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彼得堡科学院的必备条件

（一）文化世俗化的铺垫

俄罗斯社会的“西方化”“世俗化”和“军事化”是17、18世纪之交科学文化在俄罗斯产生过程中的关键词。首先，俄罗斯具有面向欧洲、学习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使得俄罗斯引入西欧近代科学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条件；其次，俄罗斯文化世俗化过程在17世纪初现端倪，18世纪初兴起，打破了教会对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加速了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及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为西欧近代科学思想在俄罗斯的传入进行了社会文化方面的铺垫；最后，在克服俄罗斯落后状态、建立强大海军、实现领土和贸易方面诉求等目标的指引下，以彼得一世为首的俄罗斯统治阶级产生了以科学为手段富国强军的思想，由西欧引入近代科学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客观需求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军事扩张、经济发展往往相互联系与作用，且都会大大刺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举例说明，13世纪中期鞑靼-蒙古人入侵罗斯后，众多城镇被毁，大量手工艺人被杀或沦为俘虏，许多技术方法和技能被埋没甚至失传，罗斯的经济和文化遭受灾难性破坏。莫斯科公国最终完成了推翻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统一俄国的政治变革。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军事技术、重建城市和要塞、开拓新的疆土等，这些都促进了科学技术知识在当时的利用和发展。譬如，这个时代在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这些古老城市的建筑就证明，实用性的起重机械等曾得到广泛应用。

17、18世纪之交的俄国还是一个内陆国家，俄国南北方通往西欧的主要海道分别被奥斯曼帝国和瑞典控制。为达到争夺海上霸权的政治目的，彼得一世先后发动了以打开黑海出海口为目的的亚速海之征（1695—1696）以及以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目的的北方战争（1700—1721）。配合俄国海上军事扩张，彼得一世先后下令在沃罗涅日城郊以及彼得堡建立造船厂（завод），开始生产大、小型的船舶。此举快速催生了新的武器厂、冶炼厂、火药厂、船帆厂、布场（фабрика）、制绳场、皮革场等其他工场。据统计，在18世纪前25年，俄罗斯共建立200多家作坊式的工场，其中三分之一为冶金和金属加工工场。仅1724年，俄罗斯高炉炼铁厂的铸铁产量就达到116.5万普特，是18世纪初15万普特产量的776%。（Микулинский еt аl.，1977）10随着军工厂、造船厂的壮大，俄罗斯发展了一些实用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如数学知识（如借助毕达哥拉斯定理测定目标距离）、物理知识（如大炮的射程与口径的关系、铅和铁的不同比重、消声技术等）、化学知识（如制造炸药时的必要知识）、技术仪器（如罗盘、测角仪、大炮射击时的瞄准镜）等。机械知识以及滑车、起重机、绞盘、水轮车等各类机械装置被广泛应用到建筑业和工厂手工业中。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地区，各种用途的水力装置成为重要的生产辅助工具，而水力装置所需的金属水轮则带动了铜、铁等金属冶炼厂的发展。由于生产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技术要求，人们对物理、化学的原理以及其他相关门类的知识的需求也随之增大。

此外，外交关系的活跃、贸易关系的发展也推动了数学、民族学、航海业、建筑业等领域的知识传播。比如，由于贸易种类的划分，社会上对应用数学的需求与日俱增，运算工具的使用也开始普及。配合国家统治和开拓疆土的政治诉求、边远边界保护和与周边国家贸易的实际需求，需要准确了解各地自然条件、资源、人口、民族、海河道线路等情况，这也促进了地理学、地质学等相关科学研究的发展。俄罗斯的新疆土开拓者和航海家深入西伯利亚腹地，进入太平洋，沿着北冰洋海岸，绕过堪察加，开发了大片新的领土，对世界地理科学做出了贡献。恩格斯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又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1972）532正是在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实践向科学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的课题，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印证了恩格斯上述判断。

（三）彼得一世改革的直接推动

为克服俄国的落后状态，实现富国强军的梦想，彼得一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面向西欧的重要改革。其中，彼得一世“科学强国”的思想为近代科学引入俄国准备了土壤。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那样，得益于快速进行的政治改革，这个庞大的欧亚国家开始对欧洲科学研究发生兴趣，并成为世界科学进步的积极参与者。（Смагина，2003）18

在彼得一世的改革措施中有四项内容在近代科学的产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成立枢密院（也有人译为“元老院”）。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旧的政治制度需要的是宗教礼仪的维护者，而不是那些只相信真理，而不相信权威的学者。沙皇最高国家机关——枢密院的出现，使得来自教会方面的政治竞争变得不可能。这为文化的进一步世俗化并摆脱教会的束缚奠定了政治基础。国家机构的改革，奠定了文化领域出现新高潮的基础，教会经院式的知识在世俗文化知识面前逐渐相形见绌。

第二，创建职业教育机构。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俄国政府出资建立了多所国立普通学校以及莫斯科炮兵学校（1699）、莫斯科数学-航海学校（Школа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навигацких наук）（1701）、莫斯科医学校（1707）、莫斯科工程学校（1711）、彼得堡海军学校（1715）等各类专科学校，要求贵族青年注重学习算术、造船术、航海术、建筑等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

