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失陷，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震动。唐代君臣并未放弃收复河湟的努力。大历时，独孤及为代宗拟《敕与吐蕃赞普书》，痛斥吐蕃侵占河湟：“自我国家有安禄山、史思明之难，朕谓言赞普必有恤邻救患之意。岂知乘我之舋，恣其侵轶，煞略河湟之人，争夺汧陇之地。”誓言收复失地：“既不得已，方思用师，正欲悉天下精兵，长驱西向，吊人问罪，然后凯旋。上以雪宗庙之仇耻，下以释将士之愤怒！”[25]近百年沦陷期间，唐朝君臣与失地百姓时刻盼望唐军收复失地。文宗开成年间，唐朝使节出使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26]每年祭祖时，他们会悄悄换上汉装，之后痛苦地将衣服藏起。昔日的“天可汗”与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国家残破，生灵涂炭，国土丧失，这种现实不断地打击唐人的自尊心。[27]
河湟问题成为安史之乱后全社会舆论的焦点。中原战乱一结束，社会关注立刻转向西北失地。德宗贞元年间举国上下群情激愤，誓言兴复。杜佑分析当时的情势：“今潼关之西，陇山之东，鄜坊之南，终南之北，十余州之地，已数十万家。吐蕃绵力薄材，食鲜艺拙，不及中国远甚，诚能复两渠之饶，诱农夫趣耕，择险要，缮城垒，屯田蓄力，河、陇可复，岂唯自守而已。”[28]贞元时秦州刺史、保义军节度使刘澭，西捍陇塞，“其军蕃戎畏之，不敢为寇，常有复河湟之志，议者壮之”[29]。凤翔节度使张敬则“常有复河湟之志，遣大将野诗良辅发锐卒至陇西，番戎大骇”[30]。礼部员外郎林蕴《上安邑李相公安边书》云：“国家有西土，犹右臂之附体，岂不固欤？臂之不存，体将安舒？”可是“我疆我理，陷于犬羊”，当他西行目睹河湟沦于吐蕃时痛心疾首：“今所践者惟北抵幽郊，西极汧陇，不数百里，则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31]河湟沦陷在中唐时成了有识之士的锥心之痛，河湟问题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甚至成为科举考试中举子们应试的时事政治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权德舆主试贡举，策试题《礼部策问进士五道》便有一题问及收复河湟之策：“今北方和亲，亟通礼命；南诏纳款，屡献奇功。而蠢兹西戎，尚有遗类，犹调盛秋之戍，颇动中夏之师。思欲尽复河湟之地，永销烽燧之警，师息左次，人无外徭，酌古便今，当有长策。”[32]从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中可知，当时的有志之士都将收复河湟作为互相激励的立功盛事：“奔走天下慕义之人，使或愿驰一传，或愿操一戈，纳君于唐虞，收地于河湟。”[33]
宣宗之前，众多边将、朝臣和有识之士皆有恢复雪耻之志，并对收复河湟颇多设想与建议。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润州节度使韩滉上奏，请朝廷对吐蕃用兵，收复河湟：“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浸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34]此时确为收复河湟的大好时机，据入蕃使崔翰密查，吐蕃驻河陇兵马只有五万九千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兵士仅三万人，余皆老弱。吐蕃兵力薄弱，而唐朝“两河罢兵，中土宁乂”[35]，无后顾之忧，正是收复失地良机。但最高统治者畏战，只想苟且偷安，事难实行。李抱玉“曾封章上闻，请复河湟，事亦旋寝，功竟不立”[36]。宪宗即位，励精图治，痛心河湟沦陷，有意兴复。但宪宗的“中兴”并没有维持多久，唐王朝便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宪宗未能实现这一理想，他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归融《宪宗加谥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议》一文中说：“海内无事，天下一家，万国来宾，百蛮向化。方兴谋于戎虏，深注意于河湟。伏以疆土开拓而有时，腥膻冠带而日。”[37]唐宣宗《上顺宗、宪宗谥号赦文》云：“每念河湟失坏，陷为戎虏之疆，百有余年，一失莫复。元和中，将雪前愤，尝振睿思，方除孽臣，未就成业。永怀道训，明发疚心。”[38]
