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型农村产业经营主体的专业性举措

如何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之前扶贫开发中广泛表现的产业扶贫的内在张力，即“扶贫”的社会目标及公益路径与“开发”的市场经济盈利目标与资本追求的利润最大化路径之间的内在冲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及脱贫攻坚中加以化解，使市场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结合在脱贫攻坚实践探索中建立起新的平台和机制，这既是玉龙县脱贫摘帽“五个一批”的“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必须要进行的突破，也是在单个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参与现代化市场经济要素不全、能力不够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有效可行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经济合作组织，一方面承接政府和社会公益性体制资源，另一方面按公平正义和能力主义相结合的市场规则形成实质上的合作经营主体在“中国特征”的本质规定下进行实践创新的内在需求。在此，“新型专业化”的范式探索必然成为回应以上需求的内生性因素，而以“人”为载体的“专业化”型塑，是我们观察和认知要加以聚焦的动态性客体。由此需求，我们将这一类典型对象的研究锁定在鲁甸镇党委书记余永康身上。

余书记是鲁甸乡甸心村人，汉族。其成长过程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他形成较大影响：

第一，是家庭环境。余书记的曾祖父是货郎，从四川眉山一直摇着拨浪鼓、挑着针头线脑，一路来到这边讨生活，比较能吃苦。余书记说，当时甸心村就在茶马古道上，是人马驿站比较集中的地方，老祖宗开了一小间铺面，做点生意，后来爷爷成年之后找了当地的媳妇，才在这个地方安家落户。爷爷奶奶去世较早，由大姑负担父亲、小叔叔和二姑的生活。那时候大姑才十来岁，就帮人做工，东家见她聪明肯干，就让她跟着东家孩子一起读书，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甸心村女孩读书的特例。1949年，大姑就成为乡小教师，后来嫁给姑父，姑父当时在丽江城里的豆腐厂、酿酒厂里面挣点工资，两人的生活确实比在农村的时候好些。靠着这些收入，大姑一直供二姑、我父亲、小叔叔读书到高中，告诉他们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父亲、二姑高中毕业后也当了教师。二姑父是鲁甸乡的老书记。小叔高中毕业后到西藏军区当兵，转业后在鲁甸乡政府工作，后“下海”搞木材生意，成了鲁甸的首富。现在因产业转型也转向中草药种植和经营。家庭环境给他的支持按他自己的话说，从两个姑姑那里懂得要读书、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谋发展的信念；从小叔叔身上发现男子汉要敢于冒险，同时要深谙市场规律、实干可成的经验；从两个姑父身上，体悟到从政造福一方，是实现理想的直接路径。

第二，是对区域性地方性知识的了解。甸心村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村落，所在乡镇鲁甸，南与怒江兰坪县相连，西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北与塔城乡比邻，东临巨甸镇与黎明乡，原茶马古道交通要地，森林覆盖率高达80%。全村123户，分4个自然寨，除彝族外，藏、汉、纳西、普米族都可以通婚，因此全村内尽是亲戚，村外与周边区域也是亲戚关系。全村在取水用水、红白事、节庆活动、农耕护林、药材采集种植经营等方面，均以户为单位，形成全村互通有无的历史传统。同时，各民族间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知识象征符号的保存也较为稳定。特别是生态环境与人的活动方式互为影响的知识，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惯习依据，形成当地人生态观念及利用方式的系统性架构。例如，对“水”的知识的理解：村庄居住地及发生学的原理是依水定居，最早应该是1000多年前普米族在约10平方千米宽的甸心坝子游牧式生计，后来纳西族移民，将甸心坝子做了农耕利用；再晚一点，彝族进入，往高一层级的山地搞牧养生计，形成依附海拔三级台阶，稳定居住与劳作的半耕半牧再采集（海拔最高处是原始大森林）的生态生计社会文化体系。由于地质构成是高原沙壤土，极为贫瘠，海拔高处虽有森林覆盖，涵养水源，但牧草有限，不能支撑畜牧业的发展壮大。因此，长期以来，人口与自然平衡的理念与状态是祖先以农耕生产的低下产出为前提而获得的生态和生存性社会智慧，贫困型经济也成为一种历史和自然选择。20世纪80年代后期，森工经济以体制的力量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挺进，仍以家户为单位的全村性参与，在使农户快速致富的同时，也使自然生态环境急速恶化，快速致富带来的社会失序，人染赌博、吸毒等恶习，使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幸好，十余年之后，两江中上游保护工程的实施给破坏生态的生产方式拉了刹车。这样一些历史积淀，无疑会成为脱贫攻坚中主要责任主体的党政部门如何重新激发和组织农户主体参与产业发展及生态保护与利用的“规律性”认识的重要前提。

第三，个人经历的历练。余书记的记忆中，小学、初中均有“劳动课”的设置，课程内容就是在学校的田野实验基地种植苞谷、土豆和蔬菜。余书记1998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大学毕业后到丽江旅游管理委员会工作，在旅行社实习期间做过导游，一年后辞职，被烟草公司聘去成立旅行社，任职总经理兼职业经理人。2001年离职注册成立自己的旅行社。因旅游业大环境恶化，旅行社破产，又在丽江开饭店、服装店。2004年报考公务员，被玉龙县旅游管理局录用后，负责处理游客投诉的问题。2007年，作为第一批抽出来的队员，下派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到家乡鲁甸村委会担任新农村建设指导员。2007年任鲁甸乡武装部长，分管林业，负责打击偷砍盗伐的违法犯罪问题。2010年6月，担任鲁甸乡副书记，2013年12月，担任鲁甸乡乡长，2015年12月，任鲁甸乡书记，主抓脱贫攻坚工作。长达20年与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关于市场、政府、社会的产业要素组合机理，已成为余书记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个人而言，以上的经验积累，在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历史机遇中如何转化为脱贫攻坚战中有效的专业化素养，从而支撑起理性与激情相得益彰的实践探索，从对余书记的访谈材料中，我们归纳出以下要点：

