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白大方同志：新中国电影的伟大贡献者

安　琪

北京电影学院迎来了自己的70周年，作为学院的一名教员，特别是曾经两度进学院学习的学生，我深深地爱我们的学院，爱她的光辉历程和她今天的成就。同时，我的这种感情，总是伴随着我对我的老师们，特别是那些曾为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师长的无限崇敬、无限怀念，其中尤令我感怀至深的，就是我们电影学校的校长白大方同志！

白大方同志在现今电影界中已是鲜为人知了，但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像所有老一辈革命者们一样，默默地为人民的电影教育事业勤奋地耕耘着。从1947年开始，为了给全国解放后的电影事业培养人才，他在东北兴山举办了近700人的四期训练班，又于1950年初举办了1800人的放映速成班（它为我国解放后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奠定了基础）。放映班一结束，他便奉命出任了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现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的校长。他的学生遍布电影界的各个角落，从技术、艺术、机械、修理、洗印、发行，直到生产制片、行政管理无所不包。他像一架永不磨损的播种机，在新中国电影的沃土中，处处怒放着他培育的壮苗硕果……白大方同志的的确确为新中国电影的教育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我最初认识白大方同志是在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兴山，当时我是东影三期训练班的学员。白大方同志常给我们讲课，他那不修边幅的形象，和他那深入浅出的讲解，特别是他那浓重的家乡口音，幽默、风趣的话语，使同学们感到非常亲切。我们总是欢迎他给我们唱俄国民歌，总是听不够他那不寻常的浑厚声音。但是大家又都对白大方同志极为敬重，那是因为他曾经与赵丹、徐韬等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监禁，备受酷刑，被灌过辣椒水，坐过老虎凳，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他平素走路一瘸一颠的样子就是受刑的痕迹。

白大方

1948年冬，解放战争势如破竹，我军相继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我们电影工作者也在胜利的形势下开始组拍故事片，《桥》《回到自己队伍中来》《光芒万丈》《中华女儿》《白衣战士》等相继开机。1949年冬，我结束了《白衣战士》拍摄，接受了《赵一曼》中的小护士一角。小护士韩勇义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在看护赵一曼的过程中被赵一曼英勇抗日行为感动而毅然随赵逃跑，但不幸被日寇追回监禁，身心受到摧残而奄奄一息，被邻里保释后不久死去。演小护士天真、单纯，具有爱国热情等品质，当时对我尚不算难，难的是自己思想水平与人物的距离，尤其监狱一场戏小护士的伤势极重，是人物成败的关键。白大方同志教我先读书，给我找来有关书籍，嘱咐我：“要像自己也在其中一样。”使我永不能忘的是白大方同志在拍摄狱中戏时给我的具体帮助。记得当时组中每天都通知我化妆、穿服装并戴上手铐、脚镣，可每天却不拍我的戏，只让我坐在自己的牢房中，还将狱门从外边锁上，只有吃饭时才开门解铐，让我吃饭，饭后再被锁起。如此循环，开始时自己还认真酝酿角色情绪，久了心中便不是滋味。每天现场里人们都集中在石联星的“牢房”前，我这里没人理，又黑又暗又潮湿，感到非常委屈，期待石联星同志能关心自己，总是向她那边探望。一天拍夜戏时，我突然看到有人向我的“狱”中走来，原来是白大方同志。他紧闭着嘴，顶着他那一头不倒的灰白头发，严肃地望着我……我已坐了几天的“监狱”了，忽见白大方同志，真好像是我的父母探监来了一样，情不自禁地拖着脚镣就往铁栏杆处爬，就在这时，场灯的射向改变了，人们搬动摄影机到我的“牢”门前，话筒也吊在我的铁栏杆上，只见导演沙蒙同志与白大方同志耳语之后，白大方同志开始轻声问我：“小韩，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被现场的突然变动弄得不知所措，唔唔地回答：

1950年在中国电影器材公司成立大会上，第二排右二为白大方，后依次向左为罗光达、史东山、袁牧之、蔡楚生、陈波儿、章泯等

1954年4月，考察团参观莫斯科电影大学。左一：白大方，左四：王阑西，左六：钟敬之

“我、我怕！”(www.xing528.com)

