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流变与拓展

论新时期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流变与拓展^[1]

自1978年至今的30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却使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为文艺的复兴和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中国电影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当然，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曲折和反复，也有高潮和低潮。但是，改革中的阵痛，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挫折，都被逐一克服。可以说，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电影史上，这30年是一个鼎盛时期，中国电影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显著成就，不仅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且在世界影坛上也赢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

电影文学剧本作为电影创作和生产中的第一个环节，也适应着时代发展和电影创作与生产之需要，在变革中拓展，在起伏中前进，在实践中提高，从而为电影创作的繁荣和电影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顾新时期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流变与拓展，我们既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找到应该吸取的教训，也可以由此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70年代末：从复苏走向振兴

众所周知，在“文革”的动乱岁月中，电影界是重灾区，遭到的摧残最大，造成的损失也最严重。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和1978年，是电影界艰难的恢复时期。在拨乱反正中，电影文学的创作也重获新生，开始出现生机。当时发表电影剧本的主要刊物是《人民电影》，此外还有如《吉林文艺》《湖北文艺》《安徽文艺》等一些地方文艺刊物。1977年共发表电影剧本13部，1978年增长到21部。就其题材内容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其一，表现广大民众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作品，在这两年的电影剧作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如《十月的风云》《走在战争前面》《严峻的历程》《柳暗花明》《罪人》《苦恼人的笑》等剧作，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揭露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祸国殃民之罪行，表现了广大民众不惧怕其淫威而坚持斗争的精神。

其二，革命历史题材剧作也出现了诸如《大河奔流》《蒙根花》《傲蕾·一兰》《两个小八路》《赣水苍茫》《大渡河》《从奴隶到将军》等一批各有特点的作品，它们较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其三，以历史人物传记为题材的作品，如《白求恩大夫》《吉鸿昌》《沧桑大地》（《李四光》）、《梅岭星火》等，也各具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题材的电影剧作。但从总体上来看，由于当时极左文艺思潮还未肃清，创作者的思想观念还受到各种束缚，所以较多的电影剧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均有一定的局限，还不同程度地遗留着“三突出”的痕迹和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当然，也出现了像《苦恼人的笑》这样有较明显创新的剧作，它不仅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罪行，而且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模式，以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为轴心来结构剧作，并大胆采用了夸张、变形、象征等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之独具艺术表现力。但是，类似这样颇有新意的作品数量还较少，尚未能形成艺术创新的热潮。

1979年的电影文学创作从复苏走向振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是因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极左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潮受到了批判，广大文艺工作者精神焕发，创作热情高涨。同时，由于1978年10月文化部曾发出关于征集电影剧本的通知，各地文化机构和电影制片厂也积极组织力量创作了一批电影剧本，以供庆祝建国30周年拍摄影片使用，其中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好作品。而《电影创作》《电影文学》等刊物的复刊，以及《电影新作》的创刊，也使发表电影剧本的阵地增多了。因此，该年度共发表电影文学剧本83部，不仅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而且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均有了显著的突破和创新。

首先，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电影剧本创作中得以恢复，并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有了新的发展和深化。许多作品不仅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模式，能依据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明显拓展；而且在题材、样式、风格等方面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向。例如，反映十年浩劫的作品中，既有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背景，表现普通民众勇敢斗争精神的《春雨潇潇》，也有通过平反冤假错案来揭露帮派分子面目、塑造革命干部形象的《新来的县委书记》（《泪痕》）；既有揭露“四人帮”垮台前夕疯狂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也有通过一艘长江客轮上各种年龄、身份、职业的旅客对受到“四人帮”迫害的诗人秋石的同情和关爱，来反映和赞颂普通民众美好心灵的《巴山夜雨》；既有描写贺龙元帅如何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悲剧故事《洪湖恋》（《元帅之死》），也有表现从海外回国的医学专家罗秉真，为争取科学实验和医疗的权利而遭受“四人帮”爪牙迫害凌辱的《心在跳动》（《苦难的心》）等。上述剧作无论是思想深度的开掘、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形式结构和技巧手法的运用，较之前两年的同类作品均有了明显提高，表现了创作者对那段特殊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反思和更生动的艺术概括。