唐后期关于河湟失地的议论和恢复失地的强烈呼声，同样反映在诗人们的创作中。诗人们对河湟地区的沦陷一方面表达了痛心，一方面表达了收复失地的愿望。要求收复河湟失地的呼声近百年间不绝于诗。刘禹锡《送工部萧郎中刑部李郎中并以本官兼中丞分命充京西京北覆粮使》云：“霜简映金章，相辉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鸳行。尊俎成全策，京坻阅见粮。归来虏尘灭，画地奏明光。”[39]萧、李等奉命往京西和京北覆粮，那里正是靠近敌占区的地方，诗人希望他们归来时带来“虏尘灭”的好消息。李涉《邠州词献高尚书三首》其一：“单于都护再分疆，西引双旌出帝乡。朝日诏书添战马，即闻千骑取河湟。”其二：“将家难立是威声，不见多传卫霍名。一自元和平蜀后，马头行处即长城。”其三：“朔方忠义旧来闻，尽是邠城父子军。今日兵符归上将，旄头不用更妖氛。”[40]当高氏往边地任职时，诗人寄希望于他收复河湟，从此妖氛尽无，边境安谧。鲍溶《赠李黯将军》：“细柳连营石堑牢，平安狼火赤星高。岩云入角雕龙爽，寒日摇旗画兽豪。搜伏雄儿欺魍魉，射声游骑怯分毫。圣人唯有河湟恨，寰海无虞在一劳。”[41]诗人告诫李将军，河湟未复是当今皇上的心头之痛，收复失地在于将军一战得胜。杜牧《史将军二首》其二：“壮气盖燕赵，耽耽魁杰人。弯弧五百步，长戟八十斤。河湟非内地，安史有遗尘。何日武台坐，兵符授虎臣。”[42]诗人盛赞史氏英武盖世，希望他有朝一日受命挂帅出征，收复河湟，结束藩镇割据局面。杜牧平生重要志向之一在于收复河湟失地，其《郡斋独酌》诗云：“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43]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三：“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44]李频《送边将》：“防秋戎马恐来奔，诏发将军出雁门。遥领短兵登陇首，独横长剑向河源。悠扬落日黄云动，苍莽阴风白草翻。若纵干戈更深入，应闻收得到昆仑。”[45]河源，被认为在今青海之扎陵湖、鄂陵湖附近之黄河源头，[46]向南便是巴颜喀拉山。巴颜喀拉山与昆仑山原是吐谷浑与吐蕃交界处，吐谷浑是唐之属国。后来吐蕃灭吐谷浑，占领其地，进而占领河西、陇右。诗人希望边将不仅收复河湟之地，还应该剑指河源，进兵直到昆仑山，把吐蕃人打回老家去。李频《送凤翔范书记》云：“西京无暑气，夏景似清秋。天府来相辟，高人去自由。江山通蜀国，日月近神州。若共将军语，河兰地未收。”[47]诗人寄希望于赴任凤翔节度使掌书记的范某，希望他告诫凤翔节度使，时刻牢记国耻，勿忘收复失地。李频《赠李将军》云：“吾宗偏好武，汉代将家流。走马辞中禁，屯军向渭州。天心待破虏，阵面许封侯。却得河源水，方应洗国仇。”[48]河源之地即在河湟地区，他希望这位同姓的将军收复失地，洗雪国耻。
沦陷区百姓的梦想、最高统治者的遗愿、诸多边将和朝臣对收复河湟颇多设想与建议，皆未成现实。杜牧《河湟》：“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49]虽然前代君臣都有收复失地的愿望和规划，但失地未复，对于唐王朝来说，陇右、河西之地只剩下一支乐曲供人欣赏了。面对河湟地区的长期沦陷，诗人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不作为的边将。刘驾《有感》：“弓剑不自行，难引河湟思。将军半夜饮，十里闻歌吹。高门几世宅，舞袖仍新赐。谁遣一书来，灯前问边事。”[50]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缚戎人》：“边头大将差健卒，入抄擒生快于鹘。但逢赪面即捉来，半是蕃人半戎羯。大将论功重多级，捷书飞奏何超忽。圣朝不杀谐至仁，远送炎方示微罚。万里虚劳肉食费，连头尽被毡裘喝。华茵重席卧腥臊，病犬愁鸪声咽嗢。中有一人能汉语，自言家本长安窟。小年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天宝未乱家数载，狼星四角光蓬勃。中原祸作边防危，果有豺狼四来伐。蕃马膘成正翘健，蕃兵肉饱争唐突。烟尘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阴森神庙未敢依，脆薄河冰安可越。荆棘深处共潜身，前困蒺藜后臲卼。平明蕃骑四面走，古墓深林尽株榾。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乌鸢满野尸狼藉，楼榭成灰墙突兀。暗水溅溅入旧池，平沙漫漫铺明月。戎王遣将来安慰，口不敢言心咄咄。供进腋腋御叱般，岂料穹庐拣肥腯。五六十年消息绝，中间盟会又猖獗。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原注：延州镇李如暹，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西蕃。