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主权论：揭秘解解密的真相

现在，我把我在阅读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二卷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写在下面。

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1969年9月24日）的附件《关于在苏联历史书籍、教科书中正确阐明苏中边界形成历史的措施》里面提到В.Г.舍宾科夫的著作《18世纪的中苏关系》（第31页），18世纪还没有苏联，想必是《18世纪的中俄关系》之误。

在《彼德科维奇在广场发表讲演：谈论中苏关系》（1969年10月2日）里面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合作的共同支点，他们的供给制和领导层不同，因此没有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第41页）这时阿尔巴尼亚是中共在和苏共论战中唯一的铁杆盟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关系好到不能再好的时候；这一位讲演者却指出“没有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可见他犀利的眼光，而且几年之后两国关系果然破裂了。不过，这一处译文里说的两国关系没有基础的原因是“供给制和领导层不同”，不知道这因果关系是怎样的。

在《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对越援助及柬埔寨问题》（1970年8月28日）里面说：“在会谈结论时，范文同留下了一封希望转交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A·H·柯西金的信。”（第56页）这里，“在会谈结论时”当是“在会谈结束时”之误。

第57页说：“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关岛主义’。”“关岛主义”是什么意思？

同一页下面又说：“苏联与联邦德国所签署条约的问题”，用词不当，条约只能签订，不能说签署。

同一页下面又说：“苏联清楚帝国主义分子的恶习——总是极力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破坏苏联……的强大”仅仅是一种“恶习”吗？

在《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日内瓦会谈及中国的立场等》（1971年1月9日）里面多处说“签署……协议”（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用词不当。协议只能“签订”，不能用“签署”。这个错误在本卷后面还多次重复，如第67页、第68页、第93页、第103页、第108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15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33页、第137页、第167页、第169页等。

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给出席兄弟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1971年2月12日）里面提到“匈牙利社会工党”（第64页），应该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情况通报》（1971年2月12日）里说中国“大做文章，散布反苏谗言”（第67页），“谗言”是指背地里说人家的坏话，说小话陷害人；中国既然是大做文章公开论战，就不好说是散布谗言了。这里似不如用“谰言”“谣言”之类。

下文又说：

苏联于今年的1月15日又做出了一个举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一项建议，建议中苏之间签署一个关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导弹和核武器的合同，并将该合同的草案通过驻北京的苏联大使转交给了中方。

将合同草案提交中国政府审议时，苏联方面表示坚信，落实我们的建议，即尽快签署不诉诸武力的协议……有助于恢复中苏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第67—68页）

用词不当。不是“合同”，是“协议”；不是“签署”，是“签订”。

下文又说：“中国领导人已开始努力摆脱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实行红卫兵外交，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境地。”（第68页）这个句子只能这样解释：因为中国摆脱红卫兵外交，以致陷于孤立。恰好与原意完全颠倒了。原意大约可以这样表述：“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实行红卫兵外交，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中国领导人已开始努力摆脱这样的境地。”

在《谢尔巴科夫的政治信函：苏联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任务》（1971年5月21日）里面提到“政治在押犯”（第81页），通常的说法是“在押政治犯”。

在《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德国问题、苏美关系、对华资产等》（1971年6月8日）里说：“在美国看来，北京现在对日本的迅速增长非常关切。”（第84页）“日本的迅速增长”指什么在迅速增长？是不是和后面在《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高层会晤情况》（1971年7月19日）里说的“对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非常紧张”（第100页），是一样的意思？

在《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和谈、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1971年6月30日）里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问题”（第90页），这里“代表问题”当是“代表权问题”。

这一份会谈纪要引了基辛格的话：“莫斯科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是华盛顿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的1.5倍（美国首都有100万人口，而苏联首都有700万人口）。”（第91页）如果美国首都有100万人口，而苏联首都有700万人口这两个数字没有错，那么莫斯科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是华盛顿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就不止1.5倍而是7倍了。人口数或倍数必定错了一个。

下面有这样一句：“好像完全是为了进行宣称而采取的措施。”（第92页）这里，“宣称”显然是“宣传”之误。

在《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对尼克松访华的想法》（1971年7月29日）里引了基辛格的一段话：

如果杜勒斯仍然幻想着控制河内，而从各方面来看事情正是这样，那么他基辛格就要使人们注意，现在美国国内局势完全不同于1954年的时候。现在美国已经从自己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中得出了沉痛的教训，在此之后，现在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不能再派出军队到越南地区作战了。（第112页）

按照这种表述方式，这时候杜勒斯还活着，还能够影响美国的政策，其实，他在1959年就死了。在这里，基辛格是表示：现在已经没有可能再实行1954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的那种政策了。

在《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电：与罗杰斯会谈情况报告》（1971年9月26日）里面说：“在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生效之前，不可能召开对边会议，来准备全欧会议。”（第121页），前面已经说过，协议只能说签订，不能说签署。此外，有“多边会议”“双边会议”，没有什么“对边会议”，这里想必是“多边会议”之误。

在《葛罗米柯与尼克松会谈纪要：美苏合作及中国问题》（1971年9月29日）里面说：“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也向我们作出了类似的保证，但是，如果直接地说，我们不相信他们的这些保证。”（第132页）这里“如果直接地说”似宜译作“坦率地说”。

在《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中国问题等》（1971年9月30日）里面说：“第一阶段（中期协议）可以在1992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达成。”（第136页）这里，1992年显然是1972年之误。