其次，由于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创作者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了，故而电影剧作的题材领域有了较大拓展。一些原来不敢触及，或被忽略的题材，均开始进入创作者的视野，由此则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局面。例如，过去关于爱情题材有不少清规戒律，该年度则有不少剧作涉足于此，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探索。其中既有以广州起义为背景，着重描写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高尚爱情的《刑场上的婚礼》，也有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背景，描写三姐妹不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婚姻和生活道路的《婚礼》；既有取材于云南傣族民间传说故事，描写一对男女青年美好爱情的《孔雀公主》，也有表现军队高级干部子弟对待爱情和生活不同态度的《他们在相爱》等。至于科幻题材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公安题材的《戴手铐的“旅客”》和由计划生育而引起家庭喜剧矛盾的《甜蜜的事业》等，也显得别具一格。

另外，不少电影剧作在电影观念和艺术技巧方面有了较显著的突破和创新。就拿一些战争题材的剧作来说，就打破了以往的创作模式，着重描写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情，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例如，《今夜星光灿烂》以淮海战役为背景，着重表现了几位年轻战士的牺牲精神和美好心灵。《小花》也把战争作为背景，注重描绘了战乱中真挚纯美的兄妹之情。前者注重对诗意的开掘，使之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后者则采用了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和表现技巧，更好地凸显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其他题材的一些电影剧作也注重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上有所创新，如《巴山夜雨》在叙事中追求诗的意境，《生活的颤音》对于交响乐结构的追求等，均给人以新的感受和启迪。这些电影剧作所体现的创新意识，为80年代电影文学更大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电影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局面的形成，与理论的关注和倡导是分不开的。其中如《丢掉戏剧的拐杖》对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主张电影创作者应改变戏剧的构思，学会运用声画结合的蒙太奇构思来结构剧作。《电影文学断想》既从历史的角度对电影文学创作进行了反思，又对电影文学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探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则从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入手，提出了如何实现电影语言现代化的问题。上述文章在电影理论界和创作界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是形成电影文学创作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该年度电影剧作体现了较高的艺术质量，故而据此所拍摄的影片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并促使中国电影在大转折中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二）80年代：在起伏中不断拓展

80年代前期，是电影文学创作大发展的历史时期。首先，电影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和推动电影文学的创作。例如，1980年1月下旬，由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电影戏剧剧本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针对创作中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研讨。3月中旬，文化部电影局召开了“革命历史与革命战争题材剧本创作座谈会”，并具体讨论了6个剧本。1982年4月上旬，文化部电影局又召开了全国故事片厂电影文学编辑会议，不仅具体研究了剧本创作的题材规划，而且就提高剧本质量，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同年年底，文化部电影局颁布了《关于故事片厂电影文学工作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了“电影文学工作是整个电影故事片创作生产的基础，对于繁荣电影艺术创作，提高故事片质量，发展电影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2]。为此，对于如何加强电影文学工作，提高电影文学创作水平等，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若干规定》的颁布对于推动电影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1984年起，基本上每年召开故事片厂文学部主任联席会议，研讨电影文学创作和管理的有关问题。

其次，该时期电影文学的阵地也有了很大拓展，不仅《电影作品》《电影选刊》《电影月报》《剧本园地》等的先后创刊，使发表电影剧本的专门性刊物多达十几种，而且诸如《收获》《十月》《当代》等一些大型文学期刊也经常发表电影剧本。电影剧本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已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专业和业余的作者队伍，其创作也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1981年公开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有190部，1982年达到了220部，此后几年平均约为150部左右。不仅数量较之以前有了明显增加，而且质量也有了较显著的提高。

