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俄罗斯民族语言文化，增强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并推动了俄罗斯民族思维方式的改变，催生了俄国启蒙哲学，带动了俄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并在俄国社会思想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俄罗斯民族语言文化

伴随着西欧科学革命的发生，一些用来表达科学概念和思想的专门词汇（“科学术语”）应运而生。库恩就从语言的角度对科学革命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科学知识既然是一种历史产品，那么描述科学发展变革的科学理论就要付出改变描述语言的代价，因此，科学革命的核心是语言的改变，科学革命前后的理论在语言层次上是不可通约的。”（张谨，2006）47-50我们且不去简单判断库恩的观点是否过于武断，但他正确地注意到一个事实：科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科学语言的发展史。科学无国界，在科学知识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两个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第一，在科学发展史上保持话语权的问题，换言之，保持世界公认的“科学语言”地位的问题。比如，最早在拉提姆地区（今意大利的拉齐奥区）和罗马帝国使用的拉丁语在中世纪就是欧洲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语，也是研究科学、哲学和神学所必须掌握的语言。在16—17世纪的欧洲，拉丁语是许多新的科学语汇的来源，属于当仁不让的“科学语言”。第二，与科学接收方的语言之间的博弈问题。诚然，使用大家公认的“科学语言”便于科学家间的交流，也有助于快速准确地吸收先进科学思想，但科学接收方出于民族自尊或民族文化教育普及的长远考虑，往往又会极力争取用本民族语言撰写科学著作。

外来语言对俄语的影响早在罗斯洗礼时就开始了，以希腊语为介质，希伯来语（равви-мойучитель、пасха-прехождение、аллилуйя-хвалитеБога）、叙利亚语（мамона-богатый、голгофалобноеместо）、波斯语（кораван-скрыня或ковчег）中与宗教有关的部分词汇被保留在俄语中。（Демидова，2009）14018世纪初，由于彼得一世实施以学习西欧为目的的改革，大量西欧人以及西欧科学文献不断进入俄国，德语、荷兰语、波兰语、拉丁语等西欧语言中有关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的词汇开始潮水般涌入俄语语境并与之不断融合。作为当时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塔季谢夫在如何对待外来语与本国语言之间的关系方面有许多明确的观点。他一方面认为在俄语中出现外来语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比如，физика（物理学）、математика（数学）、навигация（航海学）、фрегат（三桅巡洋舰）等词汇在当时本身就是无法翻译成俄语的词汇；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滥用外来语，强调在用俄语能表达同样概念的情况下尽量使用俄语。

在西欧语言与俄语的最初融合中，由于俄语中缺乏表现西欧科学技术中提炼出的某些抽象的思想与概念，西欧语言对俄语的影响仅限于在俄语中借用西欧语言中的某些名词或术语，这类词被称为“仿外来语”，往往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随着西欧参与俄国科学发展进程的深入以及俄国本土科学家的成长，西欧语言抽象概念系统逐渐对俄国社会产生更深的影响，反映在语言上便是俄语科学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彼得堡科学院的阿多杜罗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萨达洛夫、伊利因斯基等研究助理、翻译承担了研究俄罗斯文学语言、科学术语的任务。他们是这项事业的开创者。

得益于渊博的科学知识与扎实的语言修养，罗蒙诺索夫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承担起了建立和完善俄国科学术语体系的历史任务。1757年，罗蒙诺索夫完成了经典著作《俄国（语言）语法》，巩固了俄语的使用规范，统一了正字法规则，勾勒了俄语标准语的形态结构。在如何规范使用外来科学术语的问题上，他强调：首先，把他国的专业术语词转译成俄语。在有些词本来的词汇意义与术语意义不吻合的情况下，应通过扩展这些词原有意义结构来传达相关的术语意义。譬如，俄语中的протяжение，既可表达“长度”“高度”等意义，也可扩展至“延伸度”的意义。其次，只有在无法找到对应的俄语词或者外语词已经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才可以音译。第三，即使是音译，也应该使音译的外语词汇具有某种俄语的习惯形式。（郑述谱，2002）85罗蒙诺索夫在翻译《沃尔夫实验物理》的过程中以及在公开学术研讨会上使用俄语发言时，创造并完善了许多科学术语，至今仍在被广泛使用。

18世纪60年代后期，彼得堡科学院每期出版的《新评论》杂志均有论文的俄语摘要，与1728年用俄语撰写《科学院评论简要描述》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这反映了俄语科学术语的日益规范和固定。而这一切都与罗蒙诺索夫的贡献密不可分。

科学文化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科学术语对民族语言的丰富与推进上。原本在某一狭窄专业范围内使用的术语（比如，化学中的реакция——反应、анализ——分析、элемент——元素以及物理学中的сила——力、энергия——能量、фокус——焦点等）被不断引入文学、政论等读者群更为广泛的作品中。一些与科学知识本身、对待科学的态度有关的语句逐渐沉淀在俄罗斯民间谚语和历史典故中，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宝藏。比如，“Ясно，как дважды два—четыре”（“像二二得四那样，明摆着的”）、“Знание—сила”（“知识就是力量”——16—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的名言）、“Стиль-это человек”（“风格即人”——18世纪法国科学家布丰^[76]1763年8月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时的讲话）、“А все же Земля движется”（“可是地球真的在动”——伽利略在宗教法庭前被迫放弃日心说的主张之后喃喃自语）。

需要指出的是，在科学精神的指引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下，18世纪出现了专门词典编纂热潮，这成为彼得一世去世后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帕拉斯的工作。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支持下，帕拉斯于1787年在彼得堡出版了世界语言学史上第一部目录式词典《全球语言和方言比较词典》（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всех языков и наречий），共收入世界上200种语言的词汇。1791年，该词典第二版问世，收入的语言数量增至272种，涉及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的部分方言。（柳若梅，2010）134当活的语言被固定在词典里的时候，语言的发展速度就会快很多倍。帕拉斯院士所编纂的词典及其继任者的补充、完善是彼得堡科学院赋予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俄罗斯学者指出，如果没有帕拉斯院士以及彼得堡科学院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工作，“就不可能出现普希金富有诗意和情感的语句，也不可能出现19世纪俄罗斯散文和诗歌的辉煌”（Кузнецова，1999）50。

