票发行市场陷入瘫痪。投资者长期受损是其重要原因。艾伦、倩、山和朱（Allen，Qian，Shan and Zhu，工作论文，2016）发现，1992—2013年，股市（3年以上）长期投资收益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9.67%，统计上也不显著。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在金融资产上得到反映，没有让家庭投资者得到应有回报。金刻羽（2016）的研究表明，居民如果2000年分别在银行和股票组合上投入1元钱并长期持有，那么2012年末银行存款还有0.8元，股票市值仅剩0.62元。股市在金融中介功能上的扭曲表现为：股市只是特权企业筹集廉价资本的场所，而不是为居民提供分享经济成长成果的投资渠道。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样存在扭曲，IPO审批制使股市融资成为国企的特权，至今80%的上市公司来自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结果是，商业银行长期贷款的抵押政策导致传统工业、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资产行业出现投资泡沫和产能过剩；而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等高风险行业和健康、文化、消费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内的众多民营企业得不到股权融资机会和银行信贷支持，发展受阻而滞后。

金融资源错配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将金融作为第二财政的观念和路径未能改变，金融作为核心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近十年，浅表层的市场化、深层的管控与国家信用担保相结合，形成了金融体系运行机制的严重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和协助改革推进等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银行体系和股票市场曾先后发挥财政功能。如果将改革看成是一个制度建设项目，那么改革前期有投资或成本发生，改革成功后才有红利收获。因此改革成本和红利的跨时期分摊是改革成功推进的前提条件。我国经济增量改革路径是先让非公经济快速市场化发展，同时由国企和中央政府财政维持隐性失业成本。当中央财政难以为继时，政府实施了银行功能的财政化（1985—1998）；改革成本以工资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的方式转移到银行体系，并沉淀为大规模不良资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银行已陷入严重的资不抵债状态。1997年政府启动股市功能的财政化，让股票投资者帮助国企和国有银行解困，将国企和国有银行内部沉淀的改革成本进行社会化分摊。就社会公平和改革可行性角度看，这样做无可厚非，也是中国渐进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与拉美与东欧国家市场化改革中曾经出现财政危机、恶性通胀和对外债务危机等大的社会经济动荡相比，中国渐进改革的前半程是相当成功的。通过重组、上市和竞争性产业国企的民营化，国有资本得以收缩战线，完成了战略调整和整体盈利。截至2007年，国有银行（除中国农业银行外）经过不良资产剥离、存贷款利差补贴、央行再贷款、财政注资、外汇储备注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举措，完成了资产重组和上市融资的全过程，银行业整体稳健指标也达到了国际水平。在股票发行融资方面，政府通过额度管理维持相对高的发行市盈率（即融资的低成本），并通过审批制将低成本融资特权主要分配给国企。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为国有股权带来了升值和变现的便利。至此，改革成本社会化分摊过程已全面完成。此时也是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对外资全面开放人民币银行业务的时间节点。2006年曾是放宽银行市场准入和取消股票发行审批制的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然而改革整整延误了10年，金融扭曲造成了产业与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四、金融资源错配的长期社会影响

1. 积累了企业债务危机的巨大风险(www.xing528.com)

陆婷和余永定（2016）结合不同经济增长率和企业债务利息率假设，综合考虑了影响企业债务与GDP比例的资本产出比、企业息税前利润率、股权融资规模占GDP比、经济增长率，以及企业债务利息率等因素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未来中国企业债对GDP比例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用资本—产出率衡量）和利润率继续下降，企业直接融资占融资比例、银行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依然保持目前的水平，在中国经济维持7%左右增长目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债务对GDP比例在2020年将超过200%，届时企业收入的40%以上都要用来支付利息。不仅如此，如果上述变量的变动趋势不发生变化，中国企业债务对GDP比例还会继续上升，在2025年前就会超过250%。显然，如此之高的杠杆率是任何公司所不能承受的。换言之，如果中国公司债的上升趋势不能尽快得到扭转，在不久的将来，企业就会大量违约，银行不良债务就会飙升，中国就会陷入一场严重的公司债务危机。”实际情况可能会比这项研究的预测更为严重。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前6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127万亿元，同比降8.5%。上半年全国非金融国企的负债余额已达83.55万亿元，若按中长期贷款利率4.75%计，在假设全年债务余额的中位数等于上半年的债务规模，则2016年的国企债务利息支出将为3.97万亿元，这几乎等于2015年全部新增GDP。另外，据媒体披露，截至2016年7月底，国内信用债市场共18家发行主体的38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247.6亿元。总量也超过去年的两倍，违约者近七成来自央企和地方国企。这仅是显性违约，若考虑到国企以借新还旧方式掩盖的问题贷款，银行的实际不良率已大幅提升。李迅雷的预测是，如果把企业债务率增速降至5%，则全社会债务/GDP比例会达到340%左右的水平。如果失控，债务率水平还会更高。而从各国“去杠杆”的史实看，通常都是通过危机爆发的方式“去杠杆”，这是最快速的方式，尽管过程可能很痛苦。