在《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印巴冲突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1971年10月15日）里面，多勃雷宁说：“我转交给了尼克松总统本人一份报告”（第141页），用词不当，外交文书不能称为报告。这件档案下面说：“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这份通报作了非常充分的肯定。”（第142页）用的是“通报”一词。

在这一件档案里又说：“应该直接地说，莫斯科非常相信，印度政府和英迪拉·甘地总理个人能够保持克制。”（第142—143页）这里“应该直接地说”似宜译作“坦率地说”。

在这一件档案里又说：“在宣布苏美举行高层会晤之后，苏联马上就排出了这个舰队。”（第146页）“排出”当是“派出”之误。(www.xing528.com)

在《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1971年11月22日）里面提到“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第164页），应该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在这一件档案里又说：

同志们！近期我们还为解决世界上另一个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就是印度支那，这里的局势也是极其尖锐而紧张的。

关于这一地区局势的实际发展进程，同志们可能都是知道的。因此，我这里只简单说一下。今年春季，巴基斯坦军事统治集团上层对国家东部地区——东巴基斯坦出现的广泛的人民自治运动实施了残酷的镇压。（第166页）

大家都知道：印度支那，在当时，是指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这一段落的起头，说是要讲印度支那的事情，可是接下来的两页多篇幅里面完全没有讲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的事，讲的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事。不知道这里是漏译了关于印度支那的一大段呢，还是把南亚次大陆误译为印度支那了。

在这一件档案里又说：

你们都知道，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由于乌布利希同志健康方面的原因，该党领导人发生了变化。而对此，乌布利希同志和昂纳克曾与我们商量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重要的是应当维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性和加强该党中央领导层的集体领导模式。波兰朋友们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建议。（第177页）

这里说的是1971年6月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为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件事。这件事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毫无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事译成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事。

在这一件档案里又说：

南斯拉夫国内的右倾主义者希望该国进一步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极力夸大这样的传闻，即似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面临遭到苏联、保加利亚和其他兄弟国家“干涉”和“入侵”的危险。为达此目的，他们借助了臆想的所谓“主权有限”理论，各种关于华沙条约国玩弄阴谋诡计的敌视性宣传以及关于似乎在苏联存在一个南斯拉夫侨民——“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中央”投机性说法。于是，这些造谣中伤式的言论开始大量地充斥南斯拉夫的各种宣传媒介。（第177—178页）

这里，“‘主权有限’理论”应该译为“有限主权论”。这可不是南斯拉夫人的臆造。1968年8月20日，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东德五个华沙条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扑灭布拉格之春。1968年11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为五国的行为辩解，提出他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断言当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冲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也就是说，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高于一切，因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兄弟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由此，人们把这一论点称为“有限主权论”。不知道此处俄文原文是不是用了“臆想”一词。

在《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尼克松访苏安排及中美军事合作问题》（1972年3月9日）里面说：

以下是尼克松复函的文本：

“苏联于1972年2月23日向白宫转交了一份通报，当时尼克松总统不在白宫，在收到该通报后，尼克松总统对其内容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尼克松总统想向勃列日涅夫先生以及苏联其他领导人保证，他完全同意苏方在通报中所阐述的立场……（第212页）

这里出现了一个前引号，表示所引尼克松复函的文本从这里开始。可是一直看到整个这一件档案的末尾，再也不见那一个后引号，读者不知道尼克松复函的文本在哪里结束的。

看来，后引号应该加在下一页第三行的末尾，表示尼克松复函的文本的结束。这样，复函的最后几句引文就是：“尼克松总统认为，这次会谈将会展示，两国决心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进行合作，来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第213页）

在这一件档案里还说到这样一件事：“爱德华·杰伊于今年2月再次来到美国。”（第215页）从上面一段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再次来到苏联，译文把苏联错成美国了。

在《情况通报：中国形势和中国新领导的政策》（1977年1月17日）里面说：“在联合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在第三国家以及在同北京的各种外国代表工作时，北京的反苏积极性一点儿也未减弱。”（第261页）这里的“第三国家”想必是下文说到的“第三世界国家”。

在《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的形势和当前北京的对外政策方针》（1977年4月11日以前）里面说：“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就双方财产需求问题进行谈判。”（第265页）请问：“双方财产需求问题”是什么问题？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批评中美合作致驻联邦德国大使电》（1980年2月1日）里面说：“我们根据1978年签署的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第四条的规定。”（第293页）最好译为“我们根据1978年签订的《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第四条的规定”。

在《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982年9月11日）里面说：“在乌斯诺夫在古比雪夫市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第322页）这里，“乌斯诺夫”是“乌斯季诺夫”之误。看下一件10月2日的同题档案里说的，“即如乌斯季诺夫的发言那样”（第323页），就可以知道了。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扩大对华贸易及国际局势的讨论》（1983年5月31日）里面说：“这次‘七国集团’通过的声明本身，也是极为非建议性的和侵略性的。”（第324页）这里“非建议性”想必是“非建设性”之误。

在《萨利尼科夫致乔尔内报告：黑龙江中苏友协代表团来访情况》（1984年11月12日）里面说：“他们自己交谈时提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都用中文名字，与苏方人员交谈时，都叫苏联用的名字。”（第345页）这三个地方的中文地名，译者没有设注。而在后面《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在亚太地区扩大合作的可能性》（1988年6月6日）提到其中两个地名的时候是注出了中文地名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注

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译注（第358页）

可以将这两条译者注移到这里来。此外还有一个哈巴罗夫斯克，可以注明：即伯力。

我在第十二卷里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