（二）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民族思维

18世纪俄国科学文化史深深打上了俄罗斯民族自尊的印记。如果说在彼得一世之前的时代俄罗斯民族凝聚力主要依靠种族血缘和东正教信仰维系的话，那么彼得一世时代俄罗斯民族意识中则增加了新的内涵——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忠诚以及在对外交往中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这种民族心理在俄罗斯科学文化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和印证。

不可否认，在俄国近代科学产生、科学文化确立的过程中，外来因素功不可没。早在17世纪末，莱布尼茨就积极推动科学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希望借助信仰和智力的力量来克服在欧洲存在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他劝说俄国沙皇建立欧洲模式的科学院，并将未来的彼得堡科学院视为德意志帝国与东方联系的桥梁。正因如此，他的倡议在柏林社会得到了必要的支持。得益于“由外到内”的发展模式，彼得堡科学院在创建时直接站在西欧若干“科学巨人的肩膀上”。

L.欧拉等西欧科学家的贡献固然重要，但彼得一世创建彼得堡科学院的目的却在于借外部力量培养俄国本土科学家，这一思想从来没有改变过。不断上涨的俄罗斯民族自尊决定了俄国不可能一直或完全依靠西方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科学文化，他们将科学视为在与西方文明接触甚至斗争的过程中争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彼得一世对科学院进行设计时，在他的许多思想中明确体现了维护科学本土化的初衷。比如，他在制定“科教一体化”政策时，就希望在“科学院—大学—中学”这三个层次中，俄国的成分从底层逐渐成长到顶层（彼得堡科学院创建时，顶层和中间层分别被从西欧来的院士及其带来的大学生占据）（格雷厄姆，2000）14-15；再如，在规定彼得堡科学院教授们的教学工作时，他希望在斯拉夫民族中挑选学生，以便将来更方便地教授俄罗斯人。

众所周知，蒙古统治罗斯240年，带来了东方文化，也使罗斯与西欧在经济、文化领域的距离明显拉大。在西欧人的意识中，俄国是“野蛮”的国家，俄罗斯人被排除在先进欧洲人之外。因此，彼得一世在阐述建立彼得堡科学院的目的时表示：“他们（科学院的院士）关于科学和新发明的论文，将用拉丁文出版，通过这种方式，为我们带来在欧洲的荣耀和尊重。外国人将会知道，我们也有科学，而不再认为我们鄙视科学，将我们视为野蛮。”（Кузнецова，1999）25按照彼得一世的思想，科学院和大学就是培养本土科学家的地方，一定要改变那种认为俄国人没有能力独立进行科学工作的观点。俄国本土院士罗蒙诺索夫后来在《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中也极力号召本国同胞向世界证明：俄国完全可以培养出自己的柏拉图和牛顿。

18世纪上半叶，彼得堡科学院中外国人所占比例高达90%。（Турнаев，2007）71725—1775年，科学院成员的一半都是德国人或讲德语的人。由于来自德语区的科学家数量居多且长期拥有科学院的领导权，因此德国文化传统始终弥漫在俄国科学体系中。一开始德国人对俄罗斯人来说不危险，因为他们是来帮助俄国建立本国科学的，但是从彼得一世逝世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德国人把科学院看作自己的财产。而在俄国科学家看来，俄国人应该成为科学院的主人，应该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外国院士与俄国本土科学家之间长期处于抗争状态。譬如，当罗蒙诺索夫1741年由德国返回彼得堡后，以舒马赫尔为首的一批德国人对他进行打压，经过几年的斗争，罗蒙诺索夫直到1745年才获得教授职务。后来，陆续出现了俄籍科学家争取学术平等地位的“纳尔托夫运动”（Турнаев，2007）9、罗蒙诺索夫与米勒1749年关于俄罗斯历史的争论（罗蒙诺索夫反对米勒关于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说”，积极维护俄罗斯民族的独立生存能力、创造能力以及俄罗斯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Турнаев，2007）13、科学院在改革后辞退不会俄语的教师（Турнаев，2007）18（从18世纪 40年代起，在彼得堡科学院中越来越多地听到俄语；50年代，彼得堡科学院学术刊物语言由以前的拉丁语改为俄语）等重要事件。

在彼得堡科学院中之所以产生“民族冲突”，除了或多或少存在于西方科学家身上的对俄国这个“野蛮”国家的“俯视”态度外，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重要原因：外国人在俄国社会中的不稳定的状态。对这些外国科学家来说，能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产生威胁的只有俄罗斯人。由于俄国本土科学日益壮大，俄罗斯人希望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甚至提出了“俄罗斯属于俄罗斯人”（Россия-для русских）的主张和口号，而外国科学家们并不希望放弃已经在俄国打下的基础而回国。德国人采取的策略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投身科学行政机构的建立，争取多数，然后再邀请其他德国人来俄国工作。作为俄国社会中的“异族”，他们通过“结盟”的方法来保持在俄国科学中的领导地位，消除来自俄国本土科学家的威胁。