但是，至80年代中后期，由于电影观众人数急剧下降，市场压力剧增；而传统的电影体制又不能适应创作生产发展之需要；于是，电影文学创作在经历了高潮之后开始下滑，虽然数量的减少还不太明显，但质量的下降却导致了平庸之作增多。当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创作的起伏和曲折也是正常现象。从总体上来看，电影文学创作仍在继续拓展，仍在努力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之需要，其成绩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映人民群众同“四人帮”的斗争及对十年动乱的历史进行反思的剧本创作，进入了新的层次，呈现出新的风貌。不少剧作在取材、主旨、角度和技巧上，都有较显著的提高和创新。就拿《小街》来说，其构思新颖，以“小中见大”的艺术手法，通过两个年轻人及其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揭露、控诉了十年浩劫给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灵和肉体带来的创伤。又如《角落》（《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对发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爱情悲剧之描写，深入揭示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乃是造成悲剧的根源，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变化。同时，部分电影剧作家还能自觉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从宏观角度去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大胆触及一些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敢去表现的生活领域，从中探索和总结出必要的历史教训，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如《风雨杜鹃红》（《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前者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和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及十年动乱联系起来描写，对长达20年的政治风云和历史变迁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历史教训和人生哲理。剧作通过3个女性的眼光来反映主人公罗群的命运和品格，形成了新颖独特的艺术结构。后者则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之中，通过对芙蓉镇几个主要人物命运的生动描绘，批判了极左路线对美好人性和人情造成的扭曲，反思了中国农村从“四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段历史的变迁。较之以前的同类剧作，其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表现的拓展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改革文学”的创作在电影界也形成了热潮。不少电影剧作家也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注重发挥电影艺术便于贴近时代和民众，并易于再现现实的特性，敏锐地捕捉和反映改革时代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从各个方面揭露阻碍四化建设的旧习惯和旧势力，及时创作了一批现实针对性较强、能切中时弊的剧作和一批反映新时期普通民众精神面貌的作品，其中如《厨房交响曲》（《邻居》）、《飞吧，沙鸥》（《沙鸥》）、《人到中年》《穿红衬衫的少女》（《红衣少女》）、《喜盈门》《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等剧作，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了人们的理想和追求；又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上作了不同程度的创新探索。例如，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野山》，既没有正面去表现农村的改革过程，也没有具体描写改革中的权力之争、方案之争或改革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而是着重描绘了改革给普通农民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所带来的变化，由此折射出农村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表现工业题材的《黑炮事件》，却重在揭示长期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矛盾，并通过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赵书信性格，剖析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令人回味和深思。

其三，革命历史题材剧作和传记片剧作也佳作纷呈，出现了一批有创新、有突破，并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好作品。它们不仅更注重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体现了创作者对于纪实美学风格的追求。无论是《南昌起义》《西安事变》《血战台儿庄》《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等一系列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剧作，还是如《陈毅市长》《廖仲恺》《孙中山》《秋瑾》《谭嗣同》等一些以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为题材的传记片剧作，较之以前同类电影剧作都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例如，《血战台儿庄》抛弃了对历史的功利主义态度，用纪实风格真实地再现了台儿庄会战的过程，首次在银幕上正面表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及其部队在抗日战场上的战斗业绩。《孙中山》则以写意的笔法浓缩和概括了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心路历程，表现了他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同时，在他的命运波折中也如实地描写了其局限性和性格弱点，从而使这一历史伟人的性格丰满，个性鲜明。

其四，文学名著改编成为该时期电影剧作的重要来源，许多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被持续不断地搬上银幕，取得了显著成绩。除了前面提到的《角落》（《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风雨杜鹃红》（《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人到中年》《穿红衬衫的少女》（《红衣少女》）、《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等剧作均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之外，还有不少有影响的电影剧作也是根据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改编的。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伤逝》和《药》，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月牙儿》和《鼓书艺人》，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沈从文的《边城》《萧萧》，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许地山的《春桃》等，均被改编成电影剧作，并被拍摄成影片。此外，还有如根据台湾作家林海音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根据柯蓝散文改编的《黄土地》，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人生》，根据李寛定小说改编的《良家妇女》，根据张曼菱小说改编的《傣乡人》（《青春祭》），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红高粱》、根据刘恒小说改编的《本命年》等剧作，拍成影片后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特别是《城南旧事》《人生》《良家妇女》《青春祭》《本命年》等成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作，而《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等剧作则为第五代导演崛起于影坛奠定了基础。另外，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也被改编成多集电影剧作，搬上银幕后也受到好评。上述电影剧作既体现了原著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探索，显示了改编者的艺术个性和创作追求。这样的改编不仅有益于文学名著的普及，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而且也丰富了银幕，进一步加强了电影与文学的联系；同时，也为电影改编积累了经验。