“嗯！你现在是害怕……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被处死……连风吹草动你都十分注意……你怕赵一曼被敌人杀害……”我不由自主地抬头去看赵一曼，突然赵一曼披着“受刑”时被敌人泼水浇得全湿了的散发，冷得浑身抖动缩成一团坐在摄影机前深情地望着我……我的眼泪一下子冒了出来，脸上的肌肉也不听使唤地抽动着……只听导演轻声对摄影师吴蔚云同志说：“来情绪了，快、快拍！”我只感到自己想使劲地哭一场，可又怕说不清台词，拼命控制着自己说：“……出去以后，一定不忘革命！”就这样拍完了导演极为满意的这个镜头！后来我得知，让我坐了这么久的“监狱”，正是白大方同志的主意，是白大方同志与沙蒙同志共同“谋划”使我不知不觉地“陷”入角色心境之中！白大方同志既不是摄制组的成员，也不是厂领导，但他关心着厂内每一部影片的质量，主动地尽自己的力量。《赵一曼》影片中有一段犯人受刑的惨叫声，就是白大方同志录的。（这也是白大方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的语言形象了！）许多年后，每当人们赞誉小护士的形象时，我心中总是默默地想念着白大方同志。

1951年秋，我和孙羽、陈波儿同志调到当时的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学习。这时白大方同志已是学校的校长。因工作需要，1952年秋天，我又被调去参加《草原上的人们》的拍摄。在草原上体验生活时，我和内蒙的同志们一起参观了一座“喇嘛庙”，这轩昂的庙宇及庙中的喇嘛，都给我一种与汉传佛教寺庙截然不同的新鲜感。我在写给学校的思想汇报中（当时学校学生出去工作时都要定时向校方写自己工作、学习情况的思想汇报）谈了自己的感受。诸如穿什么衣、戴什么帽、庙宇的样式，等等。当我拍完外景返厂后，却收到了白校长一封措词严厉的亲笔长信。信中从始至终是批评我的：说我没有抓住这次体验生活的机会，认真深入地了解内蒙地区民族的社会情况；没有对民族宗教与牧民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经济关系作细致的了解和分析；说我“仅只浮于表面不作艰苦的调查”；说我“只知演戏，却不为艺术创作积累生活”“没有生活怎么可能当一名好演员？”对于怎样体验生活的问题，白校长教导我：“必须自己去找生活，向生活的现实提出问题，再经自己认真思考、分析，找出答案。”他以我说的“喇嘛庙”为例说：“这座庙建在什么年代？经历过什么时代？怎么建起的？何人主持的？香火盛不盛？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有畜牧业吗？等等。最后他说：“演员体验生活，不仅为了当前的角色创作，更主要的是通过不断吸取生活，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了解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物，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并告诫我：浮在生活的表面，抓不到人物的本质，就不称其为体验！（大意）这封信给我的震动太大了！我看了多遍，并一直保存在自己的身边。可惜“文革”期间与其他信件都在去干校前忍痛焚烧了！但白校长指引我向生活索取创作源泉的艺术道路，我一直坚持着。记得就是从“草原”组，我开始建立了“生活日记”。直到“文革”后塑造不同的人物时，都是遵循着白校长的教导进行的。

石联星饰演的赵一曼和安琪饰演的小护士韩勇义

1952年10月21日，白大方校长亲自给电影局王局长等的关于学校改名为“中央电影学校”的报告

我仅仅是白校长成百上千学生之一，受到白校长培养、帮助的同学又何止我一个？现在白大方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而他曾精耕细作的电影园地，已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了！有人说历史是无情的，事实恰恰相反，只要为历史作出过贡献，历史是不会忘记的！白大方同志正是这样。尽管他没有任何头衔，没有令人瞩目的职称，不是“名家”“学者”，没有获大奖的作品，没有历史学家的记载，可他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大功臣，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我们怀念白大方同志！

作者简介

安琪，1951级表演班、1960级表演师资进修班校友。1947年参加东北鲁艺文工团，1948年入东影厂训练班并在演员科任演员，1959年调至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1978年在表演系任教。参与创作的主要作品有《赵一曼》《草原上的人们》《槐树庄》《邻居》《车水马龙》等，曾获“五好演员”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