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种角力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俄国科学文化中同样存在。它既是彼得堡科学院中民主化倾向不断增强的结果，更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不断增长的反映。反过来看，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同样会刺激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进而对俄罗斯民族心理甚至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俄罗斯民族心理中独特的“全人类意识”和“全宇宙意识”，即站在全宇宙、全人类的角度和高度来思考问题。不可否认，这种意识最初一定来源于基督教中的弥赛亚意识，但科学文化因素的加入，特别是相关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的支撑使得这种意识得到强化和发展。俄罗斯宇宙主义的奠基者费奥多罗夫的思想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建立了一种“共同事业”的哲学，包括复活祖先和自然调节等两个基本方面。自然调节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整个地球的气象调节（包括利用科学知识控制大气过程、调节地震-火山现象、合理利用地下资源以及太阳能等新能源），实现对地球的控制和驾驭；第二个阶段则是驾驶“地球船”走向宇宙，因为“人类活动不应只限于地球范围内”，当地球资源枯竭之时，走向宇宙便成了人类唯一的出路。（徐凤林，2006）94-99这种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甚至异想天开的思想日后不仅对俄罗斯宇航科学产生直接推动作用，同时也成为俄罗斯民族心理中的重要内容。

（三）俄国启蒙哲学

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科学与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同源的。自然科学成果既是对未知自然规律的揭示，也蕴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新思想。因此，自然科学是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是推动哲学前进的动力。在16—17世纪的西欧，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俄罗斯哲学史家弗洛罗夫斯基（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лоровский）在《俄罗斯神学之路》（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中指出，俄国在18世纪出现了独立的哲学。此处的哲学指的是广义上的哲学，即对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层次上的沉思。俄罗斯东正教思想研究者张百春认为，“这是一种脱离宗教束缚，甚至是与宗教对立的世俗哲学，即启蒙哲学。它最主要的标志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出现的唯物主义哲学和革命性的政治理论”，“由于俄罗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原子论’等理论的出现）颠覆了神学的基础，自然科学知识成为俄罗斯哲学社会思想中革命民主潮流的支撑力量”。（张百春，1997）

罗蒙诺索夫是18世纪俄国哲学的代表性人物。早在基辅-莫吉拉学院学习期间，罗蒙诺索夫所学的课程就包括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阐述的哲学和逻辑学；在德国的马尔堡留学时，罗蒙诺索夫师从17—18世纪之交的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沃尔夫。这些经历对于罗蒙诺索夫的哲学启蒙非常重要。罗蒙诺索夫在哲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摆脱了宗教唯心主义的束缚，开创了俄罗斯哲学中的本体论传统，为俄罗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因如此，罗蒙诺索夫被称为“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之父”，俄罗斯哲学史学界中许多人将他作为俄罗斯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

罗蒙诺索夫认为，“宇宙中我们所能看见和一时还看不见的东西都是物质”。他把物质定义为组成物体并决定物体本质的东西，认为一切物体都是由独立存在、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广延性（占有空间）、不可透性、形态、惯性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基本性质，而气味、颜色、滋味、声音等“第二性的质”也是自然界各种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这否定了机械论哲学家波义耳、经验论哲学家洛克关于“物体第二性的质是由人们的感觉产生的”的观点。

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观点，但罗蒙诺索夫坚持认为“物质的本质（或内部）取决于物质本身”。在研究酸性物质和酸味感觉之间的关系时，罗蒙诺索夫得出结论：“舌神经上的酸性物质一接触到放在舌上的酸味质点便发生一种运动上的变化，而大脑也便感到这种变化。嗅觉便是这样发生的。”他认为人的感觉是物质作用于感觉器官的结果，是物体客观存在的特性在意识中的反映，这无疑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标志之一。

罗蒙诺索夫继承并发展了笛卡尔提出的动量守恒原理，通过化学实验证明了物质和运动守恒的自然规律，并提出了物质与运动具有统一性的思想。这为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因为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自然界一切现象的本质都是物质，物质的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而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同时也否定了笛卡尔、牛顿等人的“运动是由‘最初的神的推动力’或‘第一推动力’等外力加在物质上的东西”“运动可以消灭，也可以从无中产生”等唯心主义观点。

罗蒙诺索夫对许多不同领域的自然现象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关联的。比如，他在《真正物理化学教程》中证明，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并不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完全可以使用物理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化学问题。这与辩证法中“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联系中”的基本观点是吻合的。此外，罗蒙诺索夫还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山脉、矿物、动植物有机体的产生问题，进而提出了“运动是物体不可分割的特性，物体的变化通过运动发生”的辩证思想。比如，他在《论地层》中指出，整个宇宙发生过无数次巨大变化，相对宇宙的微小颗粒——山脉和人类肉眼看不到的底层同样也发生了变化；运动是从天体到最微小的物质粒子不可分割的特性。当然，罗蒙诺索夫所理解的运动是指不同形式的机械运动。

罗蒙诺索夫基于自然科学观点对理论思维、理性认识的作用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洞察现象本质强有力的手段是理性，探求真理的最佳方式是根据观察制定理论、通过理论校正观察。他在《论地层》中形象地写道：“依靠理性探索我们摸不到看不见的地层深处，依靠思考游历地狱，依靠推断穿过狭窄的缝隙，把埋葬在长年黑夜中的昏暗不可解的事物和活动拿到明朗的阳光下来，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穆志强，1995）

总之，罗蒙诺索夫继承了俄国思想家塔季谢夫、康捷米尔等前人的相关哲学思想，开创性地利用科学知识以及机械唯物主义原则解释了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时发展了同自然科学的进步密切相关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俄国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罗蒙诺索夫身上，体现了信仰与理性、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和谐。他既笃信上帝的存在，又承认上帝不能替代科学的力量。他曾说：“如果一位数学家想用圆规测量上帝的意志，那么他是不对的。而如果一个神学家认为可以在圣诗中学会天文学和化学，那么他也是不对的。”通过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界以便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在罗蒙诺索夫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统一。

拉吉舍夫延续了罗蒙诺索夫和法国百科全书派^[77]的思想传统，对俄国科学发展做出了合理的哲学结论。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关于人及其死亡与永生》等著作中认为，科学知识是排斥宗教与唯心主义的。在《关于人及其死亡与永生》中，拉吉舍夫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人的问题，这是俄国哲学史上的创举。他从人的物质属性（即人是从自然中产生，遵从自然物质世界的规律）的角度出发，论述“死亡论”观点。他将人与动物做对比，结论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器官在结构和功能上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人和动物都同属“物质”。从中可以发现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观念对他的影响。而在论述“永生论”时，他认为，根据物质不变定律，物质是不会消失的，而思维和精神是靠物质器官完成的，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所以，即使人死后精神也不会消失，或转到另一个人或比人低级的动植物身上，或上升为一种高于人类精神的完善状态。