及归自云：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没蕃者服衣冠，如暹当此日，由是悲不自胜，遂与蕃妻密定归计。）近来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常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不知祖父皆汉民，便恐为蕃心矻矻。缘边饱喂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51]李校书即李绅，此诗题注云：“近制，西边每擒蕃囚，例皆传置南方，不加剿戮。故李君作歌以讽焉。”白居易亦有同题之作，都是李绅先有《缚戎人》诗，元、白和之。在大片国土沦陷、河湟胡化严重之时，缘边诸将置酒高会，歌舞升平。国家空费大批粮草，边军每年只抓三两人作为俘虏敷衍塞责，全然不知羞耻。
由于各种原因，唐人收复失地的愿望未能实现，《新唐书·吐蕃传》记载：(www.xing528.com)
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陇上地；虏李轨，得凉州；破吐谷浑、高昌，开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积石、宛秀等军，中国无斥候警者几四十年。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无万里行也。乾元后，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宪宗常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未暇也。[52]
河湟地区一直为吐蕃所侵占，这种局面历经德、顺、宪、穆、敬、文、武诸朝。河湟之地为吐蕃占领既成现实，唐朝无力收复，河湟问题的社会关注度日渐减小，收复失地的呼声日渐微弱。诗人提及河湟，只感到无奈和悲凉。张乔《河湟旧卒》反映了唐人收复河湟的努力及失败：“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53]流露出沉重的哀伤与无望之感。宪宗时虽在对内削藩方面颇有建树，但对吐蕃却处守势。德宗年间收复失地的强烈呼声未见成效之后，整个社会似乎失去了信心，由此而来的是唐朝对西部边防转入守势。元稹《论西戎表》开头云：“蒙恩顾问，窃见陛下患戎之意深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形势是“自贞元以来，国家所以甘亿兆之费于塞下，盖以犬戎有侵轶之患，而边人思守御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莱之业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炽”。他探讨河湟之地长久不得收复的原因，指出对付吐蕃之战略上的失误，但在给朝廷的建议中已经失去贞元年间君臣上下收复失地的壮志和雄心，他所提出的良策不在于收复失地，而是如何备御防守：
今夫邠岐汧陇之地，皆后稷、公刘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务稼穑。陛下诚能使本道节制，广于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诸军，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于野；限之名田，复其租入，然后因其阡陌，制之闾井，因其卒伍，树之师长，固其塍堑，以备不虞。犬戎适至，则有连阡接畛之兵；戎骑才归，则复耰锄获耨之事。若此，则曩时之聚食者，尽归之于服勤之农矣。前此之系虏者，尽化为守御之兵矣。三五年间，塞下有相因之粟，边人无侵轶之虞。[54]
元稹的建议完全是从防守考虑，至于其“备戎之大略”，即若干年后“董之以师旅，威之于必刑，则彼琐琐之戎，陛下将署其君长，征其牛羊，奴虏以擒之可也，蝼蚁以攘之可也，又何必询王恢，使苏武，用晁错，访娄敬，而后复河湟称即叙哉”，[55]不过是为朝廷眼下不得不妥协退守寻找借口罢了。从上引元、白《西凉伎》诗可知，他们都把失地难收归结为边帅贪图享受而不用心边防。由此可见，代宗、德宗时对西戎同仇敌忾、志欲恢复的社会情绪，至宪宗时已经转化为对收复无望的忧伤，对吐蕃入侵的民族仇恨已经转化为对边将谋私和畏战的怒斥，对西部边防的考虑已失进取之心而重在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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