其五，由于对电影艺术功能的认识日趋全面，电影的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日益得到重视，因而长期以来在题材、风格、样式上的单调贫乏被打破了，多样化的艺术追求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电影的创作和生产需要更多地考虑观众和市场的需求，所以类型电影的剧本创作日益得到重视，诸如武打片、青春片、惊险片、警匪片、儿童片、戏曲片等剧本的创作也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收获，例如，《武当》把中国武术的展示和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塑造了生动多姿的人物群像。《庐山恋》把庐山秀美风光的介绍和一对青年的恋爱故事交织融合在一起，寓情于景，别具一格。《最后的疯狂》作为一部惊险样式的警匪片剧作，巧设悬念、险象环生，正反人物颇具个性，娱乐性较强。《豆蔻年华》反映了一群高中生和青年教师在社会变革时期对人生价值的新的理解和追求，充满青春的朝气。总之，上述各类剧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探索。

其六，理论的探讨和争鸣也对电影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80年代先后展开的关于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讨论、关于电影美学问题的讨论、关于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问题的争论、关于电影特性问题的讨论等，不仅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创作现象进行了具体探讨，而且也直接影响到电影文学创作。同时，对电影文学和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拓展，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也出版了如《电影剧作的结构形式》等不少理论专著。创作与理论的互动，产生了相辅相成的良好效应。另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撰开始设立电影卷，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把电影文学纳入其中，说明文学界已对电影文学予以关注和重视，把其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这对电影文学创作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90年代：复杂多元的创作格局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电影的改革开始起步，电影市场也开始对外开放，由此则出现了更加复杂多元的局面。域外电影（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电影在制作方式、电影语言、意识形态策略和经济运作上都出现了高度分化，以寻求各自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轨道。各种电影类型在共存状态中，以各自的电影运作策略和方式，找到了各自的电影消费市场，并确立了自己在电影文化格局中的位置。(www.xing528.com)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电影体制也进行了相应改革。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刊物均需自负盈亏，而不再由国家包下来。由于电影创作需要更多地面向市场，电影的娱乐性便得到了高度重视，而对文学性的关注则有所忽略。有的电影制片厂为了压缩人员编制，干脆取消了文学部，迫使编剧和编辑改行。再加上一些电影文学刊物迫于市场和经济的压力，或改刊或停刊，发表电影剧本的阵地锐减。而电影剧本不仅稿酬偏低，而且有些导演还对剧本随意删改，有时连编剧的署名权也被侵犯，这样势必影响编剧的创作积极性。凡此种种，便造成了电影文学创作的滑坡和剧本质量的下降，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国产片艺术质量的提高。

为了应对和改变这种状况，电影主管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和改善电影文学方面的工作。例如，1991年10月初，广电部电影局召开了全国故事片厂文学工作暨文学部主任联席会议，集中讨论加强电影文学工作和开展电影剧本有奖征集活动。1993年4月，由广电部电影局主办的全国优秀电影文学剧本有奖征集活动评选揭晓，共有15部剧本获奖，其中如《重庆谈判》《炮兵少校》等作品拍成影片后产生了较大影响。1995年6月中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主办了“电影文学创作研讨会”，就如何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进行了研讨。1996年3月下旬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即“长沙会议”）后，开始实施每年拍摄10部精品影片的“九五五○工程”。为具体推动该项工程的开展，同年6月，由广电部电影局和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举办了首届“夏衍电影文学奖”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征集评选活动，以提高电影剧本质量，振兴电影文学工作。此后，优秀电影剧本的征集评选活动成为一项常规活动，而“夏衍电影文学奖”也成为中国电影文学的最高奖。至2000年举办了4届，评选奖励了55部电影剧本，大部分剧本被拍摄成影片。1997年9月，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长沙会议”精神，广电部又成立了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具体负责电影剧本的规划、策划、创作、研究、经营和开发等工作。凡此种种，均表明电影主管部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抓好电影剧本是提高国产片创作质量，赢得观众、赢得市场的重要环节。为此，力图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电影文学工作，提高电影剧本的质量。这样的认识和举措当然是正确的。