在拉吉舍夫的论文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运动”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现象的基础是运动着的物质，物质和运动密不可分，运动是物质固有的、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属性；他还论述了“时间”“空间”和“存在”等概念，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不同，他认为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时间和空间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此外，他还探讨自然的统一性以及自然物体的等级服从关系的问题。从瑞士哲学家和博物学家伯奈提出的“物质等级”概念^[78]出发，拉吉舍夫认为，大自然（特别是有机世界）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在19世纪的科学中是能找到依据的。他还指出，人的思想是不断完善认知能力的结果，这种认知在最简单的生物体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基本的生物应激性。

应该说，以罗蒙诺索夫、拉吉舍夫等为代表的18世纪俄国启蒙哲学逐渐形成体系，为19世纪俄国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9世纪俄国哲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最终都能追溯至18世纪的俄国启蒙哲学。俄罗斯宇宙主义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证。宇宙主义是一种探讨“人类与自然”“小宇宙与大宇宙”相互关系问题的哲学世界观。俄罗斯宇宙主义形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但在18世纪罗蒙诺索夫关于宇宙变化、金星外围存在大气层等思想中便已经可以找到宇宙主义的倾向。有学者指出，俄罗斯宇宙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人类通向宇宙的现实道路，为20世纪迅猛发展的宇航学奠定了坚固的哲学思想基础。（王润华，2014）这正是科学文化与哲学互相交融的典型例证。

（四）俄国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科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密切。教育是科学进步的基础，是连接科学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完成科学知识再生产以及科学知识大规模有效传播的基本途径。反过来，科学的发展催生社会对教育的更大需求，促进教育思想的深刻转变，并对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产生直接影响。18世纪上半叶，由于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缺失，彼得堡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承担了科学院附属中学和大学的教学任务。俄国近代的教育活动也由此拉开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近代的教育思想是在科学文化的带动下逐步发展起来并得到巩固的。

18世纪初，关于在俄国应该优先发展大学（教育）还是优先发展科学院（科学）的问题曾引起广泛讨论。曾参与邀请外国学者到俄国工作的沃尔夫的观点具有相当代表性，他在1723年6月23日给布留缅特罗斯特的信中写道：“与那些已经成家并且在德国享有一定地位的知名科学家之间的谈判非常困难。我不得不告诉您，一些人认为，对这个国家而言最好不是建立科学院，而是开设几所大学……这个方案倒是能找到人选。可以接纳那些具有一定地位的能力但还没有占据相关地位的人。他们随着时间成长，最后可以承担第二个任务。”（Копелевич，1974）184但是，彼得一世从俄国当时的实际国情出发，产生了“科教一体化”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施。

1727年，彼得堡科学院附属中学成立，主要教授语言（主要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数学、历史、地理、逻辑修辞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学生中的佼佼者有的进入科学院附属大学，有的则在科学院的其他机构供职。1727年，彼得堡科学院附属中学共有112名学生（主要是居住在俄罗斯的外国小孩），此后人数逐渐减少，2年后锐减到74名，到1737年只有19人。就学生数量来看，附属大学的状况也不好，前6年只有8个学生，全部来自维也纳；1731年学生人数为零，枢密院只得从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派了12个学生；1783年和1796年，学生数量分别是2人和3人。（Кузнецова，1999）34科学院附属大学的教学不是按照彼得一世分三个系（法律、哲学、医学）的设想来进行的，主要采取公开课或者对学生进行单独授课的方式。虽然大学的学生人数不多，但培养了知名作家康捷米尔、科学院第一个俄籍研究助理阿多杜洛夫（他在1762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的督学^[79]）等一批著名学者。当然，还有毕业生后来成为科学先锋人物，那就是罗蒙诺索夫和利赫曼^[80]。客观来说，与同时期的科学活动比较起来，彼得堡科学院附属中学和大学的教学情况并不理想。但是，发展教育的思想逐步深入到社会文化结构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出现政府开办的非宗教教育机构，打破了教会垄断教育的传统，也为科学文化的传播扫除了潜在的障碍；第二，彼得堡科学院附属中学和大学主张打破贵族的受教育特权，为俄罗斯历史上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大大推进了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文化普及与传播。

1755 年1月，伊丽莎白女皇签署了创立莫斯科大学的法令。在莫斯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曾担任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负责人的罗蒙诺索夫的教育思想。他认为，俄国应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使得俄国在科学领域显示才能和智慧；应坚持教育的世俗性原则，不主张在俄国大学中开设神学院（在建立之初，莫斯科大学设立哲学、法学、医学等三个学院，此外内设师范学院和附属中学，以培养俄国教育所需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确保大学生生源质量）；坚持教育的无阶级性原则，主张废除等级制，任何出身的学生（甚至包括过去的农奴）均可进入大学学习；反对繁琐哲学，强调教师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法讲授课程，主张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主张教师用俄语授课，认为这样既能保证俄国本土学生更容易地理解教材的内容，又能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莫斯科大学的创建对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标志着俄罗斯国民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开端。顺便指出，莫斯科大学自成立以来为俄国近现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并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其中包括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今，莫斯科大学也是俄罗斯国内仅有的两所直接向联邦政府负责的高校之一。

俄国教育思想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有了质的飞跃。这与她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强调教育重要性的观点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176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责成立法委员会修订1649年制定的法典，其中特别强调了教育以及道德、伦理的培养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公共教育的若干基本原则。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教育领域的突出贡献还在于：1764—1765年，先后开创性地设立了两所专门招收女性学生的学院，在教育普及方面迈出新步伐；1783年，成立了培养师资力量的专门教育机构——师范学院；1786年，设立了国民教育部，对公共教育进行专门管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这些举措，对提高国民教育和文化水平、加速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带动社会思想的进步均具有积极意义。