2. 造成持续的资源耗散与社会分化

笔者曾在2005年提出“以金融体系为中介的社会资源耗散机制”，揭示了政府以国家信用支持银行体系，并将其作为第二财政。而银行商业化经营后对利润的追求和国家信用担保的双重作用强化了银行对国企和政府的“信贷偏好”，造成社会资源低效率配置和浪费。随着产能过剩、坏账集中爆发和银行功能衰退时，政府再通过财政注资、央行再贷款、股市注资和存款人利差补贴等方式帮助银行冲销坏账，恢复其基本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形成两大信贷周期。1985—1998年间为信贷扩张与坏账积累阶段，1999—2007年间为坏账剥离、信贷占GDP比例收缩的阶段。2008—2015年进入第二个周期的信贷扩张、坏账积累阶段，2016年再次进入坏账处置与信贷收缩阶段。在第一个周期，银行更多发挥了维稳和促进渐进改革成功的积极作用，相比较2006年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金融改革被搁置，2008年以来银行信贷的扩张导致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对财富分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效应。如果政府再以财政资源或央行再贷款冲销坏账等“无痛疗法”在金融稳定目标下维持扭曲的金融体系，必定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危机隐患。

3. 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扭曲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隐患

从社会经济的四部门看，家庭部门既是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供给者，又是产品的最终需求和消费者。我国家庭部门人口结构的特征是，1950—1960年出生的人口大致是后两代独生子女人口的1.33倍，当第一代和第二代都成为壮劳力时，源于人口红利的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投资什么或如何配置资本有很大的讲究。以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户为例，家庭或社会的储蓄就是吃过用过的余粮；农户或用于养猪、养鸡改善家庭近期的蛋白质需要，或将更多部分用于生育和抚养子女，以提高家庭的未来生产能力。现代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家庭仍是最终的储蓄者，但家庭已无力承担大部分生产性的投资活动，只能将储蓄通过金融部门中介转给产业部门用于生产性投资。后者创造就业，给家庭提供工作收入和投资收益，并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家庭和社会的需要，以此形成螺旋上升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如图3所示，中国金融体系主要由银行构成。银行避险和趋利的动机将家庭储蓄大规模导入重资产行业。后者创造就业不多，并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闲置库存，以致无法获得现金流还本付息。债务风险向银行和政府转移，最终由政府通过税收（包括通货膨胀税）转由家庭部门承担。资源错配不仅无法给家庭提供投资回报，而且要求家庭通过税收和实际负利率承担资源错配的后果。在存款利率赶不上CPI指数的背景下，家庭储蓄者选择以房养老，城镇家庭已把2/3的资产配置在房地产上。个体理性选择正在造成集体非理性后果。人口老龄化要求当前的高储蓄更多用于生育、教育培训、健康和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此提高劳动者数量、质量和工作年限，提高未来经济的整体生产率。因为未来养老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是年轻一代人自身消费后剩余的部分。对一代人整体而言，老一代人的财富将由下一代的储蓄来购买。财富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养老功能，不取决于现阶段物质财富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下一代人剩余产品和服务生产能力的高低。如果下一代劳动者人数大减而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老一代人的财富就养老功能而言存在虚幻部分。家庭净资产价值的重要部分会在泡沫中破灭或经济衰退中消失。物质财富就像“豆腐渣工程”或任志强所言“未来很多房地产会被炸掉”一般毁灭。因此，转变增长模式、提升中国家庭的消费比例和生育率，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

图3 金融体系扭曲与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的关系

五、消除金融资源错配的途径

1. 实施代际平衡可续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鼓励家庭内部投资

人是最宝贵的生产要素，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是家庭最重要的投资和财富积累，对代际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政府需要大幅度降低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成本，扩大相应的供给能力。建议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实施第二胎补贴政策，并促进婴幼儿服务业供给；由中央政府承担并扩大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义务教育的均质和平等性；全面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提高年轻一代人的综合素质、专业技能和创造力；以中央政府采购的方式发行虚拟实名教育券，推进再就业培训，为淘汰低端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创造必要条件。

2. 转变政府的立场和职能，健全市场基础性制度，维护市场秩序，逐步退出金融领域的国家信用担保，真正发挥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