莫斯科数学-航海学校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所职业教育机构，主要培养海员、地质勘探员、地图测绘员。教师队伍中包括著名数学教育家马格尼茨基等。1703年，共有180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在此学习。1712年，学生数量达517人。（Микулинский еt аl.，1977）12纳尔托夫^[2]是该校学生中的佼佼者。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所有的学校教育都与实际任务紧密相连，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来自社会下层。（Микулинский еt аl.，1977）14但正是这个来自社会下层的群体构成18世纪俄国科学的人才库。

第三，营造新型城市文化。1703年，彼得一世在一片沼泽地上创建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与以往俄国城市不同的是，这座城市采用典型的古典专制大国的城市规划，以政府建筑、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取代教堂作为城市的主要建筑。新的城市规划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荣耀，日后享有“新耶路撒冷”“另一个阿姆斯特丹”“另一个威尼斯”“新罗马”“北方巴尔米拉^[3]”“北方威尼斯”“缩微版巴黎”等美誉。更为重要的是，它营造了具有集聚性、辐射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世俗化的城市文化，体现了新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造就了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交方式，打破了莫斯科在罗斯时代由于一些清规戒律而导致的社会阶层间的隔绝状态，为未来科学文化的产生与传播打下了基础。在波尔塔瓦战争胜利以后，圣彼得堡作为国家首都的地位得到强化，大量的书籍、工具等文化器物从莫斯科运至圣彼得堡。西欧的科学家之所以能接受俄国皇帝邀请，愿意前往“遥远、陌生、陈旧”的俄国工作，与圣彼得堡所拥有的新型城市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www.xing528.com)

第四，开放文化知识普及渠道。彼得一世打破了教会对印刷业的垄断，改革了复杂的基里尔字母，发展了俄国的图书出版事业。莫斯科印刷厂以前主要印刷教会书籍，在彼得一世实施改革之后，开始印刷数学、地理学、军事、大地测量、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书籍。俄国同期不仅莫斯科的印刷厂数量增加至十几家，而且圣彼得堡也建立了新的印刷厂，并逐渐成为全俄最大的出版中心。不仅出现了诸如马格尼茨基编写的数学百科知识辞典《算术》、莫斯科印刷厂厂长波利卡尔科夫新编的《识字课本》《斯拉夫语语法》等各类教科书，还出现了多部翻译出版的国外科学专著。比如在1708年改革斯拉夫字母以后，出版了第一本俄文译著《直尺和圆规用法》（Приемы циркуля и линейки）；1713年，首次翻译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著作《自然观察宝鉴》^[4]的俄文版。（格奥尔吉耶娃，2006）165开普勒、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西欧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名字开始在俄国传播。笛卡尔、霍布斯、洛克等西方哲学家的专著也逐一被翻译成俄文。这促进了西方新思潮向俄国哲学和思想领域的渗透。

图2-1　1709年出版的《直尺和圆规用法》封面及部分章节

此外，彼得一世还推动创办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份官方报纸（1703年1月2日在莫斯科发行，彼得一世亲自参与第一期稿件的遴选和编辑工作）、第一本杂志，创建第一家国立公共图书馆（1714年）和第一个博物馆（1719年）——珍品陈列馆（Кунсткамера）等。其中，国立公共图书馆和珍品陈列馆在科学普及方面尤其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在俄国传播近代科学奠定了社会基础。

（四）西方著名科学家的推波助澜

彼得一世希望把俄国从欧洲的边缘弱国变成占主导地位的东欧强国。他认识到，发展国家需要拥有各领域专家。显然，仅靠派遣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一条途径只能解决短期问题或部分问题。为了解决俄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必须建设新的载体来承担组织科学并培养本国专家的任务。彼得一世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得到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5]、沃尔夫^[6]等人的建议。这些建议对彼得一世的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彼得一世与莱布尼茨的交往始于“大使团”年代（1697—1698年），前后持续近20年，直至莱布尼茨逝世。（Копелевич，1974）178两人之间有记录的会面仅有三次（1711、1712、1716年）。（Невская，2000）18双方的日常联系通过曾担任阿列克谢皇太子老师的久伊谢恩（Гюйссен）男爵、俄国驻维也纳公使乌尔比斯（Урбих）男爵等外交官予以维持。莱布尼茨的许多重要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彼得一世的科学和教育思想以及改革的路径、方案乃至进程。