（五）俄国社会思想

科学文化的社会价值除了体现在通过科学技术来提高社会劳动效率、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外，更体现在通过科学知识来改变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比如，由于医学知识的发展而淡化灵魂崇拜的观念，因天文学知识的发展而改变对宇宙的观念等），通过科学精神来引导人们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来思考一些社会问题。笔者认为，18世纪俄国科学文化同样在推动社会思想进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应该承认，与主流的启蒙思想比较起来，俄国科学文化对社会思想的影响还很有限，它可算得上俄国启蒙思想对俄国社会产生影响时的“帮手”。

18世纪俄国科学文化对社会思想的推动作用首先体现在人们新的价值观念方面。18世纪俄国官方确立的专制思想使沙皇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思想代替了以往为宗教服务的思想。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的价值以及个性化问题被重新认识。认真履行公民义务、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被视为最理想化的典范，他们的民族属性或出生背景则退而次之。在与西欧国家争取平等发展机会的背景下，科学事业成为最能体现俄国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而随着“科学强国”思想的贯彻，人的价值首先被确定为造福于祖国的观念逐步得到强化。从统治阶级、社会进步集团到普通国民，开始逐步关注国家利益，并将其视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诉求。以彼得一世为例，他崇尚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把自己视作国家的仆人；为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他全心投入到改革事业中，不怕流言蜚语，甚至不惜处死叛逆的独子。彼得一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对被赋予大权的人也做出规定，要求他们必须关心国家利益，为众人的福祉而操劳。正如赫尔岑评价彼得一世所说，“国家就是一切”（Иллерицкий，1952）。再如罗蒙诺索夫，他一生的科学活动都与维护俄国与俄罗斯民族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由对传统村社精神的坚守，到对“好沙皇”的无限忠诚，再到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人在观念上的转变反映了俄国社会思想的进步过程。

当科学文化在俄国确立与传播的同时，来自西欧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也在同步对俄国进行逐步渗透，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契合性状态。自彼得一世时期起，俄国与西欧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频繁，西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唯理论思想随之开始在俄国传播。笛卡尔的唯理论、洛克的感觉论以及伽桑狄、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的唯物主义观点，丰富了俄国本土的认识论观点，为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而笛卡尔、培根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继而促进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的发展。实行“开明专制”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并发展了彼得一世的西化政策，与当时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进行书信往来，并将他们的思想著作引入俄国。此外，来自英国的共济会思想也在俄国传播。法国启蒙思想家注重理性思想、尊重宇宙自然法则的原则以及共济会探索“神、自然与人”关系的基本宗旨与客观、求实、理性的科学精神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能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而且，科学文化的发展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国启蒙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俄国启蒙运动挖掘了等级身份之外的个人价值，展示了农民阶级的新形象，甚至视农奴为与贵族等同的人，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提出取消俄国等级制度的问题，阶级斗争反而越发激烈。（格奥尔吉耶娃，2006）229随着科学文化在俄国逐步发展，俄国进步人士认识到，科学的发展有赖于相应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他们由此逐渐产生了要求确立农民财产权、发展国内贸易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戈利岑公爵（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лицын）。1766年，他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写道：科学院的创建为俄国科学和艺术发展提供了保障，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不发展国内贸易，则（科学投入）经费太少；如果不逐渐确立农民的财产权，则内部贸易无法繁荣。（Кузнецова，1999）33这种思想在农奴制盛行的时代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以上笔者从俄罗斯民族语言、民族意识、民族思维方式以及启蒙哲学、教育思想、社会思想等方面阐述了18世纪俄国科学文化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推动作用。概括而言，俄国科学文化不仅在丰富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通过它所代表的科学精神与新观念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圣彼得堡科学与艺术研究院（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 художеств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1724—1747）：亦称“彼得堡科学院”（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或“彼得堡研究院”（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是俄罗斯科学院的早期名称。俄罗斯科学院建院史的时间段是从1724年2月8日至今。其间，俄罗斯科学院有几次更名。从1925年至1991年为“苏联科学院”时期。

[2]纳尔托夫（Андр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Нартов，1693—1756）：俄国科学家、工程师。

[3]很多人都知道圣彼得堡是“北方威尼斯”，但据俄罗斯学者观点，“北方巴尔米拉”的昵称最受俄罗斯人认可。巴尔米拉（英文Раlmуrа，希腊文Пαλμυρα）是叙利亚境内“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古城。公元1世纪末就已成为连接波斯王朝与罗马的交通发达的贸易中心，并一直维持着地中海东岸重要商业城市的地位，持续繁荣300年之久。

[4]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著作《自然观察宝鉴》的中文应该按照约定俗成译为《宇宙论》或《天象论宇宙论》。

[5]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оttfriеd Wilhеlm Lе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在数学方面，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现了微积分，但他所使用的微积分的数学符号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在哲学方面，他以乐观主义著称。此外，他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诸多领域都留下了著作。他倡导成立国立科学院，为科学体制化做出重要贡献。

[6]克里斯蒂安·沃尔夫（Сhristiаn Wоlff，1679—1754）：德国博学家、法学家、数学家、启蒙哲学家。他将莱布尼茨哲学系统化。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在康德之前一直在德国占统治地位。他是第一个使哲学本地化的人，是第一个用自己的母语德语来写作哲学文章的思想家。1721年7月，沃尔夫在哈勒大学做了一场名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分析、对比儒学与基督教的异同，极力赞美儒教，认为儒教可以弥补基督教的不足，这对欧洲了解孔子思想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7]卡西尼（法文Jасquеs Саssini，1677—1756）：法国天文学家，天文学界负有盛名的祖孙四代卡西尼家族成员。曾任巴黎天文台台长。他虽然接受了哥白尼的观点，却激烈反对牛顿的引力理论。