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及时退出造成的。该政策以国家信用担保、低利率或廉价资本政策，以及政府行政配置为基本内容。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在2006年退出，结果是国进民退、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持续积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消费需求的个性化、人性化和文化内涵的要求日益增长，生产体系也将从大规模、标准化、简单劳动及资本密集型的物质产品生产转向个性化、小制作、文化内涵丰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曾经有效动员社会资源推进工业化战略的金融资源行政配置必将让位于市场配置。因此政府立场必须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到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上来，致力于促进企业与投资者利益的一致性上来。政府的职能是健全有效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监管的威慑性，提高市场透明度；同时需要退出政府信用担保，健全优胜劣汰的企业破产和市场退出机制，营造适合好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进而消除“资产荒”，打通储蓄通往高成长产业和高效率企业的投融资通道。

首先，应以“新股改”作为金融增量改革的突破口。以发行注册制提高市场的投资价值，以集体诉讼法律制度提高犯罪成本，作为新股改的两个着力点。

发行注册制的实施，可通过扩大股票供给，降低发行和交易的市场估值，提高整体市场的长期投资价值；可通过放松市场准入，促进劣质上市公司的平稳退市，抑制垃圾股炒作，确立长期投资理念；降低发行市盈率意味着提高股权融资的成本门槛，可抑制上市寻租行为，将股权融资机会提供给真正具有成长性的好企业。建议对二级市场现有投资者实施补偿政策，可避免注册制改革的推出对市场的冲击。具体做法可以根据投资者持股数量提供相应的认股权证，后者可以折扣价认购新股，并挂牌转让。充分考虑并设计好受损投资者的补偿机制，选择市盈率尚低但经济复苏前景开始明确的时间窗口，并增加机构投资者入市等举措完全可以消化吸收注册制对两级市场可能的冲击。

提高欺诈等金融犯罪成本重点是强化对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执法有效性。具体举措有：（1）提高市场透明度。健全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制度； 开发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共享平台；健全股指期货市场和个股期权制度，前者可避免市场暴涨暴跌，后者可以市场机制约束上市公司行为。强化公司内部人持股计划中激励与约束的对称性，惩治内部人通过盈余管理和分配政策操纵股价、高价套现的投机行为。（2）完善立法程序。建议全国人大委员会下设立由法学家、国际法律专家和代表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著名律师参与的证券立法委员会，全面修订和健全相关立法，通过立法者利益中性、立法过程透明和民众参与确保立法程序的合法性。在上海自贸区和深圳特区探索设立全国金融专业法院，试点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的司法制度改革，提升司法的独立性。（3）强化监管和法律制裁的威慑性。建议从政府行政部门中分离证监会等监管职能部门以提高其监管和执法的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解决监管激励机制和监管不作为问题。在监管和惩治中引入刑法，提高量刑标准，并将处罚重心从法人机构转向法律责任人。（4）在修改破产法的基础上实施民事集体诉讼制度。当前破产法存在便利债务人和上市公司责任人逃债和躲避责任的缺陷，需要予以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集体诉讼制度引入了对商业欺诈行为自下而上的市场约束，可以帮助投资者有效运用法律工具进行自卫、自救，通过寻求法律援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其次，需要尽快推进大型商业银行支行分拆民营化的金融存量改革。

我们认为，银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随着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发展引起的金融脱媒，以及去杠杆和坏账冲销，银行业将进入全面亏损和信贷收缩阶段。另外，国有控股和大型银行为主的银行结构，已造成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和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总分行制度向国家集中转移的重大缺陷。近期新设民营银行面临发展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业产能过剩、发展空间极为有限造成。因此现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向全牌照综合型发展方向迈进的时候，必须让出部分传统银行业务市场，以此形成市场结构合理、退出机制完善、大小银行深度合作、优势互补的合理结构。目前大型银行分拆改革时机已经到来，政府可以规定大型银行一定数量支行的分拆改革作为其获得多种牌照综合经营的前提条件。

大银行支行民营化的金融存量改革可谓一石多鸟：可缓解现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切断金融风险通过银行总分行制度向国家财政转嫁的通道；可健全银行体系的内部结构，形成风险分散的优胜劣汰机制；可扩大小微企业的银行服务供给，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经济发展；可帮助大银行收缩国内业务，拓展跨国经营，为人民币国际化作出积极贡献。

大型银行支行分拆民营化改革的具体措施是：（1）评估并出售大型商业银行部分支行的股权给民营资本，将现有支行改变为独立法人的民营单一银行（不设分支机构）。大银行仍可保留5%~10%的少数股权，以增强分拆后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关系的发展。（2）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可实行存款保险费率与银行规模正相关的定价政策，以抑制商业银行在规模上的过度扩张。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

【注释】

[1]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