应该说，这一系列举措对于加强和推动电影文学创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在此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电影也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电影剧作，显示了电影文学创作适应时代需要而出现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首先，从80年代后期始，中国电影已开始了商业化转型，商业电影（即娱乐片、类型片）已逐步成为故事片创作的主要样式。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转型得到进一步强化，商业电影已占国产片总量的70%左右，成为主流形态。但多数剧作的叙述方式还较陈旧，电影语言也缺乏魅力，类型化意识还不够强。为此，如何不断提高艺术质量，乃迫在眉睫之问题。在此期间，商业电影的剧作开始注重在数量中求质量，在实践中摸索提高，陆续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剧作。例如，在武侠片剧作中，《双旗镇刀客》别具一格。它不仅把大西北的风俗人情和武功展示结合在一起，而且打破了传统的武侠片模式，引入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新的精神品格。《龙年警官》也突破了警匪片的固有模式，全剧既贯穿着追捕罪犯的悬念，也表现了刑警队长的感情生活和内心世界。《绝境逢生》在战争喜剧片的剧作样式上作了较成功的探索，实现了题材的严肃性和具体情境的喜剧元素的有机结合。《紧急迫降》则对灾难片的叙事方式作了大胆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一系列作品，有效地开创了“贺岁片”的剧作样式。虽然“贺岁片”作为一种亚类型，也许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市场运营策略；但它对观众审美需求的重视，以及采用通俗的叙事手段表现普通人的生活烦恼和愿望追求等，则为商业电影的剧本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其次，主旋律电影的剧作在实践中有了新的提高。由于主旋律电影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因而“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一直是电影主管部门的一种基本政策，并在经济上给予主旋律影片以特殊的支持。所以，从90年代以来，主旋律影片的剧作在倡导中不断开拓和提高，出现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好作品。例如，英雄人物和领袖人物的传记片剧作有了新的拓展，无论是《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还是《周恩来》《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刘少奇的44天》《相伴永远》等，均受到欢迎和好评。其中《周恩来》把周总理最后10年的生命历程和其革命生涯中的一些闪光点有机结合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一个伟人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凸现了其高尚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相伴永远》则以新颖的艺术视角，第一次正面描写了我国高层领导人的爱情生活。它撷取了李富春和蔡畅爱情生活中的几个片段，着重表现了他们生死与共的感情历程。又如，革命历史题材剧作和战争片剧作也有了新的突破，前者如《开天辟地》《重庆谈判》《七七事变》《长征》等剧作，均围绕重要的历史事件构思和展开情节，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并能注重以史带人，较真实生动地塑造了各类历史人物形象。后者如《大决战》系列剧作、《大转折》系列剧作、《大进军》系列剧作等，气势磅礴，规模宏大，注重追求全景式、史诗式，以纪实性和文献性见长。再如，反映现实改革生活之方方面面的艺术片剧作，在适应时代需要中有了新的拓展。《过年》《凤凰琴》《香魂女》《站直啰，别趴下》《被告山杠爷》《离开雷锋的日子》《一棵树》《生死抉择》等剧作，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现状和问题，令人深思；也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具有奉献精神和高尚品德的人物形象，令人感动。其中如《凤凰琴》非常真实地再现了一群山区民办教师的生存状态，表现了他们在艰难处境中的默默奉献。《被告山杠爷》通过一个“好人犯法”的故事，揭示了伦理道德与现代法制的关系，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生死抉择》则在表现反腐倡廉的主旨上有了新的突破，它超越了一般的思想宣传层次，而将其主旨深度与审美效应较好地统一在一起，该片上映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电影改编延续了80年代的热潮，在持续发展中有了新的收获。一批现当代文学名著，特别是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成果，为电影改编提供了许多好作品。就拿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的创作来说，其《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剧作，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这些剧作为他的电影在国内和国际影坛上不断获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其他改编作品如《南行记》《烈火金刚》《黑骏马》《阳光灿烂的日子》《人约黄昏》《那山·那人·那狗》等，也各具特色和风格，从而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新的经验。由此也说明，重视电影与文学的联系，不断从各种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选取素材，乃是电影剧本创作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至于继第五代导演之后在影坛上崛起的第六代导演，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以独立制片的运作方式从事个人电影创作，其影片不少是编导合一，剧本是由导演自己创作的，故而较鲜明地体现了具有个性化的美学追求。他们的电影剧作较关注现实生活的过程、细节和状态，往往以近似原生态的形式表现生活状况、生命感触和个人情绪，注重追求纪录风格。如《头发乱了》《长大成人》《非常夏日》《小武》《站台》等剧作，均较鲜明地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他们的剧作和影片在中国影坛上形成了另一种现象、另一种格局，并受到国际电影界的关注和重视。