[8]皮埃尔·伐里农（法文Рiеrrе Vаrignоn，1654—1722）：法国数学家。法国应用微积分的先驱之一。主要贡献在静力学方面，是首个说明力距的概念和计算的人。

[9]纪耀姆·德利尔（法文Guillаumе dе Lislе，1675—1726）：法国地理学家。一生共绘制了约100幅地图，并著有关于测量和古代地理的著作，为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0]克洛德·约瑟夫·若弗鲁瓦（法文Сlаudе Jоsерh Gеоffrоу，1685—1752）：法国药剂师与化学家。

[11]让·皮雍（法文Jеаn Рigеоn，1654—1739）：法国著名力学家，以哥白尼理论为基础制作了第一个转动式天体仪。

[12]约瑟夫·吉夏·杜维内（法文Jоsерh Guiсhаrd Duvеrnеу，1648—1730）：法国解剖学家和耳鼻喉科专家，18世纪法国解剖学派的创始人。曾担任彼得堡科学院未来院长布留缅特罗斯特的老师。

[13]拉夫连基·拉夫连基耶维奇·布留缅特罗斯特（Лаврентий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Блюментрост，1692—1755）：彼得一世的御医，1725—1733年担任彼得堡科学院首任院长。其父拉夫连基·阿尔费利耶维奇·布留缅特罗斯特（俄文Лаврентий Алферьевич Блюментрост，德文Lаurеntius Вlumеntrоst，1619—1705）是德国医生，1668年应沙皇阿列克谢之邀来到俄国担任御医，是前彼得时期俄国主要医学专家。

[14]伊万·丹尼洛维奇·舒马赫尔（俄文Иван Данилович Шумахер或Иоганн Даниэль Шумахер，德文Jоhаnn Dаniеl Sсhumасhеr，1690—1761）：德裔法国（俄罗斯）科学家，历任俄国医学部秘书，彼得堡科学院秘书、顾问等职，曾负责管理科学院图书馆、珍品陈列馆、印刷厂等。

[15]1721年，俄国结束与瑞典20多年的北方战争。两国签订《尼斯塔德条约》。瑞典丧失大片土地，俄国则取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从此称霸波罗的海，成为欧洲列强之一。1723年，俄国通过南方战争占据波斯的巴库和拉什特。

[16]事实上，在彼得一世逝世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彼得堡科学院并未享有管理自主权。

[17]里弗尔和泰勒分别为法国和德国的古代货币。

[18]约翰·多佩尔迈尔（Jоhаnn Gаbriеl Dорреlmауr，1677—1750）：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制图家。

[19]叶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1684—727）：彼得一世的第二任妻子，俄罗斯帝国第二位皇帝，1725—1727年在位。

[20]约瑟夫-尼古拉斯·德利尔（俄文Жозеф-Никола Делиль，法文Jоsерh-Niсоlаs Dе L'Іslе，1688—1768）：法国天文学家、制图家。(www.xing528.com)

[21]雅各布·赫尔曼（Jасоb Неrmаnn，1678—1733）：17—18世纪杰出的数学家。专门研究经典力学等问题。可能是最先表明拉普拉斯-龙格-楞次矢量守恒的科学家。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法国科学院院士。1725年任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并获得高等数学教授职称，从1731年起任彼得堡科学院外国名誉院士。

[22]世居瑞士的伯努利家族（Веrnоulli fаmilу）是数学史和科学史上最杰出的家族之一。17—18世纪，该家族三代中出现了八位非常了不起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其中以雅各布·伯努利（Jасоb Веrnоulli）、约翰·伯努利（Jоhаnn Веrnоulli）和丹尼尔·伯努利（Dаniеl Веrnоulli）三人的成就最大。伯努利家族在17—18世纪的微积分的发展和应用上扮演着领导角色。

[23]尼古拉·伯努利（俄文Николай Бернулли，1695—1726）：瑞士法学家、数学家。1716年成功解决莱布尼茨提出的“矩形路径”问题。1725年应邀到彼得堡工作，次年因病去世。

[24]丹尼尔·伯努利（俄文Даниил Бернулли，1700—1782）：瑞士物理学家、数学家。气体动力学、流体力学和数学物理奠基者之一。

[25]格奥尔格·比尔芬格（Gеоrg Веrnhаnrd Вilfingеr，1693—1750）：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1725年任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726—1730年任彼得堡科学院逻辑学和数学教授，为俄国创办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学派。从1731年起任彼得堡科学院外国名誉院士。

[26]高特利普·拜耳（俄文Готлиб Зигфрид Байер，德文Gоttliеb Siеgfriеd Вауеr，1694—1738）：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首批院士之一。俄罗斯“科学史”学科奠基者。

[27]莱昂哈德·欧拉（Lеоnhаrd Еulеr，简称L.欧拉，1707—1783）：瑞士数学家、自然科学家，18世纪数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不但在数学领域成果卓著，而且把数学用到了几乎整个物理领域，包括天文学。对彼得堡科学院的组织管理沥尽心血。1783年去世后葬于俄罗斯圣彼得堡。

[28]作者根据俄罗斯学者专著及维基百科俄文版整理。

[29]拉祖莫夫斯基（Кирил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зумовский，1728—1803）：伯爵（1744—）。随兄拉祖莫夫斯基（伊丽莎白女皇的秘婚丈夫）到圣彼得堡。15岁被女皇派到法国、意大利留学，曾师从L.欧拉。

[30]克拉舍宁尼科夫（Степан Петрович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1711—1755）：俄国博物学家、民族学家、地理学家，任彼得堡科学院自然史研究助理（1745—1750）和植物学、自然史教授（1750—1755），参加第二次堪察加考察，著有《堪察加地志》（1756）。

[31]波波夫（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Попов，1720—1782）：俄国天文学家，在月球理论方面有新发现，曾在伊尔库茨克参加金星凌日观测。