第一，产业选择因地制宜的坚守，是一种“专业化”表征。余书记说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前后，因大规模国家化+民间搭便车的合力，鲁甸乡森林砍伐造成的生态破坏已十分严重，国家及时发布了两江中上游水土保持法规文件，森工企业纷纷下马转行，当地农户木材经营收入也从年均十余万元一下子分文全无。正遇1990—2001年扶贫规划实施过程中，整乡、整村推进的扶贫产业项目参与到鲁甸乡产业转移中来。当时，乡镇产业发展战略中将中草药确定为最主要的产业扶贫项目，这是因地制宜的选择。直到今天，中草药仍然被确定为鲁甸乡的支柱产业，是遵循了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规律。(www.xing528.com)

第二，历史和环境因素，决定了规模经营与小农户经营的不矛盾性。在中草药作为优势产业的定位中，重楼、珠子参等野生驯化人工繁育最大面积的基地就在鲁甸，这是政府多年组织培育的结果，同时，也建立了这些产品的技术及市场的优势。但是，经营规模扩大与生产周期占款的实况，也表征出资本投资的稀缺与资本经营对“扶贫”主体的权益遮蔽趋势，以及以工业化生产为标志的狭义且单一市场经济机理对小农户土地经营权利遮蔽的扩张。换句话说，产业化的生产基础是规模化，而按工业品生产的逻辑，生产资料与货币资本的直接结合是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形式。资本对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便是这一逻辑的基底或“元定律”。余书记告诉我们，这个“逻辑”在鲁甸是行不通的。很简单，超过500亩的种植基地，资本的边际效益就开始大打折扣，因为农产品生产的用工特点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都决定了只有以小农户广泛参与的直接经营，才能真正形成可成功的规模化产业。近12年的实践就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这是规律。数字表明，2015—2018年，鲁甸中草药种植从2000亩扩展到5000亩，直接受益的农户有100余户，“当地最大的一家企业，直接经营的土地只有500亩，再扩大就没办法做了，这家企业另外的1000亩，就只能赊给农户去做，不然就没钱赚”。

第三，建立产业党支部的客观需求。从余书记的专业回答中，我们厘清了以下思路：建立产业党支部是玉龙县产业扶贫中的典型创新举措，鲁甸乡中草药产业发展到2017年，进入脱贫攻坚期时，在产业经营平台上建立党支部，是要回应以下主要问题，即产业经营平台一般有几种类型，资本投入为主的企业与村集体合作的公司；村集体为主，吸引农户参与的合作社；“龙头企业+村集体+贫困户”的合作社等。其基础是2014年为消灭村集体空壳，2016年脱贫攻坚提升工程支持贫困户产业发展政策性输入资源的新投入。其本质特点是国家财政和金融支持为硬投入，脱贫攻坚组织和人力投入为软投入。而在贫困人口能力弱、村庄经济组织几乎空白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组织市场和经营，确保目标实现，党组织的介入就很关键了。

第四，党员干部真正带动贫困户“共同致富”的制度再造。根据以往对产业扶贫中地方政府为快出“政绩”而积极主张“垒大户”“龙头企业+贫困户”“党员干部能人带动”等模式中，存在强人、资本套取扶贫政策红利，将“带动共同致富”扭曲为“强者自己致富”的“行政化路径依赖”的制度惯性及背后隐藏的“贫困治理”机理缺失，项目实施上级部门监管缺失等问题，创造了鼓励能人、党员、干部、资本持有者参与并作为带头人入股，知识产权投入、能力优先等多种方式建构产业扶贫的新型组织结构。其中有一条根本性的坚守，或者说制度创新，即用多主体参与产业治理的机理，来修正和防止过往扶贫“最后一公里”的制度偏移的陷阱，维护和确保各方利益分享的公平正义。其中，党员干部作为带头人、能人、强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遵循规则中释放出干事创业的活力。

第五，乡镇党政的职能定位。到此为止，脱贫攻坚中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已经从村、户层面构建了“最后一公里”运行的机理，回应了过往存在的几个重大逻辑陷阱问题，从对内在规律的认知和实践中，标示出极大的合理性和专业性。那么，从乡镇这一层面，又是如何与之衔接，提供从不过度和有边界的制度支持呢？余书记的回答，又让我们惊叹不已。

余书记用两句话概括了乡镇行政的主要定位：“搭台不唱戏，掌舵不划船。”具体化为五个方面。第一，对产业种植与家庭生产，力推长短结合的政策支持。例如，提供特定耕地中种植品种以短养长的种苗，土地整治的项目配套等政策对接；第二，组织技术培训到点到位，施策因人精准；第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的全乡统筹，生活与生产统筹后的规划与项目申报；第四，政府充当外来龙头企业与村集体在产业合作中讨价还价的中介和主持“公道”者；第五，最关键的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中对“讲政治”的坚守和对贫困群体及一般群众精神境界提升的教育和引导。余书记从以往经历到当下工作的有效对接的思路，让人感到有大智慧。因为这一全过程、系统化的产业扶贫与制度创新，回应了过去许多逻辑缺口和陷阱问题，形成脱贫攻坚整合第一、二、三产业的专业型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