总之，90年代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状况，决定了中国电影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各种电影形态的互补共存，形成了中国电影文化丰富复杂的风貌，并为其发展提供了一种艺术张力与合力，同时也酝酿着某种新突破的契机和可能。电影文学创作的曲折起伏，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状况。

（四）进入新世纪：在调整中继续前行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有了新的变化。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电影市场更加开放，竞争也更加激烈。中国电影的发展既面临着危机和挑战，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2005年，中国电影在跨越了百年历程以后，又在持续改革中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不仅电影体制的改革有了进一步推进，电影市场在培育中逐步趋于完善，而且电影产业也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轨道。故事片的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2007年已达到402部。

面对电影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电影生产的需求，电影文学创作也在持续调整中继续前行。2001年全国电影文学创作会议提出了瞄准和占领市场的要求以后，电影剧作的类型化创作日益引起创作者的重视。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调动电影剧本创作者的积极性，“夏衍电影文学奖”优秀电影剧本的征集和评选工作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采用“政府采购”和“政府扶持”的方法向有关制片机构推荐获奖剧作，以推动这些剧作尽早投入拍摄。总之，为了适应广大观众日趋多样的审美需求和电影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态势，电影文学创作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类型化的发展趋向。

首先，主旋律电影剧作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题材领域，更加注重对人性与人情的描写，使之能以情感人；而且更多地采取了类型化的叙事方式，增添了一定的娱乐元素，使之更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不少创作者已“把主旋律和多样化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以多样化的电影艺术形式表现主旋律的时代精神，在多样化的艺术创新中弘扬主旋律的时代本质，已经成为艺术家们自觉的追求。”^[3]例如，作为领袖人物传记片剧作的《邓小平1928》，就突破了常规的叙事模式，以一系列的危情悬念来结构情节，使之充满惊险色彩，从而生动地表现了青年邓小平的胆略和智慧。作为先进人物传记片剧作的《张思德》《郑培民》等，则注重通过典型的细节刻画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情操，使之产生打动人心的魅力。《极地营救》对灾难片模式进行了很好的实践和探索，在对救援过程的描写中，凸显了人性的尊严和光辉。《冲出亚马逊》不仅取材新颖，而且在军事动作片的形式规范中很好地融入了对国家荣誉感和军人荣誉感的张扬，及对人格尊严的维护等思想内涵。《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虽然取材于真人真事，却在朴实的叙事中融入了喜剧元素，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人们对真情和爱心的渴望。大胆触及当下农村生活弊端的《天狗》，虽然主题严肃，深入揭示了地方邪恶势力肆意侵吞国家资源、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现象，表现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但影片的叙事却采用了案件侦破方式来展开，情节曲折紧张，颇为吸引人。《云水谣》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着重描写了陈秋水、王碧云、薛子路、王金娣之间的真挚爱情，颂扬了对于爱情的坚守和忠诚，切实做到了以情感人。《五颗子弹》通过一个警察与三个犯人在绝境中进行的生死较量，凸显出心灵拯救的巨大力量。剧作在叙事时有意识地引入了灾难片的类型元素，使情节和场景更加惊险引人，增强了观赏性。与以前同类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剧作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其新变化和新拓展。