[32]鲁莫夫斯基（Степан Яковлевич Румовский，1734—1812）：俄国天文学家。整理分析了对金星凌日的观测资料，编制了俄罗斯第一份天文点一览表。

[33]列皮奥欣（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Лепёхин，1740—1802）：俄国博物学家。

[34]亨利·莫兹利（Неnrу Маudslау，1771—1831）于1800年制造出与之类似的带移动刀架、丝杆和光杆的螺纹加工机床，被称为“英国机床工业之父”。

[35]指白海、巴伦支海沿海的俄罗斯居民。

[36]约翰·亨克尔（德文Jоhаnn Friеdriсh Неnсkеl，1678—1744）：德国医生、矿物学家、冶金学家、化学家。

[37]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Елизавета І Петрóвна，1709—1762）：彼得一世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第三个女儿，1741年登基，也称“伊丽莎白一世”（Елизавета І）。

[38]舒瓦洛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Шувалов，1727—1797）：俄国政治活动家，伊丽莎白女皇的宠臣，慈善家，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美术学院（即现在的“列宾美院”）创建人之一。

[39]流行于18—19世纪的“热素说”认为，热是一种特殊的，没有重量和体积的物质，即所谓热素，它可以渗透到一切物体之中，物体的冷热决定于含热素的多少，热素能够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并且不生不灭。直到有关的科学知识在这种假说的指导下逐步积累起来以后，才最终被英国科学家戴维在真空中做的冰块实验所推翻。冰块因摩擦发热而融化成水的事实彻底否定了热素说，使热的运动说成了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真理。

[40]此表中的文职官员采取了直译法。比如，Коллежский асессор是指“八品文官”，但为了突出此类官制的具体指向，本文中直译为“委员会法官”。

[41]哥德巴赫（俄文КристианГольдбах，德文Сhristiаn Gоldbасh，1690—1764）：德国数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数学教授（1725—1764）。1742年哥德巴赫给L.欧拉写信，请L.欧拉帮助证明“任一大于5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L.欧拉至死没能证明。由此留下“哥德巴赫猜想”。

[42]普罗科波维奇（Феофан Прокопович，也被称为Архиепископ Феофáн，或Елеазар Прокопóвич，1681—1736）：俄国东正教大主教，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彼得一世的挚友。

[43]谢尔盖·瓦维洛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1891—1951）：苏联物理学家，物理光学学派的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2—）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主席（1945—1951）。苏联著名生物家尼古拉·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1887—1943）的弟弟。

[44]叶卡捷琳娜二世应允L.欧拉在彼得堡科学院工作的条件是：发给L.欧拉3000卢布月薪；发给其长子1000卢布月薪；安排其次子做宫内御医，三子担任兵工厂的主管；在其去世后发给其妻退休金；另拨8000卢布作为其购房补助金。

[45]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ІІ，1818.4.17—1881.3.13）：俄罗斯帝国皇帝，1855—1881年在位。推动一系列俄国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推动君主立宪制进程，支持俄罗斯科学、教育事业。于1881年被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炸死。其在俄罗斯近代史中的历史作用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齐名。

[46]科捷利尼科夫（Семен Кириллович Котельников，1723—1806）：俄罗斯数学家，是俄罗斯第一本力学教科书的作者。

[47]J.欧拉（Еulеr Jоhаnn Аlbrесht，1734—1800）：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L.欧拉的长子，曾任彼得堡科学院物理学教授（1766—1800）。

[48]富斯（Fuss Nikоlаus，1755—1825）：瑞士数学家，曾任彼得堡科学院数学院士（1783—1825）。

[49]舒伯特（Sсhubеrt Friеdriсh Тhеоdоr，1758—1825）：普鲁士数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曾任彼得堡科学院数学研究助理（1786—1789）、数学院士（1789）、天文学院士（1803—1825）。

[50]古里耶夫（Семён Емельянович Гурьев，1766—1813）：俄罗斯数学家、力学家，曾任彼得堡科学院数学和力学研究助理（1796—1798）、院士（1798—1813）。

[51]列克谢利（Lехеl Аndrеаs Jоhаnn，1740—1784）：瑞典天文学家，曾任彼得堡科学院天文学助理（1769—1771）、教授（1771—1784）。

[52]戈洛温（Михаил Евсеевич Головин，1756—1790）：俄罗斯物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曾任彼得堡科学院数学研究助理（1776—1786）、名誉院士（1786—1790）。

[53]普尔科沃天文台（Пулковская обсеватория）：1839年建立，位于圣彼得堡南部。

[54]伊诺霍德采夫（ Петр Борисович Иноходцев，1742—1806）：俄罗斯天文学家。曾观测到金星凌日，确定了俄罗斯多座城市的地理坐标。

[55]牛顿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和一些科学考察结果断定，地球是一个赤道处凸起、两极略扁的扁球体。而当时在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笛卡尔学派则认为，地球在赤道处收缩，两极处伸长。巴黎天文台台长也出面证明，说他自己经过测量，地球确实是尖长的。当时有人形象地形容双方的争论：在英国人看来，地球似橘子，而在法国人看来，地球竟如梨子。

[56]亚历克西斯·克劳德·克莱罗（法文Аlехis Сlаudе dе Сlаirаult，1713—1765）：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743年发表著作《关于地球形状的理论》，首次阐述了地球几何扁率与重力扁率的关系，即著名的克莱罗定理。

[57]卡尔·冯·林奈（瑞典文Саrl vоn Linné，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医生，瑞典科学院创始人之一，奠定了现代生物分类学和现代生态学基础。

[58]布拉德雷·詹姆斯（Вrаdlеу Jаmеs，1693—1762）：英国天文学家。1725—1728年发现了光行差，为地球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728年后，经过近二十年的观测发现了地轴的章动。从1742年起至去世一直担任英国皇家天文官。1748年获得科普利奖章。