莱布尼茨致力于推动在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等国建立国立科学院。他认为，俄国是“未开垦的土地”，彼得一世是年轻有为的国君，因此，俄国完全可以通过国家集中管理来发展教育和科学，以避免在西方曾出现过的迷惘与错误。科学、文化、教育是互相作用、紧密联系的，因此需要在医学、矿业、钱币制造业等工程技术领域中运用科学；利用天文观察为航海实践和地理发现带来曙光。莱布尼茨指出，发展和完善科学必须从开设中学做起，这需要得到政府的重视及支持。1712年，莱布尼茨从格赖夫斯瓦尔德（Грейфсвальд，普鲁士的城市）转交给彼得一世一些文件。他建议在莫斯科、阿斯特拉罕、基辅、彼得堡等大城市建立大学，开设思辨艺术和口才学、数学与经济知识以及希腊文、法语、意大利语等课程。他还建议成立由建筑师、医生、化学家、力学家、历史学家等各类学者组成的“委员会”（Коллегия），集中管理教育、书籍出版、书刊检查、艺术、手工艺、发明等领域。委员会成员应该身居高位。总体而言，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教育的社会功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可能使彼得一世加深了对“科学在国家中的作用”“对科学进行集中管理必要性”等问题的认识。而且，莱布尼茨在论述“委员会”的任务时明确指出，这个机构应关注“在帝国引入、培育、繁荣所有有益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忽略这位德国哲学家在彼得堡科学院创建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这里要提到另一位重要人物——费科（Неinriсh Fiсk）。费科出生在汉堡。从1715年底起，他作为瑞典行政和法律方面的专家应邀赴俄国供职，负责为彼得一世即将进行的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秘密搜集材料，并邀请瑞典有经验的官员到俄国工作。因工作出色，费科被彼得一世任命为俄国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改革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此过程中，费科发现俄国各级政府机关人才短缺，于1718年6月11日上书彼得一世，正式提出培养儿童、为各级政府机关储备人才的建议。彼得一世批示：建立“Академия”，从俄罗斯人中寻找可以承担培养学生任务的人，并开始翻译法律等方面的书籍。（Пекарский，1870）24这是彼得一世首次以书面形式下达关于建立“Академия”的任务。俄文“Академия”具有“研究院”和“职业学校”（或学院）双重含义。显然，此处的“Академия”指的不是“研究院”，而是“职业学校”。按照彼得一世的设想，应该从俄罗斯人中挑选相应的老师，而不是从国外引进。由于缺乏符合条件的教师，该设想未能实现。

当然，“需要开办学校、引入科学”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一些比较熟悉西方文明的俄国精英人士在亲身接触和体验西欧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后，也逐渐产生类似想法。代表人物之一是彼得一世的内廷侍臣（спальник）萨尔特科夫。1697年，他被彼得一世派往荷兰学习航海和造船；1711年他又被秘密派往荷兰、法国、英国为俄国海军购买舰船，后来定居英国直至逝世。在国外生活期间，他细心观察西欧的生活方式，研究英国的国家制度，并与俄国进行对比。他于1712年和1714年先后两次向彼得一世呈送自己撰写的关于在俄国进行改革的建议方案。方案涉及发展西欧式教育、寻找可以进入印度和中国的北方海道、开发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发展贸易和工业等方方面面内容。他提出，要借鉴西欧的经验发展教育（包括对女性的教育），以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所有自由科学领域，赶上最好的欧洲国家。如果没有自由的科学，没有上乘的技术、工艺及产品，国家就不能获得智慧财富（умное имение）”。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萨尔特科夫的许多设想不符合俄国现实，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彼得一世的改革。但从萨尔特科夫的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受到西欧影响的俄国精英接受了西欧先进的科学与教育理念。

1717年，彼得一世再次出访欧洲。在法国，他考察了法国索邦大学、国王图书馆，走访了巴黎科学院、动物园、天文台等各种学术机构；搜集各种标本；购置了价值约1000卢布的天文观测仪器和实验设备；与天文学家卡西尼^[7]、数学家伐里农^[8]、地理学家德利尔^[9]等著名学者进行深入交谈并邀请他们赴俄工作。（Невская，2000）19在巴黎科学院，多位科学家为彼得一世展示了科学实验、设备及图纸，例如：若弗鲁瓦^[10]演示了化学实验，皮雍^[11]展示了自制的天体仪，杜维内^[12]做了一个复杂的眼科手术。（Пекарский，1870）181这次考察使彼得一世意识到国立科学院对发展实验科学和技术起到支柱作用。

虽然在现有史料中没有查到关于彼得一世此后把巴黎科学院作为俄国建立国立科研机构模版的记载，但在日后彼得堡科学院的体制中的确能找到巴黎科学院科学组织模式的身影。比如：1717年12月巴黎科学院授予彼得一世外籍名誉院士（Кузнецова，1999）24，日后的彼得堡科学院也设有外籍名誉院士。

需要指出，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彼得一世本人的意志和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彼得一世参考了西方科学家以及自己幕僚的建议，选取其中自认为有用的部分。沃尔夫参与邀请外国学者到俄国服务的工作。他在1723年6月写给彼得堡科学院首任院长布留缅特罗斯特^[13]的信中表示，对俄国而言，最好不建立科学院，而是开设几所大学。沃尔夫担心，俄国即使建立了科学院也无法获得类似柏林科学院的成就。事实证明，彼得一世坚持己见。他认为，与科学院相比，大学“不能为发展生产打下科学基础”（Копелевич，1974）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