其次，该时期商业大片的兴起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尽管这些大片有效地激活了电影市场的潜能，拓展了电影市场的容量，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但其电影剧作暴露出来的问题则值得认真关注。 自2002年《英雄》问世以后，相继有《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多部古装大片进入电影市场，它们一面不断地创造着电影票房的奇迹，一面却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诟病。这些大片虽然在视听造型上颇具特色，但其剧作的基础却很薄弱。各种批评意见较多地集中在思想内涵的肤浅、人物形象的单薄、情节设置的不合理及台词的粗疏等方面，而这些问题正是忽略了剧本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所造成的。直到2007年《集结号》问世，才终于使国产大片获得了“叫好又叫座”的效果，使主流价值和市场取向较好地统一起来。《集结号》的成功首先在于有一个好剧本，从而为导演、演员的再创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也再一次证明：大片不能仅靠高科技、大场面所营造的视听奇观取胜，还要夯实剧作的文学基础；因为剧本仍是“一剧之本”，倘若忽略了其在电影创作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则必然会影响影片的艺术质量。

另外，电影改编的热潮虽然有所减退，但仍然有不少新的进展。例如，《假装没感觉》《蓝色爱情》《聊聊》《寻枪》《我爱你》《我的格桑梅朵》《绿茶》《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生活秀》《暖》《玉观音》《天下无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叫刘跃进》等剧作均为改编作品，其中不乏获得好评的成功之作。不仅各类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仍然是电影取材的重要来源，而且一些著名作家（如刘恒、刘震云、朱文等）也开始更多地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显然，电影与文学的密切联系，对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从以上简要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新时期以来电影文学的创作虽然也有曲折和起伏，有不足和缺陷，但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它不仅为新时期电影创作的不断勃兴和电影生产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而且也为中国电影文学的传统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新的经验。它在中国电影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下的电影文学创作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决或不断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进一步重视电影剧本在电影创作生产中的基础作用，下大力气抓好剧本创作并确保投产剧本的艺术质量。正如夏衍所说：“作为综合艺术，文学是电影艺术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无论把电影特性提到多么高的地位，总还需要建筑在一定的文学基础上。”^[4]显然，只有真正打好电影的文学基础，才有可能拍摄出高质量的影片。近年来，缺少好剧本已成为制约中国电影质量提高的一个瓶颈，没有精品剧作，何来精品影片？张艺谋曾说：“现在拍电影最难的，也是最珍贵的，就是找到一个好剧本，今天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冯小刚也说：“中国电影目前的危机之一就是缺少好编剧。”^[5]可见，好剧本和好编剧的短缺现象是何等严重，如不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优秀影片问世。

其二，自90年代以来，发表电影文学作品的刊物锐减，阵地严重萎缩，这显然不利于电影文学创作的发展。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完全靠刊物自身来解决办刊经费是有困难的，这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和电影企业给予一定的资助和扶持。由于电影文学作品发表或出版以后，既可供电影拍摄使用，也可供读者作为文学作品阅读，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价值，所以理应提供更多的发表阵地，给予更多的扶持。在目前的情况下，电影刊物的发展当然需要面向市场和读者，但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各级主管部门也应该予以必要的支持，而不应该任其自生自灭。

其三，要进一步加强编剧队伍的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电影剧作家。为此，就需要更好地尊重编剧的劳动，维护编剧的权益，提高编剧的地位。近年来，电影编剧维权之事常有发生，如2004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曾发表了关于维护电影编剧权益的七点声明，有40位编剧签名支持。2008年，又有80多名编剧签名发表了“2008编剧维权声明”，提出了多项维护权益的要求。这一方面说明编剧维权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忽视和侵害编剧权益的现象也的确存在，需要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稳定编剧队伍，调动其创作积极性，并吸引更多作家参与电影剧本的创作。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总结规律、明确方向、促进发展，无疑，改革开放30年来的电影创作与生产，为中国电影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积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础，其成绩和经验值得珍惜和发扬，其教训和问题也应该正视并克服。可以预料，进入第二个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电影，一定会有更大的拓展，并取得更加显著的成就。

（此文为作者于2008年11月20日在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影论坛”上的发言，原载《当代电影》2008年第12期，被收入会议论文集《改革开放与中国电影3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注释】

[1]本文所论述的电影文学，主要指电影文学剧本，不包括电影小说、电影故事等作品；同时，主要指故事片剧本，不包括其他片种的剧本。

[2]《中国电影年鉴》（1983年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08页。

[3]赵实《〈夏衍电影文学奖获奖剧本集（第五集）〉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4]夏衍《〈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5]韩璟《编剧地位低下弱化影视原创力》，载2006年10月16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