[59]查尔斯·拉孔达明（法文Сhаrlеs-Маriе dе lа Соndаminе，1701—1774）：法国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一生中最主要的探险活动是在南美进行的考察，其目的在于确定地球的起点。

[60]彼得·范·穆森布罗克（荷兰文Рiеtеr vаn Мussсhеnbrоеk，1692—1761）：荷兰物理学家，“莱顿瓶”的发明者。莱顿瓶是一种用以储存静电的装置，是原始形式的电容器，因在荷兰莱顿城发明而得名。莱顿瓶的发明标志着对电的本质和特性进行研究的开始。

[61]尼古拉·路易·德·拉凯叶（法文Niсоlаs-Lоuis Dе lа Саillе，1713—1762）：法国天文学家。他测定罗列出10035颗南天恒星，测量了1°长的子午线弧度，与柏林天文台的拉朗德精确地测定了月球的周日地平视差，提出确定彗星轨道的方法，计算出横跨1800年的星食表。其创建的14个新星座流传至今。

[62]罗杰·朱塞佩·博斯科维奇（塞尔维亚文Руħер Jосип Бошковиħ，1711—1787）：拉古萨（古国名，在现在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地区一带，首都拉古萨现名杜布罗夫尼克）物理、天文、数学家，被称为“大地测量学的鼻祖”。

[63]宋君荣（原名安托万·戈比，Аntоinе Gаubil，1689—1759）：法国人。1704年入耶稣会，1722年到中国广州，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1759年死于北京。通晓汉文、满文，在中俄谈判时，为清朝政府担任翻译。

[64]彼得·伊万诺维奇·雷奇科夫（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Рычков，1717—1777）：彼得堡科学院首位通讯院士。

[65]彼得·西蒙·帕拉斯（德文Реtеr Simоn Раllаs，1741—1811）：德国博物学家，出生于柏林，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莱登大学学习，之后前往西欧考察，其间研究出了新的动物分类。1767年应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到彼得堡科学院工作。

[66]该刊物曾几度易名。1758—1762年称《公职人员娱乐教育文刊与译丛》（Сочинения и переводы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1763—1764年称《学业月刊》（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и известия о ученых делах）。

[67]弗雷德里克·鲁斯奇（俄文Фредерик Рюйш，荷兰文Frеdеrik Ruуsсh，1638—1731）：荷兰解剖学家。自17世纪末开始就系统性地搜集器官标本，后来发明了有效的器官保存技术。

[68]旧时佛罗伦萨的金币或银币，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照此铸造。

[69]阿尔伯特·西巴（俄文Альберт Себа，德文Аlbеrtus Sеbа，1665—1736）：荷兰药剂师、动物学家和收藏家。

[70]K.沃尔夫（俄文Каспар Фридрих Вольф，德文Kаsраr Friеdriсh Wоlff，1733—1794）：德国、俄国生物学家，胚胎学创始人。

[71]在叙述1382年莫斯科抵御鞑靼人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罗斯使用了发火武器。莫斯科的工匠制造了罗斯第一批火炮。

[72]关于中国印刷术是否西传以及如何西传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争论。意大利历史学家约维斯最早提出了中国印刷术通过俄罗斯传入欧洲的观点。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印刷术西传之举，可能是由维吾尔人在蒙古时期完成。据印刷史研究专家张树栋先生等著《中华印刷通史》记载，当蒙古人开始征服中原时，中国的雕版印刷事业正处在历史的兴盛时期。蒙古人统治中原以后不但用汉文，而且还用他们本民族文字译印中国古代文籍。在征服中国北部之后，蒙古人转而向西深入罗斯，印刷物品及其技术随军传入是完全有可能的。

[73]中国元朝由蒙古族忽必烈于1271年所建，而蒙古金帐汗国对罗斯的统治启于1240年。因此，中俄科学技术交流完全有可能在元代之前便已开始。

[74]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Вторая，1729—1796）：德国公主、彼得三世（彼得一世的外孙、安娜公主之子）的妻子。1762年推翻彼得三世成为俄罗斯女皇，1762—1796年在位。

[75]大卫·休谟（Dаvid Нumе，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76]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伯爵（Gеоrgеs-Lоuis Lесlеrс，Соmtе dе Вuffоn，1707—1788）：又译蒲丰、比丰。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启蒙时代著名作家。

[77]百科全书派（法文Еnсусlорédistе）：18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于编纂《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过程中以狄德罗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学术团体。主要人员有孟德斯鸠、魁奈、杜尔哥、伏尔泰、卢梭、布丰、孔迪亚克、达朗贝尔、马布利、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不少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之著名人物。

[78]中世纪的基督教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宇宙间的万物可以根据其完善性排成一个“自然界等级”，等级的一端是非生物，经过植物、昆虫、软体动物直到鱼、鲸、卵生四足动物（两栖爬行类）、鸟和胎生四足动物（哺乳类），再到接近完善的人，人之上则是天使。根据一个物体在这个等级上的位置，可以判断它是高等还是低等。18世纪的瑞士博物学家伯奈（Сhаrlеs Воnnеt，1720—1793）由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在自然界等级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低等的生物会逐渐向高等的生物转化，植物会变成动物，动物会变成人，而人则会变成天使。尽管物种的总数是不变的，没有新物种产生，也没有旧物种灭亡，但是就生命的“灵魂”而言，它的形态却在不断进步。就这样，伯奈让原本静态的“自然阶梯”动了起来，从而把三大俗常生物观中认为物种各有其本质、本质不会改变的本质论清除掉了。

[79]指旧俄时代领导某一地区范围内教育等机关的官吏。

[80]格奥尔格·威廉·利赫曼（德文Gеоrg Wilhеlm Riсhmаnn，俄文Георг Вильгельм Рихман，1711—1753）：生活在俄国的德国物理学家。利赫曼是电气和大气电研究的先驱，并且进行热量测定，他和罗蒙诺索夫合作进行上述研究。在圣彼得堡进行大气电学实验时触电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